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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牵头、旨在吸引科技创新领军人物“海归”的“千人计划”，已经吸引了包括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施一公等在内的著名科学家。
    但是，“千人计划”入选者施一公对《科学》（Science）记者郝炘说：“千人计划有两个目标：提高国内的科研水平和改善国内的学术环境”。两个目标相比较，前者相对容易，后者则颇具挑战性。
    近年来，中国的科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体现在数量上。以大家熟知的被《科学引文索引》收入的SCI论文为例，2007年，中国的排名上升到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同一年，被《工程索引》收入的中国EI论文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尽管中国在诸多科学技术领域仍然落后于世界领先国家，但中国在诸如基因组学和纳米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的进展也是有目共睹的。
    这些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出国留学生。他们“海归”带回了在国际科学技术研究前沿所取得的第一手经验、资料和理念，并与以前的导师、同学和同事保持联系，至少能够跟踪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
    毫无疑问，至少在“千人计划”实施之前，“海归”中出类拔萃者并不多，留学生中最优秀和最出色的大多数，尤其是他们中的学者，因为个人以及体制的原因尚没有永久海归。否则，也用不着中共中央在科技、教育界实施了诸多“工程”、“计划”后再来当“猎头”。
    随着一流人才的海归，中国的科学研究水平从量变到质变、更上一层楼应指日可待。但是，“千人计划”除了对一流人才在科学研究上取得突破寄予厚望外，恐怕更希冀他们能在中国培育出一个真正有利于出一流成果、出一流人才的学术环境。
    以笔者之浅见，所谓学术环境的改善，首先要打破以“关系”为基础的文化，崇尚唯才是举，这包括对“海归”和没有留学经历的同行一视同仁。目前，往往谁与拥有资源分配能力的人关系密切，谁就能从中取得巨大的收益。
    其次，科学研究需要有所谓的“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也就是科学家能找到同行分享信息、讨论研究、寻求帮助，以促进科学知识的增长和自己职业生涯的提升。
    第三，学术环境的培育，还要改变注重短平快的现状，鼓励在科学研究中敢于冒风险，宽容失败，使前瞻性、长远性、战略性思考真正成为研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体现在对科学家和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上。
    第四，“千人计划”的入选者还必须在净化学术风气、杜绝舞弊行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科学研究发生的剽窃、篡改和捏造数据、夸大研究成果、涉及利益冲突、为质量有问题的商品促销等现象，日益猖獗，愈演愈烈，玷污了中国科学界的形象，也浪费了中国不断增长但仍然捉襟见肘的研发资源。不改变这一局面，尤其是对“著名”科学家和学术带头人舞弊的宽容，势必毒化中国的学术环境，并对下一代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创新中国的未来造成极其恶劣甚至是不可挽回的影响。
    如“海归”画家陈丹青所说，“推动制度和文化层面的改变”将是一个“十二分艰难”的过程。“千人计划”的入选者肩负历史使命，任重道远。他们不但要组建研究队伍、招收学生、申请研究经费、形成网络和开展研究，还必须在当好学术带头人的同时，积极参与学术环境的建设和重塑，不被现行体制所同化。
    而由中共中央直接掌管的“千人计划”最终是否成功，也不应仅仅以吸引了多少一流人才这一“硬指标”来衡量。这个计划如对中国科技创新产生影响，将是一系列“软指标”，尤其是从体制上改变中国科学研究的文化，保证包括“千人计划”入选者在内的每一个科学家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证明自己的价值。
    （曹聪/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莱文国际关系和商务研究生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