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凭、权力与利益
人世间真正的悲剧往往不是发现不了问题，而是发现了问题却束手无策。比如，承认“应试教育”的考试不合理不难，但明知不合理却改不了，因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现实社会还容得下其他形式的考试吗？要是当真“不拘一格降人才”，考题的答案不标准、不唯一，允许考生自由表达、自由发挥、充分展示探索未知世界答案未知问题的能力，那非闹翻天不可。既然没有标准答案，答案不唯一，那凭什么说他对我错？凭什么说他有能力我没有？凭什么取他不取我？这里边肯定有猫腻，肯定有行贿受贿，非打官司不可……如果落榜的都这么闹起来，考官就别活了。即使没这个问题那考官也受不了：无伯乐之才，焉能相得出千里马？相出了还得一个个证明给大家看，这得费多大功夫？这不比当流水线检验员费劲多了？那么多考生个个如此，那还不把考官累死？（反过来说，在腐败成风的条件下，现行的高考办法还是比较最不容易捣鬼的办法。其他各种各样的“高考改革”不管主观用意如何好，在现实条件下一旦当真实施起来往往更有空子可钻，弊病更大。这就如王安石变法，主观愿望很好，但当真实施起来，到了贪官污吏手里就全变了味，实际后果更糟。所以大环境不改，再好的办法也行不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社会现实？“升学率”。—升学率”是正面说法，反过来说就是“淘汰率”。升学率为30%，就意味着淘汰率为70%，考试考不过，就意味着被淘汰。在“升学率”这个钢铁数字面前如同在地狱的入口处，同样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在“升学率”面前，几乎没人敢有不同意见。即使学校不搞“应试教育”，家长也不答应。从社会所有的层面角落几乎异口同声发出一个声音：升学！升学！升学！升学率！升学率！升学率！从学校到社会，从家长到老师，无不被这“升学率”即“淘汰率”逼得发狂。在如此强大的社会压力面前，任何试图改变“应试教育”的呼声几乎都得抱头鼠窜。（自从高校“扩招”后“升学率”的含义有所变化，专指进入重点的“贵族大学”的“升学率”了。）
为什么“升学率”如此神圣？利益。个人利益，集团利益，物质上的利益，精神上的利益，与“升学”捆绑在一起的形形色色、无穷无尽的利益。
不管是住在北京上海还是住在其他中小城镇，如果都能让人觉得住在当地跟住在别处相比起来有利有弊，虽有不足遗憾，但也有可取之处，那人们便能随遇而安，社会便和谐稳定。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让人觉得只有住在北京上海才是人，才活得成，住在其它地方就简直不是人，就活不下去，那所有的人必然不顾一切往北京上海挤，不把这些地方挤爆不算完。这样的社会的利益分配机制一定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导致人们发狂。升学率发烧也是如此。高考如此疯狂，搞得“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是因为现实使人们普遍认为上不上大学（更确切地说，是“贵族大学”）利益区别太大，高考已经不是简单的职业出路问题，而简直变成了生存与否的生死问题。这才导致“升学率”发狂。
毛泽东时代也有高考，那时也注重“升学率”，但为什么没有如此疯狂？因为那时并不盛行“文凭主义”，而是“行行出状元”。人们不上大学、当工人农民也能觉得有前途，并不觉得因此天然低人一等。要当干部就得带头实践，没多少特殊。各行各业都各得其所。这一切使人们普遍心理比较平衡，把考大学当成多种出路中的一种，觉得上大学固然很理想，不上大学也不丢脸，更不是天塌地陷大灾大难。所以那时“升学率”没那么烧。
升学本身并没有罪过。想上大学、想获得更多的知识并不是坏事。但不为知识只为文凭而疯狂那就不是好事了。本来文凭的真正意义不过是一张纸，证明某人接受过若干年的理论知识培训，如此而已。它并不能证明有了这张纸就一定有真才实学，有了这张纸就一定能理论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就如军官学校的毕业证书，只能证明此人完成了若干年的军事培训，并不能证明能百战百胜。是不是真有那个能力，只有待于实践检验。如果只看文凭不看其他，那等于不在乎有无知识，只在乎有无“有知识”的标签，纯粹是本末倒置。而现实情况却正是如此：许多人上大学并非为知识，而是为文凭。否则他们为什么一方面那么热衷于升学率，那么拼命追求上大学，一方面又那么不愿做实际的科技工作，甚至说“工程师—中国最可悲的职业”？为什么即使大学毕业、有了文凭、当了教授学者却并不安心埋头做学问，而要那么热衷于当官？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升学之意不在学，在乎大学文凭也”。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的“文凭”实际不是跟“知识”挂钩，而是跟“利益”挂钩。有文凭才有资格当“学者”，有文凭才有资格当高官，有文凭才有资格代表“先进生产力”，有文凭才有资格进入“精英阶级”、当“强势群体”。拿不到文凭就等于要当“二等公民”，就要被淘汰。
如果不是为了淘汰人，不是跟这么多、这么大的利益捆绑在一起，高考根本不会被当成生死鬼门关。所谓高考本来无非是对考生书本知识水平的一个检测，能反映一个人知识的某些侧面而已。要真是为了发现人才，不仅要看高考成绩，而且要综合考察其他方面，决不能一棵树上吊死。美国的SAT和GRE随便考，一年考几次，投考次数不限，一次不理想不要紧，马上报名接茬来，直到理想为止。这样的水平足以排除各种偶然因素，足以反映出考生的最好水平。考试成绩拉不开，怎么决定录取谁呢？这就体现出教育目标的根本差别来了：要进入好大学，就得令人信服地证明自己与众不同，才华出众。这光用考分做不到。越是知名大学招生时越看重求知欲、好奇心、交流能力、社会活动能力、特殊才能等等单凭理论考试考不出来的基本素质，而不是如同流水线生产出来的、除了考分之外没多少区别的“标准化嘴脸”。这才体现了“求才育才”而不是“淘汰人才”。当然这只有在讲究信誉、得到公众信任、为求才不怕麻烦的大环境中才行得通。否则谁知道、谁承认这样录取的人是真有才还是有“猫腻”？在以淘汰人为目标、谁也无法相信谁的大环境中，不靠“应试教育”的高考方式决定一切还能如何？
