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毛泽东本人对苏联认识的发展变化，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对苏政策，也从一个方面左右着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出发，分三个阶段对1954至1960年期间的中苏关系展开论析。这七年是双方关系由鼎盛转而冷淡直至分裂的时期，是中苏矛盾在新的基础上发生、发展，并开始走向敌对的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两国关系一直带有突出的党际关系色彩，即党的关系密切，国家关系就友好；党的关系终止，国家关系也即名存实亡。而在中国和苏联的政治体制下，领袖作为决策者高度介入外交活动。由此，中苏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首脑外交或领袖外交。[1]在这样的背景下，中苏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个人的思想认识活动，特别是他们各自对本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的理解和探索，便成为确定中苏关系走向的十分重要的因素，双方关系中任何重大决策和重要变化都离不开他们的感知、感情甚或情绪的影响。过去评述较多的是，赫鲁晓夫搞现代修正主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对中国搞突然袭击，从而破坏了中苏关系。现在看来，这种看法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应该进一步说明的是，毛泽东本人对苏联认识的发展变化，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对苏政策，也从一个方面左右着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出发，分三个阶段对1954至1960年期间的中苏关系展开论析。这七年是双方关系由鼎盛转而冷淡直至分裂的时期，是中苏矛盾在新的基础上发生、发展，并开始走向敌对的时期。
（一）
第一阶段，1954年苏共新的领导集团调整对华政策至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前。中苏关系进入历史上的最佳状态。
回顾1950年初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存在着很多不平等因素，斯大林虽然在旧的中苏条约基础上做出了许多让步，但事实上仍然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保证了苏联的战略需求。此后，由于中国人民在朝鲜战争中无私无畏的英勇表现，新中国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相对提高；而斯大林的去世又为中苏关系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性和新的转机，使苏联第二代领导人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1953年9月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以后，即开始着手调整苏联的对华政策，而其对华政策基础的根本性转变，对此期中苏“蜜月”型关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首先表现为苏共和苏联政府在外交斗争中全力支持中国，如支持中国政府反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立场，在联合国内外采取种种行动，积极配合中国反抗美国侵略台湾的斗争；一再主张接纳中国参加大国之间的国际会议，并终于促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日内瓦会议讨论国际问题，使中国获得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合法地位”，并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担负起“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2]
另一方面，苏联党和政府还从政治、经济上进一步加强苏中双边关系。这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赫鲁晓夫在处理同中国经济关系问题上的积极主动态度和他首次访华期间所做的几件事情。1954年初，中国向苏联提出加速大规模援建重工业项目的请求，以及在庆祝新中国建国五周年之时中苏签署经济协议和把旅顺港移交中国的协议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意向。据此，赫鲁晓夫着手重新审理每一个援华工程项目，对于苏共领导层有人提出的实施这些项目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本国经济造成不良后果的种种论据，逐一进行了批驳。他努力使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明白，目前正处于苏中最高级重要会晤的前夕，这次会晤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发表政治宣言、声明及外交议定书，需要的是经济基础，那样才能够巩固两国的联盟与友谊，进一步发展双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其他领域的密切合作。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团启程访华之前又召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此行苏中协议的最后文本及其他有关文件的内容。他在会议上强调指出，如果苏中两国间的友谊不是建筑在实事求是、互相需要和彼此负责的坚实基础上，那么任何国家之间的条约都不能长久。“如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建国五周年之际，请求我们帮助克服其几百年落后状态这一重要时期，不帮助中国在未来的五年内实现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工业的根本大计，那我们就将错过同中国建立和巩固友谊的历史时期”。[3]面对一些反对意见，赫鲁晓夫不作原则性让步，坚持让主席团成员相信他的决定是正确的，最终统一了苏共领导层的思想。
1954年9月29日至10月12日，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访华，参加新中国建国五周年庆祝活动。这期间，他主动表示将以往苏联在双边关系中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权利归还给中国。中苏双方签署了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将该基地归还中国，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移交中国政府；将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为中国提供5.2亿（旧）卢布的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等七个文件。苏联代表团在华期间还赠给中国两项“礼品”：一是提供组建拥有两万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场所必需的机器和设备，并派专家来华帮助建设这个农场；一是将正在中国展览的83件机床和农业机器无偿赠给中国。[4]此后不久（1955年4月），中苏双方在1954年10月签署的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签订了苏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中国以帮助的协定，苏方并请中国参加莫斯科国际原子能研究机构，促成中国建立起第一个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为中国原子能工业基础的建立提供了条件。另外，赫鲁晓夫此次访华期间还向中国领导人表示，苏方可以考虑放弃1950年2月苏中双方签订的秘密《补充协定》。1956年5月10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提出该协定已不符合苏中之间现有的友好关系的精神，建议予以废除。中国复照表示同意。至此，苏联正式放弃了其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两个“势力范围”。应该说，赫鲁晓夫所采取的对华新方针和新措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的和积极的意义。这次赫鲁晓夫以扩大援华为目的亲自率团访问中国，一反斯大林时代由中共领导人前往莫斯科拜谒的惯例，其本身就反映了一种对华关系的平等姿态，表明苏联承认中国是其在亚洲和世界事务中的平等伙伴，以及新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具有决定性发言权的大国地位。
