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四代领导集体主政以来，“三农”问题始终是领导人的关注重点之一。然而纵观前些年中央给农村的政策，主要仍是“授之以鱼”，如取消农业税，给予种粮补贴等等。这些政策固然正面，但是并未到“授之以渔”的层面。这些政策没有解决基层干群冲突问题、农民工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等几乎都是全局性的问题。为了全面建设小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时期的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既然我们都承认“三农”在目前都存在问题，那么就必须明确存在哪些问题，只有明白有哪些问题，才能有针对地、有目标地去解决问题。笔者认为，目前的“三农”问题虽然纷繁复杂，但是说到底，最重要的是以下三点：
第一、农民收入低。改革开放以来，受益群体主要精英阶层和城市人群。作为改革启动地的农村虽说也有发展，然而相比城市来说，这点发展微不足道。收入低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绝对收入低。一些农民的收入不足以满足自己以及家人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是相对收入低。大部分农民的收入虽然能满足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但是与城里人比较就会有较大的差距。绝对的收入低会导致农民的生活难以为继，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但是这部分的人群毕竟是少数，而且他们的要求也不高，能过日子就行，那么政府可以通过扶贫等途径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相对的收入低则是更应重视的。收入的巨大落差必然导致心理上的巨大落差，“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古训言犹在耳，再加上这部分群体的人数众多，必将是一个巨大的不稳定因素。社会中低收入的人数过多、中等收入人数的不足，将会危急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
第二、干群冲突多。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是统一的，两者是正相关的。经济地位的弱势决定了农民的政治地位的弱势。这部分的弱势群体在面对当地官员时，自然会矮上半截。再加上一些基层官员遇事时态度恶劣，粗暴行政，恶化了农村干群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干群关系紧张的局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企业走进了农村。农村原本的二元结构变成了三元：农民、官员和企业。这样的三元结构本质上还是二元的，因为官员和企业常常会站在一个立场上。原本二元结构下的干群冲突由于企业的加入就更多、更重了，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民手中有企业发展所必需的土地资源。虽然中国的土地是国家和集体所有，但是农民拥有承包使用权，在承包期内，农民的使用权不能剥夺。然而在企业利益驱动下的政府具有极强的动力去征用农民的土地，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就算是合法的，农民失去土地后所得到的对价补偿严重不足。官员视土地为政府所有，农民自然没有理由阻止政府征地。农民视土地为自己的命根子，政府没有理由强征或以极低的代价征用。这种矛盾加上官员“民本位”思想的缺失造成了基层干群矛盾突出，更加严重的是这种矛盾并没有合适的渠道疏导。农民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途径的制度化不足或是制度有缺陷，使得这种矛盾很难表达，更谈不上解决。矛盾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是矛盾以冲突的形式爆发，也就是所谓的“群体性”事件。中国近些年的农村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也表明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这种基层干群冲突不仅危及稳定，更是危及执政党的权威和执政基础，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下决心解决。
第三、农民工问题。在经济急速发展的时期，城市对劳动力的庞大需求和农村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使得大量农民背井离乡远赴城市务工。劳动力的流动遇到了户籍制度带来的二元结构，造成了当前中国的一个特殊群体——进城务工人员，又称“农民工”，更有带有蔑视的“民工”。其实劳动力的流动本不是问题，之所以会成为问题，其症结在于户籍制度，更准确地说是附加于户籍制度上的各种特权和福利。由于城市工业化初期兴盛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进城务工的农民所从事的就是那些城里人所不齿的职业，确实务工农民干的都是城市里最脏、最差、最危险的工作。但这些工作确实一座城市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比如垃圾处理，所以说务工农民撑起了整座城市。但是这些工作收入低、环境差，他们就成了城市阶层的底层。不仅受到福利等物质层面的歧视，更受到一些“高尚”群体精神上的蔑视。物质层面的歧视导致务工农民生活水平低，他们生活在贫民区，卫生环境恶劣，他们的子女无处就学。一个城市里生活的人却是两个世界，不公平的对待必然会培养不稳定的萌芽。精神层面的蔑视更让人愤慨。务工农民为了城市付出了太多，最终却饱受所谓城市主人的轻蔑。行为上离他们远远的，言语中总是“民工”之类的贬称。他们建设了这座城市，城市却遗弃了他们。物质上的反差和精神上的歧视交织在一起，庞大的务工农民就成为城市的不稳定因素。由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而导致的农村人口年龄结构两极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农村经济社会问题，则是农村的不稳定因素。
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依靠农业补贴、农民减负以及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是不能成功的。“三农”问题已不是简单的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问题，而是一系列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一整套的方案来解决，其中最不能缺少的就是基层政治体制的改革，给予农民充分的自治权以及用最严格的措施来保障农民的合法权利特别是土地权利不受侵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迅速发展，其成本或者说基础是大量农民和弱势群体利益的流失。这不是简单的改革的代价问题，而是改革在某些领域对某些群体不正当地索取了过多权利。如今这种局面必须扭转，因为关系到国家能否发展，能否长治久安，更重要的是，这些群体因为改革所失去的，现在应该还给他们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上海 黄兆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