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
2007-03-05
一九二三年四月梁启超为《申报》所作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把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五十年学习西方的近代历史划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学习外国“船坚炮利”时期。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开始逐步发生，到了同治年间曾国藩、李鸿章才开始着手设立福建船政学堂、上海造船局，从事“器物”上的改革；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的时期，这是一八九四年甲午战役起至民国六、七年间止，以康、梁为急先锋的“变法维新”和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辛亥革命；第三期是从“文化上感觉不足”的时期，这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时期。在这三个历史段落中，知识份子也经历了大体上是三代的变化。梁启超说：
这三期间思想的进步，试把前后期的人物做个尺度来量他一下，便很明白：第一期，如郭嵩焘、张佩纶、张之洞等辈，算是很新很新的怪物。到第二时期，嵩焘、佩纶辈已死去，之洞却还在。之洞在第二期前半，依然算是提倡风气的一个人，到了后半，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表了。在第二期，康有为、粱救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第三时期，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趟一趟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这种新陈代谢现象可以证明这五十年间思想界的血液转得很快，可以证明思想界的体气实已渐趋康强。
本文所要论述的中国现代知识份子，正是梁启超所说的第三期和之后的知识份子。
直到中国与列强国家有较深入的文化上的接触，梁启超所说的这些第三期的跑到时代前面去的青年，才渐渐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乡村士绅人物的城市知识份子集团。这些人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关系异常密切，而且大部分都直接介入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并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他们介入历史活动的程度，远非其他国家的知识份子所能比拟，而且，他们当初的选择所造成的影响，也远远地超出一般性的估量。可以说，二十世纪初以来的中国现代史，知识份子在其中扮演了非同寻常的角色。二十世纪中国的命运和面貌，知识份子所作的基本选择，负有重大责任。
中国现代知识份子长久以来处于时代的中心地位，在风云多变的时代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既是“幸事”，但同时也是“不幸”。所幸的是，这种直接的而且发生影响的关切，使他们对社会获得很深的体验。所不幸的是，他们往往关切过甚，以至于“越俎代庖”，结果常常在历史舞台上自我迷失和承受其他国家知识份子难以承受的痛苦和精神负担。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份子对时代和社会的过份直接关切，不但给自己，也给他们所处的时代——二十世纪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灾难。本文试图对中国现代知识份子历史角色的变迁作粗略的分析，并对其基本选择作些理性的批判。
从“乡村士绅”到现代知识份子
中国的传统社会，除非处在改朝换代的非常时期，一般地说，社会的正常运转总是由乡村士绅阶层操纵的。所谓士绅，既包括在朝做官的官僚，也包括退隐官僚和在野经营的豪富。如果说，一个稳定的社会总是存在着一个比其他社会集团占有优先地位的社会集团的话，那么，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集团就是乡村士绅集团。在经济上，这个集团虽然不能垄断全部土地资源，但具体到一个地域，他们占有的资源，总是远在他人之上，因此，他们总是地域经济力量的代表。在政治上，他们与皇亲贵族合作，统治国家。在文化上，他们承担着儒家的传统。中国“儒统”之所以长久不坠，就是靠乡村士绅支撑着。这样，在中国社会网络中，士绅就占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如果得不到绅权强有力的支持，皇权就无法维持下去。近代中国传统帝国的瓦解，皇统的崩溃，就和乡村士绅阶层的衰亡紧密相关。这个阶层的浮沉生灭，牵连着传统帝国的荣辱兴衰。
近代一百多年的中国社会发展史，显示一个重大现象，这就是乡村士绅集团的“断后”现象：乡村士绅阶层一步一步走向没落，以至丧失自身再生产和再延续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个阶层再也产生不出滙集“才能”与“学识”于一身的后继精英集团以领导国家，也产生不出把雄心与策略、胆魄与权谋结合成一体的杰出政治权威。整个近代的历史，就是乡村士绅阶层气数渐消，一步一步退出社会舞台的历史。具有象徵意义的是，当共产主义革命风暴席卷中国的时候，被命名为“地主”的最后一代士绅，为他们在数千年中国历史上所犯的罪恶作出了最后的赎还，以致于作为一个整体阶层从社会中消失，而且是被铲除式的消失。
乡村士绅阶层在近代史上唯一成功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高超表演是平息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反叛。曾国藩公开打出来的旗帜，不是保卫大清帝国，而是保卫数千年诗书礼乐和人伦大义。他在《讨粤匪檄》中说：“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各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哭痛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岂可袖心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他的呼吁不仅用来召唤世道人心，而且代表他本人内心真实的愿望，也是传统知识份子的愿望：保衞传统的价值系统与理想不受离经叛道的农民所威胁。这场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场文化战，是一场传统知识份子保卫儒统的战争。在整个平叛过程中，曾氏兄弟和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所代表的乡村士绅集团，其智慧、才能、意志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曾氏本人的官职也上升到清代汉人的顶端。然而，走上顶点之后，士绅们也开始踏上了末路。中国近代史昭示：当士绅的主要较量对象是农民的时候，他们由于占有文化上与权势上的优势，所以尽管帝国的根基在较量中有所动摇，但他们还是能够在动摇中取得胜利。可是，当农民革命走向失败，士绅们的对手由农民转到列强时，他们就由胜利者转变成失败者。