“应试教育”发烧，是因为“升学率”发飙。升学率发飙，是因为“文凭主义”当道。“文凭主义”当道，是因为“文凭”跟功利生死挂上了勾，意义远远超越了正常的学问测试。“文凭”不仅成了当代“八股文”，成了功名利碌的敲门砖，而且成了划分阶级的工具，是当“精英”、上天堂还是当“贱民”、下地狱，分水岭就从确保能拿“文凭”的高考开始。“文凭主义”成了当代阴谋家、野心家玩弄权术、牟取暴利得心应手的工具。它彻底扭曲了整个教育制度、用人制度、高考制度，把高考变成了淘汰人才的野蛮的残酷游戏。
1、“文凭主义”是玩弄权术、排除异己的工具
用不着评价功过是非，用不着搜罗罪状，用不着编织罪名，用不着辩解争论，甚至用不着费心解释，一个“文凭主义”便把毛泽东时代经过实践考验的工农干部一网打尽，把毛泽东时代建立起的“理论联系实际、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实践发现人才、通过实践检验人才”等行之有效的真理检验标准、人才发现使用检验标准等一扫而光，从此只认书本理论不认实践经验，只认理论脱离实际不认理论联系实际，只认纸上谈兵不认实事求是，只认“赵括”不认“廉颇”，只认“精英”不认“人民”。这就用“文凭主义”消灭了一切政敌，不费一枪一弹便完成了一场静悄悄的政变。
一个“文凭主义”，便一举消灭了一切竞争对手，排斥了所有工农兵、全部普通老百姓，确保唯有“精英”才能独揽政权。要当官，就必须有“文凭”，就必须拿学位，就必须上大学，就必须通过“应试教育”，就必须从小到大脱离实际，就必须学会只认理论不认实践，就必须只认“精英”不认老百姓，就必须学会“舔痔”—当今之世，这样的人舍“精英”其谁也？不搞“文凭主义”、认可实践出真知，“精英”们要获取政权便要面对十三亿人的竞争。搞了“文凭主义”，轻而易举便消灭了绝大多数竞争者，把竞争对手从十三亿变成不过几千万。继续玩弄这个“文凭”把戏，一点一点加码，必能“名正言顺”地把剩下的竞争对手逐一“淘汰出局”，确保“有资格”的人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伙。来上条“专业对口”，只要学管理的、学金融的、学法律的，便可以淘汰掉一切学理工的。来上条文凭“过硬”、必须是“一流大学”出来的，便可以淘汰掉北京上海之外一切普通大学毕业的。来上条文凭要“与世界接轨”，便可以淘汰掉一切没有留过洋的。来上条必须“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便可以淘汰掉一切不受洋人待见的……就这么绕来绕去，最后大约除了“北大党”、“北大党光华帮”和社科院之类地方出来的人外再没什么人够格当国家领导人的。所以“文凭主义”不但是过去的权术斗争的工具，而且是将来的权术斗争的工具，足以消灭今后一切政治对手，一切异己力量。
“精英”们口口声声“平等竞争”，实际自己却最怕“平等竞争”，所以一定要用“文凭主义”为权术工具，把一切竞争者全赶走，以便自己一伙不争而胜。
2、“文凭主义”是阶级压迫和阶级专政的工具
一个“文凭主义”，连争辩的机会都不给，不由分说便剥夺了工人、农民和普通老百姓的一切政治权利，从“主人翁”的位置一棒子打下来，沦为“素质低下”、“没有竞争能力”、“不代表先进生产力”、活该被“淘汰”、任人宰割的“弱势群体”；便把“人代会”变成“官代会”、把政协变成“阔佬、‘精英’、名媛俱乐部”；便彻底改变了政治规则：只问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不问是否代表“绝大多数人”（可见“先进”二字妙用无穷）。结果：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居然没有来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代表，更不用说政协了，一下子就剥夺了普通老百姓拥有自己的代表的权利和机会。就这么个“文凭主义”，一枪不放、不动声色便颠覆了整个社会的根本结构，实现了少数“精英”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专政独裁。
“文凭主义”为新时期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提供了“理论根据”。“精英”如张维迎等总是一开口就“聪明人”、“笨蛋”、“政府能否给聪明人提供机会”之类的没完没了。他们从来只关心“聪明人”，骨子里从来没有什么人人平等，从来只专注让自己这些“聪明人”得到“善待”。而“聪明”不“聪明”如何判断？文凭。没文凭，证明考不上大学，证明“智力低下”，证明“素质低劣”，证明“不代表先进生产力”，证明“活该被淘汰”……既然是“笨蛋、“劣等”，那无论“聪明人”如何敲骨吸髓之都不过分，都“符合经济学规律”。结论：“压迫有理”、“剥削有理”。而“弱势群体”无论如何被欺诈凌辱都
不该有怨言：过去穷只能怪自己“命不好”，如今穷只能怪自己“天生蠢笨”，所以才沦为“劣等”。这全是自己的问题，跟“精英”的剥削压迫无关！所以再吃亏也只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千万别反抗，否则就是“破坏和谐”。
“文凭主义”真正的要害不在于文凭本身，而在于“文凭”名义下的“压迫有理”。目标：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少数人压迫多数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理论根据”：人与人生而不平等，有“高低贵贱”、“优劣良莠”之分。“优胜劣汰”天然合理。少数“高等人”统治多数“劣等人”、少数“贵人”压迫多数“贱人”合乎“理性”“科学”。剩下的事就是如何“证明”自己属于那天生“优等”、“高级”、“超人”、“高人一头”的一类，以便压迫多数人。这种“证明”过去比较赤裸裸，封建迷信或种族主义法西斯味道十足，如“真命天子”、“血统高贵”、“祖坟风水好”、“得天命”、“奉天承运”、“种族优异”、“上帝的选民”、“文明优等”等等；现在则“科学”“文明”得多—“精英主义”：我有文凭，所以是“精英”。世界是“精英”创造的，历史是“精英”推动的，所以应该由“精英”统治一切—绕了半天还是老把戏：压迫“有理”，剥削“有理”，少数人欺负多数人“有理”。
