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五天之后的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30年前发生的这两件重大事件，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启动了。就在30年前的12月13日和12月18日之间，又发生了另外一件重要的事，这就是在1978年12月15日，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中美第二份《联合公报》，宣布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我感觉，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巧合，更重要这又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邓小平在设计中国改革开放时，一定是这样考虑的：我们要搞改革开放，就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稳定与和平的国际环境，关键是搞好中美关系。
现在我们回忆中美关系这30年，把握这一点对我们今后有很大的启示：第二个30年怎么办呢？第二个30年国际形势会怎样？第二个30年中国改革开放又会怎样呢？第二个30年中美关系又会怎样呢？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
中美关系的四个阶段
中美关系30年经过了四个阶段：从1979年建交到1989年，在小平同志主持工作的十年，中美关系得到了比较好的发展，特点是“初步发展、打下基础”。第二个阶段是1989年到1999年，中美关系经历了令人难以想像的困难和危机，几场危机冲击了中美关系：“八九”风波、李登辉访美，特别是我们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美国轰炸。但是，中美关系并没有倒退，度过危机后又继续往前发展，特点是“曲折发展，趋于成熟”。本世纪的前3个年头，“调整发展，保持势头”；第四阶段是2003年至今，“平稳发展，互利合作”。中美关系30年起伏跌宕，好好坏坏、曲曲折折，但是有一点，发展是主潮流。
第二个阶段的曲折发展，是中美关系成熟的十年，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启示。1989年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两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和江泽民先后接见美国特使，谈同样一个主题———如何挽救中美关系。这绝对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先例也没有后例的历史性一天。江泽民当时讲话很好，分析了中美关系的共同点、分歧点，通篇讲话站得比较高，而且态度非常积极，以一种正面、积极的态度来看中美关系。小平同志的讲话更加深刻，更加具有智慧和魄力。小平同志对美国特使说：不管中美关系之间有什么样的纠葛，我看中美关系终究要好起来才行，因为这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中美两国采取措施，克服（1989年）6月份以来的困难，使中美关系得到发展、得到前进，这是中美两国的共同愿望……要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双方都让步，如果我们双方都能够让步，我们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中美之间的问题不要拖了，拖下去不好，拖下去对双方都不利。特使先生，请您回国之后，转达我对布什总统的问候，告诉他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他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恢复与发展。这篇讲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上。
本世纪头三年调整有一个过程。我认为2000年是一个酝酿期，2001年是调整期，2002年是巩固期。2001年4月1日撞机事件，然后就是“9·11”事件，这两起事件的发生，从正反两个方面考验了中美关系，两国领导人都迫切感觉到有必要调整中美关系。“9·11”之后的一个月零八天，在上海举行APCE会议前夕，中美领导人进行了会晤，宣布中美关系做重要调整：“建设性合作关系”。2006年4月18日胡主席访美，4月20日在白宫与布什总统会晤，达成新的共识，两国领导人对五年来建设性合作关系进展表示满意，双方同意在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前面加四个字，“全面推进”。
第四阶段从2003年到现在，中美关系在这样一个大方向下不断保持发展的势头，高层保持密切接触，外交保持战略对话，合作保持良好势头：中美关系的状况是稳定的，不是动荡的；中美关系主体是合作的，不是对抗的；中美关系的趋势是向前的，不是倒退的。实际上，中美关系每前进一步都包含着困难、挑战和斗争，因为合作本身就包括了怎么处理好分歧甚至必要的斗争，合作并不排斥摩擦和斗争，要通过斗争求合作，这是处理中美关系很重要的思路。
中美关系中的难题和挑战
现在中美之间有什么难题和挑战呢？这就是，双边问题怎么处理？关系到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的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怎么处理？还有越来越的多边问题进入中美关系的议程，怎么处理？我觉得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恐怕是最突出的。
关于双边问题，主要是经济摩擦和人权分歧，我的看法是有所缓解。经贸摩擦最近几年确实比较突出，战略经济对话（SED）开了四次会议，问题虽然仍然存在，但处在可控制、可管理的范畴中，并没有越来越恶化。这次次贷危机到金融风暴，对中国有没有影响呢？当然是有影响，但是中美之间还是强调要合作，要联手应对这次金融风暴。今年6月份中美人权对话悄悄地、脆弱地、仓促地恢复了，总的来说，这说明人权问题还是有所缓解。
台湾和西藏问题。台湾问题现在已经初步缓解，去年7月份胡锦涛主席会见美国国务卿赖斯时指出，今明两年是台湾问题的高度危险期。而今年6月份胡锦涛主席会见台湾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时就说，在国共两党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两岸关系出现了积极的历史性的变化，两岸遇到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当然，也不能认为美国的态度没有一点问题，至少我们可以三看：第一看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第二个是要看美国如何处理台湾在国际上的主权地位的问题。第三要看美国和台湾的双边关系，它是不是严格遵守了三个《联合公报》。
影响中美关系有四个因素：战略因素、经济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和涉及到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特殊因素。战略因素和经济因素基本上是积极因素，意识形态和台湾、西藏因素基本上是消极因素，所以怎么来处理这两个消极因素，我觉得对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关于多边问题。近五六年来，中美关系新的情况就是越来越多的多边问题进入议程，使中美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如今，中美关系恐怕不能仅仅看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了，我们的视野要打开，要看到跟中美关系有关的地区和全球问题。这一变化最早出现在2002年10月初朝鲜核危机爆发时。这之后伊朗核问题也出现了，对中美关系有没有影响呢？2003年之后苏丹达尔富尔的问题，对中美关系有没有影响呢？还有缅甸问题，格鲁吉亚问题，这些对中美关系都会有影响的。还有世界能源问题，气候变暖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直到这次次贷危机，这些问题不会影响中美关系吗？
如何学会用新的思维去分析考察全球化过程中很多地区和全球问题进入中美关系的议程，使我们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进而如何处理好，对我们来说是新的课题、新的挑战。
倪世雄
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现为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科委员会委员。2000-2003年间，担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2000年至2006年，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战略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美国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对外战略和政策、中美关系。著作有：《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冲突与合作》、《当代西方战略理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