平息太平天国的反叛之后，士绅集团内部进一步分裂。一部分人成为顽固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这部分人认为中国唯一的优势在于“气”，相信“气”可压倒洋鬼子；另一部分人则开始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特别是“船坚炮利”，以谋求自强；还有一些人随着内难及外难的加深，变得比以上两部分人激进。这部分激进份子最初的代表人物，就是康有为。由于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康有为和几位激进份子领导了百日维新。但是，从他们维新的策略上看，这些人只是空有报国热情的书生。他们的政治智慧与治国本领同他们的政治抱负很不相称。实际上，康有为等人，是用一套很传统很陈旧的政治手段领导一场他们称作维新的带有现代意义的“变法”。他们采取传统的中国官僚惯用的发诏书、发文告等手法施政。过去，这套文赎主义的办法所以能够行得通，是因为整个官僚机器的功能与这种施政方式尚能相协调。现在，康有为仍然要用这种陈旧的施政方式来改变已经腐败的官僚机器的功能，则注定无法成功。他们在一天之内，所发的变法诏书居然可以多达数十份之多，这种政治上的幼稚，不能不把一场维新运动变成书生们的儿戏。士绅阶层中最有学识与教养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古代的政治运作，很强调“得人”。所谓“得人”，就是发现和启用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他们认为，一个王朝的兴旺，“得人”是一个关键性条件。因此，王朝的衰落也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未能“得人”而“断后”。这个分析可以套用在清代的末年，也就是说，到了清末，这个王朝的支撑者集团，已经断后，即未能产生足够延续自己生命的优秀人才集团。所不同的只是，清之亡，既是一国王朝的衰减，同时也是一个久远文化传统的枯竭。在这个久远传统枯竭的背后，是支撑这个社会的知识份子集团——乡村士绅阶层因中断延续生命的力量而没落。
对于本文要分析的问题来说，不是揭示乡村士绅集团没落的原因，而是要探讨乡村士绅阶层的没落对辛亥之后一段中国历史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首先，是对社会转型方式的影响。一个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之中，其原来对这个社会起支配作用的支配阶层的衰落和被迫离开政治舞台，总是意味着社会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同时，也意味着社会演变带有较多的自下而上的色彩。自下而上，这就涉及到“政权”的巨大更替。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转型，由于乡村士绅阶层的“断后”和没落，因此无法采取自上而下的转型方式。这一点，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显得很不相同。明治维新前后，从原来的支配阶层——贵族和武士中分化出一批继续能领导国家的新“藩阀”，这些“藩阀”，乃是贵族与武士之“后”。因而，日本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可以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在整个近代化的过程中，不会发生如同中国的所谓“政权问题”，即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大革命问题。为了了解这种区别，我们不妨重新审视一下明治维新的情况。
假如我们以阶层变动的眼光看江户末期以及明治维新的日本史，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与外来势力的侵入，支配社会的中坚阶级（阶层）——贵族与武士发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演化。其中一部分人不能适应社会的急剧转变，在社会与历史的变局中不知所措，顽固地坚持原来陈旧的立场，结果逐渐被历史所淘汰，并最终地退出社会舞台，由主角而转为配角，由配角而转为局外看客，从鼎盛走向衰亡。在日本近代社会的演变史上，那些在维新中被打倒的幕府将军们以及那些挽回不了“大势”而流浪街头的某些武士，就是扮演这种被淘汰的历史角色。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部分人被淘汰之后，后来支配社会的传统力量并没有整体衰落。构成明治维新的核心力量和支配明治政府的中坚力量，并不是来自一个新的、从社会底层中崛起的社会集团，而是仍然来自贵族与武士本身。贵族与武士在日本近代的社会演变中从自身分化出一个强有力的支配社会的领导集团，在日本，这个集团被称为“藩阀”。明治政府也因此而叫做“藩阀政府”。他们是“达成所谓明治维新的政治变革，由明治政府的创立到议会政治时代一贯地处于政府的中枢地位，指导了维新以来的诸多变革的一群各旧藩武士层出身的政治指导者的集团。”（引自《日本历史》第十五册第261页）这些人眼光远大，雄心勃勃，深知日本民族在世界各民族激烈竞争的殖民地时代，如不脱胎换骨地自我更新，奋发图强，便有可能沦为他国的鱼肉。这些人不仅具有通晓社会演变的眼光，而且具有领导国家的政治才能。整个明治维新的过程，即由倒幕革命开始的“王制复古”到实现真正的社会体制变革的“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可以说都是由这些新官僚们一手导演的善始善终的戏剧。在维新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就是导演这种大社会变革戏剧的卓越人物。这些人物不仅成功地推倒幕府，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而且成功地垄断了政治资源——政府，保证了国家按照自己选定的但与传统方向有着本质区别的另一方向推进。有意思的是，这批明治的新官僚，都是原来的贵族武士，而且基本来自日本西部的四个藩：萨摩、长州、士佐、肥前（尤其是萨摩与长州），所以他们又被称作萨长藩阀。萨摩与长州的藩阀，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政治领袖，他们凭着本能、勇气与野心，进入了中央政府的领导核心。仅以政府首相一职而言，由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年）到明治廿五年（一八九二年）五次内阁变动，首相的出身地区，无一例外地不是长州就是萨摩，阁员中的半数以上，也出身于这两地区。