“文凭主义”是新当代新形式的“血统论”。过去讲究一开口就说“官宦出身”、“书香世家”、“X子X代孙”等等；现在讲究一开口就说“博士出身”、“硕士出身”、“XX大学出身”之类。同样都是要证明自己“出身不凡”、“高人一等”，凭空占别人便宜。
“文凭主义”是新时代划分阶级的工具。“文凭”不过是借口，效果是把中国社会一分为二：“精英士大夫阶级”和“庶民草根阶级”。“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文凭”是进入“精英士大夫阶级”第一道大门的敲门砖。有了“文凭”，“出身成分”就与众不同了，从此便有资格变成新时代的“精英士大夫”、新时代的“贵族”、新时代的“奴隶主”、新时代的统治阶级；与新时代的“二等公民”、新时代的“贱民”、新时代的“奴隶”、新时代的被压迫阶级——划清了界限。
一个“文凭主义”，便做到了当年法西斯匪徒用赤裸裸的血腥暴力才能做到的一切：政治迫害，经济掠夺，镇压百姓，钳制言论自由。过去说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而现在的百姓遇到“精英”呢？岂止是“有理说不清”，根本连说理的机会、说理的权利都不给你，甚至连讨薪上访告状的权利都不给你留下。“不准恶意讨薪”、“上访破坏安定团结、不利稳定”、“你不懂，等你学会了再来说”、“不争论”……“精英”们说卖国企就卖国企，说私有化就私有化，说下岗就下岗，说征地就征地，说砍劳保就砍劳保，说取消福利就取消福利，说涨学费就涨学费，说医疗产业化就医疗产业化……老百姓的政治权利、经济利益被他们剥了个精光，吃足了苦头，却连说话哭诉的权利都没有。“话语权”攥在“精英”手里，一切媒体舆论工具全听他们的，是非曲直黑的白的全是他们说了算。说《物权法》能制止强制拆迁的是他们，说“钉子户”必须强制拆迁的也是他们。在这些“精英”面前，百姓再有理，说得清吗？有机会说吗？这些“精英”与过去的土匪兵谁更穷凶极恶？这就叫专政，少数“精英”对多数老百姓的专政，靠无形的“软暴力”实施的新式专政，以“文凭主义”为掩护的冷酷无情的专政。我有“文凭”，我是“精英”，我代表“先进生产力”，只有我才有资格说话，只有我才有资格决定一切。只许“精英”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不叫专政又叫什么？这不是“软暴力”掩盖着的法西斯专政又是什么？
3、“文凭主义”是巧取豪夺、压榨百姓的工具
小偷能偷光你身边所有的钱，强盗能抢光你家里所有的钱，骗子能骗光你一生的积蓄，而“精英”的“文凭主义”却能榨光你全家几代人的全部心血。为什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为“升学率”打破头？为了文凭。为什么文凭那么重要？因为根据“文凭主义”，没有文凭就是“劣等”，就该被“淘汰”，有了文凭还有一线生机。拿不拿文凭已经不是个兴趣爱好职业选择的问题，而几乎成了阶级划分、当“二等公民”还是当“头等公民”、当“贱民”还是当“精英”的生死抉择。就是为了这可怜的一线希望，就让不知多少家庭、多少全家老小舍生忘死不顾一切。
商业的基本推销手法是“一推一拉”（Push and pull）。“精英”推销“文凭主义”的手法比商业推销卑鄙得多，不是“推”而是“逼”，不是“拉”而是骗”。“逼”：不要文凭，不上大学，那就注定“劣等”，只能卖苦力。“骗”：制造幻想，许空愿。（“在中国，教育水平已成为决定家庭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一个农村大学生可以使一家人脱贫”—张维迎）
“精英”们用这一逼一骗的威胁利诱，便把“文凭主义”变成了“点石成金”、石头里榨油的暴利工具。榨干你还不劳自己动手，而让你自己绞尽脑汁搜刮自己，翻箱倒柜倾家荡产把钱主动送上门去：择校费、择班费、辅导费、辅导材料费、学费、杂费、生活费……“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主流精英”的“文凭主义”呢？不仅“赚得英雄尽白头”，而且还赚得不知多少人家倾家荡产；不仅“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矣”，而且“民脂民膏尽入吾腰包矣”。敲骨吸髓榨光了你还不负任何责任：毕业找不到工作是另外一回事。这叫愿赌服输，两厢情愿，活该。这等压榨手段高明不高明？
鲁迅曾如此形容嫖妓：“男人化几个臭钱，就可以得到他在女人身上所要得到的东西。而且他可以给她说：我并非强奸你，这是你自愿的，你愿意拿几个钱，你就得如此这般，百依百顺，咱们是公平交易！蹂躏了她，还要她说一声‘谢谢你，大少’。这是禽兽干得来的么？”
而“文凭主义”呢？“‘精英’用一纸文凭，就可以榨光老百姓的一切。而且他可以给他们说：我并非诈骗你，这是你自愿的，你愿意拿这纸文凭，你就得如此这般，百依百顺，咱们是公平交易！愚弄了他们，还要他们说一声“谢谢你，‘精英’”。这是禽兽干得来的么？”滥发钞票，钞票就不值钱。滥发股票，股票就不值钱。滥发文凭，文凭就不值钱。“文凭主义”把“文凭”炒得红上了天，人人必欲得之而后安，表面上看好象是尊重文凭、尊重知识，实际是以文凭的名义招摇撞骗，巧取豪夺，压榨百姓。说是看重文凭，实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文凭主义”煽动的是一种迷信，对“文凭”的迷信，对“文凭”这种“本本”的迷信。毛泽东早就说过：“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拼命鼓吹“文凭主义”的“精英”就是巴不得中国人的认识水平都再回到“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的水平上去。
