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ppeesshr
看了刘涛先生的文章（中国崛起策三十三），很受鼓舞。他从康氏长波理论出发，结合2008年发生的重大事件，预言这是一个大国兴衰的转折点，“中国必将成为下一个世界历史长波中的中心国家，这个过程始于更早的历史阶段，但是却以公元2008年为坐标点，拉开了新的世界历史进程和世界历史长波。”不论这个预言有多大的准确度，但文中说到的事实确是真实存在的。网友们对此文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认为缺乏忧患意识，现在中国的问题多多，远不是盲目乐观的时候。为此我想谈以下看法：
一、 自卑与自满
当西方已经进入工业化时代并向世界各地侵略扩张的时候，满清王朝还以天朝自居，盲目自大，自满之风充斥朝野，根本看不到世界潮流。鸦片战争之后，被西方列强整得惨不忍睹，此后中国的自卑心理成为国人的一大心病。就在解放以后，甚至在改革开放后，自卑心理的阴影也难以消失。自满当然不好，盲目乐观，看不到自己差距，必然导致更加落后。可是自卑更不好，对自己没有信心，看不到自身长处和进步。没有自信心的民族是不能奋起发展的。我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自卑，横向比感到处处不如人，往往看不到自己的进步方面，我们被人认为是一个缺乏自信的国家。
对任何事务当然都要一分为二。要看到成绩和差距两方面。在论及某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有所侧重，不可能面面俱到。刘涛从理论上和已见端倪的事件上论证其结论，没有过多地提到负面事件也是很自然的。实际上他在文章结尾部分也谈了中国极待改进之处，如“启动内需”，“国内食品危机和监管漏洞”，“社会政治体制距离现代化的标准还有相当距离”，“在保护公民个体权力和民主政治建设中更需要不懈努力”等等。网友们的评论或许能起到进一步的补充作用。
实际上2008年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可喜变化，还不只是该文提到的那一些。2008是中国多灾之年，多事之秋。冰冻、特大地震、藏独闹事、西方媒体以泰山压顶的架式攻击中国，西方战略家们一直筹划整垮中国的策略，他们以破坏北京奥运会为契机，用达赖作为发动的导火线，企图一举搅乱甚至是肢解中国。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在这世事险恶面前，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现出空前的凝聚力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国内的网民，特别是海外学子，空前地团结，共同发出理性的抗争声浪，逼得西方媒体不得不发出更正和道歉的声明，这是西方战略家们万万没想到的。人们长说我们的青年一代都是独生子女，在娇生惯养中长大的。2008年对人们质疑做出了响亮地回答。在抗灾、反藏独闹事和和服务奥运会等各方面，青年人义无反顾地冲向第一线，大批青年加入到抗震救灾志愿者的行列。他们的微笑、耐心、周到的服务感动了奥林匹克大家庭，国际奥运会破例地为志愿者代表颁奖。2008年我国向世人展示的抗震救灾精神，顶住西方巨大压力办好奥运会的大无畏精神，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两个奥运同样精彩体现出的人性关爱的人道主义精神，志愿者的服务奉献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所有这一切百折不挠的拼搏奋斗精神说明我们这个民族是蒸蒸日上的一缕朝阳，不论我们还有多少差距，还有多少社会矛盾和问题，也掩盖不了我们前进中所绽放出的巨大光辉。正如文中所说“不要低估了‘中国自主展示中国国家形象，中国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言说和描述自己国家和文明史’的重大历史意义。”
二、 问题虽然多多，但正在或将要逐步解决
网友们说到奥运会刚过就冒出个毒奶粉事件，这就使中国黯然失色。岂止这一件，4~9月共发生山西溃坝、深圳大火等9 起特大安全事故，这9起共死亡600多人。说不定哪一天又蹦出一件不好的消息来。我们不应被这些事件所击倒，产生更大的自卑心态。在面对这些负面事件的同时，还要从整体上看，诸多社会问题是正在解决，还是任其发展？是否已经或正在创造解决的条件？还是无所作为？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变单纯追求GDP的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五项统筹，后又改为科学发展观，进而形成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关注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等方针政策体系。当时真是阻力重重，下面就是不通。为了保护耕地，确保粮食安全，中央连发四道文件，各地照样我行我素，圈占耕地。中央声音走不出中南海，冲不出北京城，老百姓反应的问题很多，只能先放一下，全力集中去解决关键问题。关键是什么？树立中央权威是重中之重，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陈良宇落马，解决了尾大不掉，中央权威得到了加强。党的十七大成功召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既确立了方针，指明了航向，又团结了全党。地方干部一改往日态度，也向关注民生方面靠拢。节能减排已初显成效，教育、医疗、住房的改革开始起动。近来又出台了免去个体商户的管理费和摊位费。但中国的问题太多，不可能齐推并进地去解决。党中央首先要解决农村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农民富了，这个最大的内需市场就会把中国经济转到以内需为主的良性循环的经济发展之路。在此基础上再解决民主监督与法制建设问题。十七大以来，中央的惠民政策是大家都看得到的。虽然有时还出现变相的下有对策的干扰，但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增加工农大众收入，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民主监督法制建设是当前的两大任务。为此已经或正在创造条件。从最近的问责的严格程度就可看出端倪。
三、 远景美好 路程艰难
国家的奋起，离不开文化复兴。经济的发展靠人，而文化、思想、意识影响或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没有先进的文化力量作后盾，经济的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十八世纪以前，中国比欧洲先进，后来欧洲超过中国，而且把中国打翻在地，不同的文化因素就是其根源之一。
