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复杂的外部环境中，若干“变”与“不变”值得特别关注
文/徐坚董漫远
今年上半年，中国外部环境中的积极因素与不利因素都有新的发展，形成我国进入发展新阶段后的第一个“闯关年”。在当前复杂的外部环境中，若干“变”与“不变”值得特别关注。
世界格局加速演化
在上半年，国际形势变化之深刻和对各国冲击之强烈，为近年仅见。世界经济滑坡并孕育风险，棘手的全球性问题严重冲击现有利益格局，触发主要大国和新兴力量内外政策大调整，并使有关国家和地区酝酿局部危机，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加速演化。
走向一：世界经济形势严峻。
世界目前同时面临能源、粮食、矿产资源价格暴涨以及金融动荡等压力，问题之多，风险之大，形势之紧迫，亦为近年罕见。上半年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继美国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跌入熊市后，欧洲、日本及亚洲主要股指相继进入熊市。全球股市平均跌幅约20.3%。国际市场原油价格18个月内上涨2倍，7月初达每桶145美元。铁矿石价格同比上涨95%，铝、铜、铬、镍、铀、橡胶等战略原料价格同比上涨超过50%。国际粮价上涨30%，数十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粮荒”。
上述因素使世界经济总体走势受到拖累。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仍在持续，美国内需萎缩，就业形势恶化，通胀压力加大，已陷入“增长性衰退”。除去因美元贬值导致进口微升的贡献率，上半年美国经济已属负增长。欧洲和日本经济亦后劲不足，面临下行压力。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增长势头仍属强劲，但面临能源、原材料价格暴涨和高通胀的压力，同时要应对日益强化的贸易保护主义，增速低于去年。世界经济的严峻形势成为影响各国内政外交政策调整的首要因素，并使国际贸易摩擦显著上升。
走向二：新兴力量继续成为推动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调整变化的活跃力量，但其在发展过程中显露的问题上半年也比较突出。
中国、印度等一批新兴大国继续彰显发展活力与潜力，抗压能力显著提升。俄罗斯利用能源牌，加速扩充军力，对外战略更加积极进取。非洲、中东、海湾、拉美和亚太等地区的一批发展中国家也利用手中的资源、地缘优势，加大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参与力度。
与此同时，越南、印尼等国上半年遭遇高通胀、股市和楼市暴跌、本币大幅贬值等冲击，经济有可能被迫硬着陆；中、印等发展中大国在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时也分别面临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加剧地区和国际金融动荡，甚至引发地区性危机。此外，发展中国家内部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发展，利益分化有所加大，相互关系进入摩擦多发期。
走向三：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形势均有所变化。
非传统安全问题高政治化趋势有增无减。气候、环境、应对自然灾害等问题不仅是全球热门话题与关注的焦点，而且被各国进一步提升到战略层面加强政治博弈。“基地”、“塔利班”等势力恢复活力，中东、非洲、南亚、中亚、东南亚恐怖暴力事件此伏彼起，恐怖主义、极端宗教思潮和民族分离主义反弹。
在传统安全领域，伊核、朝核、非洲等地的有关地区热点仍是影响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形势的重要因素，国际裁军领域出现某些新思潮，外空竞赛加剧，全球战略平衡和国际军备控制体系面临新考验。
走向四：大国关系调整显现新态势。
一是美欧均更加强调相互借重。美国提出“新现实主义外交”理念和“世界民主国家联盟”构想，欧盟则以国际软霸权自诩，而抑制、分化新兴大国则是美欧协作的战略契合点。美国及其盟国在战略要地加强军事部署，对发展中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设限，利用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利益差异实施相关分化策略，挤压低、中等新兴大国的战略空间，迟滞其发展势头。
二是发展中大国相互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强化。为提升自身影响力，应对发达国家压力和有关全球性问题，发展中大国加强相互对话与协调的意识近来正进一步提升。
三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大国的对话、合作近来也有所拓展。此次“8+5”峰会反映出，传统大国应对新兴力量虽有联手趋势，但在许多问题上仍不得不加大与后者的沟通与协调，表明双方的竞争与合作同时在发展。
走向五：有关区域合作出现新动向。
欧盟一体化进程再陷困局，对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进取心有一定打击。亚太区域合作则出现加速调整与重新整合迹象。随着地区形势变化，亚太现有合作机制面对许多新挑战，进一步深化合作普遍面临瓶颈制约。在此背景下，一些国家近来对整合亚太区域合作陆续提出新的构想和倡议，如澳大利亚提出“亚太共同体”倡议，美国提出“亚太自贸区”、“亚太民主伙伴关系”倡议，酝酿东北亚安全机制等，引起广泛关注。
中国发展环境进入高风险期
上半年外部环境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此消彼长，使中国进一步发展所面对的挑战发生了突出变化。
首先，中国发展在国际上引起的某种“焦虑症”，有从日本继续移向欧洲的趋势。
