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文新 文
美国的债务经济模式
为何害己更害人
资不抵债——
从技术层面说，美国已经破产了
美国到底欠了多少债？
按照美国公开数据，85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方案全部实施之后，美国国会所能接受的名义国家债务余额为11.2万亿美元，相对于美国13.8万亿美元的GDP而言，美国债务率为81.16%(负债总额与GDP之比为债务率)，高于60%——国际公认的安全债务率。尽管，这与日本、英国等国超过100%的债务率相比好像并不算过分。但是，这并非美国的真实债务。
按照美国政府问责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前总审计长、美国彼特·皮特森基金会总裁兼CEO大卫·沃尔克的估计，如果把美国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等所有隐性债务统统加在一起，那么，2007年美国的实际债务总额高达53万亿美元。
53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如果把100美元一张的钞票摞起来，53万亿美元可绕地球两周；2007年，全球的GDP是54.3万亿，这就是说，仅仅美国一个国家的债务，已经使全球的债务率接近100%；这个数字相当于每个美国人承担着17.5万元美元的债务；如果平均分配给地球上所有的人，每人将分担9000美元。
这还不算多。如果我们把诸如“两房债券”那样的抵押债券、美国各大财团所发行的、说不清是公司债还是政府债务以及市政债券等——总计20万亿美元(2007年末美国国债协会SIFMA统计)的债务再统计进来，那美国债务更是高达73万亿美元。
按照2007年的市场公允价格计算，美国的全部资产的总市值约76万亿美元，而现在这个市值已经缩水30%以上——最多还有50万亿美元。
由此可见，73万亿美元的债务，50万亿美元的资产，意味着美国已经资不抵债；而这种财务状况，放到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早该破产了。
但是，美国为什么没有破产？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元在国际结算中的特殊地位，它使其他国家拥有了过多的美国债权。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债权国不能让美国破产，否则某些债权国自己也会因此破产。换句话说，美元和美国的债务已经绑架了世界。
所以，这场危机的本质绝非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危机，而是美国债务经济模式(注：格林斯潘2004年第一次使用这个词)走到了尽头的危机，是美国“死不了又活不成”的信任危机，是第二次美元危机。“次贷危机”不过是使技术上早该破产的美国，遭遇了一个破产的契机、或者说导火索而已。
可以肯定地讲，眼下这场规模空前的救援，与其说是在救金融市场，不如说是在拯救美元。美国需要世界恢复对美元的信心，否则，世界抛弃美元之时，就是美国破产之日。
债务经济模式——“美国神话”是这样创造的
“越战”所导致的美国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月度贸易赤字出现在1971年5月)，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此前，美国的“双赤字”使得欧洲国家不再信任美元，而大规模地用美元换回黄金，这迫使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废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中35美元与1盎司黄金的自由兑换的约定。由此，引发了历史上的第一次美元危机。这场危机曾让世界苦不堪言。
美国之所以敢于如此“掀翻桌子赖帐”，而其他国家又拿它没辙，原因是没有哪个国家的货币有能力替代美元，在国际结算体系中扮演核心地位；更重要的是，基辛格博士成功游说“欧佩克”，将美元确定为国际石油市场唯一的计价和结算货币，这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所确立的美元地位不仅未被撼动，相反让美元发行失去了黄金的约束而变得更加有恃无恐。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摩肩接踵。在此过程中，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让世界各国的美元需求大幅上升。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尔克放弃了美元货币供应量的管制，而改用利率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货币手段。从此，美国的印钞机开始满负荷运转，铸币税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美元债务也随之骤然膨胀——美国债务经济模式就此起步。