“文凭主义”其实是场骗局。文凭就象钞票，只有被认可被接受才有价值。关键不在于有无文凭，有什么样的文凭，而在于文凭是否被要求、被接受，以及被什么样的人接受、如何接受。所谓“重文凭”有两重性，既真又假。对于无权无势的普通老百姓，对文凭的要求就是真的，真到吹毛求疵。对有权有势的“强势群体”，对文凭的要求就是假的，假到可以拿钱买，拿权换，甚至可以白白奉送。阔佬可以花钱买文凭（看看这则报道：“北大在重庆开办的这EMBA研修班，虽然学制标的是1年，但每个月上课时间，仅有两天。24天的课程，学费连同报名费，高达30000元。”“如果企业资产达不到5000万元，对不起，北大的这个班是不会接纳阁下的。”《重庆晨报2006年8月13日）。有权有势的高官可以在职“读研”，拿权换文凭（看看这则报道：“国家发改委一官员在北大读博士中，其论文大肆剽窃，抄袭面达80—90%。而这样明显的剽窃行为竟在答辩中轻松过关”）。可见所谓要求“文凭”完全是看人下菜碟。有权有势的人什么时候被“文凭”难倒过？无权无势的人即便有了文凭，那又如何？现在大学毕业生都号称“大白菜”了，他们的文凭很值钱吗？现在找工作、晋升，真正起作用的是文凭，还是权势？只认文凭不认钱权的时代是毛泽东时代。象张维迎、皇浦平（周瑞金）这样相对无权无势的家庭背景出来的人放在今天，能混上他们现在的位置吗？没有毛泽东时代的教育制度和用人制度，他们照样得当“弱势群体”。然而
他们功成名就之后却对毛泽东反咬一口，专门欺负跟他们一样无权无势家庭出来的人。这正如鲁迅所说：“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
“假做真时真亦假”。假文凭流行，真文凭贬值。再加上滥发文凭，到头来文凭就更不值钱。“文凭主义”真正的后果是毁灭文凭，贬低知识。现在大学生文凭大贬值，毕业即失业，“读书无用论”再兴，难道跟“文凭主义”没有关系吗？
“文凭主义”轻轻松松搞得不知多少普通老百姓倾家荡产，换来实际什么也改变不了的一张纸，天下有比这更狠毒的压榨吗？
4、“文凭主义”是撕裂社会、颠倒历史的工具
经常听见家长老师这样“教导”孩子：不好好读书，考不上大学，将来当民工去！言外之意：“人间正道上大学”，上了大学才能算“人”，不上大学简直就是“二等公民”：素质低、能力低、智力低、没出路……孩子没长大就已经被不知不觉地灌输了“民工低劣”的概念，接受了“人与人不平等”的观念，长大之后能再反过来赞成“人与人平等”吗？能反感“精英至上”吗？能认同自己比民工“高级”，也就能认同还有比自己更“高级”的。赞成自己可以因“文凭”而比民工优越，也就赞成了别人可以因“文凭”比自己优越。赞同了自己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也就赞同了更“强势群体”对自己的歧视。这叫“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先拉你下水压迫别人，也就为今后压迫你铺平了道路。认同两极分化、阶级分化、阶级压迫的意识就这样悄悄形成了。
美国的艺人流行讽刺取笑总统。而赵本山访美演出的节目却有不少讽刺取笑残疾人、民工和“弱势群体”的内容。这实质属于歧视弱者，很不道德。鲁迅早说过：“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当然，这不能怪赵本山。艺人要跟着观众走，观众喜欢什么他就表演什么。艺人的表演取舍反映了社会普遍的价值取舍。讽刺取笑残疾人、民工和“弱势群体”的节目吃香，说明中国观众普遍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这才真正令人深思。这证明人们潜意识中已经不觉得这是在撕裂社会。这正是“文凭主义”潜移默化制造对社会不公平的认同、撕裂社会凝聚意识的效果。
鲁迅说：“无论是谁，只要站在‘辩诬’的地位的，无论辩白与否，都已经是屈辱。更何况受了实际的大损害之后，还得来辩诬。”
一个“文凭主义”，不由分说，一下子就把没有文凭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们从社会公众的潜意识上放到了“低素质”、“弱智”、“低能”的受歧视受屈辱的地位，使他们无缘无故就矮人一等，而且受到如此“实际的大损害”之后，还得拼命想方设法证明自己不是“低能”、“笨蛋”，时不时可怜地吁请社会大发善心，赏赐点公平（想想民工的孩子在2007年春晚表演的节目《心里话》）。这其实是本末倒置。大家本来就是平等的，不管有无文凭，谁也不比谁低一等、高一头。以文凭为借口搞歧视根本就非法，拿“弱势群体”的不幸开涮寻开心就更荒谬。这样的文艺节目居然走红，说明人们对这种受屈辱的位置已经麻木了，连“辩诬”的概念都没了。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的社会道德观念完全被扭曲颠倒了。
想当年中国妇女“裹小脚”不但时髦，而且是“文明”、“高贵”、“教养”的标志。不裹小脚的妇女简直抬不起头来，被看成“劣等”。而如今呢？小脚已经成了历史。人们都承认“裹小脚”是对妇女的摧残，不但不高贵不文明，而且是野蛮。可见风靡一时的观念并不见得一定正确，不一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不应该盲目推崇。
然而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未必了。“文凭主义”就是现代化的“裹小脚”，思想上的“裹小脚”—不，是“裹大脑”，把人们的“大脑”—价值观甚至思维能力都给裹畸型了，所以象当年随波逐流盲目看重小脚一样随波逐流盲目看重文凭、看重“精英”。这比“裹小脚”更糟。“裹小脚”至少还是明的，看得见摸得着，弊端容易发现。而“裹大脑”则是暗的，思想给裹畸型了往往看不见摸不着，想发现弊端都难。
比如，现在中国除了“精英”，还有谁能在媒体上发表任何见解？不管大事小事，一事当前，在媒体前高谈阔论喋喋不休的必定是“专家”、“学者”、“官员”之类“精英”，决不会是工人、农民、普通士兵等基层群众。长期如此潜移默化的效果是什么？除了“精英”，谁也没资格发表自己的任何见解，甚至没资格有自己的想法，不管碰到什么问题都得听“精英”的。长此以往连独立思考的能力都没了，不声不响就剥夺了普通老百姓的思索权。这么多人的思考权被悄悄剥夺了而居然不知不觉，这难道不是“裹大脑”裹得思想能力萎缩、价值观扭曲畸变的典型例子吗？
一旦认可“文凭主义”，接受“没文凭的人是粗人、低劣”之类潜意识，那要颠倒历史就容易得多了。这时“精英”只要强调：“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等英雄都是“文盲”、“土老帽”之类，“文凭主义”潜移默化养成的歧视概念立刻就会发挥作用，英雄形象就不那么英雄了，对于“没文化的低等动物”、“亡命徒”、“人肉炸弹”、“恐怖分子”之类的诬蔑就不那么反感了，军人的社会地位不降也降了。（现在不是已经流行把军人叫“傻大兵”了吗？照此下去，会不会恢复“丘八”、“贼配军”之类的“美称”？）只要打开这个缺口，彻底否定解放军的一切英雄事迹、否定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历史就不再不可能了。所以说“文凭主义”是撕裂社会，颠倒历史的工具。
