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最大最长的两位历史人物当然是蒋介石和毛泽东。对这两位的研究已经有许多专著，但受到时代的制约，以前的研究有好多局限。吹尽黄沙始得金，两位伟人都已经谢世三十年左右，社会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材料，新的证据不断涌现，整个社会有必要，也必须与时俱进。在整个社会的反思潮中，我希望自己能从全新的角度，来分析和把握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这两位历史人物。我相信我的研究工作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能够给近代历史人物的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路。
关于毛泽东的性格，一般人都相信毛泽东那句经典的概括——虎性与猴性的统一。猴子有造反精神，老虎具有让对手闻风丧胆的霸气，毛泽东身上当然同时具有霸气和造反精神，似乎没有人怀疑过这个结论。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的话有些冠冕堂皇。当局者迷，猴子那里有什么造反精神，猴子生性浅薄，没有城府，一会上窜下跳，一会抓耳挠腮，为了一丁点食物，往往被人抓住，用绳子牵制，当“猴”耍。这些又怎么能和雄才大略，聪明过人的毛泽东相提并论呢？
毛泽东之所以没有用狐狸来比喻自己，大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吧。一个伟大的人物，怎么可能是阴险狡诈的狐狸呢？
而我的结论是毛泽东的性格应该是狐性与虎性的统一。前者表达毛泽东的智慧，后者显示毛泽东的权威，这样更恰当。
意大利人马基耶维利在《君主论》中，曾经感慨过，作为伟大的君主，必须既是狐狸，又必须是狮子。狐狸能够识别陷阱，可以逃避强大对手的攻击，避免灭顶之灾，保存实力；狮子能够威慑对手，消灭挑战者，让任何反抗者都胆战心惊，臣服在脚下。
在这里，我之所以没有用狮子这种动物来比喻毛泽东，是因为我个人觉得，这种动物更适合另一个历史人物——蒋介石。
蒋介石的性格如果用动物来比喻，我以为是犬性和狮性的统一。犬是绝对忠诚的，不会欺骗人，无论是对朋友或者敌人都爱憎分明；狮子有霸气，兽中之王，威风八面。
另外，老虎离不开山区，狮子更喜欢平原。离开他们的用武之地，一切都不再精彩。
毛泽东的辉煌从韶山开始，经过井冈山翻过雪山六盘山，成熟于宝塔山下，可是下了西柏坡，进了北京城之后，虽然他不时也去庐山寻找感觉，可是晚年还是错误百出。
蒋介石投笔从戎，东征，北伐，多少次中原大战，成就了自己的领袖梦。然而，当他远征到西安的临潼山下时，他及手下几十名大将被轻易囚禁，当他留恋孙中山安息的钟山，还都南京时，却导致“钟山风雨起苍黄”，至于落草到台北的阳明山后，就再也没有反攻大陆的机会了。
他们两个人的性格有巨大反差，泾渭分明。为什么会这样？性格的形成和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试着回到过去，回到他们那个时代，深入他们的家庭，追踪他们的历程，来体会和解读他们性格的差异吧。
思想的萌芽
时代的背景
一个人性格的形成，有先天也有后天因素。从客观因素讲，每个人自身性格的形成，首先都和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都是时代的产物。
工业革命以后，机器大生产推动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车轮，工业革命的强大推动力，不仅使新航路得以开辟，而且加速了农业文明的破产和失败。
十九世纪，新大陆被瓜分完毕，个封建帝国也先后被列强收入囊中，瓜分殆尽，每块大大小小的土地上都站立着一个或者几个强大的殖民者。土地被瓜分完毕，但矛盾没有就此解决，新崛起的殖民主义者，岂肯善罢甘休，他们根本就不管前者是否愿意门户开放，只要看到合适的目标，他们会提出非分要求，而老殖民者咬到嘴里的肥肉又怎么能轻易吐出，矛盾更加激化，战争此起彼伏，世界级的大战必然出现。