所谓债务经济模式，概括来讲就是，美国不再需要一般性实业企业，除食品以外的一般消费品和一般性工业设备外，其它商品都从国际市场购买，并借此向世界输出美元；其他国家为了国际贸易结算顺利进行，不得不持有相当数量的美元储备；为了美元储备保值增值，这些国家又不得不去购买美国债券或其他所谓安全的美元资产。
因此，在世界上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圈：美国所需要的商品，只需印刷钞票去外国买就是了；美国买东西花掉的美元，通过出售美国债务(国债或公司债)重新回到美国本土，变成美国政府或公司可以任意支配的现金；这些现金被用在美国人身上，使他们有能力去消费那些从外国买来的东西；美国的商人通过在本土出售外国商品而获得收入，然后继续购买别国的商品。
如此循环往复，只要美元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永远不倒、外国政府永远需要美元储备，美国欠下的债务就永远不必归还。理论上说，是“只需付息、不必还本”的债务，但其实利息也不必付，因为通胀或美元贬值会自然蚕食掉利息率。
另外，只要国际贸易量不断增加，美元债务也将随之不断增大，这将创造出美国的经济增长。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看，当“主权货币”变为“信用本位”之后，“信用货币”本身就是“主权债务”符号。因此，美国无限度地发行美元货币，其实就是在无限度地发行债务。从这个角度上说，美元和美国国债之间的差别仅仅是流动性的差别，用美元购买美国国债所获得的利息，仅仅是对放弃货币流动性的补偿。
格林斯潘曾经两次说破美国的债务经济模式：“美国增加债务能力是全球化的一种职能，因为负债能力的显著提高与成本的降低以及国际金融载体范围的扩大休戚相关。”
这当然对美国有着巨大的好处：不用从事生产又可以获得远高于他国的经济效率。比如货币使用效率，对美国而言，花钱买外国人的商品，这是一笔货币的第一次使用；发债又把这笔钱收回来变成政府或公司的债务收入，再花出去。这等于一笔钱被使用了两次。但对贸易对手国而言，赚回的美元又借给美国，对自己除了一点点利息收入以外，别无它用，效率近乎为零。
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之下，不断增加负债能力居然已经变成美国对世界的一种义务——一种可以不劳而获的经济方式。从这一判断来看，经济全球化的另一种解释就是：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都需要通过付出资源和劳动去赚美元，而美国只要印美元(发行债务)就可以购买世界。
经济空壳化——培育了美国经济增长的大气泡
既然靠发行货币就可以换回所需要的一切，那美国还有必要自己生产一般性商品吗？如果美国一般性商品完全自给自足，那美国又何需进口？不进口，美元又通过什么渠道变成其他国家的储备货币？美元不能成为其他国家的储备货币，美国又如何从货币发行中获得好处，其他国家又如何保证贸易的顺利进行？
正是基于这样的道理，美国变成了世界上最特殊的经济体。它使得自己的贸易赤字变成了其他国家的必然需求——美国必须在国际市场上大量购买，由此导致大量贸易赤字，满足其他国家的美元储备；同时，美国的财政赤字也变成了其他国家的必然需要——美国发行大量国债，供其他国家的美元储备投资。
要完成这样一个债务经济的循环模式，美国必须把生产一般性商品的实业企业赶出美国本土，而这件事完成于1971年到1991年的20年间。
两次石油危机过程中，由于石油价格的数倍上涨，使得美国一般性商品生产企业不堪重负，一方面是生产成本的大幅提高，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压低了国民的消费能力。双向的挤压，使得企业利润不断萎缩。
这还不算，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中，当油价让实业企业不堪重负之时，卡特接受了撒切尔一直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学说，将货币政策的四大职能简化为单一盯住通货膨胀。
尤其是里根继任总统之后，为压制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货膨胀，在当时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主持下，1980年3月废除了利率上限管制，此后在短短的数周之间，美元利率一举攀高至20%，而且在高位运行长达五年之久。这正是国际金融史上著名的“金融休克疗法”。
能源成本、财务成本大幅攀升，加之消费萎缩，美国一般性商品生产企业有些倒闭了，有些便加入美国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发生的一轮空前企业兼并、重组、收购狂潮。那时，实业企业实际变成了华尔街金融家手中的玩偶和赚钱的工具。
