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正式外交关系的发展已经进入了而立之年。在这三十年里，国际形势和两国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从国际体系结构来看，原来美苏“两极”格局被“一超多强”格局所取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从根本上动摇了近半个世纪的国际政治格局，其所带来的深度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当今世界是一个“后冷战时代”也并非没有依据和一定的合理性。考察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不能不把它们置于大的国际背景之中。
其次，国际体系的单元层面来考察，中美两国自身也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尤其是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念和执政水平方面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中国政府对国际形势的走向和国家的发展重心的研判和把握更为客观、务实、准确。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中国政府逐渐接受了国际主流机制，并且在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这一点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美国，在经历冷战的胜利之后，开始积极谋划冷战后的美国大战略，力图保持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不受挑战，并在欧洲、中东、亚洲等事关美国重要利益的地区布棋设子，从构建联盟战略，实施北约东扩到参与APEC等多边组织，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彰显实力和影响力。冷战后，美国以信息产业为龙头的美国高科技产业进一步推动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使其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在当今世界，美国的实力无人能够望其项背。但是，美国人从来不会享受安逸。他们抱着警惕的心态关注着任何一个潜在对手的出现。中国的高速发展引起了美国的重视，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担忧。因此，中美两国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如何处理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关系的问题。
基于历史的考察，大国的崛起必然带动国际关系的“权力”转移，必然会带来动荡和冲突，首先表现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但是，历史的经验往往是具有迷惑性的。当今的世界是个一体化程度很高的共同体。每个国家除了拥有自身的国家利益之外，还有全球共同利益。如果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有力合作，许多全球性问题将无从解决。此外，每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已经不再单纯地表现为单一利益，而往往国家间的利益是相互交织，相互重合，相互补充的。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再是一种“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不再是一种处于霍布斯所称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无政府”状态，所谓的“丛林法则”也不再是支配当今国际关系的铁律。维持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和平关系，共同实现全球治理的目标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构建这样一个新型的国际关系呢？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实现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和平共处呢？这个问题是困扰中美两国政治界和学术界的一个难题。根据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利益是行为体文化建构的产物。国家间的相互认知也是一种国家互动建构的过程。因此，国家间保持一种良性的认知互动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沟通渠道。从当前形势来看，中美两国之间的互信程度还很有限，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战略猜忌。美国政府表示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感到很不确定，这让他们感到担忧。布什政府在2006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将中国定性为“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而中国对于美国也有所顾忌。中国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中国非常重视发展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中国向世界承诺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是和平的，不会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不会挑战任何人的利益。但是，美国对中国的种种行为，尤其是对台湾问题的介入让中国感到美国并没有放弃遏制中国的政策。这充分说明中美两国在加深互相了解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当然，在这其中，还存在一个沟通渠道是否通畅、有效的问题。现如今，中美之间在经济、军事领域已经搭建了相互交流的平台。但是，这种交流机制是否真正发挥了作用，中美两国在交流中是否用了双方都能听得懂的方式表达各自的意见和关切，这成为目前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重要的，也是艺术的。如果彼此能够有效表达意思，相互了解，有助于增进感情。但是，如果双方在表情达意过程中，方式方法不对头，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误解，这样会伤害到双方的感情。国家与国家之间亦复如此。所以，中美双方保持沟通，增进交流的效度、深度和广度是中美关系稳步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中美两国在许多方面有不同点，但是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态度进行交流，弥合分歧，扩大共识，增进互信，这不仅有助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对于构建新型的国家间关系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陈积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