与通常在社会变革中发生的情况即原有的支配集团被推翻与被埋葬不同，日本的贵族与武士没有在明治维新中被整体性地埋葬，相反地，这两个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凭着自己的胆识，把握住历史机缘，积极参与和领导社会转型的革新运动。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明治维新具有更多的上层色彩，社会改革也能自上而下地进行，从而避免了自下而上的摧毁旧国家机器的暴力革命。日本近代的社会转型，能够以这种良性的方式完成，有其时代的原因，例如，当时最激烈的俄国十月革命尚未发生，因此，维新也自然未被最激烈的社会思潮所影响；此外，也有多种内部的原因，而原因之一是贵族与武士阶层没有“断后”，而是从内部产生了一个精英集团，领导了一场日本式的革命——明治维新。他们不像中国乡村士绅那样；产生不了新的优秀人物集团以驾驭变动中的时代，反而被变动的时代所吞没。
城市知识份子集团的崛起
中国的乡村士绅既然无法像日本的贵族和武士那样，在自己的身内产生一个有眼光、有气魄的可以引导社会进行自上而下改革的集团，那么，它就逼迫社会的其他细胞聚集成新的取代集团，也就是说，逼使社会造成了新的领导集团崛起的条件。原有的支配阶层和支配集团的没落，必然引起争取新权力地位的竞争。在中国，乡村士绅们末落了，意味着同时必定有别的社会集团的崛起。这个新崛起的社会集团不是别人，正是激进的城市知识份子。
中国传统的知识份子，包括乡村士绅，他们不是接受私塾教育就是接受书院教育，知识面局限于我国古代经典。而新的知识份子接受的是从古未有的留学教育或新式学堂教育。一九O六年清室宣布废止科举，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标志，它标志着传统悠久的旧式教育寿终正寝。在此之前，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已陆续开办了主要教授理化和外文的新式学堂。如果从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学（六月十一日）算起，新式学堂在十九世纪已作了将近四十年的尝试。本世纪初，随着科举的废止，新式学堂进一步发展，并且在民国之后迅速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初等教育。新式学堂的学生，成为中国现代城市知识份子的来源之一。城市知识份子的另一来源则是那些得风气之先有幸在外国接受教育的留学生。这两部分人便构成了中国现代城市知识份子的基本成分。
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当时广东籍的学子容闳就读澳门的莫礼逊学校后，于一八四六年随同他的老师布朗牧师到美国耶鲁大学就读。结业后，他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回国开辟中国青少年的留学事业。他起初试图说服洪秀全，目的未达到后又转而说服了曾国藩。于是，一八七一年九月三日，曾园藩、李鸿章奏陈选派陈兰彬、容闳带领学生出国留学，拟定《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肆业章程》十二条，之后，容闳便在上海设留美学生预备学堂。这样，就从一八七二年开始，每隔四年派出三十名少年到美国留学。比赴美稍晚一些，一八七五年，福建造船厂总经理沈保祯开始带中国学生数人赴法学习海军。一八七六年，则开始赴英、赴法留学。但是，到西方留学人数均十分有限。大规模的学习是从日本开始的，一八九六年，清政府首次派遣唐宝锷等十三名留学生赴日，年龄在十八-卅二之间。据实藤惠秀所著的《中国人留学史》统计，日本留学生的人数增加很快，一八九九年二百名，一九O二年增至四、五百名，一九O三年达一千名，到了一九O六年达到八千多人。有的学者则认为已达到一、二万人。留美的学生在美国交还庚子赔款之后人数也急速增加，到了一九O七年，达到一千七百人。这些留学生，人数虽然不算太多，但能量很大。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说：“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冒……，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记。”这些年青的知识份子和曾国藩以往的知识份子相比，确实表现出新的风貌。
这批具有新质的知识份子，在上一世纪末和本世纪最初的十几年中逐步形成一个社会集团。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它终于作为一个强大的历史角色出现。这个角色彻底地批判祖辈父辈文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打击了乡村士绅所维持的文化价值系统。在这之前，尽管留学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学生和流亡海外的知识份子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辛亥革命）起了作用，但是，当时参与革命的社会成分非常复杂，知识份子尚未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集团对社会的走向起决定性的影响。而“五四”运动，知识份子却作为和政府相对立的强大社会集团，对国家的政治、文化方向作出根本性的挑战，他们的声音对社会的走向开始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产生的城市知识份子集团，从当时的组合成分和后来的发展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大体上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严守知识边界采取价值中立立场的超越型知识份子。这类知识份子专业意识很强，在价值观念形态上保持中立的态度，但也通过知识份子特殊的，超脱的眼睛和头脑对社会进行理性关怀。他们对历史文化重在提供资料和分析，不重在答案。相对地说，他们的心境较为平静，但也有自身独特的煎熬。这类知识份子的人数不多，在学术上甚有实绩，但在社会现实层面上则影响不大。第二种是具有专业知识才能，但采取积极的价值判断和积极参与社会的介入型知识份子。他们在价值观念上不是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而是采取积极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导引的立场，努力为社会提供一种价值尺度。而且，他们尽量地使自己对社会的关注保持在理性批判的水平上，但也常有强烈的现实批判。这类知识份子比第一类知识份子的人数多，对社会的影响也比第一类知识份子广泛。第三类型则是完全越出知识界投身于革命和其他政治活动的激进型知识份子。这类知识份子以从事革命活动和其他政治活动为己任，甚至变成职业革命家。他们是一些非常情绪化的激进主义的知识份子，在价值判断上采取极端的两极对立的立场，对中国现代社会的走向影响最大。
、
从这种横向的基本分类看，中国现代知识份子的一大悲剧，是历史未能提供超越型知识份子正常生长的社会空间和个人空间，反而把激进型知识份子的情绪化思考转变成具体的历史行动和历史潮流，以至迫使第一和第二类知识份子都走社会革命的道路，从而使知识份子被革命同化而丧失自身的职业利益和活动本性，并因此使中国现代知识份子发生第二次历史角色的重大转换，即从城市知识份子到激进革命家的转换。（转换的时间大约是五四运动之后到三十年代。）