当年在华尔街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小的总是美的。当时大公司被金融家收购之后，总会被拆解为若干个小公司，而每一个小公司都将被进行“财务手术”，然后再把这些包装漂亮的小公司出售给需要它们的人。
金融家通过这样的财技赚了大钱，它们甚至发明了“垃圾债”等一系列杠杆性金融工具，使得兼并、收购在美国1979年到1985年的6年间，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同时也培育了博斯基(注：电影《华尔街》中的主角)那样的金融大盗，以及说不清是英雄还是坏蛋的“垃圾债大王”麦克·米尔肯。
走过那个时代，美国的实业企业消失殆尽，只有诸如GE那样的几个巨无霸依然健在，但他们的业务也更多地倾向了金融。2007年，GE的汽车销售利润50%来自汽车金融部门。
“金融休克疗法”的另一个产物是美元的升值，它一方面阻碍了美国实业企业的商品出口，另一方面为美国企业对外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推动消费品产业开始向亚洲的大转移，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和东南亚开始热衷于加工贸易、出口导向性经济，而且变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说教由此甚嚣尘上。
一轮大转移完成之后，美国的经济动力还剩下什么？
金融、高科技以及军事工业变成美国经济的立命之本。除此之外，几乎所有一般性商品生产均让位于欧洲和亚洲。今天，我们在国际市场上，很难再找到标有“MADE IN USA”的一般性商品了。其实，除了金融技术和难以马上转化为生产力或民众消费品的高科技以外，美国实体经济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失去了竞争力，取而代之的是不断膨胀的贸易赤字。到2007年9月底，美国累计的贸易赤字总额已达6.44万亿美元。
这就是美国经济的现状: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美国GDP共计增加了4万多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占比不到10%；制造业在GDP中占比，从1990年的24%下降到目前的18%。而说到制造业投资的增长率就更是少得可怜，2006年仅为2.7%，投资额仅相当于GDP的2.1%。就算是最让美国骄傲的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硬件生产，目前，每年的投入在GDP中的占比尚不足1%。与之相对，服务业在美国GDP中的占比高达80%
因此，美国的债务经济模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空壳经济，一个只能靠债务不断膨胀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大气泡，一个所有经济学理论都难以适用和解释的“经济怪物”。按美国著名学者安德森·维金的推算，美国每获得1美元的GDP，必须借助5美元以上的新债务。
“负翁”民众——贫富差距加大，消费信贷迅速膨胀
美国富有吗？它当然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富有，但落实到美国的民众身上，我们将会看到另外的结论。
先来看一组数据：从1971年到2007年，美国企业平均工资从每小时17.6美元降到了10美元；同期，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了357:1；同期，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从1200亿美元扩张至2.5万亿美元；2007年美国的房地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规模达11.5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83%。
这样一组数据说明了什么？
第一，它说明美国民众的收入水平在绝对下降，而下降的幅度绝非17.6美元到10美元。因为，每小时平均10美元的工资总额中，少数高级管理人员拿走的部分越来越多，一般员工拿到的越来越少——收入两极分化。
第二，正如我们经常在美国媒体上看到的那样：如今在美国找到一份年薪5万美元的工作可能性已经很小，美国的中产阶级人数正在大幅萎缩；另外，美国的失业率在不断攀升，而政府能够提供的就业职位，也大都是临时性的低薪工作。
那么，美国人靠什么维系原有的生活水平？答案很简单：借贷！
这正是消费信贷近十年来在美国迅速膨胀的主要原因。美国普通民众的负债(住房负债加消费负债)共计14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01%，平均每人7万元美元，而负担最重的则是低收入人群。
