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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南宁渠道”5年

2008-10-29 19:46 战略·谋略 ⁄ 共 5314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应全面建立起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内部机制,并以此作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重点和实质载体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龙松林 刘伟 王勉

10月22日至25日,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举办。这意味着这一由多国政府共办且长期在中国举办的盛会,迎来5周年。

此前连续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共有23位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600多位部长级贵宾出席。多年来,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在南宁这个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举办地,达成了多项共识,形成了多个机制,开辟了多层次多领域的交流渠道。大家已越来越习惯于一个称谓——“南宁渠道”。

这一“南宁渠道”,成为11国搭台,17亿人唱戏,60亿人喝彩的重要机制。

但机遇总是和挑战并存,观察5年走过的路,成绩显而易见,但面临的困难更不容忽视。

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如何应对“关税为零”冲击波?2015年,东盟经济共同体建成后,中国如何避免在“10+1”格局中被边缘化局面?另外,东盟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心理”、我国对东盟投资不足,等等。

这些问题,未来是否会成为影响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合作的屏障?《瞭望》新闻周刊深入南宁进行了采访。

“南宁渠道”的认同

先回顾一下“南宁渠道”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2003年10月8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第七次中国与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建议,从2004年起每年在中国广西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同期举办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作为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一项实际行动,这一建议得到了东盟10国领导人的普遍欢迎,并写入会后发表的主席声明。

中国-东盟博览会由中国和东盟10国商务主管部门及东盟秘书处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是迄今为止在中国举办的惟一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主题的国际经贸盛会,也是惟一由多国政府共办且长期在中国举办的展会。

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宗旨是,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共享合作与发展机遇。

2004年11月3日至6日举行了第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随后,一年一届。前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取得显著成效,共计23位国家领导人及600余位部长级贵宾出席,累计设展位12868个,参展企业7413家,参展商和采购商8.2万名,贸易成交额49.2亿美元,签约国际合作项目投资额222.6亿美元,签约国内合作项目投资额2203亿元人民币,大大推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

2006年恰逢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与第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同期举行。中国总理温家宝、菲律宾总统阿罗约、越南总理阮晋勇等11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了第三届博览会。

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郑军健告诉本刊记者,博览会的成功举办,服务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国家周边外交方针,开辟了中国与东盟多领域多层次交流的重要渠道。四届博览会共有12.4万名客商参展参会,100多家商协会积极参与。围绕贸易、投资、旅游、科技等专题,举办100多个专业论坛,通过了一系列以南宁命名的会议文件。中国-东盟港口发展与合作论坛通过了《南宁共识》。质检部长会议通过了《南宁联合宣言》。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林业合作论坛分别通过了以《南宁倡议》命名的文件。

目前,中国-东盟青少年培养基地、中国-东盟妇女培训中心、一年一度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东南亚风情夜等中国与东盟合作机制已落户广西。另外,越南、柬埔寨、泰国在南宁设立了领事机构,菲律宾在南宁设立了商务代表机构。中国-东盟投资旅游中心设在广西。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还将举办亚欧会议投资促进机构圆桌会议、中国-东盟电信周、中国-东盟交通合作论坛等15个论坛。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加速器”

博览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从共识走向务实,从高层走向市场,从竞争走向合作。博览会加深了企业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了解和认同。

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后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拥有18亿消费者、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1.2万亿美元贸易总量的经济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也是迄今为止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而实际上,2007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到2025.5亿美元,同比增长25.9%,比计划中的2010年提前3年实现目标。今年1至3月,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为544亿美元,同比增长26%。而1991年双方的贸易额仅79.6亿美元。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加速发展,促使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务实推进。2008年1月16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5月29日,再次批准设立广西钦州保税港区。

广西北部湾办常务副主任陈瑞贤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拥有海域总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595公里、人口1250多万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是西部惟一沿海的地区。处于中国-东盟自贸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大湄公河次区域、中越“两廊一圈”、泛珠三角经济区、西南六省(区、市)协作等多个区域合作交汇点。是中国沿海与东盟国家进行陆上交往的枢纽,是促进中国与东盟全面合作的重要桥梁和基地。

陈瑞贤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成为中国与东盟客商的“俱乐部”。2003年以前,东盟10国在广西的投资来源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投资的行业也比较窄,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和能源开发型的加工项目。现在,东盟10国在广西的投资已扩大到制造业、渔业、林业、农业、采矿业、商贸物流、旅游开发等行业。华夏银行、兴业银行、信诚人寿保险、越南西贡商信银行等多家中外金融机构进驻广西。中石油钦州千万吨炼油项目、武钢柳钢千万吨钢铁项目等纷纷落户北部湾。

南宁海关统计数字表明,今年一季度广西与东盟贸易额达10.8亿美元,同比增长1.3倍。2007年,广西与泛北部湾区域七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8.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8.4%。东盟国家在广西投资合同金额同比增长3.5倍,实际到位金额同比增长5倍多。东盟已连续10年成为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

面临一系列“冲击波”

但另一个视角审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首当其冲的是“降税”冲击。

2004年1月1日,实施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早期收获计划。2005年7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实施,降税计划启动,7000多种产品逐年削减关税。中国对东盟各国平均税率从9.9%降至目前的5.8%,降幅达41%。

按照自贸区建设计划,到2010年,中国与东盟6个老成员国(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间大多数产品关税降为零,到2015年,中国与东盟其他4个新成员国间大多数产品关税降为零。

“‘关税为零’对贸易自由、便利而言,无疑是最大的利好消息,但是对那些边境地区,或者长期视关税为重要财政支撑的地方政府,无疑是一个重创。如何改变思路,如何找到新的财政增长点,成为当务之急。”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原厅长刘铭达告诉本刊记者。