知识在社会中，尤其在现在的社会中，向来有自己的“霸权”地位。不过，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知识“霸权”对社会产生的作用方式有所不同。二十世纪的中国的社会环境，特别有利于城市知识份子直接参与和介入历史活动，有利于他们取代传统上绅而左右社会的走向。辛亥革命推倒了清室，对中国社会而言，不仅摧毁了皇权，同时也开始动摇以儒家之道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中心文化地位。革命带来了制度的混乱和调整，同时也带来了中国思想、道德价值系统深刻的危机。熟悉古代经典的传统读书人，面对这种危机，不是太息浩叹便是满心怒火，然而，这两种态度都难以广泛地影响社会。二十世纪初，持这种态度的知识份子曾作过种种努力，企图以传统道德的药方救济现代精神危机，遗憾的是都没有能够奏效。严复、章士钊、梁漱溟等都是这方面的努力者，但也是失败者。而正在形成之中的城市知识份子集团，却显得生气勃勃，很快地占有了本世纪时代舞台的发言地位。他们掌握外交，而且学习过各种西方的“主义”，尽管还谈不上精通，但毕竟对西方各类“主义”的熟悉程度，远在他人之上。因此，国人闻所未闻的各种“主义”，都被他们介绍进来。他们创办和垄断了诸如《新青年》、《新潮》、《创造周刊》等最流行的杂志报章，垄断了对各种主义的解释权。就是这样，城市知识份子通过占据思想、文化的主导地位，进而成为了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领路人和社会进步的指路明灯。中国现代的城市知识份子，在他们发生影响后不久，就迅速地进入了时代的中心，在社会演变中扮演主要角色。
从城市知识份子到激进革命家
城市知识份子本来是以“职业”为特点，这在他们留学时期就开始形成了。尽管在留学期间，他们作为学生，还没有职业，但他们都为未来的职业作准备，选择深造的专门化课程。或学习“船坚炮利”，或学习科学技术，或学习商业农业，或学习法律警务，或学习西文梵文，都希望自己能有一技之长。而他们的报国愿望也比较具体地与专业特点相连系，因此，许多知识份子最初都是抱着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的愿望。不必说后来成为科学家的丁文江、李四光这些知识份子了，就以后来成为文学家的留日学生来说，原来他们所学的并不是甚么文学，更不是甚么政治意识形态的“主义”。但是，时代环境逼迫他们不断改变自己的选择，后来成为著名的新文学家的鲁迅、郭沬若、夏衍等以及成为著名的哲学家的李达等，都经历了一个从学习自然科学和经济管理到以文学为武器从事革命的过程。就以创造社来说，张资平学的是地质学，郭沬若学的是医学，成仿吾学的是兵器制造，郁达夫学的是经济管理，他们改为学文乃至最后走上激进的革命道路，完全是时代使然。郑伯奇在“忆创造社”一文中说：“'创造社’初期几个重要作家，无论沬若、仿吾或达夫，他们在大学，谁也没学文科。沬若在'九大’（九州帝国大学的简称，设在九州岛上的福冈市）学医，知道的人很多。达夫学的政治经济学，比较跟文学还接近一些；仿吾学'造兵’科，就是制造大炮机关枪之类的专业，离文学简直是十万八千里。他们所学的和以后所从事的行道为甚么相差这么远呢如果了解当时中国的情况，那就会毫不奇怪了。他们去日本留学的时候，正当中国辛亥革命以后，富国强兵的思潮风靡一时，他们自然不能不受这时代潮流的影响。他们三人的哥哥都曾留学过日本，都和辛亥革命有关系。他们年纪轻轻，就在自己的兄长的同意和帮助之下去日本留学，入学志愿自然不能不受这种社会环境和家庭的影响。当初入学的时候，他们年纪很轻，按照当时社会要求和家庭希望所选报的专业，自己也颇为满意。但是在相当长的学习时间，国内外的形势在变化，时代思潮也不断变化，他们不能不受相当的影响。特别是伟大的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对他们的思想影响是深刻而剧烈的。这就是他们对于自己以前所选择的道路不能不发生矛盾的苦闷。”郑伯奇说时代思潮特别是十月革命对创造社诸人的选择起了重大影响，确实是事实。他们在时代的革命思潮的感染下，已经失去科学救国或实业救国的耐心，以为只有用文学手段首先拯救国民的灵魂，从根本上疗治中国的弊端才是办法。而另外一部分没有像他们那样改变专业方向，而仍然学习自然科学和抱定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知识份子，在回国之后同样也产生时代性的大苦闷。他们回国之后，很快就发现，这个社会根本没有给他们准备正常的发展之路，也就是没有提供他们施展才能和倾注热血的职业空间。这样，他们就难以融入社会的正常运作的轨道之中，而始终徘徊于社会之外。不管在哪一种类型的社会中生活的知识份子，总是要为证明自身的生命意义而奋斗，或治学、或治国、或治经济，如果社会能提供他们实现自我的前提，这些知识份子就会在社会上起着非常重大的建设作用，反之，如果社会堵死知识份子的正常发展之路，知识份子就会首先为争取生存与发展的前提而斗争。中国这批留学生回国之后由于没有出路，就把心思转向社会前提的根本解决，既认定只有整个社会找到出路之后才有个人的出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刚刚崛起的城市知识份子曾面临着新的选择，这种抉择最根本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走进去”，还是“走出去”。主张走进去的是胡适，他认为接受了现代文化知识份子在进行一场文化革命之后应当“踱进研究室”，回到自身的职业边界内以丰富自身和进行学术积累；主张走出去的是李大钊，他认为知识份子应当走“到民间去”，到社会底层去，去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唤起工农进行革命。经过辩论，自然是主张走出去的获得胜利，但也有一些知识份子如顾颉刚等，真的走了进去，于是，便有《古史辩》的产生。另一个基本选择是解决中国问题是“一点一滴改良”，还是“根本解决”。辩论的主角仍然是胡适和李大钊，这种辩论，在五四之后，特别是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之后，其结果便非常清楚。多数知识份子认同李大钊的主张，即应当走“根本解决”中国社会危机的道路。李大钊在一九一九年与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中，就认为中国的改造不可能一点一滴、一个一个问题地解决，而应当“根本解决”。他说：“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甚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这种靠“主义”而“根本解决”的思想，就是解决总前提的思想，在“五四”运动之后，这种思想逐步成为知识份子普遍的想法。而所谓“根本解决”，就是排除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径，否定社会逐步自我改良的能力，而以革命的方式去改变一切的解决办法。