中国，这个独立与世界之外，繁荣稳定了两千多年的东方帝国，因过于稳定而渐渐落后，因繁荣富裕而遭人嫉妒。于是，在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狂潮中，这块土地注定要遭到列强的蹂躏。
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一浪高过一浪，一棒接着一棒，老大帝国吞下耻辱之后，有了动物般的本能反应，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可是不触动封建制度的中体西用，又怎么能改变国家的命运呢？
对统治者彻底失望的老百姓，把满腔的仇恨由只对外国殖民主义者，转向腐败的国内统治者。变法图强，武装革命成为时代普遍的呼声，亿万民众不停的呐喊，勇敢的行动，他们不再指望别人，他们要自己行动起来，改变国家和自己的处境。
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先后来到这个世界上。
生于19世纪末期的他们，在娘胎中就感受着这个时代，这块土地上的风风雨雨。面对中国和世界先进国家间的巨大差距，眼看着资本主义列强凭借先发优势，依靠“坚船利炮”，掀起瓜分世界的狂潮，用枪炮轰开古老中国的大门，以威力做后盾，强行侵略中国，掠夺新的原料产地和霸占新的商品销售市场。
商品经济冲击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济基础既然动摇，建立在上面的上层建筑当然也难以维继。社会动荡，经济凋敝，矛盾激化，冲突越演愈列，清王朝风雨飘摇，四面露风，八面进水，走到生命的尽头。
中国人全然没有了曾经维持了几千年很自鸣得意的礼仪之邦，天朝上国和大国子民的感觉，自信荡然无存，幸福不知所终，内心充斥着愤怒、不满和仇恨，并寻找着发泄的对象。
这是一个需要英雄也必定产生英雄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一切历史人物的身上都必然刻有这个时代的烙印，他们自然也不可能例外。
家庭小环境
家庭对个人性格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是性格形成的第一推动力。
蒋介石，名中正，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生于1987年10月30日，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一个盐商家庭。其父蒋肇聪先后娶了三个妻子，蒋介石的生母王采玉为填房。王采玉生二子二女，长子名瑞元即蒋介石，次子名瑞青，养不到三岁病死，长女瑞莲，出生数月即夭亡，次女名瑞菊。
溪口镇有九百余户，蒋姓占绝大多数，是当地望族。蒋父生财有道，家境富裕，蒋介石从小就受到祖父溺爱，性格顽皮。
他三岁时，有一次将一根筷子插入自己的喉咙，想看能杵多深，虽然他发现杵进去不难，可要拔出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弄坏嗓子了吧？”爷爷知道后焦急而又心痛地问他。“没事，我不还可以好好说话吗，我没哑。”他从床上一蹦而起冲爷爷大声叫道。
1892年冬天，他家屋檐下用来装水，有成人那么高的大水缸里的水，由于天冷而出现结冰，幼小的蒋介石非常好奇便跳进大水缸里。这一次兄长们都不在旁边，多亏水不深，等大人发现时，他浑身上下湿了个透，结成了冰，还吞了一肚子冰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被大人救了出来。
他家屋前有一条湍急的山溪流过，他特别喜欢游泳，常常跳入溪水嬉玩，多次险遭灭顶之灾，但他仍乐而忘返。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历来忽视体育，但对蒋介石来说，由于经常在乡间的小溪中游泳和外出爬山，使他从小就很快摆脱了孱弱多病的体质而变得体魄健壮了。