其实，到了1990年以后，美国原本享有高收入的工程师以及高级技术工人，如今已经大量沦为商业的服务员、金融机构的推销员、各种营业部的柜台员，甚至改行成了人体保健员和各色志愿人员，这也是服务业占据GDP80%的美国经济还能为社会提供的最多的就业岗位。
再换一个角度，拉动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净出口。那么，空心化的美国经济还能靠什么拉动？
巨额贸易赤字，显然会使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为负值；再看投资，正如上文所述，美国制造业投资增长率2006年仅为2.7%，投资额仅相当于GDP的2.1%，所以更多的是靠金融投资，这使得美国每天都需要40亿美元资本流入，而债务循环机制确实保证了这等规模的资本流入，但这仅仅平衡贸易逆差，而真正拉动美国的经济增长的是消费。2007年，消费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2%。
问题来了。美国民众的绝对收入在不断降低，而美国又要靠消费的不断增加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显然矛盾。怎么办？美国政府的办法是：进一步放松金融管制。让原本没有资格借钱的人借钱消费，让原本没有资格买房的人购买住房，这正是次级按揭贷款及其一系列衍生品出现的历史背景。
了解了这个背景，也就不奇怪，格林斯潘为什么会在2005年4月8日美联储第四届年度社区事务研究会议上，对美国次级按揭贷款从1990年初的1%增长到2005年的10%大加赞赏。在他看来，这是美国金融技术进步的一大成果，创造的消费信贷大幅扩张的经济奇迹。但是，这个奇迹在美联储开始加息、房地产价格开始不断下跌中变成了海市蜃楼，更可怕的是，“次贷危机”变成了引爆美元危机的雷管。
2008年10月23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将有1200万人将因为房价下跌而破产，占全部供房者的1/6。
危机是常态—— 美国危机带给全球灾难
第二次美元危机在全球爆发后，经济学界有人痛骂格林斯潘滥发美元。但殊不知，格林斯潘时代的美国——一个只能依靠国家信用、企业信用和消费信用不断扩张而拉动经济增长的美国，所能带给世界的，必然是泡沫经济的周而复始。因为对靠金融市场主导权、靠美元对国际贸易主导权赚大钱、赚快钱并拉动经济增长的美国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制造泡沫。
于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只要市场充分开放、充分与国际(美国)接轨(使用同样的市场规则)，那该国的市场就一定会被美元淹没，最后该国的外汇储备——被所有国家奉为财富、多年辛苦积累下的美元，不仅在价格的暴涨暴跌中被熬干，甚至还会欠下一屁股债以致国家破产。
2004年，无奈的格林斯潘一改以往晦涩的风格而明确表示，在目前情况下，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降低利率，为维持美国的债务经济，美国只能借助于新的泡沫。
格老说的这个“新的泡沫”，无疑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在过度信用支撑下的房地产泡沫——本质就是金融泡沫——次级按揭抵押贷款及其各种衍生债券的泡沫。但现在它已经破灭了，同时很可能把美国这个“经济怪物”的好日子带到尽头。
其实，在美国又何止是房地产泡沫。财政赤字的多年积累构成了“财政泡沫”，贸易赤字的多年积累构成了“贸易泡沫”，而由它们汇合一起累加成美国的“债务泡沫”；在这场危机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评级泡沫”，可以看到由于财务制度造成的上市公司利润虚增的“股价泡沫”，以及由于国民过度消费造成的“抵押贷款泡沫”等等。一切泡沫最终交汇成了“美元泡沫”。
美国这样一种特殊的经济模式害人又害己，但总体上看：害己少、害人多。包括今天这场表面是美国、而实际是“全球第二次美元危机”的灾难，到头来谁最倒霉？现在还说不清，但事实已经表明，全世界都在为此买单，而且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买单总额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事实还告诉我们，危机中美元相对于欧元的升值说明，欧洲经济在危机中所受到的伤害可能比美国更大；事实将更进一步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将被放到破产的边缘。
当然，谁输谁赢现在算总账尚早，但可以肯定，正在经历的这场危机所带给世界的痛苦，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将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包括第一次美元危机以及1929年之后的全球经济大萧条。