5、学术腐败泛滥之风源于“文凭主义”
自“文凭主义”变成权术工具、用以清洗没有文凭的工农干部那一刻起，文凭便与权位死死挂上了勾。官员要保住权位就得有文凭。没有就得现弄。但文凭又不象白菜豆腐，拎起篮子菜市场一转便手到擒来。结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学勾结，速成“文凭”。鲁迅说过：“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带官儿，却没有裙带文人的。”但是鲁迅没想到，“文人不可捐”，文凭却可“捐”。没有“裙带文人”，却可以有“裙带文凭”、“交易文凭”。反正只要官员大权在手，只要其文凭确是教育机构发的而不是自己印的，就不怕有人较真挑剔。如此便“双赢”了：官员保住了权位，学校得到了“实惠”，拉好了“关系”，可谓皆大欢喜。除了学术道德，明明知道这样的“文凭”纯属造假，一文不值，但为了实际利益照发不误。而文凭是学校的信誉，卖文凭就是卖信誉，就是确立了“要利益不要信誉”的原则。一旦开了这个头，还能收得住吗？婊子能扒掉裤子，还会在乎褂子吗？能卖一次，为什么不能卖第二次、第三次以致无穷？能“零售”，为什么不能“批发”？能造“偷工减料”的假文凭，为什么不能造“偷工减料”的假论文？……大家都只认利益不要脸，学术道德当然一文不值，整个大堤就彻底崩溃了。现在中国高校学术腐败之风如此猖獗，最开始的“青萍之末”就是这官场的“文凭主义”。
六、“文凭主义”的背后
1、真正的既得利益者
为什么闹“文凭主义”？利益。“文凭”是借口，“文凭主义”也是借口，一切都是借口。“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文凭主义”，意在私利。什么人的私利？表面上看，似乎谁有文凭谁占便宜，但那是假象。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是既有权又有“文凭”的“精英”。关键是有权。没有权，什么文凭也不算数。那么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他们的文凭管用吗？有文凭即便找到了工作，那又如何？看看这些报道：
“老师反映，如今教师不是学校的主人，而是校长的雇佣。饭碗掌握在校长手里，动不动‘砸饭碗’‘炒鱿鱼’，根本谈不上尊重。《教师法》第37条规定的给予行政处分或解聘的教师只有3种人，而现在怎么就不合校长口味就走人呢？而且没有任何程序。”“教师的劳动权利得不到保障，成了教师头上最重的大山，教师最大的心病”。
“中国科学界的‘包工头’压榨着无奈‘包身工’”：“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华杰说，国家对科研经费的投入逐年加大，但‘包工头’现象在科学界却越来越普遍。刘华杰告诉记者，某些著名学者特别是院士，在学术界有一定身份，很容易就拿到重要的科研项目。但他们自己根本没那么多时间去做具体研究，就会把项目分解发包出去给别人做。‘这些学者往往还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据介绍，在个别名气较大的学者中，甚至出现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情况：今年负责项目审批和经费发放，明年又会参加项目申请。这样一来，科研的资金就永远在几个人中流转，这些人几乎把持了他们所在学术领域的绝大多数科研资金。如果其他人想涉足这一领域，只能给这些著名学者‘打工’”。
人大张鸣教授：“外人想象不到现在大学里，学术没有尊严到什么程度。在外人眼里你也许是个大学教授，挺受尊敬的。但在学校里，你几乎什么都不是，你的学术方向，包括晋升和待遇都掌握在一些行政干部手里，而他们也一样有教授头衔，但他们这样的教授是硬通货，在外面他们似乎代表大学最高的学术成就，就像那个笑话说的，在上级领导面前，他们是学者，回到学校里在学者面前，他们是领导。他们的品味和水准成了别人不能超越的标准，领导提出只言片语，后面马上就组织一帮人来诠释、发挥。年轻的教师特别可悲，没有条件进行独立的研究，没有选择，只有跟在这些领导后面当‘学术梯队’，写了文章要把这些领导的名字署在前头。靠这些领导的垂青恩赐来获得提拔，否则就被当作不合作的人，在圈子里孤立你，任何机会都不给你，不带你玩。要么你臣服，要么你滚蛋。”“这成了圈内的一个行规，一旦你成了院长，各项好处都少不了你，你可以进入各种评审机制，一旦你有权评别人，你就可以跟别人交换，利益交换的潜规则在圈内已经非常牢固了，同时，还掌握了别人的生杀大权，谁要不听话，就可以封杀他。”“大家心思不是用在怎么做学问，而是怎么瓜分利益，一些干部拿着胡萝卜加大棒就成了包工头儿，让别人给他打工，自己整天到处转悠，扒拉钱财，想方设法糊弄上面，现在申请国家科研经费都给回扣，而很多这些人反而成了学术的代表人物。”
……
由此可见，“文凭主义”并不保护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权本位”社会，关键在于有权无权。有权就有一切，无权一文不值。没权，再有学问也得忍气吞声；有权，一肚子稻草照样作威作福。文凭与“文凭”不同，学者与“学者”不同，精英与“精英”不同。反对“文凭主义”，不是盲目反对一切有文凭的人，而是反对借着文凭干坏事的人。有人说人们痛恨“精英”是“反知识分子”，胡说八道。人们恨之如骨的不是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即“不龟手药”型人才，而是打着“文凭”的幌子、披着“学者”的外衣到处招摇撞骗、横行霸道、无恶不做的权势“精英”和“学者型官员”。
“文凭主义”不过是“精英”用以排斥绝大多数人、实现极少数“精英”对大多数人独裁统治的工具之一。先用“文凭主义”把无权无势无背景的普通老百姓家庭出来的淘汰掉一大半。而对那些侥幸过了“文凭关”的人来说，接下来要继续面临淘汰的关口还多着呢：“求职关”、“转正关”、“职称关”、“提拔关”……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剩下来的只能是“精英”自己和“舔痔”型“人才”。费劲九牛二虎之力倾家荡产考了个文凭便以为能改变命运，其实是一种很可怜的幻想。“文凭主义”真正的既得利益者并不是有文凭的普通人，而是能将文凭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权势之辈。
