五、实力逻辑和力量均势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治理世界经验中最精髓的部分
16世纪法国大政治家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Duc de Richelieu,1585-1642）对均势学说有一个精辟的概括，他说：“要加以支撑的事物和支撑事物的力道之间，应该互相保持几何比例。”不同的只是，这个“比例”是由谁安排及对谁形成均势制约。
现在看来，苏联解体后，我们对世界格局的判断过于乐观，以为雅尔塔体系与“冷战”结束了。其实世界格局，从而世界和平永是大国战略力量通过特定形式磨合达到的平衡结果。从维也纳体系到雅尔塔体系，讲的都是一个国家战略力量间的平衡。这里值得指出的，也是我过去没有特别注意到的是，这种国家战略力量的平衡也只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实力大的一方，总会在平衡中获得较大的利益。从这个意思上说，冷战才是和平的常态，和平是国家间军事力量相互抵消后的结果，而不管这种抵消采取什么方式。
以雅尔塔体系为例。雅尔塔体系的特点是在分配战败国利益的基础上保证大国间的力量平衡并在这种平衡中实现大国制衡。这在欧洲是以东欧划线，这样造成了欧洲和苏联的平衡。这种有利于美国的平衡并不是战后的结果而是战争中间大国间反法西斯合作过程中磨合出的结果。我读这段史料时，感觉到美国二战中的全球战略，并非只像学者们说的只是为了打败德国、解放欧洲，其实在美国与欧洲同盟国合作时始终还贯穿着通过扩大苏联的战后势力范围以削弱欧洲的意图。
这里有一段大家熟知，但对其深远意义却未透彻解释的史实。我们知道，在关于第二战场的地点问题上，丘吉尔与罗斯福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争论。丘吉尔回忆录中说他“更喜欢的方案是，利用伊斯的里亚半岛和卢布尔雅那峡谷，从意大利北展开右翼攻势，直向维也纳”。丘吉尔说：“这个路线得到了参与德黑兰三方会谈的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完全同意。”而罗斯福则坚持在英国南部渡海经法国进入德国。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中，丘吉尔还力争将进攻兵力重心部署在地中海一线。此前，美国盛传丘吉尔“极力阻挠横渡英吉利海峡的‘霸王’计划”。当德黑兰会议经过激烈辩论最终使英方认可以“霸王计划”为重心的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方案后。事后罗斯福的军事顾问们长松口气说：“我们总算是没有被丘吉尔拉到巴尔干半岛去。”有人认为，丘吉尔的军事行动计划是为了“英美盟军向罗马以北推进，将大批德军牵制在意大利以减轻苏联的战争重担。”丘吉尔和他的参谋长们也表示：“在地中海的进一步战斗根本不是出自边缘战略或战后政治考虑的产物”。而罗斯福则注意到“进攻巴尔干半岛的计划这一点也可能是以政治考虑为基础的”。
其实，我们看看地图就明白，如果盟军从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势力范围就会大大缩小，而苏联的势力就会扩展到东欧并形成对西欧的威慑。如果采取丘吉尔的路线，即从意大利攻入德国，则英国就会保持对整个欧洲及其战后政治的实际影响力。这是因为，军队所至，乃国家权力所至；国家乃至地方的影响力是随军事力量的进入而存在和继续的。斯大林对此看得明白，他私下对当时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米洛凡？？杰拉斯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美国的战略家们也看得明白，他们认为除了打击希特勒这一目标外，“英国人的另一点考虑是，在地中海采取的新措施能最终制止苏联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扩张”。而在苏美英三家中，只有丘吉尔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现在看到，恰恰是在削弱战后苏联方面，美国与英国存在着更大分歧。英美双方都明白，盟国英美军队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对英国战后势力范围大小至关重要。在丘吉尔看来，战后当美国军队退回美洲后，能够影响欧洲的力量只有英国和苏联，因此，防范苏联，尽可能缩小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力，是英国战后是否能够保持世界大国地位的关键。而这时罗斯福也在考虑战后世界力量安排，1942年夏罗斯福曾对他的加勒比海问题首席顾问查尔斯？