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也确使毛泽东感受到了与苏联交往中前所未有的平等气氛。过去斯大林在世时，对待中国的态度是不平等的：迫使中国签订的中苏条约《补充协定》实质上是想长期控制中长铁路和旅顺口，把中国的东北、新疆作为两个势力范围；在建立中苏合营公司时，断然拒绝中国方面为利于掌握控制权而多占一点股份的提议；以一般物资援华，换取中国的稀有金属等战略物资；签订橡胶协议时，要求中方在未生产出橡胶前须从国外购买再转给苏联，而价格不得超过国际市场价格，若不能如约供应，就减少对华汽车援助；朝鲜战争中瞻前顾后，出尔反尔，尽由中国人在前方流血牺牲，自己则躲在幕后作壁上观，如此等等。特别是斯大林在历史上就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本人有一种错误认识和错误态度，使毛泽东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而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苏联采取的极为苛刻的做法和不平等的方针，更令毛泽东感到是处于一种忍气吞声的屈辱地位，憋了“一肚子气”，认为斯大林不平等待人，“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5]而赫鲁晓夫对中国所作的许多实质性让步，使斯大林时期遗留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毛泽东得以一吐长久压抑心中的充当斯大林“小伙伴”的怨气，在对苏交往中真正挺起了腰板。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一点时曾说：“第一次与赫鲁晓夫同志见面，就很谈得来”，他取消了有损中国主权的“合作社”，“建立了信任”。[6]对于赫鲁晓夫的平等合作精神及扩大对华援助的做法，毛泽东深表感谢，他在1954年10月11日致函周恩来时专门提到，在中苏签署的有关文件发表时，“要写社论一篇”，以示对此事的重视。[7]两个星期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又在参观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时作了长篇题词，热情赞扬这种“情同手足的友谊”。
[8]作为对赫鲁晓夫新方针的有效回报，中国党和政府在这一时期的对苏政策上也表现出充分信任和精诚合作的态度。从1954至1955年间，中国在苏联与东欧七国政府缔结华沙条约、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交、与美英法签订对奥和约、与西方举行裁军谈判、发表和平宣言等诸项外交活动中全力支持苏联。此外，中国政府还响应赫鲁晓夫改善苏南关系的决定，与南斯拉夫建立了外交关系。
除了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保持与苏联外交政策步调一致外，在这一时期中国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毛泽东也是基本上照搬苏联的模式，甚至把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选择用宪法形式明确固定下来。在对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草稿）》作修改时，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宪法草案中所宣布的“道路”，就是苏联所走过的“道路”，这在我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9]毛泽东认为苏联具有“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将有助于中国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尽可能地避免许多错误和少走许多弯路”，[10]因此对苏联的经验抱着高度信任和真诚请教的态度。1955年4月6日毛泽东致函赫鲁晓夫，送上全国党代表会议刚刚讨论通过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
和陈云同志关于“一五计划”的报告，“请求”苏方“替我们加以审阅，提出修改的意见”。
毛泽东在信中还特别说明，即将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公布的计划“自然”“不应当和我们送给你们看的这个计划一模一样，有些机密的部分，我们是不准备公开的”。并向赫鲁晓夫表示歉意说：“要求你们看这样麻烦的文件，实在是过分的请求，但是你们的经验比我们多，为了少犯错误起见，还是请你们替我们看一下吧。”[11]当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领导中国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时，对于苏联的经验，更是依赖和重视。尤其是在1955年的农村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当党内一些同志根据苏联曾在农业集体化问题上犯过急躁冒进错误的教训，对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合作化的步骤、速度等问题提出正确的不同意见时，毛泽东指责他们是“利用苏联的这项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毛泽东的结论是：“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短期内基本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完全可能的”。[12]总之，赫鲁晓夫实施对华新方针，纠正斯大林在中苏关系问题上的错误做法，使毛泽东得以在较斯大林时期所处地位更为有利的基础上与苏联进行合作，胸臆直抒，振奋喜悦，直接促成了这一阶段中苏关系日趋密切，以达鼎盛。而此期中苏关系亲密无间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一，新中国创业伊始，百废待兴，特别是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亟须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从事经济建设，在毛泽东看来，苏联作为同一阵营的社会主义强国和邻国，是中国最可靠的安全保障；其二，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在领导中国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实现工业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囿于当时的国际局势，只有苏联有能力并有可能大规模援助中国，因此只能以获得苏联经济援助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其三，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对立中，中苏有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安全利益。毛泽东认为，中苏两国的合作“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的合作”，在这个合作下，“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没有不能被粉碎的”[13]；其四，赫鲁晓夫执政发轫，刚着手对苏联的内政外交进行改革，毛泽东于新政权建立之初，尚处在全面学习苏联的阶段，双方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上还没有发生矛盾，这也从主观上为中苏共渡“蜜月”提供了保证。如此种种，决定了毛泽东要将中苏友谊与团结“无限地发展与巩固起来”。[14]此外，从苏联方面看，赫鲁晓夫当时在国内的领导地位尚未稳固，非常需要寻求中国的支持，因而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对华政策，以博取中国好感。
这从客观上为中苏关系进入最佳状态提供了条件。定了毛泽东要将中苏友谊与团结“无限地发展与巩固起来”。[14]此外，从苏联方面看，赫鲁晓夫当时在国内的领导地位尚未稳固，非常需要寻求中国的支持，因而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对华政策，以博取中国好感。这从客观上为中苏关系进入最佳状态提供了条件。
（二）
