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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声音何以越来越大

2009-04-23 14:38 战略·谋略 ⁄ 共 2034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宋鲁郑

2009年新春带给全球的仍然是愁霭一片。整个西方罢工、政府倒台、骚乱、大规模失业渐次浮上台面。就在全球都开始讨论新资本主义、甚至美国《新闻周刊》以“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做为封面标题和压题文章一刻,中国却罕有的四处出击,不仅从硬实力,而且从软实力开始打破西方垄断,力图建立自己的话语权。

中国传统佳节春节的第二天,温家宝总理出访欧洲,开始了新春外交的第一击。不仅以更大的力度继续敲打法国、与所访各国签订各种经贸合同,更在西班牙最为著名的塞万提斯大学发表演讲,畅谈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及现实意义,实际初步展示了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温总抵达英国后借《金融时报》主编巴伯专访,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明确表达了中国对民主的态度。随后不久,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访拉美,在墨西哥再次一语双关直指西方:“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只所以一语双关,一是为中国辩护,为中国发展模式的正当性辩护。二是斥责西方向外输出“革命”(美国用武力输出自己的价值观民主,其行为模式和当年苏联用武力输出共产主义如出一辙),并利用向外输出“革命 ”(颜色革命)方式对其他国家制造对立和动荡,进行“折腾”。至于输出 饥饿和贫困,则应是指西方把“民主和自由贸易”两个条件做为解决非洲等落后国家问题的方案。岂不知, 这些落后国家,工业基础薄弱,根本无力在自由贸易下与西方进行竞争,结果只能沦为原材料输出和西方制成品接受地的命运。至于民主造成非洲等国家政治纷争、甚至演变为武力冲突和军事政变。就是被英国殖民一百多年、然后走向民主六十年的印度,直到现在都无法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当然,考虑到有关西藏的几个敏感“ 纪念日”临近,中国也有敲山震虎的用意。不过事实求是的说,习主席如果再加上一句话,将会更有份量:我们不但不责怪你们制造经济危机,还协助你们度过难关。你们真的毫无国际关系伦理吗?

除了中国政府主动的出击外,美国新任财长盖特纳一个鲁莽的发言“指责中国操纵汇率”,意外的成为中国再次发声的机会。盖特纳的话音刚落,全球立即大量抛售美国国债,大大出乎美方的意外。在市场的这种“力挺”下,中国政府十分强硬,高分贝反驳。盖特纳不得不收回讲话,刚刚宣誓就职的奥马巴予以否认,并打电话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以化解危机。

尽管中国也受美国引发的这场全球经济危机拖累,但两相对比,无意增加了中国的自信力。就在西方全力收缩的情况下,中国居然还有能力多方向外出击,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读这场经济危机对中国影响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如果再换一个角度,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反而借力发功,将过去可能外在成本很高、国际压力和反弹很大的建立话语权之举,在此时自然而然施放,显见中国已将眼光放到危机过后的世界秩序上去了。

此外,面对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西方世界一片自我批评之声,这也起到了放大中国声音的效果。最近,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日本《读卖新闻》上撰文说,西方的民主价值完全是西方的东西,它既源于“启蒙思想”,也源于基督教教义,因此,在亚洲并不行得通。 就以美国来说,正像有人指出的,美国自身的选举制度和民主形式早已不适合现代社会的民主诉求,选民不能直接投票给自己属意的总统候选人,人民投完票后便一 无所有,选举总是以金钱为主导并且充满伪善和贪婪。

当然,这场话语权的建立,也表现在国内。一是中共第四号人物贾庆林年初发表讲话,明确宣布多党制不是中国的选项。(其实纵观西方阵营,瑞士就是一种没有反对党的四党联合执政)。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宁发表《民主还是中国的好》一文。(其实本人对此文的理解是“还是中国的模式好”,房宁先生只不过借了民主的壳而已)。他在文章中提出: “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在一定的政治制度下实现的,经济成功总有政治上的原因……最好的方法是客观地观察一个国家所实行的政治制度的实际社会效果。”显然,中国长达三十年而且仍然在持续的经济成功,如果说和中国的制度无关,或者认为中国的制度不成功但经济却成功是不合逻辑的。这也难怪房宁先生最后得出“民主还是中国的好”的结论。”

不错,中国模式是否可以继续成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就如同今天的西方世界沉沦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一样。但我们们相信,如果西方可以一次次从危机中调整过来,甚至迎来更大的进步和繁荣,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我们中国的模式呢?

附:习近平副主席直斥西方,不由得令人想起东西方关系另一段公案。孙中山仿照西方建立中华民国后,却仍然无法得到西方的平等对待和最其码的尊重。当时外国驻中国的使节虽仍居于东交民巷,但一切事务由他们自己管理,遇有利害关系就集会联合商量对策,形成北京城里的“国中之国”,中国政府无权过问。中国的外交部长遇事都无法按一般外交惯例召见他们的。只能沿袭辛丑条约的规定,移樽就教,让外交部的秘书走访、联络各外国使节。这一劣习,一直延续到国民党政府的末日。

法国巴黎 宋鲁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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