2、从“铁三角”到“三头蛇”
现在中国民愤最大的莫过于腐败。许多人认为腐败之源来自“铁三角”—贪官、奸商和“无良学者”的利益联盟。这有一定道理，但不够准确。经济腐败来自权力腐败。没有权力腐败，经济腐败无法存在。没有权力保护，不管奸商多奸，不管奸商多大，不管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还是亿万富翁，一下子就能打倒。所以说腐败“铁三角”的概念不够准确，不是“三角”而是“两极”“奸商”那个“角”并不能独立存在，必须依附在“贪官”和“无良学者”的保护伞下才能生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无良学者”的说法也不够准确，应该说是“有话语权的无良学者”（“主流精英”），没有话语权的普通学者再“无良”也掀不起浪来。“贪官”和“有话语权的无良学者”（“主流精英”），一个掌握了有形的“硬”权力，一个掌握了无形的“软”权力，共同构成了腐败的两极。
事情并非到此为止。“两极”正在演变为“一极”。“有话语权的无良学者”（“主流精英”）并不满足于仅仅霸占“话语权”，而要“更上一层楼”，直接当官，直接掌权，从“学者”变成“学者型官员”。比如厉以宁，号称“学者”，却有着一大堆官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主任”，“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评议组成员”、“中日关系学史学会会长”……
（备注：厉大人升官太快，这里列的官衔表可能跟不上趟，先道个歉）。
学者是干什么的？做学问的。当真做学问，全部时间精力都用在一处尚且不足。背着这么多官职，还做什么学问？还算什么“学者”？分明就是全职官僚。这还不算，还要加上老子管股，儿子炒股，一家子暴富，家族财富天文数字计，又当学者又当官还兼顾经商，一点“资源”也不浪费，“官”、“学”、“商”的油水样样俱全。这已经早就不是什么“学者”，也不是什么“铁三角”，而是不折不扣的“官学商”三位一体的“三头蛇”。这才是中国社会最严重的腐败动向，最要害的社会问题。这种“三头蛇”比简单的“铁三角”、比单一的奸商、单一的贪官和单一的“无良学者”要狡猾得多，凶狠得多，厉害得多。它当的官全是能决策战略的官，对整个国家动向一言九鼎，权力比普通的官僚不知大多少万倍，而且任何规则都限制不着它，哪怕连象征性的表面限制都不行：它碰上官就变成“学者”，不受当官的规矩管（比如，不退休，不问责，碰上亲友不回避）；碰上学者就是“官”，不受学者的规矩管（比如，“不争论”，学者能命令其他学者“不争论”吗？）；碰上商人就是“公仆”、“学者”，不受商业竞争的规矩管（比如，利用国家的信息资源为自己家族牟利，不公平竞争）。
这种“三头蛇”总是以“学者”身份为第一伪装，表面上道貌岸然，温文尔雅，实际凶蛮狠辣，权倾天下，为所欲为，到处称霸，谁也惹不起。比如“厉以宁家族暴富”早就是世人皆知的丑闻。本来“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老子管股、儿子炒股发了大财，那叫“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如果美国的格林斯潘退休前其家族也如此炒股暴富，美国人早闹翻天了，非挖地三尺查个底朝天不可。而中国呢？民间闹翻天，官方无动于衷，当事人满不在乎，还公然放狠话：“有证据，你去告我吧。”不仅如此，还能逼《瞭望东方周刊》公开道歉，还能动员《21世纪经济报导》杂志2007年3月26日发专刊为自己大张旗鼓造舆论辩护，还公然挑战舆论，宣布：“经济学家又不是官员，为什么要回避？”“我的学生许多都在国家经济核心行业进行着核心工作，如果要回避，那他们岂不是都要失业了？国家的经济工作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看看有多嚣张：第一，明目张胆告诉
公众自己来头多大：“我的学生许多都在国家经济核心行业进行着核心工作”，早结成了庞大的官僚利益集团，敢动我就不得了：“国家的经济工作会因此受到影响”；第二，公然承认这其中的关系确实属于“是官员就应该回避”的关系，却只承认自己是“经济学家”，不承认是“官员”，所以“为什么要回避？”“三头蛇”三位一体的“多重身份”的妙用在这里显露无余了吧？为什么要设立“回避”的原则？为了防止利用公权谋私。官不官的不在名义，不在时间长短，而在把握公权这个状态。只要把握公权，那在把握公权期间就是官。哪怕把握公权只有一瞬间，在也是那一瞬间内的官。“五日京兆”是官，“瞬间京兆”同样是官。不管什么身份职称，不管叫“官员”还是叫“学者”，即使只在一瞬间内沾了公权，那就是“瞬间官”，就有以权谋私的可能，就不能不遵守回避的原则。不遵守，以公权谋私，那就是犯罪。即使利用那一瞬间的公权谋了私，同样是犯罪，一辈子永远是罪犯。而股票金融领域管理部门利用泄露内部消息舞弊发财这种犯罪也就需要一瞬间。所以只要进了这个领域的管理部门，不管是干部是学者还是秘书打字员，谁
都可能如此犯罪，谁都必须遵守一切规则，包括亲属回避。西方股票金融界已经开始接受了在这个领域实行“有罪推定”。只要涉嫌泄密舞弊，不能证明无罪就是有罪。否则为什么规定只要担任公职就必须卖掉股票？这就是一种回避，根本没有官员才需要回避、学者就不需要回避的逻辑。“三头蛇”明知这一切，却故意拿“学者”和“官员”的文字区别大做文章，肆无忌惮践踏“公权回避亲属”的原则。如果不是权势熏天，能这么牛吗？有这么大能耐吗？
利用公权谋私是犯罪。“巨额财富来历不明”是犯罪。这些都是必须一查到底的刑事犯罪，不属于“民不举官不究”、“告诉才处理”的情况。即便无人举证，司法部门只要发现可疑就应该立案调查，根本就不应该等人揭发，更不应该弄到“有证据，你去告我”的地步。而司法部门干了些什么呢？若无其事，充耳不闻。这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惹不起，不敢碰。这证明这“三头蛇”的权势大得司法部门都要退避三舍了。第二，沆瀣一气，蛇鼠一窝，两家本是一家子，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这证明这三位一体的“三头蛇”的权势大得连司法部门都给通吃掉了。这种情况才真正可怕。因为这证明“三头蛇”把握了司法“刀把子”，可以直接动用司法武器镇压不同意见。