中国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小农经济，在此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文化、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所以中华文化历经几千年而不衰，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当世界进入工业社会以后，这种文化中的小生产思想意识就成为大工业的绊脚石。小生产意识的特征是：政治意识随地位变迁，平民百姓幻想青天，凡事忍让委曲求全，走投无路就烧杀造反，进入官场就想事事专权；经济上乐道自我封闭的桃花园；分配上对上要求均分平摊，对下则要求比别人多拿多占；心理上极其脆弱，穷困时失望悲观，富裕后就要摆阔显富，挥霍、妄自尊大极力表现；思想方法上是实用主义的单纯顾眼前。（现在社会上许多负面的东西都可以对号入座）。正因为这些痼疾，我国不但被西方人打翻在地，以后还一再错过经济起飞的大好时机。
西方各民族具有狩猎民族的特点。与中国人慢慢悠悠的生活节奏不同，狩猎民族重视快速和攻击，因而形成了不依赖他人的独立意识和进取精神，团队协同的整体意识。西方文化思想意识与新兴起来的大工业生产相适应，而中华文化中的小生产意识等封建因素在大工业面前败下阵来，因而落后的西方超过了本来先进的中国。这是文化因素使然。
世间万事万物都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先进与落后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外部条件的影响，促使事物向着其相反的方向转化。落后者可以超过先进，先进者也能被甩在后边。人是这样，一个地区、国家也会经历这样的变化。社会发展也不能例外。中世纪落后的欧洲，后来居上，超过了东方先进的中国。未来的中国经过了近现代的震痛，今后能否跑到前面，超越西方。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只要做到“发扬优良传统，扬弃过时思维，溶合发展创新”，也就是逐步克服小生产意识的影响，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部分，把西方的进取精神溶合进来就有可能。因为中华文化正是适应于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的新时代。
中华文化产生于农耕经济，随着季节变化从容地安排生产活动，到什么季节干什么事。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等诗句都反映了这种怡然自得慢悠悠的生活节奏。在此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中华文化可以说是食草的大象文化。这种文化和意识形态决定了中华民族与人为善的特点。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济困扶危，同情弱者，以德报怨，仁爱等这些中华美德。从历史来看如唐朝时文成公主入藏，郑和七次下西洋，都是与其他民族或国家交好，世界的各种宗教相继传入中国，说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中国从古至今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都是友善的，汉朝四代皇帝以公主和亲方式同匈奴人保持和平关系，匈奴人还是经常突然袭击，抢劫财物，掠夺人口。汉武忍无可忍，这才反击匈奴人的入侵。现在国家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西方文化源于狩猎、海上捕捞等生产活动。狩猎民族重视快速和攻击。他们的观念是优胜劣败。胜者为优，理应存在，败者为劣，理应淘汰。他对非我族类是排斥的，从历史来看，西方人依靠其坚船利炮，到处侵略他人土地，抢劫财物，贩卖奴隶，屠杀印地安人，把余下的驱逐到不毛之地。西方文化是典型的弱肉强食的老虎文化。当然这是早期殖民主义者的行为。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已经成为当前西方内部的主流价值观念。这比以前当然是个进步。但是西方至上，唯我优秀，到处渗透，有时甚至强加于人，西方战略家们时时刻刻都在盘算着如何整治别国，如何削弱当前和未来的潜在对手，如何利用他国的矛盾，特别是民族矛盾来肢解对方，他们到处煽动颜色革命，大肢解以后还要把你卸成小块。以莫须有的罪名用武力消灭一个国家的政府，他们的所作所为当然引起了其他民族的反感与反抗，拉丁美洲国家的联合抗争说明了当前的世界潮流。西方文化是一种排他文化，
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西方文化的排他性是两种文化的根本区别。
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现代大工业社会已经进展到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社会。人们从多年来的战争、流血、仇杀、相互算计的残痛历史中有所醒悟。欧洲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意识到欧洲整合的必要性。亚非拉各洲的区域联合体也在逐步发展。这是人类走向和平、合作新时代的前奏。排他的，唯我独大的老观念老思维已逐渐地不得人心。西方的优胜劣败，强加于人的思维惯性使他走不出你争我夺的怪圈，因而不适应于未来。具有优良传统，经过溶合创新的中华文化正是未来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刘先生的判断是完全有可能的。
另一方面我中华民族的远景虽然美好，路程却是很艰难的，难就难在我国固有的小生产意识。且不说只顾眼前，有奶就是娘的招商引资的作法，以及各处总想自成系统的封闭意识等，就是干部的人治思想，就很难解决，这是几千年形成的历史顽症。我国虽然在秦始皇以后废除了分封制，但直到清朝退位，一直是封建社会。国人上、下始终把土地视为命根子，老百姓的“一亩三分地”意识，“3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思想一直延续下来。官员们分封裂土思想根深蒂固。占地为王，占山为王，总想集财权、军权于一身。汉朝多亏景帝削平了七王之乱，才有汉室的强大。司马氏统一后又大封诸王，造成了两晋南北朝的几百年混战。唐朝的藩镇节度使制度造成了安史之乱，因而由盛转衰。五代十国，天下割据，军阀混战。清初的削藩也是费尽了周折，由历史可知，中央集权与分封裂土的斗争不断，建藩与削藩的拼杀声时有所闻。到了民国时期，也有统一与割据的斗争。这种思想意识在新中国成立后难道就都消失了吗？地方的尾大不掉，基层的“山高皇帝远”而为所欲为，都是传统割据意识的延续。
“权就是管百姓的”中国的官员为人民服务意识太差，有一点小权就想为所欲为。城管员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敢把一位经理活活打死。十七大以后竟然出现要农民办砍伐证才能收割自种的玉米。这些都说明官（权）本位意识的顽固性。中央领导多次提到要有忧患意识，温总理还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古训告诫干部。由此看来我国的路程还是漫长而艰难的。
本人的一孔之见，希望网友们批评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