慢刀子割肉——格林斯潘“走钢丝”，伯南克则捅破了泡沫
美国解决美元泡沫的第一种方法是：让美元不停地、缓慢地贬值。
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后，美联储开始不断减息，让美元踏上了贬值之路，从此恶性通货膨胀的阴影开始笼罩全球。实际上，美元贬值对美元储备的持有国来说，无异于“慢刀子割肉”——在不知不觉中让多年积累的“美元财富”失去以往的购买力，而美国恰好借此逃债。
但是，美元贬值必然会导致另一个严重后果：世界各国不愿意持有美元储备，甚至会抛售美元，如果这样，美元将会崩溃；如果其它国家放弃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则会导致美国债务经济模式土崩瓦解，最终走向破产。
格林斯潘应该早看到了这种风险，但他根本无力回天。这种矛盾的心境，也让其讲话经常自相矛盾。如2004年1月13日在德国柏林，格林斯潘威胁欧盟说，美元贬值欧元升值，最终会使欧洲经济出现衰退。他甚至强调指出，美国经常账户的赤字根本不是问题，而且“以美元来支持美国的债务，从本质上说，可以提高美国的举债能力”。
上述言论似乎在说“美元不应当贬值”，但就是在同一次讲话中他又说，如果美国经常账户的赤字继续增加，美国“将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进行调整，从而减少或可能逆转”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债务的需求——这实际是说，美元贬值是必然的、早晚的事。
按美国学者说法，格林斯潘只有“走钢丝”了。他既希望通过美元不断贬值以减轻美国的债务负担，又必须确保美元贬值不会引起世界各国对美元资产的大量抛售。因为如果把美国的所有泡沫、通胀压力一起考虑进去，那美国经济的脆弱程度就更加严重。
为化解不断上升的通胀压力、强化世界对美元信心，这要求美联储所确定的利息率不能太低，但利率过高又容易导致美元升值、加重美国债务负担，甚至捅破国内日趋严重的房地产泡沫；那利率低一些行不行？也不行。虽然它可以保住房地产泡沫，也会减轻债务负担，但通胀压力加剧，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会受到打击。
由此可见美联储的难度有多大。或许格林斯潘也只能用些晦涩不清的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意愿，用精心权衡的货币政策应付着，尽可能避免极端情况的发生。但是，这样的钢丝能走多远？
伯南克接任之后，美元利率的上涨加快了。2007年，在伯南克最后一次加息之前格林斯潘提醒过，他认为，美国经济会出现很大麻烦，但伯南克没听，当他把利率升至5.5%，美国的泡沫经济破灭已经不可逆转。
这怪伯南克吗？恐怕不能！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2000年欧元诞生了，世界出现了另一种可以替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的货币，一个经济规模可以和美国相抗衡的经济区。这无疑使美元在国际结算体系的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
2003年，华伦·巴费特平生第一次开始持有外国货币——即抛出美元买入欧元，陆续将欧元的持仓增加到200亿美元。
不只是华伦·巴费特，据《金融时报》计算，截至2006年10月份，全球流通中的欧元现钞总值已超过美元，达6100亿欧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统计显示，2007年第四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跌至8年来的最低水平；同时，欧元储备从0%大幅上升至25.8%。华伦·巴费特指出：“如果经常账户的赤字继续下去的话，那未来5到10年内，美元还将继续贬值。”
2007年，美元的贬值确实开始加速，这一货币危机的典型特征，让美元摇摇欲坠，而次贷危机变成“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慢刀子割肉”很可能演化成“快刀斩乱麻”——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被倾覆，陷入绝对混乱。
美国怎么办？世界怎么办？
救楼市、救股市、救汇市、救银行，救实业……经济的方方面面几乎都需要救，而所有国家不仅要自救，而且还要帮着美国救。但我们必须看清楚，救市的最后结果，也许只不过是让美国经济 “继续在钢丝上走下去”。
害己更害人—— 美国危机会否把全世界“拉下水”
再来看拯救美元的第二招：打压其他经济体，让其与美国一起垮台。这就是说，如果这场危机使其他经济体所遭受的打击比美国更严重，那么，尽管美元会贬值，但只要欧元、日元、人民币等其它货币比美元贬值更多，则从汇率上看，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仍然升值，仍可借此保住世界对美元的信心。
