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上午，人民网举办“‘圆梦·中国’——‘千人计划’入选者归国心路座谈会”。会议邀请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医学院常务副院长施一公，北京大学工业学院院长陈十一，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院长黄晓庆，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蔡申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所长林安宁，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型号总设计师助理兼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东升，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李学龙，神华集团北京低碳能源研究所设备研发中心主任郭屹，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专项投资部总监樊功生等人到场畅谈归国心路。以下为施一公发言实录。
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今天我没有准备书面发言，我想还是自由一点，讲讲自己的几点体会。我想主要讲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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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月17、18号去哈佛大学参加了哈佛大学中国问题研讨会，我参加了两个议题，其中一个议题是中国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在中国未来的核心竞争力里面，大家讨论的主要是科技问题，当然，中国未来核心竞争力一定是科技，这个问题可以转换为一种问话的方式，中国未来科技核心竞争力在哪里？一共有四个发言人发言：第一位发言人从资本、资金的角度出发，中国的发展没有资金、没有资本起不来，将来科技的发展没有资金、资本起不来，资本、资金非常重要，我很同意。
第二位发言人讲到法律，法律不健全是很难起来的，非常正确。不打击盗版，不保证专利发明人、技术拥有人的权利是很难往前发展的。这个讲得非常好。
第三位发言人讲到政府宏观调控的功能，我觉得讲得非常精彩，是来自重庆市市委副秘书长讲的，我觉得讲得非常出色，我也希望咱们的政府领导都能像这样，有这样的感召力。我想，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国家的未来，包括科技的未来，如果没有政府，根本不可能。
前面三个：资金、政府和法律，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中国的未来，中国科技的核心竞争力，在我看来，虽然前三者必不可少，其中关键的关键是人才。而这个人才，我想既然是人才座谈会，我还是特别想再强调一下，这个人才是高端人才不是普通的人才，这里面我可以举很多例子，最简单的例子大家都很清楚的，就是钱学森这个例子，钱学森临终前还一直放心不下中国大师级人才的问题。我也在问自己，如果钱老在50年代没有回中国，中国在导弹方面的发展，在卫星发射这方面会受多大影响。这一个人可不可以被一百位、一千位、一万位普通人代替，我的答案是肯定不行。人的质和量是不能互换的，是不能用量代替质的。
在当今这样一个社会，尤其在中国，大家拼命追求GDP，拼命追求很多看得着、摸得着的指标的时候，而这个人才并不是简单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我希望真正需要从政府层面到老百姓真正关心，而且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关系到这个国家真正的前途的一个问题。
我可以举很多例子，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可能不太好，但是既然是座谈会，我还是讲。我在一份科学刊物上看到北京2000年到2006年空气污染的指标，这六年里面，尽管我们的空气质量在好转，蓝天数在增加，但是我们的含铅量在空气中每年以19.8%的比例在递增。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儿童、我们的亲人，包括我们自己呼吸到的空气污染得很厉害。这是化学污染、是铅污染。
其实很简单的可以解决，是需要人才来解决。一个美好国家的建设，最重要的，最后看的，最关键的，也是最难拿到的是人才，是高端人才。这个社会建设当然需要每个人都努力，当然我觉得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媒体，作为一个社会，更需要高端人才。中国从古到今始终非常重视高端人才。
大家知道，我们的很多成语，包括以前我听胡锦涛主席讲过一句话，“千军易求，一将难得”。当然是，两军交锋，实力相当的时候，武器装备、士兵都相当，就是要看这个帅才，这个帅才怎么样指挥，我觉得非常非常关键。
我想后面几位同事、朋友都会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方面我就不具体展开说了。
我觉得总的来讲，我自己虽然是学生命科学的，是清华大学的一个普通教授，但是我对中国的将来非常忧虑，就是如何把一个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的社会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低能耗、低污染、智力密集型的模式，不容易。中国现在的模式发展下去会有一个瓶颈，这个瓶颈可能不是很远了，我想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五年、十年、十五年，当这个瓶颈开始出现的时候，经济开始滞缓的时候，再想到人才，可能就太晚了。现在我举双手赞成，我也希望从政策的制定、实施，包括人才发挥能力的保障各方面多做一些工作。这里面其实需要整个社会都要参与进来，我也希望社会，包括老百姓，对政府的一些做法，对人才引进的一些政策性的东西，多一些理解，多一点支持，我也非常希望能做到这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作为“千人计划”首批入选者，我觉得“千人计划”入选者有很重的责任，有两方面的责任：第一方面，作为我本人，我看得很重，我对科研，我作为一个专家，作为一个学者，我的专业不能丢，如果丢的话，以后我很难在我的本领域内造成影响、培养人才，所以我竭尽全力，在我的本职专业内一定要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如果回国之后，我仅仅做自己的科研，仅仅在本专业里面培养一些年轻人，仅仅在清华大学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远远不够，这里面存在一个土壤、作物或者和树木的问题。国内的科研环境还相对贫瘠，很多问题亟待改善，体制、机制不尽人意。我觉得“千人计划”人才有一个历史责任，就是帮助中国的科技政策进一步完善，进一步改进，这是“千人计划”所有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希望“千人计划”很多人回来以后一个共同的声音，不要放弃我们在国外看到的一些优势的东西，比如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还是日本，都有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方面，在机制体制上，这些东西有些不适合中国的，但是有些适合中国的我们要大胆说出来，敢于负这个责任，话语权很重要。这是“千人计划”的一个责任。这是两方面，不仅是自己的事情要做好，也应该关心一下国家层面的事情，也应该尽量去做。中国有句老百姓都知道的话，读书人应该是“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想要不然的话，在座的很多人也不会回来。
最后一点，“千人计划”回来以后，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也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想一想，这些人回来以后遇到的困难、遇到的问题，怎么样提供一个比较支持的环境。这里面关键的一点就是如何让“千人计划”人才回来以后发挥他的能力，就是在政策落实、保障等这方面，我觉得有些可能问题还需要各个部门统一协调一下，也希望社会能够支持。因为“千人计划”可以说是一个改革，也可以说是中国发展历史上人才方面很大的一件事情，任何一个事情的出台，总会有阻力，总会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看法。这个时候各个部门，包括社会、包括老百姓，包括“千人计划”本人，要说话，要我出来做一些解释，要出来取得互相的理解和共识。我抛砖引玉，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