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论中国的政治时，境内外很多人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这就是：中国即将崩溃，或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即将崩溃。
他们的理由是，中国官员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而目前为止并无有效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麻烦，而中国很多问题过去都是靠经济的飞速发展来掩盖的；民间对官商勾结、侵犯民众利益的事件，不再忍气吞声，而是采取群体暴力行动和当地政府及警察对抗；等等。
在政治活动中，对形势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判断错误，那么在该错误判断下进行的思考和谋划结果也必然是错误的，或者是无效的。本文对中国当前的形势做了一个基本的判断，权作一孔之见：中国不会崩溃。
1，中国现在不是满清末年，中国现在有钱、有强大的军队
（1）有钱，政府运转就不依赖新的税收，有余力免税、减税，可以替倒闭的企业支付拖欠的工资，可以投资，增加就业。
中国在2006年停止征收农业税，最近也在酝酿新的减税措施。
近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接见出租车司机代表、商讨解决他们收入偏低等问题时，表示要梳理和减少政府对出租车公司的税收，以减轻公司对司机的压力。这受到了司机代表的欢迎。
中国最大的玩具代工企业合俊集团旗下两工厂倒闭后，6000余名工人失业，东莞樟木头政府紧急垫付2400万元工资，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危机。
为了应对最近的经济危机，中国政府计划投资五万亿进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作为对比，可以看当年国民党在大陆掌权时的情形，当时无物不征税，有人戏言“国民党万税”，甚至出现了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便已提前征收民国八十年（1991年）税收的“创举”。显然，苛捐杂税是压垮国民党政权的稻草之一。
当然，中国现在的税收仍然太多、税率仍然太高，征收的实际对象也不合理，高收入的人纳税少，而中低收入的人纳税多。税收结构和数量仍然有很大的调整余地。政府应该严格限制自己的开支，尤其是不合理的部分，如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以此进一步扩大投资和减税的空间。
（2）有强大军队：既可以镇压暴乱，也可以遏制外国势力直接支持国内暴动组织的冲动。
2，中国现在也不是苏联末年，中国现在有市场经济，有对外开放，有因特网
（1）有市场经济：民众的积极性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使经济保持活力。
（2）有对外开放：外面的先进观念和思想可以给国内带来活力，破解僵局，应对困难。
（3）有因特网：民间的怨气和观点有了直达中央的途径，便于中央绕过地方官员了解情况，避免问题积累到总爆发的程度。虽然政府可以控制因特网，但难度比控制电视台和报纸大得多。
因特网的民间性、低门槛，使它成为对官员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工具。最近的林嘉祥猥亵女童案，充分表明了网络的力量。这将对官员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迫使他们的行为有所收敛。
中央政府似乎也有意借因特网的力量，上下合力，推进中国的政治开明化。继胡锦涛在网上和网民对话后，近日上海市委书记俞振声也在网上网下同时和网民对话，直接回答各种问题。
政府对民间的恶性群体事件也从过去的隐瞒不报，改变为及时公开报道，例如贵州瓮安冲击警察局事件，湖南吉首非法集资引发社会动荡事件，江西铜鼓山林利益纠纷引发冲突事件，重庆出租车司机全面停运事件，等等。虽然在处理时有官民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嫌疑，或仍然有一些蹊跷之处，但毕竟能够公开报道，并处理有关官员，或有关政府部门进行自我反省、做出相应整改。
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新闻自由具有重要的作用，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立即完全放开电视和报刊，会对现有政治秩序造成重大冲击。因此，新闻改革也会和经济改革一样，以“增量改革”的方式进行。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一开始并没有去动国有企业，而是放手让私有经济作为经济的增量部分自由发展，结果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私有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之后，此时再来改造国有经济，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冲击就小多了。当然，在安置失业工人的问题上过于强硬和苛刻，是一个历史性的缺憾。
因特网是中国新闻媒介的一个增量部分。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紧到松，从辅助地位逐渐发展到主导地位。过去是因特网从报纸转载新闻，而现在是报纸从因特网获取新闻线索。在反映民意方面，它的广度、密度、强度和速度，更是远远超过了传统的新闻媒介。
因特网实际上构成了中国新闻自由的先锋，随着政府和民间对负面信息的逐渐适应，电视和报刊的自由尺度也会逐渐增大。即使从经济角度、从新闻媒介的生存角度考虑，政府也不得不逐渐扩大它们的自由度，以保住必要的受众群。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政府仍然将管制新闻，但这种管制会逐渐宽松。这种逐渐宽松的管制在客观上也形成了新闻自由的软着陆。
政治体制改革，可能也会以“增量改革”的方式进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接见罢工司机代表时说：“现在有出租车公司的协会，但是没有出租车司机的协会，出租车司机这么一个大的群体，今后也应该有个协会组织，经常、有效地来反映大家的诉求，要打通这个渠道。”
重庆市本来有现成的市工会，应该由它来代表重庆出租车司机的利益。但我们知道，中国的绝大多数工会组织实际上并不能独立地代表工人的利益，往往只是工人少量业余文化生活的组织者、一些福利待遇的发放者。但改造工会，会有很多困难，原来的平衡状态会被打破，原来的工会官员必须转变思想，从政府或企业的一个下级部门变为工人等普通劳动者利益的代表者，站在政府或资方的对立面上捍卫劳动者的利益。这个转变是巨大的、本质性的，这要花费很大的力气，会遇到各种阻力。但成立新的出租车司机协会，难度要小很多。
当各种行业的劳动者协会逐渐成立，实际行使起工会的作用之后，劳动者有力量和企业及政府对话时，一个相互制约的机制就形成了。此时再来改造或取消工会，或直接以各行业的劳动者协会的总会取代市工会（换一块牌子），难度就小多了。
总之，虽然中国现在的问题非常多，但是中国没有到崩溃的边缘。民间开始与政府对抗，也恰好说明了人民的成熟。人民不再忍耐和沉默，而是以和平或暴力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政府积极和正面的回应，也反映了政府的成熟。也许，中国官民之间的关系，就是在这一系列的、反复进行的“冲突-协调-调整”的过程中逐渐找到合适的模式，形成新的稳定的政治结构。
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政治体制改革也不是请客吃饭。“群体事件”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力之一。
一个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和谐的三角关系：
老百姓玩不过企业，
企业玩不过政府，
政府玩不过老百姓。
中国现在的情况是：
老百姓玩不过企业，
企业玩不过政府，
但老百姓也玩不过政府。
一个和谐的家庭，应该是：
儿子怕父亲，
父亲怕老婆，
老婆怕儿子。
如果儿子和父亲都怕妈妈，或者儿子和妈妈都怕父亲，或者父母亲都怕儿子，这个家庭就必然是不和谐的，必然是鸡飞狗跳的。
（上海 黄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