蒋介石童年好做械斗游戏，经常和一大群孩子，手持棍棒，到溪边沙石滩头去对练，直到有人被打的头破血流才一哄而散，并因此经常“祸及贤慈”。
幼时的蒋介石是顽劣异常的，人称“瑞元无赖”，这一点他自己并不掩盖，“六岁就学，顽劣益甚”，让母亲王采玉操了不少的心。
但好景不长，阔绰无忧的生活很快被打破，幼年的蒋介石早早地体验到“家变”的挫折和痛苦。
1894年，祖父蒋斯千撒手西归，次年夏天，父亲蒋肇聪又身染时疫而殁，面对分家时亲戚们的百般欺凌，孤儿寡母坠入了生活的低谷。分家之后，小女瑞菊、幼子瑞青相继夭折，更是给其母王采玉带来沉重的打击。据蒋介石成年后回忆，母亲“受到过很多委屈，饮泣吞声，无可申诉”。 但愈是艰难挫折，母亲王采玉就愈是发奋自强。她把自己全部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身上，虽然家境困难，但不叫蒋介石参加劳动，仍让他专心读书，“每当蒋介石离家去离溪口一百华里远的外祖父家去读书时，母子两人总是抱头大哭一场，很是凄凉。”
用蒋介石后来的回忆说：“中正九岁丧父，一门孤寡，茕孑无依。其时清政不纲，胥吏势豪，夤缘为虐；吾家门祚既单，遂为觊觎之的，欺凌胁逼，靡日而宁，尝以田赋征收，强令供役”，“构陷公庭，迫辱备至；乡里既无正论，戚族亦多旁观，吾母子含愤茹痛，荼蘖之苦，不足以喻。”
在那段日子里，他家境艰难，但母亲用铁一般的严规戒律管束他。从学业到做人都毫不放松，母亲只要觉得他没有达到自己要求的严格标准，就会毫不犹豫地打他。她母亲相信仆人的活儿对锻炼他的性格有好处，所以就要他每天干洗碟子、拖地板之类的活儿，以锻炼他的意志。
1900年，蒋介石见到邻村榆林的表妹，并产生了朦朦胧胧的爱情。王采玉知道了，自然是喜出望外，想着亲上加亲，但女方家人的一席话却给她当头一盆凉水。“瑞元那个无赖，还想做我家的女婿，谁肯嫁给他……”羞愤不过的王采玉心下暗想，你越是这样瞧不起我们，我们偏是要找一个最好的。
“对先母的记忆是不可磨灭的，她含辛茹苦地教育和哺养着我这遗孤。”
我们都能感觉到，在经历家庭巨变，遭到灭顶之灾后，是她坚强的母亲支撑着他们家，母亲用最原始，最传统，也最严格的思想观念要求他，教育他。他与母亲相依为命，稍懂世事的他，在这样言传身教下也懂得了自强不息的重要性，慢慢适应，甚至养成习惯。他“义犬”的性格也就可以解释了，我们都知道，他一生都非常强调忠孝节义，我们也可以从他对老母亲的态度上去体会，母亲当年的棍棒教育，他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反抗，相反，他对一生对母亲都非常孝敬，几乎言听计从，绝不忤逆。
蒋对母亲的孝心，很有一套。
蒋介石曾感慨他说，要知道那时的清政权正处于最腐败的状况。腐朽的贪官污吏和堕落的显贵对欺压鱼肉百姓已习以为常。我家既无靠山又无权势、很快就成了他们欺凌的目标。苛捐杂税和不正当的劳役时不时地落在我们头上。有一次，他们在村公所前大庭广众之下欺负我们，我深感遗憾和痛心的是在场的亲友们一个个都见之而无动于衷。那时我家境悲惨，的确无以形容。我们家之所以能够免于倾家荡产，全亏了我母亲和她那善良而又坚韧不拔的品格。
有一本蒋介石的传记对蒋介石的这段辛酸的回忆讲得比较清楚：溪口的一个村民由于付不起粮租而出逃了，由于蒋家家主去堵，当地的官吏就将年幼的蒋介石抓起来，一直拖到村公所前，并威胁说要是他付不清那出逃的村民所欠的租子，就将他送进大牢，欠租最终还是由他家付了，因他后来很快就被放了出来。但这次借“皇上”的名义而使蒋母和她儿子蒙受的不白之冤和耻辱，对他俩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后来，蒋介石经常将这件事称为“点燃我革命之火的第一颗火花”。
很明显，就是在家庭关照、爱护、教育下，蒋形成了他最初的性格，有强悍的虎性，也播种着忠诚的狗性。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韶山冲农民毛贻昌家出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泽东，字咏芝（后改润之）。他们家的头两胎婴儿都在襁褓中夭折了。母亲生怕他也不能长大成人，便抱他到娘家那边的一座石观音小庙，叩拜一块巨石，认做干娘，还取了个小名，叫石三伢子。