李大钊和胡适的这场辩论对后来中国基本道路的选择影响很大。五四运动之后，李大钊的“根本解决”的思想不断地被知识份子所认同，所接受，最后成为社会的主潮。现在，这场辩论已经过去七十年，辩论主角也已不在人世，而历史又展示了一种明晰的图画在人们的面前。我们可以拉开一段时间距离，以比较超越的态度来审视这场辩论。我们不必对胡适本人和李大钊作整体评价，不必因人废言，而以理解的态度去对待这两个口号即两个社会发展的基本取向。如果采取这种态度，那么，可以坦率地说，在人口众多、问题极为复杂的中国，唯有采取一点一滴改良的办法，才是理性的选择。因此，忘记胡适“一点一滴改良”的话，把这种思想作为罪恶思想不断声讨，以至任何改良的主张都没有立足之地，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是因为中国的问题，除了有一个基本经济政治制度问题外，还有巨大的精神素质问题，文化水准问题，文化观念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人口失衡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还有无数具体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在政治经济制度“根本解决”之后，甚么都迎刃而解。事实证明，在本世纪上半叶与下半叶之交，中国社会制度变化之后，即一种主义占了统治地位之后，一系列的问题仍然难以解决。革命可以改变一切，但不可能“解决”一切。把主义，把更换政权的革命视为万灵的药方，而缺乏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的扎实功夫，社会就充满大话空话而空疏，问题就愈来愈多，以至于积重难还。二十世纪的中国，各种政党选择的主义不同，但都有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相信主义可以改变一切，可以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因此，都有一股气，都以为有一股凛然之气就可以治天下，于是，都缺乏深沉的理性和解决问题的实际步骤和实际功夫。事实上，解决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是非常艰巨的，仅仅人口过份膨胀的问题，就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时间多少智慧多少功夫，这绝不是一种主义、一个指示就能解决得了的。一切有责任心的知识份子所以不敢说主义可以解决人口膨胀的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就因为主义确实下带有这种神奇性，意识形态确实没有神魔的力量，唯一的办法就是一点一滴的改良。即使是社会制度，也不是通过一场革命就可以全然解决的。不管是私有制度变成公有制，还是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在转变过程中都有无数极其复杂的问题，简单地采取“根本解决”的办法，将会造成极大的后遗症，造成私有制机制和公有制机制的双重失灵，因此，唯一的办法，还是需要一点一滴地改革。这种办法虽然见不到“高速度”、“大跃进”，但却可以有把握地积累，有把握地自我调节和自我改善。可惜的是，中国现代知识份子在很长的时间内几乎都拒绝改良的办法，认同“根本解决”的办法，这实在是一种巨大的迷失。
这么说，并不是要去谴责“根本解决”的办法，也不是要去追究革命的罪责。在今天，对待历史，扬弃追究罪责的模式格外重要。因此，对于中国现代知识份子的“革命——根本解决”选择，我们仍然以理解的态度去观照，去扬弃。
“革命——根本解决”的办法，实际上是一种挺而走险的办法。知识份子在社会各阶层中，本来是最尊贵、最高雅的部分，走上挺而走险的道路后，可以说是斯文扫地，但常常是迫不得巳。中国现代知识份子大量地走上梁山，除了职业的危机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民族的生存危机对知识份子造成良心的巨大压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资本还没有赢得时间把注意力投入中国，民族工商业还得到暂时的独立的发展。大战结束后，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发现中国这个大市场，商品大量输入，从而打击了刚刚兴起的十分脆弱的民族工商业，造成工厂倒闭和工人的失业，国内的经济危机极为严重，人民确实处于极端贫穷之中。这个时候，十月革命的成功，在知识份子中造成强烈的影响，全世界的知识份子都向“左”转，中国知识份子更是如此，原来选择法国式革命的知识份子转向选择俄国式的革命。国内外的时代气氛，不能帮助知识份子追求自身的职业利益，更不能提供他们精神文化活动的个人空间。于是，在五四时期，那些一方面鼓励爱国救亡一面坚持艺术利益的作家诗人，此时，则放弃艺术自身的任何要求，把自身所从事的职业完全纳入革命的轨道，把个人感情空间的要求视为罪恶。例如一九二一年还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到了一九二五年则完全放弃原来的观念，把艺术作为政治武器，而且直接走上革命战场。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郭沬若为自己放弃艺术要求而走向革命作了解释，他说：“我从前是遵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免有几分僭妄。”（《文艺论集》序）在同一年，胡愈之和文学研究会健将郑振铎、叶绍钧创办《公理日报》，在发刊词中也认为当时知识份子的激进化、政治化是符合“公理”的。“五卅”之后的一九二六年，创造社的郭沬若、成仿吾、郁达夫，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王任叔等已顾不得“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争论，都走到“革命根据地”广州的街头。一九二七年初，鲁迅也赶到广州，并发表了“文学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肯定枪炮方式的革命更有力量，然而，即使如此，一些更加激烈的革命份子还嫌鲁迅不够革命。当时宋云彬的在《国民日报、新时代》副刊上写了“鲁迅先生往那里躲”，批评鲁迅企图躲在文学的“牛角尖”里，刺激鲁迅这类知识份子赤膊上阵。后来创造社进而宣布鲁迅的“落伍”，成了“双重的反革命”。到了此时，知识份子如果不穿军装就会感到革命的压力，有的则以自己的笔为武器宣布“文学”乃是革命斗争的一翼，整个知识份子集团几乎彻里彻外地革命化了。大势如此，那些想超然的知识份子自然也就几乎没有存身之地。“五四”之后，企图回避革命而躲进自己的园地的周作人，鼓吹“静穆”美学的朱光潜，提倡持个人“灵性”以远离政治风烟的林语堂等，自然引起左翼阵营的不满，而站在中间立场的所谓“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则被当成“敌人”了。三十年代初，左联决定对中间作家“自由人”、“第三种人”进行批判。当时胡秋原一方面在《文化评论》上发表“阿狗文艺论”之后又发表了“勿侵略文化”、“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判”，之后又有苏汶在《现代》上发表了“关于'文艺新闻’与胡秋原的文艺辩论”、“'第三种人’的出路”等文章，批评了文艺阶级性等观点，但另一方面又激烈地批评“民族主义文学”，说它是“中国文艺界最可耻的现象”，既批评左翼，又痛骂右翼。但是，对于这种持中间立场的知识份子，左联决定把他们定为“敌人”，说他们是“反对普罗文学，已经比民族主义者站在更前锋了。”左联的骨干冯雪峯、钱杏邨等都投入激烈的批判。面对这种情况，连茅盾这样的作家都觉得过份左倾，他曾对夏衍说：“排斥小资产阶级作家，'左联’就不能发展，批'第三种人’的调子，和过去批我的《从牯岭到东京》差不多。”（参见夏衍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可见当时的革命家，已不是一般的革命家，而且非常激进的，不让持中间立场的知识份子有存身之所的激进革命家。