“曾文正公”带兵，往往每下一城便“大索三日”，说白了就是让匪官兵一连几天随心所欲烧杀抢掠，等把值钱的东西抢光再“封刀”，派“执法队”之类“建立秩序”、“保护私产”。如果受害者看见“建立秩序”、“保护私产”等沁人心脾的字样便信以为真，跑去求“执法队”老爷帮忙讨还“大索三日”期间被匪官兵们掠走的财物，那就是实实在在的“不识相”，非碰得鼻青脸肿不可：“我没看见他抢你的，只看见你想要他的”。人家“执法队”大爷只管“大索三日”之后的事，为的就是保证匪官兵们从此合法拥有那“大索三日”期间抢到的东西，而不是相反。指望他们保护，岂不是“与虎谋皮”？
“经济精英”与“法律精英”的关系就跟“曾文正公”手下的那帮匪官兵和“执法队”的关系差不多。“经济精英”们先“大索三日”，捞够了便由“法律精英”粉墨登场，致力“建立秩序”、“保护私产”。谁要是不识相，闹着要追讨“大索三日”期间被掠走的财物，那就犯了“可恶罪”，当心给你安个罪名把你往死里整。难怪近来“经济精英”们有点发蔫，而“法律精英”却吃足了“伟哥”般纷纷“惊蛰”，拱出洞来玩命地上蹿下跳。一是“接力棒”交接转手的时候到了，二是“三头蛇”的“学者”面孔越来越吃不开，被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看破了，骗不了人了。“图穷匕首现”，骗不过去了就要来硬的，就要动用权力机器镇压。而干这种差事“经济精英”这副面孔不好用，最好用的面孔是杀气十足的“法律英”，“笑面虎”玩不转，便换“吊睛虎”上场：敢不听我的，马上让你吃官司，叫你尝尝法律的厉害！什么“铁三角”，什么奸商，什么贪官，什么无良学者，跟这三
位一体的“三头蛇”一比全成了小巫见大巫，道行差得太远了。
看问题不能看表面现象，而必须看实质。不要以为“主流经济学家”、“法律精英”一开始以“学者”的面孔出道、发迹、走红，他们从此就在“学者”的位置上“定格”了。全力以赴做学问的才叫“学者”。不专心致志做学问而是当官掌权，那就不再是“学者”而是“官”。“做学问”是探索客观世界的客观规律。所谓客观规律，就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更“不以人们的个人私利为转移”。也就是说，“做学问”的目的只为客观探索规律，不为谋求私利。学者只要沾了“商”就做不到这点，就没资格再称“学者”，只能算“商人”。所以凡有了官职、有了权、沾了商的人都再也不能被视为“学者”。如果这些人还硬要以“学者”身份自居，那就只能视其为“官学商”三位一体的“三头蛇”。
拿文凭—当“精英”—掌握“话语权”（学）—掌握政权（官）—以权换利（商），这就是“文凭主义”制造“官学商”三位一体的“三头蛇”的“生产流水线”和“工艺流程图”。
3、“硬权力”、“软权力”与“绝对权力”
“世界有阴阳，权力分软硬”。“权力”包括“硬权力”和“软权力”两方面。所谓“权力”，就是当权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能力：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必须服从。暴力和有形的利害之类是“硬权力”，用以使人不自愿地服从。意识形态、伦理道德、价值观、思想控制、“话语权”、舆论诱导之类是“软权力”，用以使人自愿地或“自愿”地服从。二者合起来便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权力”。
电脑的软硬件一个都不能少。没有硬件，软件无用武之地；没有软件，硬件动作不起来。权力也如此。没有“硬权力”，“软权力”无从发挥作用；没有“软权力”，“硬权力”独木难支。“硬权力”与“软权力”的关系就跟这软硬件的关系一样，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硬权力”必须靠“软权力”来启动、来保护、来巩固、来制约。没有“软权力”，“硬权力”无从发挥。比如法律、执法机构等等属于“硬权力”。但法律体系正常运转的前提是整个社会大部分人都尊重法律，愿守法不愿犯法，以身试法的不法分子被孤立出来，执法机构才有用武之地，行使“硬权力”予以打击。如何才能作到使“整个社会大部分人都尊重法律、愿守法不愿犯法”？“软权力”—价值体系、伦理道德体系，让绝大多数人思想上不认同犯罪，认为犯法是不应该不正常不可取的事。“硬权力”的作用效果充其量是让人不敢犯法，“有贼心没贼胆”。而“软权力”的作用效果是让人从心里就没想犯法，连“贼心”都不起。如果丧失了“软权力”，即“软权力”不起作用，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法律一文不值，整个社会人人视法律为无物，根本不当回事，“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人人变着法子找机会犯法，除非全被铁链子锁上牢房关住，否则稍有疏忽没看住立刻见缝插针。在这种情况下，“硬权力”还能起多大作用？没有“软权力”
，只靠“硬权力”，结果会如何？往大了说，是骚乱、暴乱、戒严、内战，历代王朝末日的情况。往小了说呢？是混乱。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的城市交通：典型的只有“硬权力”，没有“软权力”，有多少人把交通规则当回事？只要没警察守在跟前死盯着，人们见了红灯照闯不误。至于违章行驶、违规作业等等就更不用说了。只有“硬权力”，没有“软权力”，维持交通秩序全靠警察，结果只能是警察累死、交通堵死、公众抱怨死。如果“软权力”起作用，象许多发达国家那样使绝大多数人自觉自愿遵守交通规则，有人看着没人看着都能不闯红灯不违章，极少数不守规矩的立刻就孤立了，警察要维持秩序就容易得多。那时城市交通虽然照样还会有高峰堵塞，但决不会现在这样寸步难行。