如何应对2015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坎”,也显得迫在眉睫。在不久前举行的2008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上,有关专家指出,东盟国家将在2015年构建起东盟经济共同体,这将对中国与东盟合作提出全新挑战,我国亟待在此之前构建起泛北合作的内部合作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说,道理很简单,东盟经济共同体建成后,意味着东盟10国抱成了团,成为一个整体。中国再和东盟国家打交道,是“一对多”,而不是“一对一”。这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07年11月20日,在第十三届东盟峰会上,东盟各方正式签署《东盟宪章》。随后还签署了《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宣言》,重申将按期在2015年前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

参加2008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的东盟秘书处副秘书长尼古拉斯达曼表示,东盟一体化会对“泛北”合作造成影响。

有专家认为,尼古拉斯达曼的话显示东盟国家有自己的“算盘”,哪个合作对象对其发展有利,其就会选择哪个合作对象。而且东盟对中国实际上抱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既不愿错过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所带来的巨大机遇,又怕中国进一步强大,从而对其造成所谓的“威胁”。

实际上,东盟一体化与中国-东盟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东盟国家“抱团”抱得越紧,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就会相应减弱。受访专家建议,当务之急,我国应未雨绸缪,尽可能多地建立起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内部机制,并以此作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重点和实质载体,切实推进中国与东盟的双边合作,防止2015年东盟经济共同体建成后我国在中国-东盟“10+1”格局中被边缘化的被动局面。

进一步促进和谐发展

“双边关系一帆风顺时,更应重视潜在的不利因素。只有这样才能趋利避害。”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曹云华教授说。

与他持相似观点的还有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朱振明研究员,他认为,中国与东盟潜在的最大不利因素就是东盟国家对中国抱有疑虑心理。

东盟国家除越南外,大部分都是小国,虽然他们普遍看好加强与中国联系对本国地区经济推动作用,但这些国家内部不同政治势力、不同阶层对中国的心态不一。

同时,东盟国家内部存在较多矛盾。朱振明说,东盟与“一体化”的欧盟完全不同,欧盟国家发展水平差距不大,毗邻国家之间较少争端,而东盟毗邻国家之间,不仅存在领土、领海的争端,还存在民族、宗教方面的矛盾。此外,因为经济活动,还带来移民、劳工、环境、资源等方面的纠纷,尽管没有恶化到战争或断交的程度,但一些矛盾很难调和,这给中国处理与东盟关系带来复杂性。

近年来,东南亚地区的恐怖袭击活动趋于活跃。这一地区的恐怖主义不仅在本国制造祸端,甚或与周边国家的恐怖势力相勾结进行跨境活动,不但使得本地区局势及社会不稳,也影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局势。

尽管在禁毒、严禁偷渡等方面达成了部分共识,但各国出于对国内局势的考虑,在反恐问题很多领域并未达成共识。

云南大学李宝林等专家指出,东南亚地区各国认识到,要在短时间内取得反恐斗争的胜利、根除恐怖主义是不可能的,为此各国加强预防与合作,预防和对抗恐怖主义才是卓有成效的应对方法。一是加强反恐警察的培养和训练等,要制定好预防、应急措施。二是建立国际合作关系。三是搞好公共外交。

汲取“南南合作”困局教训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以较大的热情建立了许多形式多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尤其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涌现了数目众多的区域经济集团。例如,非洲有东非共同市场、西非经济共同体、赤道非洲联盟等,拉美有中美洲共同体、加勒比共同市场等。

然而,与发达国家之间组成的“北北型”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功实践相比,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南南合作”在实践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经济绩效较差,甚至有的一体化组织已经名存实亡。

广西社科院副研究员黄耀东告诉本刊记者,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四:第一,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远远小于预期的目的,其区域内部贸易增加值比较有限。第二,贸易转移效应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不同类型一体化中存在差异。第三,“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产业的“集聚”机制不利于各成员国平衡发展。第四,以往“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很少成功吸引大规模外商投资,未能有效提高经济增长率。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尽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拥有优越的条件,但它毕竟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集团,有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必须将以往“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教训引以为鉴。

当务之急,一方面从政治角度处理好贸易利益的平衡问题。另一方面从经济规律的角度,正确认识自由贸易区中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同时,合理引导自由贸易区内的投资和产业布局,避免产业在中国或东盟某些成员中过度集中。对于中国而言,一是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特别是向东盟国家进行投资和开发,促进双方之间实现投资的双向流动;二是以中国大市场为背景,增强东盟的区位优势,提高东盟国家吸引直接投资的能力。

当前,我们在鼓励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对东盟国家的投资还需要进一步加大。

自从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猛。2007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187亿多美元,比2002年增长7倍,投资总额从世界第二十六位上升为第十三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

不过,我国目前在东盟国家的实际投资与我国的经济实力出现了明显的不对称性。中国在对东盟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要远比非洲、东亚和中亚的比例低。东盟国家的统计也显示了同样的情形:东盟的主要外来投资来自于欧盟、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在东盟的投资比韩国还要少。以最近几年快速发展的越南为例,2006年越南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约为100亿美元,其中80亿美元来自台湾,而中国大陆则投资了仅20亿美元。

加大对东盟的投资力度,事关中国与东盟政治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和长远发展。香港城市大学原校长张信刚等专家认为,中国应在可能的情况下一方面给予东盟国家“真金白银”的支持,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政策支持,鼓励我国企业、资金“走出去”,参与东盟国家经济建设,争取更为稳定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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