世界大国对中国的加速发展普遍怀有不同程度的疑虑，但迄今作出明显过度反应的国家仍是少数。因地缘、历史、文化等因素，日本最先对中国发展表现出“焦虑症”症状，这种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中日关系在前几年陷入严重困境。随着日本朝野逐步接受中国和平发展的现实，日本对华的焦虑心态近来有所缓解，这也是中日关系解冻的一个重要条件。
但去年下半年以来，欧洲一些大国对华变得日益偏激。这种状况今年上半年在涉藏、涉奥运、对非政策、国际贸易等问题上均有进一步发展。形势的变化表明，中国发展引起的国际“焦虑症”正在扩散和转移，中欧关系正进入一个新的困难时期和相互适应期，这个过程可能不比前几年中日关系经历的冰冻时期更短，对此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另外，对于未来的对华“焦虑症”从欧洲进一步传向美国，或者是在美欧等地同时爆发，亦应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其次，中国与西方传统大国的矛盾焦点和难点，正从一般现实利益层面的问题转向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问题。
在涉及经贸、环境、气候甚至是军控和不扩散等领域，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虽然面临不少问题，但相互依存大于相互分歧。而在意识形态领域，西方某些势力渲染双方的矛盾和对立，上半年一些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对华施加的压力和挑起的问题明显增加。这说明，尽管中国力图在对外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淡化意识形态，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的发展成就客观上已在价值观、发展模式和其他意识形态问题上对传统大国构成了冲击，这些问题正凸显为双方冲突的一个主战场。
再有，“藏独”、“疆独”等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对我国国家安全威胁最大、最敏感的因素。
台海形势近来发生重大积极变化。大陆在台湾问题上虽然仍面临许多新课题，但未来三五年，这一区域发生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重大事变和危机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与此相反，“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的活动和影响却在不断升级，随着北京奥运临近，可能达到高潮，并在奥运之后持续相当一段时期。这一变化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反映出西方敌对势力制华策略的重大调整。
此外，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多重挑战，发展环境已从相对宽松时期进入高风险时期。
这种局面既反映出国内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和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也体现出世界经济环境对中国发展日益增强的制约作用，发展所面临的不确定与不可控因素增加。
外部环境的基本格局未变
国际形势变化虽然使得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显现新的特点，但总体看，中国外部环境近年来呈现的基本局面并未因此发生根本变化。
一是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关系总体相对稳定的态势未变。
中美关系保持基本稳定并有所发展，中俄战略协作稳步推进，中日关系进一步改善，中欧关系斗而不破。胡锦涛主席出席第五次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进一步巩固了中国与世界各大国的关系。
二是中国周边环境继续处在历史较好时期的基本特点未变。
上半年周边部分国家（巴基斯坦、蒙古、尼泊尔等）出现政局动荡，越南等国爆发经济和金融危机，缅甸仍是国际关注的地区热点，均是值得关注的不安定因素。但另一方面，周边环境也出现不少积极态势。六方会谈与朝核问题取得新进展，中日达成东海合作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等多边合作健康发展，加上台海形势缓和，中国大陆周边大体处在喜忧参半，局部问题多发，总体缓和未变的局面。
三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外交中的基础地位未变。
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分化，使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面临不少新问题，开展合作的成本增大，同时面对西方某些势力的离间和挑唆。若处置不当，容易在具体问题上引起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不满。然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基础总体上稳固。上半年在涉藏、涉奥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的支撑作用没有改变。
四是当前中国发展环境虽然面对新的压力和问题，但中国发展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大势未变。
相对于世界和平、发展、合作与世界格局变化的主流趋势，当前世界经济政治出现的对中国发展不利的因素仍是局部性的问题，有的可能是暂时的问题。只要谨慎应对，妥善把握，外部环境机遇大于挑战的局面就能得到长期维持。
（徐坚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董漫远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