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十七岁开始当家理事，因为负债被迫外出在湘军里当了几年兵，长了不少见识，也积累了一些银钱。还乡后，赎回毛恩普典出去的土地，不久又买进一些，增加到二十二亩，每年能收八十担稻谷。湘潭有着在湘中很有点影响的米市。毛顺生善于经营，后来又集中精力去做稻谷和猪牛生意，资本逐渐滚到两三千元，还自制了一种叫“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在他父亲的经营下，家道蒸蒸日上，成为远近闻名的地主家庭。虽然比不得山外的土财主，但在他们村绝对是首富。
母亲娘家很贫穷，使他母亲在丈夫面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关爱，相反是奴仆般的呵斥和轻蔑。毛泽东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处于这样矛盾的旋涡之中，不可能没有判断力，在他幼小的心灵里，自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看到非常关爱自己的仁慈的母亲经常受到父亲那样粗暴对待，最初的仇恨——他对父亲的仇恨和蔑视，就油然而生。父亲为了发财致富，经常使用非常手段，不讲亲情，乡情，人情，无商不奸的印象从这产生，并导致他与父亲关系的恶化，“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帐，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反权威，不重亲情，崇拜斗争，追求平等的潜意识就这样慢慢生成。
在旧中国，靠自身奋斗摆脱贫困的农民，大多克勤克俭，精明刚强。毛顺生和大多数走上坡路的农民一样，试图按自己的生活模式塑造儿子，期望儿子将来成为同他一样生财有道的精明的人。一旦发现儿子的行为不合自己的准则，便用高压手段来管教，父子冲突就不可避免。对毛泽东来说，却促成了的反抗心理。 一九○六年的冬至这一天，毛顺生设酒席宴请生意场上的朋友，吩咐十三岁的毛泽东帮着招待客人。毛泽东不愿意做这些事，父亲生气了，就骂他懒而无用，为子不孝。“娇生惯养”，有反抗精神的毛泽东当着客人面反驳道：“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能“子孝”。毛顺生非常生气，举手追打。毛泽东便跑到家门前的一口池塘边，声称父亲再要逼近，就跳下水去。在母亲的调解下，这个对雇工很苛刻，而对自己儿子一向心太软的父亲再一次在众乡亲面前向他的儿子低下了头，一场风波才和平解决。从此，毛泽东悟出一个直观的道理：在压力下如果温顺示弱，反会遭受更多的打骂，只有用坚决反抗的办法，才能保护自己。
毛泽东的胆量越来越大，附近一个毛姓农民，曾收下定金把猪卖给了毛顺生。过几天父亲派毛泽东去赶猪时，猪价已涨了。这个农民叹气，埋怨自己运气不好，还说少了几块钱对富人不打紧，对穷人家里却是个大空缺。没有询问老爸的意见，毛泽东听后就把这桩买卖退掉了。 同父亲比较起来，对少年毛泽东影响很深的人还有他的母亲。母亲姓文，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人称文七妹。七妹十八岁时和毛顺生结婚，共生五男二女，但四个都夭折了，只剩下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三兄弟。作为普通的农村妇女，文七妹一生默默地操持家务，抚养儿辈。她待人接物，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灾荒年月，常背着丈夫送米给讨荒的人。平时还虔诚地烧香拜佛，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一类的信念灌输给孩子。