二十世纪初中国城市知识份子大规模地左倾化、激进化、革命化，除了国际革命思潮影响和国内的民族生存困境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这就是辛亥革命造成的“革命后遗症”。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摧毁了权力高度集中的皇权，但同时也留下了一大块政治真空。因为暴力的政治革命在粉碎了旧政体之后，并没有提供新的政治框架，结果只好在旧的政治废墟上模仿旧政体建立起半新半旧的“共和政体”。仔细分析民国初年政治上的种种变动，就可以证明，短命的议会政治试验失败，袁世凯一步一步走向集权，乃至称帝，整个政治局面迅速地回复到旧模样，实在和革命造成了政治真空捨再度集权别无他法有极大关系。革命过后，除了剪掉辫子之外，旧时衣冠依旧，这种结局给回国的留学生和激进党人以极大的震动。他们认为，这是革命不彻底所致，也是革命尚未成功的明证。于是渐渐形成这样的思想：一场不彻底的革命留下来的任务，只能以另一场更彻底的革命来完成。而这种重大的结论正是“根本解决”的彻底革命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当时许多思想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去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的。鲁迅早期的一些文章，特别是著名的《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写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廿九日）提出“痛打落水狗”的口号，就是认为辛亥革命不彻底而主张以更彻底的革命实现社会进步的形象性表述。他先总结了辛亥革命的“不打落水狗”教训说：“现在的官僚和士绅或洋绅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说是赤化，是共产；民国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说康党，后是说革党，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个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荣，但也未始没有那时所谓'以人血染红顶子’之意。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基于这种教训，他认为“自此以后，是应该政换些态度和方法的。”而这种新的态度和方法就是“彻底的战斗”的方法。他说：“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鲁迅“痛打落水狗”和“彻底战斗”的思想，不仅在当时被许多知识者所认同，而且一直影响到四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口号之一。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一口号和当时知识份子的思想，就会发现：鲁迅和其他的激进知识份子看见革命不彻底的一面，即反对改革者对改革者的报复和毒害的一面是对的，提醒改革者和革命家们警惕也是应该的，但是，他们显然没有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所谓不彻底的革命留下来的问题和责任，诸如造成从上到下从皇帝到臣民的庞大的落水狗集团以及这个集团难以完全消化甚至使这个集团恶性变化等现象，乃是革命方法本身留下来的后遗症，实际上，任何强大的革命运动都无法在完全的意义上（即从肉体到精神）消化自己的敌手而且一定要造成敌手变换形式的报复。革命与反革命的对抗，永远不可能得到一方是“零”，一方是“一百”的结果。鲁迅和其他激进知识份子因为看不到这一面，所以他们就要用造成后遗症的药方（革命）医治后遗症，结果便是药方的不断加重、加剧和造成更严重的后遗症。二十世纪的中国，就是处于不断革命和不断加剧革命的过程，是一场革命比一场革命更加彻底的过程。这种现象，就是鲁迅看到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革革命的恶性循环现象，可惜他没有看到这种循环正是起源于本来就蕴含着“彻底”的革命。
事实上，正是这种彻底革命的思想，造成本世纪许多致命的错误，包括造成革命本身致命的错误。它把革命本身产生的“你死我活”的两极性逻辑彻底化，排除任何妥协，任何改良与调和，任何商量的余地，任何“费厄泼赖”的可能性。彻底革命者所抱定的革命彻底的理想和抱负，确实是崇高的、动人的，因此它激发了无数中国知识份子生命的激情，使正在彷徨歧路或走投无路的知识份子突然发现光明与未来，发现生命的色彩。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目标、理想、抱负愈高愈彻底，其相应的革命手段就愈残酷愈暴烈，人性中那些与杀戮相反的善良的美好的天性就被血冲洗得愈乾净。而且，因为“革命需要彻底”这一理由，一切残忍的行为都获得了合理化，甚至获得神圣的美名，而任何妥协、调和、改良、和平的主张则变成罪恶。这样，不仅维系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价值标准全部瓦解，而且社会也逐步丧失自组织、自调节、自生长的能力，所有的人，都相信和期待火与剑的彻底革命，不仅能改变一切而且能创造一切，结果革命愈来愈彻底，直到文化大革命，彻底到横扫一切包括横扫革命家和知识份子时，才逼使知识份子作出某些反省。
二三十年代城市知识份子变成激烈的革命家，就知识份子本身的利益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历史性的不幸。它扭曲了知识份子的活动本性，使知识份子完全越出知识的边界，发生一种与自己的精神方向难以相容的变形，即变成抛弃知识内涵和个人精神价值追求而剩下一身铁甲的革命甲虫，并由此开始了一部中国现代知识份子极端痛苦的“变形记”。而这种转变又给刚刚起步的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和其他各种精神文化以巨大的打击，它把世纪初特别是“五四”运动时期新兴的知识份子集团的才能和热情以及他们刚刚开始的文化创造全部纳入革命轨道，即把现代知识份子刚刚爆发出来的现代知识能量消耗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战场上。在文学界，除了少数龟缩在“象牙之塔”的作家还创造出作品之外，其他作家的创作均开始退化乃至停滞。神圣的革命运动，几乎腰斩中国现代知识的生命。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所以缺乏深厚度，缺少社会转型中的现代文化经典著作，就是因为中国知识份子过早地和过份地扮演激进革命家的历史角色。
中国知识者由于扭曲自身的活动本性而造成很大的不幸。这一点，我们可以瞿秋白临终前的心理独白来说明。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瞿秋白，在临终前写了一篇著名的《多余的话》，这是一篇具有高度象徵意蕴的文章，它真实地展示了中国现代知识份子扮演错误的历史角色之后心灵的巨大分裂和由此产生的巨大痛苦。瞿秋白原先是一个留学苏联的知识份子，一个酷爱文学而且具有文学才能的作家，但是，他和许多知识份子一样，被历史推向革命前线，并成为革命的指挥员。由于他扮演了本来不该扮演的重要的历史角色，于是，发生了本来不该发生的悲剧，他把自己这种历史角色的错位称为“历史的误会”，并写下被历史误会之后真实的心境：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抓住了老鸦在街上做巢”，这巢是始终做不成的。一个平凡甚至于无聊的“文人”，却要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来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封于政治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未就我所知道的那一