欧元的情况就是这样。从2000年开始的美元贬值，以及此后的伊拉克战争，已经让欧洲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中吃够了苦头。欧元区不仅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行政能力，而且为了保持区内各国的利益均衡，他们还不得不对各国的财政赤字、贸易赤字等经济指标实施硬性规定，这使得欧元区在“保增长、控通胀”方面的能力受到了极大约束。
因此对欧元区而言，在美元贬值，欧元升值的过程中，一方面由美元贬值导致的通货膨胀抬高了欧元区的商品成本，抑制了自身消费；另一方面，欧元的升值压制了欧元区对美国的出口，使欧元区的经济每况愈下。如今，美元危机又来了，这使得在欧元升值过程中，欧元区所积累的大量对美国的金融投资猛然变成了坏账，金融机构流动性受到严重威胁，甚至破产倒闭。
这就是欧元区的经济现实，金融状况一点不比美国好，而又没有充分的手段去救援经济——经历着所谓“雪上加霜”的痛苦。这也是危机中美元不贬反升、而欧元却不升反贬的原因所在。
这当然是美国最愿意看到的。如果欧元区、日本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衰退比美国更严重，那将意味着美元继续拥有强势地位，美国的债务经济模式可以继续延续，同时也为美国改革或经济结构转变赢得宝贵时间。
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危机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经济的状况现在远比美国好很多，更没有理由陷入美国的困境。但是，如果不小心翼翼的处理好各种问题，不作相应调整，中国经济风险也会增加，甚至转化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最终给正处于关键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伤害。
中国的应对措施——
强化国民信心 调整投资策略
当然，中国的有利条件很多，但这不仅要用足用好，更重要的是，必须讲求高效使用。
一、通过扭转国民对股市、楼市的预期强化信心。“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是温家宝总理日前在美国所说的一句经典之言，他点破了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信心经济。
但是，这个信心不仅是政府的信心，更是国民的信心。即，国民越有信心，越会多投资、多消费，经济就会越来越好——如此是良性循环；相反，国民越没信心，就越不投资、越不消费，经济就会越来越坏——如此会恶性循环。
必须清晰地看到，目前中国经济正徘徊在一个分水岭，各种统计经济数据表明，中国人对经济前景的预期(信心)正在走向负面，这很容易让中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这是十分可怕的事情。
同时需要看到，对国民信心打压最直接、最严重的，莫过于股市和楼市的低迷不振，而要恢复国民信心，也必须从这两大市场入手。这也是效率最高手段。从现在的政策看，中央已经意识到，并已经采取相应措施。
二、财政投资最好通过社保基金完成。就目前经济形势而言，通过财政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势在必行。但是，应当把一部分风险较小、收益稳定——最好的财政投资项目通过社保基金完成，尽可能减少政府直接投资。
这样做的好处很多。首先，实实在在地体现出中国政府是人民政府的基本特征，进一步赢得人民的拥护，巩固党的威信；其次，把最好的项目交给社保基金完成，是向全国人民输送利益，避免利益集团的争夺；第三，大量资金进入社保账户，可以大幅减低国民后顾之忧，有效强化其消费意愿和风险偏好；第四，可以使政府投资项目具有法人主体，减少投资成本，增强投资效率；第五，同样实现了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目的。
三、钱从央行票据转成国债而来。中国已经实现了国债余额管理，但鉴于过去的五年间财政收入的大幅增加，财政盈余较多，所以用不着发行短期国债对财政收支进行调剂，以至于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不得不发行大量央行票据，目前市场存量已经高达4万亿元人民币左右。这些央行票据其实质也是国家债务，不过没被列入国债余额而已，但每年所需支付的利息，一样需要财政开销。这其实是一笔闲置的财政资源。
因此，只要把这些央行票据等值转换为相应期限国债，这里至少应有1万亿元人民币的“沉淀资金”——永远只需付息而不必还本金；财政用这1万亿元资金投入社保基金，其余国债收入委托央行经营、并继续用于公开市场操作。
当然，也可以采用短期国债和央行票据并行的办法，使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效率和灵活性不至于受到财政需求影响。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虽然财政投资加大，但中国的债务率并没有实际增加。