没有“硬权力”，“软权力”就没有后盾，就一文不值。比如，只靠道学先生的苦口婆心能制止犯罪吗？所以“硬权力”必不可少。但从长远观点看，“软权力”比“硬权力”更重要，始终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贯穿着矛盾存在的始终，支配着矛盾发展变化的性质和方向。“硬权力”所发挥的作用总是有形的、有限的、暂时的、被动的、可预测的、可预防的，而“软权力”所发挥的作用则是无形的、无限的、长期的、主动的、不可预测的、防不胜防的。道理很简单：“硬权力”靠人实现。人是有思想的。人的思想是受“软权力”指挥的。掌握了“软权力”，就掌握了人的思想，也就掌握了“硬权力”。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说明“硬权力”的作用必不可少。而毛泽东又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说明“软权力”的作用更重要。有了“软权力”即思想路线正确，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小可以变成大，弱可以变成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丢了“软权力”即思想路线错误，“超级大国”的前苏联一枪没放就土崩瓦解了。所以没有“软权力”就没有“硬权力”。取得了“软权力”，取得“硬权力”是迟早的事。失掉了“软权力”
，丧失“硬权力”也是迟早的事。就连搞军事政变的也是如此：“硬权力”打开局面，“软权力”决定成败，先用武力控制要害部位，紧接着必然利用宣传机器要求全国服从。服从了政变就成功，否则就失败。什么因素决定全国其他地方“服从”与否？“软权力”。当年蒋介石国民党的宣传机器不可谓不强大，反共宣传简直无孔不入，但就是驳不倒毛泽东，得不到人心。丢了“软权力”，蒋介石国民党的“硬权力”再强大也“无可奈何花谢去”，不得不逃到了台湾。所以说归根到底是“软权力”支配“硬权力”。
所谓“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化”，这“绝对权力”＝“绝对硬权力”＋“绝对软权力”。其中最关键的是“绝对软权力”。“硬权力”来自“软权力”。“绝对硬权力”来自“绝对软权力”。没有“绝对软权力”就没有“绝对硬权力”。要制约“绝对权力”，就必须先制约“绝对软权力”。皇帝“独断专行”的“硬权力”来自皇帝“至高无上”的封建主义伦理价值观这种“绝对软权力”。否定了“君权神授”的价值观，就剥夺了皇帝“至高无上”的“绝对软权力”。人人都不认同皇帝“至高无上”，皇帝变成了“孤家寡人”，还“独断专行”得下去吗？早被推翻了。所以要“制约绝对权力”就必须做到“制约绝对软权力”。不制约“绝对软权力”，“制约绝对权力”就是一句空话。
有人以为要制约绝对权力就得原封不动照抄美国，不走样地搞三权分立。那是典型的教条。“制约绝对权力”的核心是用“软权力”制约“硬权力”，而不是单纯用“硬权力”制约“硬权力”。美国的三权分立表面上看是“硬碰硬”，纯粹用“硬权力”制约“硬权力”。其实哪有那么简单形式化。没有相应的“软权力”在背后既牵制又协调，这套系统根本就玩不转，早瘫痪了。什么“软权力”？整个社会的共识：个人不能有“绝对权力”，整个政府（立法、司法、行政三个部门的总和）则必须有“绝对权力”。“制约绝对权力”，可以制约官员个人，可以制约政府的某个部分，但不得制约整个政府，危急国家安全。有了这条“软权力”撑着，
“三权分立”的各个部分才能既合作又制约，正常运转。看不透这层奥妙，盲目模仿，以为“制约绝对权力”就是简单分权牵制，形式主义地用“硬权力”制约“硬权力”就完事大吉，其结果必定是瘫痪政府，把国家搞得一团糟，最后走向无政府，走向天下大乱。
毛泽东时代的没有“三权分立”，但官员照样清廉，因为虽然没有采用“三权分立”这种形式的“硬制约”，却采用了党纪国法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硬制约”，更主要的是建立了极其有效的“软制约”：不仅有上级同级下级的层层监督，有广泛的群众监督，更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占据了伦理道德的制高点，整个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形成压倒一切的巨大约束力，使绝大多数官员想都不曾想贪污腐化。这是最典型的“软权力”制约“硬权力”，而且最有效。这种“软权力”的制约连毛泽东自己都不例外：毛泽东的孩子有几个发财的？毛泽东之后权位相当者的孩子有几个不发财的？就凭这一条就足以证明毛泽东的“软权力”制约着毛泽东的“硬权力”，使其想都不曾想过以权谋私。
最常见的只会用“硬权力”制约“硬权力”的例子大概要算流氓团伙，而且是街头混混那种最“初级”的流氓团伙：谁的拳头大谁是老大，不听话就揍。稍微“高级”一点的黑社会老大就学会使用“软权力”了，讲点“江湖义气”什么的。只会稍不如意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主儿能让手下死心塌地跟着混吗？能成多大气候？
蒋介石也算是只会用“硬权力”来制约“硬权力”的典型：靠特务，靠权术阴谋，靠分而治之，靠制造矛盾，靠制造派系，结果呢？“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既然“绝对硬权力”来自“绝对软权力”，所以要制约“绝对权力”，根本在于制约“绝对软权力”。见硬不见软，只制约“绝对硬权力”，不制约“绝对软权力”，那么“制约绝对权力”就是一句空话。制约“绝对硬权力”需要靠“软权力”。制约“绝对软权力”同样要靠“软权力”。制约“绝对软权力”不能没有“硬权力”，但更不能没有“软权力”。秦始皇“焚书坑儒”，只用“硬权力”制约“软权力”，结果呢？可见用“硬权力”制约“软权力”只能暂时起作用，只能在一定程度打开局面，真正的长远有效制约还要靠“以软制软”，用“软权力”制约“软权力”。所以说只有“软权力”才能有效打破“绝对软权力”的“唯我独尊”，破解“绝对软权力”的专制王国。比如对付电脑病毒，“硬权力”不能没有，如断网、关机等等。但归根到底还要靠“软权力”即有效的杀毒软件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所以说制约“绝对软权力”到头来还要依靠“软权力”。我和志同道合诸网友们在网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今万户侯”，不就是在用“软权力”制约“主流精英”们的“绝对软权力”，让他们“一统天下”的美梦不那么美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