点理论去推翻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种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甚麽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饭吃罢了，在余（闲）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吗
瞿秋白的内心独白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一个没有政治野心的知识份子加入革命之后其精神本性和革命政治的矛盾，走上革命之路和时时想“回到自己那里去”的巨大冲突。从知识份子的本性来说人他是不宜充当激进革命家的角色的（就像老鸦不宜在树上做巢）但是，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知识份子却偏偏扮演在树上做巢的老鸦，扮演革命战士乃至革命领袖的角色，这确实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和噩梦。这场误会和噩梦，是本世纪中国知识份子的悲剧性的自我迷失，从此之后，它就离自身愈来愈远，始终难以“回到自己那里去”了。这不仅是知识份子本身的不幸，也给社会带来许多不幸。
从激进革命家到革命王国的顺民
知识分子狂热地走向革命，确实使得一盘散沙的中国，逐步形成一股气，而且是革命的大气势。而这种气势终于赢得成功，并形成一个新的统一的“革命王国”。这种革命王国可以说是高度统一的王国。中国从散沙一盘变成铁板一块，可说是一种进步。然而，这种进步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特别是对于知识者，它的代价更大。这种代价，就是个人空间几乎全部丧失。这是很自然的，铁板一块的革命王国，必须要求知识分子绝对顺从革命的利益，任何独立思考，任何个人空间都可能造成对统一的革命王国的腐蚀。于是，知识分子包括在二、三十年代成为革命家的知识分子又完成了第二次大的历史角色的转变，即从激进革命家转变成“革命王国的驯服臣民”。
作为现代革命王国臣民的知识份子，其个人空间丧失的程度超过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在古代社会中，个人与社会难以融合的时候，还可以采取道家的办法返归自然，放情于山水，即可以与社会保持距离，当传统帝国中的“逸民”或“槛外人”，以保存个人的精神空间。而在高度集中的革命王国里，则没有充当“逸民”“槛外人”的自由。知识分子作为革命王国的臣民。一般就只能充当顺民，即革命的驯服工具。如果不愿意充当顺民，而追求个人空间，就会发生危险，转化为贱民。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发生前夕，在大鸣大放中要求“轮流执政”的只是几个政治活动家，而所有的知识分子只是向社会呼吁给独立思考的个人权利，即给知识分子以个人思维空间、个人情感空间和个人的文化活动空间，但是，他们当中的五十万人很快地变成属于敌我矛盾的“右派分子”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也就是变成被剥夺任何政治权利和人的权利的贱民。这五十万右派分子，便构成我国历史上空前庞大的知识贱民集团。知识分子当中也有少数不愿意当顺民也不愿意当贱民的，这些人便以彻底革命的极端面目，以揭发、批判、打击和虐待其他知识分子而改变其地位，但这些知识分子又扮演另一种更不幸的角色，就是知识暴民的角色。这种知识暴民在文化界取得领导地位之后，又成为某一领域的暴君。在文化界，出现了一批诗人加刽子手，学人加文化杀手的怪物，其实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最可悲最丑陋的一部分。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激进革命家变成革命王国的顺民、贱民与暴民，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更为清楚。当时除了少数知识分子如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成为暴君和他们指挥下的一些知识暴民之外，在二、三十年代真正的充当革命家的知识分子，如周扬、夏衍、田汉、吴晗、邓拓等，连顺民也当不得，只能当贱民了。夏衍说：“一九五七年以后，人权、人格、人性、人道都成了忌讳的，资产阶级的专有名词，于是，'无法无天’，戴高帽游街，罚站罚跪，私设公堂，搞逼供信，都成了'革命行动’。反思是痛苦的，我们这些受过'五四’洗礼的人，竟随波逐流，逐渐成了'驯服的工具’，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勇气。当然，能够在暮年'觉今是而昨非’，开始清醒过来，总比浑浑噩噩地活下去要好一些。”（引自夏衍著的《懒寻旧梦录》）。夏衍的反省是很沉痛也很有代表性的，在二十年代，他到日本留学，学习“机电”，回国之后，外部环境逼使他走上革命，成了文化界著名的革命家。革命王国形成之后，他已当了文化部副部长和全国文联副主席，但是，他承认，在一九五七年之后，他“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勇气”，变成浑浑噩噩的“驯服的工具”，即革命帝国的顺民。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变成“四条汉子”之一的黑帮分子，被带高帽游街，落入贱民行列。尽管比夏衍更加痛苦的知识分子还很多，但作为上一个世纪最后一年出生的看过本世纪知识分子历史道路全过程的见证人，他的自白相当真实地证明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本世纪下半叶又发生了一次不幸的历史角色的重大转变：从激进革命家到革命王国驯服臣民的转变。
现代知识分子从激进革命家变成革命王国的驯服臣民的转化过程，大体是一个农民化和国有化的过程。在一九四九年之前主要是农民化过程，一九四九年之后主要是国有化过程，但同时也继续着农民化的过程。农民化过程是革命领导者以革命的名义对知识分子提出的道德要求；国有化则是以革命的名义提出的适应于新体制的要求。两者共同达到一个目标，就是消除知识分子头脑中存在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独立王国”，也就是知识分子复杂的个人精神活动空间和独立思索的活动本性。而掏空了个人空间和独立思考特点的知识分子，已缺少在扮演革命家的时候独立自主的气概，变成了只知服从的驯服工具，即驯服的臣民。