第二阶段，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至1957年底莫斯科会议召开。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分别开始各自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全面探索，这时双方的探索即有趋同性，又有背离性。其趋同性使此期的中苏关系显露出友好的、有时甚至是极亲密的表象，而其背离性又导致在亲密的表象下蛰伏着越来越多的不和谐因素，双方关系开始隐隐出现裂痕，由亲密无间转呈求同存异的状态。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提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战争并非注定不可避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可能通过议会道路过渡等问题，结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关于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六五”计划指示的报告中所强调的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和平的经济竞赛等问题，苏共领导核心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这一苏联对内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总路线。在大会即将结束之际，2月24日夜至25日晨，赫鲁晓夫又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并谴责关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为克服多年来斯大林模式造成的政治、经济上的弊病，迈出了冲破思想桎梏的决定性一步，这标志着苏联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全面探索的开端。
对于苏共二十大的成果，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只是在全盘否定斯大林等问题上持保留态度，特别是在对斯大林评价的问题上，表明了与赫鲁晓夫的不同观点。毛泽东在是年3月31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就明确提出，斯大林不是在所有问题上，而是在一些问题上犯了错误。[15]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时认定“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根据“这个分寸”撰写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又补充写道：“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16]但是，对于二十大制定的总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则一开始就表示支持与赞同，并对赫鲁晓夫尖锐揭露斯大林所犯错误的历史意义予以肯定。2月19日《人民日报》以《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为题发表社论评赫鲁晓夫的苏共二十大总结报告，社论指出：赫鲁晓夫在总结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创造性的发展”，苏共二十大“为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指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稳步地、全面地向前发展的方向”。是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致开幕词时又讲到：苏共在不久前召开的二十大上“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并断言苏共的工作“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17]刘少奇所作的、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八大政治报告评价苏共二十大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提出许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政策方针，而且对于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斗争，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8]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则指出，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对个人神化严重恶果的揭露。[19]是月，毛泽东在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也谈到苏共对斯大林的批评问题，认为“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20]翌年，赫鲁晓夫为了贯彻苏共二十大的方针路线，在6—7月间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组织了对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批判。毛泽东对此也表示认同，7月5日中共中央即致电苏共中央，支持全会做出的决议。是日，米高扬奉赫鲁晓夫之命来华向毛泽东通报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经过，介绍“反党集团”成员的错误及他们同赫鲁晓夫等人在内外政策上的分歧。毛泽东表示支持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立场，并说：“对于苏联在内政、外交上的措施，我们是满意的。”[21]11月6日，毛泽东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会上发表讲话，评价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奋斗纲领”，是苏共“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解决实践中的任务”的“一个范例”。[22]11月18日，毛泽东又在莫斯科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明确指出：赫鲁晓夫同“莫洛托夫集团”的“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错误的路线，一条是比较正确的路线。斯大林死后这四五年，苏联的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这就证明赫鲁晓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23]总之，这一阶段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拟定的内政、外交方针总体上是支持和赞同的，并强调与其保持一致性。
此期在中苏两党的关系方面，经中共参与苏共对东欧局势的处理，双方在政治上的合作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1956年10月波兰局势进一步恶化后，苏联对哥穆尔卡出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横加干涉，欲动用武力解决苏波分歧，并要求中共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商谈处理办法。毛泽东在接见尤金大使时表示不同意苏联的做法，建议苏联承认以哥穆尔卡为领导的波共中央，争取把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24]此后，刘少奇受命率团赴苏与苏共领导共同商讨波匈事件的处理方针。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团十分尊重，刘少奇和邓小平甚至可以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双方的合作可谓发展至极。东欧局势平定后，赫鲁晓夫由于在处理和兄弟党关系问题上的大国、大党主义错误，陷入孤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批评赫鲁晓夫的错误的同时，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1957年1月11日，周恩来在华沙同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举行会谈。哥穆尔卡通报了赫鲁晓夫在处理波兰问题中的恶劣作风，甚至鄙夷地形容他“像一个小丑”。周恩来则在指出苏共以父子关系对待兄弟党的做法是错误的同时，强调说以苏为首是主要的，而它在平等原则上所犯的错误是次要的。中共认为还不应公开谈论苏共的“父子党”问题，不能削弱苏联。周恩来还提醒哥穆尔卡：不要鼓动起波兰人民的民族情绪，目前首要的问题是以苏共为首，团结对敌。[25]此后，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苏联的威信、帮助赫鲁晓夫摆脱困境，又做了许多工作。毛泽东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进一步指出：我们这里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没有中心，没有苏联共产党，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他赞成哥穆尔卡所说的：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26]并主张我们应该帮助赫鲁晓夫等同志，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兄弟，支持他们。[27]赫鲁晓夫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28]中苏两党密切合作，保护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稳定及不受侵犯。