陶西格说：“我们战后将会同英国发生的纠纷，也许比目前同德国发生的纠纷来得大。”自18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受着欧洲在世界政治中的挤压，一战后，美国崛起，但由于美国介入这场战争的力度有限，因而没有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霸权地位，英国在世界上仍拥有广大殖民地。二战中，英国国力已在希特勒的冲击下大为衰落，各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浪潮也正在削弱着英国的国际霸主地位。英国丘吉尔在战争中考虑的首要任务是战后保持英国帝国的完整和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1942年秋，奥利弗？斯坦利被任命为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丘吉尔对他说：“只要我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坚持传统，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国的完整。我们决不让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过普选把白人扔进海去。”与此相反，美国考虑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削弱欧洲，尤其是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的这点关键，就是要保证有一个最好是能够从东面牵制欧洲的国家力量，显然苏联将是美国实现这项战略目标的最佳搭档。苏联从东面牵制欧洲，就能减轻来自大西洋东岸的对美国的战略压力；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则是从地缘政治上将苏联战后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东欧；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是避免英国军事力量大规模地从东欧切入，而丘吉尔开辟第二战场的方案恰好就是英国实现这一战略意图最有利的选择。
丘吉尔以为罗斯福拒绝自己的方案是“因为受他的军事顾问偏见的影响而在争论中摇摆不定，结果把所有这些虽然次要却充满希望的机会扔在一边”，丘吉尔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在选择开辟第二战场地点上，罗斯福的确受到时任陆军参谋长的乔治？？C ?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959）的影响，其实，罗斯福总统对丘吉尔的意图也并不是不明白，他曾私下对儿子伊利奥（Illiott Roosevelt）说：“当丘吉尔为他入侵巴尔干的主张辩护时，屋子里每一个人都明白他的真正用意何在。大家都知道，他很迫切地想打进中欧，使苏军无法进入奥地利和罗马尼亚，假如可能的话，甚至匈牙利也不让苏军进入。”1943年8月10日罗斯福总统在联席会议上批评丘吉尔方案，认为：“试图将军事战略奠基在政治结果的赌注上是不明智的。”斯大林也看到丘吉尔的意图，主张罗斯福的方案并嘲笑丘吉尔：“正因为俄国人相当单纯，因此就认为他们没有识别能力，看不见眼前的事物，那是错误的。”而丘吉尔也是在斯大林直率询问英国人是否真对从法国登陆的“霸王”计划有信心或者“只是口头上说说来安慰俄国人”之后，才被迫放弃了他自己的从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的方案。 1945年3月丘吉尔向罗斯福抱怨苏联正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强行建立亲苏联的政权，并提议他和罗斯福要求斯大林“防止在罗马尼亚清洗非共产主义分子，履行雅尔塔保证，创立一个真正的代议制的波兰政府”。但此时丘吉尔从战略上已无力回天，“罗斯福拒绝了丘吉尔的建议。因为实际上承认了东欧是苏联的控制范围”。