四、需要立即全面检讨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资本账户的不完全开放第一次救了中国；今天，还是由于资本账户的不完全开放，第二次使中国避免了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因此，我们有必要更加认真、谨慎地面对资本账户的开放问题，必须搞清楚，目前中国有没有条件全面开放资本账户，开放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借以避免未来可能的开放过度，增加中国经济风险。
五、让外汇储备投向中国自己。鉴于美国债券的流动性已经大幅降低，所以，现在用外汇储备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将是最差的选择。那买什么？去买回中国企业、银行在境外发行的、以美元或港元计价的资产。
这些资产大都已经被恐慌的市场严重错杀，而此时中国政府出面回购这些公司的股份，一来风险较少而未来收益可观，二来鼓励了境外投资者对中国资本的信心，三来推高中国资本的国际地位，四来为中国企业境外收购资产创造有利条件。
关键是流动性问题。但现在举目望去，国际上哪有流动性好的资产？所以，既然流动性都不好，那不如买自己的资产，一方面可控性强，另一方面国内对其流动性的变通回旋余地大，这些优质的资产未来无疑是融通现金的优质抵押物。第三，相对于1.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言，1000亿元到2000亿元资产流动性稍差不是大问题。
香港地区的危与机——
不再做华尔街玩偶 夺回亚洲资本市场定价权
如果我们看清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本性质是“第二次美元危机”，是60年美国积累下来的贸易泡沫、财政泡沫、债务泡沫、实业泡沫、上市公司财务泡沫、房地产泡沫、消费泡沫以及评级泡沫等等——所有泡沫的一次总爆发、总清算，那么我们就应当确认，美元的贬值以及华尔街股市的下跌，将不是一个短期可以结束的走势。
因此，A股也好、港股也罢，它完全没有理由永远被华尔街拖累。
但过去的事实告诉我们，聪明的投机客借用国际金融形势，再度把香港变成了“慢速自动提款机”。但与1997年不同的是，他们一改往日凶悍之习，对港股、港汇实施的是“恶意而温柔”的操作，让香港金融管理当局不仅没有感受到过分的疼痛，反而给人以市场活跃的假象。
被华尔街玩弄于掌中的H股，如今已经惨不忍睹，多支股票市盈率已经低于1倍。同时，H股被恶意低估，对A股构成了强力压制。几乎每一次大投行下调H评级，都会在A股得到反应。
正因如此，2008年7月3日笔者曾大声疾呼“A股的祸根在香港”。不过，既遗憾又欣慰的是，直至今天，香港金管当局刚刚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尽管内地管理者早已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不过，从近期的市场走势看，情况在往好的方向变化。直接的迹象是，港股正在努力摆脱华尔街，走出独立行情。当然，目前还仅仅是个较为微弱的迹象，能否持续？很难讲，但值得期待。因为脱离华尔街利国利港。
其一，只有H股奋力反击，A股才有稳定可言。为什么？因为如果没人看好1至7倍市盈率的H股，就不可能有人看好14倍市盈率的A股。不要说中国的资本市场与世隔绝，那是自欺欺人。应当说，无论是国人还是洋人，只要他希望投资中国股市，至少会在H股和A股予以同样的关注。
其二，香港只有摆脱华尔街，为亚洲企业撑起资本定价的大旗，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亚洲的金融中心，而现在正是一个大好机会。
过去的香港，尽管金融人才充足，金融设施完备，但它并不是一个金融中心。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一切金融市场行为的核心与根本是：形成资本定价。但香港过去没有为任何金融商品定价，港股定价也不曾脱离过华尔街的掌控。所以说，港股过去仅仅是华尔街手中的一尊玩偶、盘中的一道小菜。
但是，现在机会来了。如果香港能够引领中国股市乃至亚洲股市率先走出困境，并通过监管等各种必要的手段全力维护亚洲企业定价，那香港必然在即将到来的一个“新亚洲时代”成为举世瞩目的国际金融中心。
相反，如果香港市场一味静观事态不断恶化而听之任之，甚至认为，全球股市都在跌，香港没有理由不跌，那不仅会纵容国际投资客玩弄香港，更严重的是，它将成为中国金融稳定的绊脚石，并严重干扰中央政策的有效性。甚至，会将中国民众的经济信心和中国经济一起拖入深渊。
因此，香港金融管理者必须意识到，香港的金融市场绝不仅仅是香港的市场，更不是华尔街的金融市场，而是关乎中国金融安危的市场。
对香港而言，机会就摆在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