在两国领导人交往时的外交礼仪上，中苏双方也都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安排。1957年4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为表示波匈事件后中国对苏联的支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亲往机场迎接，并破例安置伏罗希洛夫住进中南海，礼仪规格之高超过了1954年对赫鲁晓夫的接待。而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团抵苏时，也是下榻于以往从未接待过外国代表团的克里姆林宫，其境况更是大异于1949年末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之时。
这一阶段中苏关系能够保持热烈友好的表象以及政治上的趋同性的原因在于：第一，毛泽东认为巩固同苏联的团结是“基本利益所在”。[29]在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上，毛泽东的基点在于，保卫中国革命胜利果实的外部条件，“特别重要的，是苏联的存在和声援”。
“没有苏联，我们都有可能被人家吞掉”。有了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中国才不会孤立。[30]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反复谈到，就钢产量、卫星、核武器等经济和军事实力而言，只有苏联可与美国相抗衡，苏联是维护世界和平、制约战争的重要因素。[31]强调要迫使西方退让，首先须依靠苏联，这是大局，其他的小别扭是小局。要看大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32]以利于中国争得和平环境，抓紧进行国内建设。在对国家经济利益的考虑上，毛泽东仍然十分重视苏联的经济援助，他特别把苏联的援助与东欧和亚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区别开来，认为前者才是巨大的援助。进而强调“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谁对中国援助大就学谁。他认为“如果拒绝同苏联友好相处，那就只能损害本国人民的真正利益”。[33]正是出于这种对国家基本利益的关注，毛泽东认为中苏之间还可以求同存异，继续合作。因此，当苏共二十大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隐约显出多中心的趋向时，他表示赞成一元论，坚持奉苏联为中心。[34]第二，在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初，中国与苏联在改革或调整经济方针的方向上是一致的。赫鲁晓夫在苏联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认识到触动斯大林模式的迫切性、改革的势在必行。毛泽东则在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揭露之后，结合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认识，看到了走自己道路的重要性。应该说，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建设问题的探索是在思想获得解放的前提下，吸取苏联此前对斯大林模式进行调整的经验，借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新的经济建设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开始的。双方探索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工业化方针、经济管理体制等问题上。
苏共二十大提出苏联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急速发展农业生产，大大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
在此指导思想下，赫鲁晓夫继续减轻对农民的剥夺，提出增加肉类生产和收购任务、取消集体农庄庄员私人产品义务交售制、建立工农关系及城乡关系新体制、扩大垦荒面积等措施，并提出要在几年内使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奶类、油脂和肉类产量赶上美国的口号。[35]而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也主张“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提出了要以重工业为主，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工农业“同时并举”的中国工业化的指导方针。[36]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吸取了斯大林“把农民挖得很苦”，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实现工业化的教训，根据本国国情认识到农业与农民问题这个在东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关键性环节的重要性。
毛泽东提出的“工农业同时并举”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与赫鲁晓夫提出的苏联工业化道路，在方向与目标上均无背离，都是一种工农业全面发展的战略。同时，他们从根本上都是仍然坚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农业，都没有最终突破斯大林经济发展战略的框架，没有对重、轻、农的比例关系做出实质性调整。
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赫鲁晓夫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下放一部分企业管理权，改变过去管理权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各加盟共和国在管理和经营方面的主动权，以调动企业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和工人的劳动热情。[37]毛泽东也主张改变过分集中的现象，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力，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不能只顾一头。[38]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在试图对传统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但他们也都未能从根本上打破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框框，正确处理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
综前所述，此期毛泽东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赫鲁晓夫的改革有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基本上是同步发展的，即如后来毛泽东自己所总结的：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只是方法有所不同。[39]可见，正是这种对经济模式探索的趋同，保证了毛泽东对苏联内政外交政策的肯定及中苏关系的基本协调。
第三，在一些政治问题上，苏共对中共的观点表示认同。如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问题上开始转而向毛泽东及中共的立场趋同。赫鲁晓夫毕竟是斯大林时代培养出来的干部，如同他无法冲破苏联传统的经济模式一样，他也无法完全摆脱斯大林政治的影子。二十大秘密报告的出台带有匆忙和冒险的性质，导致了对斯大林的评价缺乏历史性、全面性。形势的变化迫使赫鲁晓夫进行重新思考。特别是波匈事件后，赫鲁晓夫一度陷入孤立。苏共上层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的活动，使他的政治领导地位受到威胁，亟须寻求中国的支持，从而转向认同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的立场。1956年4月中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后，苏联《真理报》即予以转载。苏联国内也中止了深入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活动。