毛泽东十一岁那年，毛顺生要买进堂弟毛菊生赖以活命的七亩田产，毛泽东和母亲的态度是一致的，都觉得应该设法周济毛菊生渡过难关，不应该乘机买他的田产。毛顺生却认为用钱买田是天经地义的事。母子俩的劝说自然没有效果，却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建国后，他多次对毛菊生的儿子毛泽连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 毛泽东的反叛与当时整个国家的反抗浪潮非常吻合。“我与之斗争的第一个资本家是我的父亲”。后来的社会斗争渊于家庭斗争。正像他母亲的温和与善良一样，父亲的粗暴管教方式，影响着他的一生。在憎恨父亲的背后，父子间存在一种未认识到的同一性，在一个更广大的范围内，他成了一个父亲一样的权力主义者，父亲以暴力的方式来培养美德的方法论深深的植入他的心灵深处。
毛泽东对母亲的感情很深。十五岁那年，母亲病了，他还专程到过南岳衡山进香许愿。当时他未必懂得多少佛教的道理，但母亲的言传身教，使毛泽东从小同情贫弱，乐于助人。 一九一八年夏，他从长沙赴北京前夕，十分挂念在外婆家养病的母亲，特地请人开了一个药方寄给舅父。次年春返回长沙，便把母亲接来就医。十月五日，病逝，终年五十二岁。毛泽东日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守灵，并和泪写下一篇情义深长的《祭母文》。他这样追念母亲：“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当时，毛泽东还给同学邹蕴真写信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母亲对他的影响力，在他的一生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毛是父母第三个孩子，前面的两个不幸夭折，使父母特别疼爱他，加之家庭非常富有，毛泽东在家里当然享受宠爱甚至娇生惯养的优待，对别人特别苛刻的父亲对儿子却百依百顺，小时候，从不动一根手指头，实在看不惯，最多也就是骂几句而已。没有想到这样教育的结果却是儿子看不惯老子，看不惯老子对别人那专制劲。反对强权，蔑视权威，打抱不平的潜意识也许在这个时候就根植于他的心灵了。他性格中属于狮子般的霸气，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形成的。
韶山既不处于湖南的高山竣岭中，也不处于平原上。在毛泽东身上，既有山地人的传统：粗陋朴实、反叛精神、英雄豪杰意识，又继承了平原人的传统：热爱读书、擅长组织和关心世事。
浙江是一个沿海省份，有一些沿海城市在鸦片战争之后，成为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西方的文明和东方文明也是最早在沿海地区冲突和融合的。在蒋身上有沿海人的冒险精神，也有中原人那种纲常观念。
毛泽东更多的是反抗精神，怀疑精神，而蒋介石则更多是忠孝观念和顽强意志，观念的碰撞似乎已经不可避免了。前者，因怀疑和反抗传统而激发了革命的热情，后者因忠诚自己的国家，不容许国家被玷污而投身革命，真是殊途同归呀。
同样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同样两个都比较富裕的家庭，同样两个都很聪明的孩子，由于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甚至南辕北辙性格，真是造化弄人呀。
和蒋介石不苟言笑、呆板、倔强、固执相反，毛泽东要洒脱许多，他显得乐观、风趣、幽默、自信甚至目空一切。如果说蒋满脑子都是杀身成仁，铁肩担道义，要用武力方式重建被颠倒的社会秩序的话，那么毛泽东的使命感则相反，他要砸烂的不仅仅是封建制度，不仅仅是传统思想中所谓的“王道”统治，他以解放全人类、以实现共产主义大同世界为己任，他要让处于社会地层过去被压迫被剥削的人变成高高在上可以随便处置他们过去的主人，他要绝对的颠覆传统。因为全新社会秩序建立的不易，也因为“三座大山”太过沉重，所以他只关注目的，为目的的实现，他不得不不择手段。反对妇人之仁，面对强大对手时他猴性十足，懂得争取道义支持，知道退让示弱的重要性；当自己强大时，他虎气眈眈，决不手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