丘吉尔一直到晚年仍对此耿耿于怀，指责没有从意大利乘胜北进，使“在意大利的盟军已失去了在俄国人之前到达维也纳的可能性，失掉了‘到达维也纳以后可能得到的一切……’”。他下结论说“除了在希腊，我们影响东南欧解放的军事威力失去了大好机会”，“这在战争导向上是一个错误，即使没有采取以上方案而最终取得胜利也不能作为辩解之词”。丘吉尔可能已经意识到，大英帝国及欧洲霸权的掘墓人，并不是共产主义的苏联，而恰恰是反对共产主义却又觊觎世界霸主地位的“民主”的美国。对此，还是美国人自己看得明白，说得明白。就在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驻欧洲记者霍德华？史密斯（Howard K. Smith）站在易北河畔，眺望对岸的俄军，发现“新俄国”进入欧洲太深了。然而他再看看地图，又进一步发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自二战爆发以来，扩张得最厉害的还不是俄国，而是美国。“从边境算起，俄国的统治新范围扩增600英里，而美国则是7000英里”。美国作家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更进一步认为：“英国的崩溃，至少部分上是美国造成的，而且是故意造成的。”凯恩斯传记《为英国而战》的作者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决心已下的美国人努力运用二战的机遇来摧毁英国。”
二战结束和雅尔塔体系的建立敲响了大英帝国和欧洲霸权的丧钟。1945年乔治 ? C ? 马歇尔在五角大楼的告别演说，继而，194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说中表露出对美国削弱欧洲战略成功的喜悦及战后美国的全球抱负，他告诉美国人应该了解他们的历史，了解他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了解美国在世界上的新地位。美国应该担当起一个世界强国的责任，美国对外政策的视野，再也不能局限于美洲了，而应以全球作为美国利益的着眼点。这些话的潜台词就是，我们不应忘记欧洲压迫美国的历史和政治关系，现在这种历史和关系已经倒置，今后美国应有从欧洲手中接过世界霸权之棒的抱负并“以全球作为美国利益的着眼点”。
讲这段史料，想说明三个问题，一是和平并不是国家军事力量的消失，它恰恰是战胜国的军事力量之间的类似积木式的制衡，是国家间实力博弈的最终结果；二是说，今天我们见到的欧洲衰落，也有美落井下石的因素。战后雅尔塔体系的建立既是大国间反法西斯合作的结果，又是美国通过扶持苏联而削弱欧洲的成果。由于罗斯福总统的深远布局，二战结束后，欧洲一蹶不振，并由此对美国依赖加剧。但这样也造成了因苏欧力量失衡，苏联在欧洲反客为主，过去美国与欧洲抗衡的历史，这时反转为苏美全球对抗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又使美国被苏联拖得疲惫不堪，卡特时期，美国还差点被苏联赶出印度洋。里根上台后，全方位向苏联挑战，结果又使苏联在老布什时期解体。苏联解体后，欧洲力量天平倒向西欧，欧洲政治经济统一进程加快，中欧国家加入欧盟，欧美关系又回归到历史的起点：与18、19世纪不同的只是，这时美欧关系已发生了严重错位，过去美国反抗欧洲霸权的关系，现在转变为欧盟反抗美国霸权的关系。
实力逻辑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外交哲学的核心，而通过国家间的力量均势制衡而不是消灭对手国家，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治理世界经验中最高智慧和最精髓的部分。但并不是每个盎格鲁撒克逊人都能理解英国人留下的这份遗产的历史意义。记得在德国即将灭亡，欧洲战场即将胜利的前夕，美国陆军上将巴顿（George Smith Patten，1885-1945）曾想进一步挑起事端，攻打苏联，从而将即将来临的两个阵营的冲突消灭在起始阶段。艾森豪威尔对此坚决反对。这是因为巴顿将军只知道军事战略，而不懂得国家政治大战略。对当时的美国而言，大战略考虑的是建立一个战后便于美国控制的大国相互制衡的世界体系。如果美国真是采纳了巴顿的建议，那战后美国就会很快直接面临着一个不受牵制的因而是强大的并让北美洲再次感到战略压力的欧洲。如果美国人把苏联打下去的话，那美国就整个成了欧洲人的战略打工仔，这对美国没有多少好处。艾森豪威尔深悟老英国均势政策的要义，懂得世界治理的要义在于大国制衡，因而不可能支持巴顿的莽撞之举。但话又说回来，这事如果在放在现在小布什时期，备不住小布什就会采纳巴顿的建议。如果是那样的话，现在欧洲一体化并向美国叫板的形势，就会提前半个世纪。前面我说过，现在美国人的战略能力严重下降。现在的小布什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巴顿式的军人，其政治智力已远逊于其父。海湾战争时，老布什救下科威特以后，就鸣金收兵。理由很简单，如果把萨达姆打倒并更换成政权，美国就没有理由继续驻扎在科威特和沙特，那样的话，就没有美国的事了，就该班师回朝了。这不是美国解放科威特的目的。老布什有意将萨达姆留着，只要萨达姆在，科威特就总得抱紧美国的腿，依赖美国。这还是老英国治理世界的经验的成功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