[40]12月29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后，莫斯科广播电台由全苏最著名播音员反复播送该文，赫鲁晓夫并向刘晓大使表示对这篇文章诸字诸句都同意。[41]1957年1月17日赫鲁晓夫在中国驻苏大使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发表讲话时进一步明确谈道：“斯大林本人是同伟大的共产党员称号不可分割的”，他“英勇地、毫不妥协地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我们批评斯大林“是因为他有一些偏差和不良的品质，是因为他犯了严重的错误”。11月6日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上又指出：“作为忠心耿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坚强的革命家，斯大林在历史上将占有应有的地位。我们党和苏联人民将记住斯大林并且给予他应有的评价”。[42]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对赫鲁晓夫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政治方针的趋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双方之间的隔膜。
然而，这一阶段的中苏关系并非完全表现为这种趋同性。在上述热烈、友好气氛的表象下，遮掩着愈益增多的不和谐因素，裂痕已开始形成。与趋同性并存的是不断扩大的离异性。
这种离异性首先表现在毛泽东不再迷信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开始逐渐摆脱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援助的方针。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就反复强调，对苏联的经验“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
[43]是年8月21日和29日，毛泽东在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修改中又进一步强调，中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提出，中国的建设也要以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一切依赖外援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44]9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大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讲道：“那种以为不必建立我国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专门靠国际援助的依赖思想，是错误的。”[45]10月11日，周恩来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关于苏联援助我国“二五计划”建设项目谈判情况的报告时指出：“苏联在某些方面还留一手”，赫鲁晓夫两年前来中国时就说，苏联帮助中国不是无私的，也是为了自己。因此“要去掉依赖思想”，“我们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46]是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第六稿时，则干脆删去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一句。[47]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探索自己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已经开始出现对苏联建设经验和经济援助的怀疑和离异，这种状况与1954和1955年对苏联的完全信任和依赖已大不相同。
毛泽东在政治上也开始对苏联表示不满。如前所说，对于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提出的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毛泽东早就有不同意见。波匈事件发生后，他又对赫鲁晓夫及苏共的“老子党”和大国主义作风多次提出批评，促使苏联政府于1956年10月30日发表宣言，承认过去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方面犯了错误，宣布今后苏联将贯彻始终地实现列宁的各国人民平等的原则，表示准备讨论一些措施，以消除破坏国家主权和平等互利原则的任何可能性。
[48]此后，毛泽东在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对苏联的批评大为升格。11月15日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责赫鲁晓夫：“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并指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相当多了”。[49]毛泽东还开始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公开了中苏关系出现的矛盾，并表示了对苏联和赫鲁晓夫的极大不满。
1957年1月27日，他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到中苏关系时说：“我看总是要扯皮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
“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并透露他曾给在莫斯科与苏共会谈的周恩来打电话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毛泽东讥斥说：“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这有什么了不起”！“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他还指出：“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手里还留了一把”。对于中苏关系状况，他表示“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50]可见，中苏关系依旧非常友好的表象，实际是由“大体过得去”的状况暂时支撑着的。
与前期明显不同的是，这一阶段中苏之间热烈友好的关系已不是由以往单纯的意识形态认同和真实的感情交往使然，其间已经搀杂了许多各自的实际利益和利害关系——苏联的对华援助及中国的对苏批评都注意各自留几手，并开始相互提防。表面上的亲密恰恰表明了过去无间的关系已一去难返。例如，1956年4月6日米高扬受赫鲁晓夫派遣率团访华，向毛泽东及中共解释苏共二十大的方针政策，同时代表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协定，增加援建55个新的工业企业，即已带有施以经济利益，换取中国对苏共新方针支持的意向。再如，1957年4月伏罗希洛夫访华，中国极力想向他了解苏联领导集团的矛盾和变化情况，但在衔命随同前来的费德林的全力“陪护”下，竟然找不到与伏罗希洛夫单独接触的机会，结果一无所获。又如，1957年9—10月间，苏方非常希望毛泽东能参加将于11月举行的莫斯科会议，帮助赫鲁晓夫及苏共彻底渡过难关，因此，尤金大使频繁打电话询问毛泽东是否能去。由于当时正在莫斯科进行的中苏关于导弹等国防新技术援助问题的谈判尚无结果，中国迟迟不对苏方做出明确答复。当双方关于该项援助的协议草案拟就之时，赫鲁晓夫即直接向中国代表团团长聂荣臻提出：苏方可以向中方提供国防新技术资料和样品，不过，毛泽东是否能出席莫斯科会议？毛泽东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刻明确答复：去。给赫鲁晓夫这个面子。可还是待1957年10月15日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后，才正式宣布将由毛泽东率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51]这样，双方经几个回合的讨价还价，才实现了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及苏共的大力维护。而此时毛泽东提出的“以苏为首”，已经不是无条件的了，其“最大的必要性是对付资本主义国家”。[52]这充分表明此时中共对苏联的支持实质上已成为应付西方世界进攻的一种权宜之策了。
此期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产生不信任感、中苏两党之间裂隙生成并伏下隐患的原因有四：其一，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对毛泽东而言，也是一次极大的思想解放。苏联建设模式弊端的逐渐暴露及赫鲁晓夫所做的各项改革、提出的“许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政策方针”，促使毛泽东感到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开始以苏为鉴，着手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虽然初期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探索具有方向上的趋同性，因而双方在对内经济改革方针上并无根本分歧，但毛泽东这时反复强调的是不以教条主义态度学习苏联经验，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对于苏联来说，这种做法突出显示了一种离异趋向，从而加深了对中国的戒心。“以我为主”的发展思路当然是积极的，但是反右派运动开展之后，毛泽东改变了经济建设探索的方向，从而与苏联的改革方针产生分歧。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对中共中央1956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提出批评，认为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53]这种方针的调整自然使苏联感到不满和不安。
其二，毛泽东在进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探索时，对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等根本问题的估计和处理，一开始就与赫鲁晓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有所不同。这种背离现象的不断扩大，深刻影响了毛泽东的对苏认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开始的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批判，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指出斯大林“1937年关于苏联愈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越尖锐的错误公式”不符合苏联社会的实际情况，它作为“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大规模进行镇压的论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党和国家内的民主的开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苏共的新提法是，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苏联的阶级斗争矛头已主要转向了国际舞台，苏联国家消亡的过程已在进行之中，“国家管理的职能正在改变”，强制性国家机关“目前主要是防止外部敌人的阴谋的机关”。[54]毛泽东对此本来就有保留意见，特别是在波匈事件发生以后，东欧局势的动荡和国际上反共高潮的掀起，给毛泽东造成极大震动。他断言“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55]毛泽东把匈牙利事件与中国国内出现右派分子活动的情况联系到一起，发动了反右派斗争。为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毛泽东指示要“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在各个机关、学校去演习，“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以利于“挤出脓疱”。[56]由此，毛泽东转而否定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的正确结论，也即否定了他过去对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的正确认识。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57]毛泽东在把主要精力从经济建设逐渐转向阶级斗争的同时，对苏共二十大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本意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产生了怀疑，对苏联的非斯大林化现象由喜大于惧转为惧大于喜，增加了对苏联的戒心，也影响了中国对苏政策的制定。
其三，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上也存在着矛盾。对于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战争可以避免等方针，毛泽东一开始即持保留态度。经过波匈事件，特别是了解到国际资本主义力量对匈牙利反政府活动在舆论和物质上给予支持和援助的情况，毛泽东不仅在国内问题上将注意力重新转向阶级斗争，而且在对外方针上也开始明确表示关于和平共处等问题，同赫鲁晓夫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强调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强调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在他看来，不能为了求得和平而放弃斗争，同敌人妥协，限制无产阶级革命。由此认为：苏联领导人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的结果，是使帝国主义拿它来杀人。[58]不过，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这方面的矛盾此时尚未发展为对外根本战略上的重大分歧，还能够求同存异。只是在“存异”的过程中，双方的隔阂逐渐增大，加深了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疑虑。
其四，中国参与对波匈事件处理的结果是，使毛泽东和中国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大大提高，而赫鲁晓夫和苏联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则受到相当大的冲击。这一点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体现得极为明显。例如，毛泽东及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受到特殊待遇：各代表团均被安排在宾馆下榻，只有中国代表团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各代表团均须将发言稿提交苏共中央批准，只有毛泽东是准备了提纲，而无须事先提交发言稿；各党代表发言均须站在讲台上，只有毛泽东可以坐着讲话。[59]再如，以往这种会议都是由苏联党准备宣言草案，而这次大会讨论的是中苏两党共同起草的草案。会议召开前，毛泽东拒绝接受苏方提出的宣言草案等文件，中苏双方在交换意见时针锋相对，发生激烈争论，苏方被迫做出退让，双方达成协议，才产生了提交各代表团讨论的宣言及声明。[60]还有，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一再否定或拒绝苏联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各国党的领袖也纷纷在会下找毛泽东交换意见，而毛泽东在维护苏联地位的同时，提醒他们不要抄袭、照搬外国经验，要根据各国的需要，因为苏联的需要与中国及各国的需要不同。强调要服从真理，不服从大国。如果真理在一个小国而不在苏联，那也得服从前者。[61]总之，这次会议表面上以苏为首，而实际上是中苏共同主事。在中苏两党密切合作的表象下，毛泽东精神振奋，谈笑风生，说话算数；而赫鲁晓夫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只能勉强趋从，忍气吞声。这无疑也为中苏结怨埋下了种子。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中苏关系已开始走下巅峰，进入表面热烈，实质冷淡，大体过得去，求同存异的状态。
（三）
第三阶段，1958年初至1960年末。这三年，在表面上维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口号下，中苏关系日趋紧张，不断朝相互拆台的方向发展，双方关系一年比一年冷淡，直至走向公开分裂。
此期中苏矛盾不断激化、裂痕逐步加深并最终呈现分裂局面的表现是：一、政治路线和观点的分歧继续扩大并且公开化。对于批判斯大林问题，毛泽东的否定态度进一步加强，从对斯大林有批评地维护，发展到对斯大林的基本认同。此前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还是持“三七开”认识的，批评说斯大林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带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中，而呼吸这样的空气是不行的。斯大林已经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成吉思汗”；并赞扬赫鲁晓夫勇敢地掀掉了苏联问题的“锅盖”，“及时地防止了爆炸”。[62]这时则认为，中国党内有人“对赫鲁晓夫打死斯大林这种压力”“随声附和”，“对反个人崇拜感兴趣”。还指出个人崇拜有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两种，并说：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63]对于苏联的经验，毛泽东则进一步强调要择善而从，要有独创精神，要打倒贾桂，不做奴才。[64]到了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毛泽东开始公开指责有人拿原子弹吓人，“拿苏联吓人”。批评中国的工业、军事“没有苏联就不能活”的观点，指出“此论不通”。[65]从1960年4月《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开始，中苏两党就时代、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问题在报刊上展开了互不指名的公开论争，直至布加勒斯特会议赫鲁晓夫组织对中国党的围攻，中苏两党关系进一步恶化。
二、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发展为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矛盾。1958年4月至7月，中国领导人就苏联提议在中国合建大功率长波电台和共同潜艇舰队问题与苏方发生争执。毛泽东认为这两件事都是涉及主权的政治问题，强调说明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并在1958年7月22日同尤金大使会谈时严厉指出：“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要租借权”。
“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还指责苏联“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66]7月31日赫鲁晓夫专程赶到北京就此事向毛泽东作解释，不承认苏联曾建议与中国搞共同海军，否认要将自己的方针强加于人。毛泽东则坚持认为苏方是在讲政治条件，不共同建设就不给帮助。毛泽东表示：我们一万年不建设海军也没关系。你们去搞原子弹，我们去打游击战。我们没有原子弹，没有军舰，将来索性把全部海岸线都给你们，叫你们打好了。[67]应该说，苏联此时提出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建议固然有为了本国安全利益，漠视他国的主权的倾向，但赫鲁晓夫的本意还不是想要控制中国，其主旨是要在与美国对抗的冷战中在远东地区把握住有利的形势及条件。而毛泽东对此事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表露出他对相邻的这个核大国具有极度的不信任感和戒心，并由此敏感地认为“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赫鲁晓夫是要控制中国，中国的主权、独立受到了威胁。[68]
三、中苏在重大的国际行动中开始各行其是，互不通报，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协调一致、同舟共济的局面已不复存在。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蒋介石集团控制的金门、马祖。
毛泽东采取的这一“直接对蒋，间接对美”[69]的外交决策直接向赫鲁晓夫与美国缓和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挑战，而中国在决定采取此项重大行动之前，未像以前一样向自己的军事盟友、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苏联通报情况，即使在7月31日至8月3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进行的四次秘密会谈中，也未就此透露半点信息。赫鲁晓夫对此极为不满，只是在得到中国自己对此事件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的明确保证之后，才两次致函艾森豪威尔总统，表明了对中国的侵犯就是对苏联的侵犯，苏联将完全履行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所承担的义务的立场。[70]这与1955年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时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苏联主动倡议由苏、英、印度召集会议，邀请中、美、法等六国参加，讨论消除台湾海峡危机问题，中国公开表示支持和响应。
[71]这次对于苏方提出的召开中、美、苏、印度等国最高级会议，研究缓和台湾海峡国际紧张局势问题的相同建议，中国却予以拒绝。毛泽东复函赫鲁晓夫，对其来信中所作的承担条约义务的允诺加以婉辞，申明了中国要独自处理由台湾海峡危机所引起的国际问题的意向。
[72]1959年8月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苏联则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塔斯社声明，明显地站在中国的对立面，将中苏分歧公诸于世。10月2日中苏两党就中美关系和中印边界问题举行会谈，赫鲁晓夫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以及与印度冲突、西藏问题上的立场提出指责，中苏双方发生激烈争论。显然，中苏两国在国际冲突中已无法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四、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已经影响到两国关系，并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利益。1959年6月，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日内瓦进行禁止核试验的谈判，唯恐西方国家获悉其在核技术方面援助中国，从而“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做的努力”。[73]苏共中央以此为借口，于6月20日致函中共中央，单方面撕毁了中苏1957年10月15日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一年以后，苏联为迫使中国低头就范采取了撤走技术专家、撕毁经济合同等更为极端的措施，从而先行迈出了国家关系破裂的第一步。此后，中苏边境纠纷随之肇始。所谓中苏同盟已经名存实亡。
造成这一阶段中苏关系上述走向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苏两党在内政外交政策方面出现了重大背离，而这种背离又导致了国家利益的严重对立。1958至1960这三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由1957年的局部性失误发展为严重错误。而这种错误又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了毛泽东的对苏认识及中国对苏政策的变化。在这一阶段初期，毛泽东谈到中苏关系时还认为没有出现紧张局势，双方的一致和分歧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不同意见可以采取内部交谈的办法解决，“不能以怨报德，恩将仇报，公开骂苏”。[74]而到1960年，中苏两党已经在时代、战争与和平、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等一系列根本理论问题上进行公开争论。毛泽东进一步突出强调目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也即右倾机会主义，彻底改变了他1956年对苏共二十大路线的肯定性认识，开始不指名地将赫鲁晓夫归入了与南斯拉夫“同流合污”的现代修正主义行列。[75]中苏两党的分歧日益扩大为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分道扬镳，相互间的不信任继续加深，双方合作的基础发生根本性动摇，终于导致了分裂局面的出现。
第一，在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左倾错误的发展使他不仅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局限，而且在一些具体做法上比以前的苏联走得更远。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急于求成，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年初，在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共八大所确定的反急躁冒进的正确方针进行了愈益严厉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了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的片面性口号，从而导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迅速蔓延。毛泽东又重新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重新肯定对农民剥夺以实现工业积累的方式，否定了1956年的正确探索。到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又终止了他于1958年末开始的对“左”的偏差的纠正，转而再次反右倾，促成了1960年的第二次“大跃进”。与此相反，赫鲁晓夫在这一时期则继续推行权力下放地方和企业、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增加农业投资和农业贷款、完全免除私人农产品义务交售制、鼓励农产品自由买卖、缩短劳动日、调整工资等消除经济管理体制弊病、重视发展农业、减轻农民负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76]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经济建设方针问题上探索的距离越拉越大，相互之间的指责也越来越激烈。1958年11月《经济消息》第36期刊载《财经各部委党组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认为苏联过分强调平衡，强调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而不是首先强调发展速度；计划和比例关系决不能束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该文经毛泽东批示，在武昌会议上作为文件印发。
[77]毛泽东把全面实现全民所有制、公社分配制度中供给部分逐步增多、商品经济范围逐步缩小等问题看作是共产主义因素和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条件增长的过程，认为苏联忽视甚至阻碍这个过程，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将来是不适当的。[78]而苏联对于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向共产主义过渡、吃饭不要钱等“新事物新思想”不理解，不支持。[79]1959年7月，赫鲁晓夫在波兰一个生产合作社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谈苏联过去的公社，指出苏联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建立公社未获成功，是由于当时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毛泽东认为这篇演说是抬出马克思的原则当法宝，“祭起来打我们”，指示将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80]第二，在国内政治方面，中苏两党的发展方向也是背道而驰的。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重又认为右倾问题已成为当时的主要危险，转而发动大规模“反右倾”斗争，并将党内关于不同意见的争论上纲为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81]开始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发展。而此期苏联党对政治体制改革上的探索则向相反的方向延伸。赫鲁晓夫在1958年4月的共青团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人民自动调节”的思想，并在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在苏联社会主义已取得完全彻底胜利的情况下，“国家组织发展中的主要方向是尽力发展民主，吸引全体公民参加领导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工作，参加管理社会事务的工作”。
国家消亡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社会自治组织的问题”。[82]这即已提出了由无产阶级专政向人民民主（以后发展为“全民国家”理论）过渡的意向，进一步否定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方式。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在搞现代修正主义；而赫鲁晓夫则把中国党的政治方针指责为教条主义。
第三，在对外政策方面，中苏双方的外交战略思想发生了全面性和根本性的重大分歧，从相互合作走向相互竞争，甚至相互拆台。赫鲁晓夫为进一步改善国内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于1950年代后期提出了举行东西方首脑会谈、展开和平竞赛、实施核裁军计划等缓和同西方关系的对外方针；而中国在朝鲜战争以后，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正处于无法调和的尖锐对立状态，毛泽东的方针是以斗争求生存，要利用国际紧张局势的压力，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加速大跃进，以争取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增强国力、军力，超英赶美，与帝国主义相抗衡。中共批判苏共的对外方针是美化帝国主义，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83]赫鲁晓夫则不断发泄他对中共炮击金、马及处理中印边界冲突政策的不满，不点名地攻击中共“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等等。[84]第四，与此同时，中苏双方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从盟友变成了对手。毛泽东在鼓动超英赶美的同时，也密切关注苏联的发展动向，研究赫鲁晓夫1958年1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作的关于增加农产品生产任务的报告，开始暗中与苏联较劲。[85]1958年9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两年，搞出一亿五千万吨钢，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86]这即已表露出要压过苏联的意向。是年末，毛泽东又在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认为经过高速发展的大跃进，中国有可能比苏联先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87]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方面使苏联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威胁，令本已对苏中能否继续长期合作提出疑问的赫鲁晓夫更生出“养虎为患”的担忧，从而着手收缩对华经济与军事技术援助；一方面刺激赫鲁晓夫也开始强调加速建设，[88]并于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了超越国情的冒进的“七年计划”（1959—1965年），以防备中国迎头赶上，将其抛到后面。
总之，1954至1960年中苏关系由亲密向分裂的发展变化，主要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以及中苏两党从本国立场和利益出发，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估计以及对对方探索方式的认识相联系。这种估计和认识构成了中苏两党两国制定国内政治经济政策及对外方针政策的基础，而这一系列政策的趋同或分歧又反过来造成了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或对立。当双方的探索和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基本利益一致，相互之间还以信任为主时，中苏关系就表现为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发生背离，双方的基本利益背离，相互间猜忌、戒备胜过信任时，中苏关系也即转为冷淡，乃至趋向分裂。在这里，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都未把握住共同探索的机遇，选择了相互离异的道路，并直接影响了中苏关系数十年。（本文原载《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2期；收入1995年8月“中俄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战后中苏关系走向（1945-196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