知识分子的农民化过程，开始于革命的需求。因为二、三十年代革命的激进知识分子集团，其中可分核心的部分和追随者的部分。在核心部分充当领导者和在核心之外充当追随者是很不相同的。位于核心部分的知识分子还能保持自己的某些自由意志，而追随者则必须放弃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服从领导者的意志。当革命深化的时候，这两部分知识分子就会发生冲突。革命领导者逐步发现追随革命的知识分子和自己制定的纲领路线的距离，发现许多追随革命的知识分并没有放弃知识分子的活动本性和个人要求，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和革命领导者的意志完全融合为一，这时，他们感到必须改造这些追随者，让他们放弃知识分子个体性的职业特点。但是，在尚未执政的时候，革命领导者不可能强制革命追随者改造自己的自由意志，因此，他们就通过农民化的中介来达到这个目的。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农民化的理由有两条：一是知识分子并非最有知识；二是知识分子并非最有道德。他说：
……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就不会胜利。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分子架子……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乾净了。最乾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乾净。……我们知识分子……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麽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这两段话剥夺了知识者的两种优势：知识优势和道德优势，指出人间的净土在乡村，人间的洁净者是农民。这后一条理由尤其重要，这是知识分子可以接受改造的道德根据。
值得说明的是，这种道德根据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有感动力的。革命的领导者要求追随革命的知识分子接受“改造”，不是以领导者“个人的”而是以“人民大众”的名义，而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人民大众”的改造，无论在道义上或在心理上都不会发生太大的障碍。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上早已受到“民本”思想的影响，而且在上一纪末和这一世纪初为争取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努力中，早巳接受民粹主义的思潮。民粹主义思想发源于俄国，但它不像其他的主义，从一开始就有一套完整的“主义”思想体系。从狭义上说，它是一种精神信仰；从广义上说，它是指对人民，特别是对农民的一种倾慕，和走向民间的一种思想路向。近现代中国的许多启蒙思想家和知识分子，都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就像古代知识分子利用“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对抗君主的绝对权力一样，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也以民粹主义思想对抗各种专制制度。其思想内核是社会主义，但它不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抗争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良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因此，它带有很浓厚的道德色彩。
五四时期第一代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他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当时他提出的“到民间去”的口号也正是俄国民粹派的口号。他写道：“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出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国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李大钉还号召在城市中的青年知识者能到农村去，把此看作城市知识者的道德依归。他呼吁：“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们呵!你们要晓得：都市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还清旅债，归还你们的乡土”（《青年与农村》）
李大钊这段话把民粹主义的基本思想表述得十分清楚，这就是农民乃是最有道德的阶层，农村乃是城市知识分子的道德依归。这种道德上的对农民的崇尚，还包含着对城市资本主义的鄙视与俳拒，他说得很明白，正在发展工商业的城市是肮脏与恶浊的。
比李大钊还早，把农民放到中国社会道德塔的塔尖上的，是章太炎。他所描述的十六层道德塔，农民处于塔尖上。他说：
“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都计其业，则有十六种上：一曰农人，二曰工人，三日裨贩，四曰坐贾，五曰学究，六日艺士，
七曰通人，八曰行伍，九日胥徒，十曰暮客，十一曰职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日方面官，十四曰军官，十五曰差除官，十六曰雇译人。其职业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其人劳身苦形，终岁勤动……”，“自艺士（医师画家等）下率在道德之城，而通人（高级知识分子）以上则都不道德者……。”“要之知识愈进，权位愈伸，则离于道德亦愈速”
（《革命之道德》）
章太炎当时以伦理主义代替历史主义，把“增进国民的道德”视为历史的动力，而这个动力系统中最有道德的因素是农民，而知识分子和比知识分子地位更高的人，大多是不道德的阶层，最不道德的则是“雇译人”，也就是所谓“假洋鬼子”了，即在中国的白人机构服务，具有翻译能力的雇员。章太炎构筑的道德塔，一方面反映出他对上流社会极端鄙视的情绪，另一方面反映出他对农民的崇尚。他的这种小生产者的思想其实是很肤浅的。他以为只有农民、工人是自食其力者，只有他们在生产和创造财富，而知识者、商人、社会管理者均不创造财富，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由于他使用的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小生产者的道德尺度，因此他把组成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质”与“量”作了许多倒置。中国当代社会中“知识愈多愈反动”的伪命题，早在章太炎那里就具备雏形，章太炎的命题是“知识愈进愈坏”，这等于说知识愈进愈反动。章太炎这种激进的民粹派思想在本世纪的中国，一直成为一种社会思潮。许多知识分子未必知道章太炎构筑这么一个道德塔，但在实际上，却以类似章大炎的道德尺度来观照自己，使自己在工农面前感到精神的矮小和道德的低劣。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脚上有牛屎”的农民比作家乾净，这也是一种道德评价，而具有章太炎式的道德标准的知识分子是可以接受这种评价进而接受农民的改造的。这种改造，可以看作一种道德的洗礼，一种不道德的灵魂在比自己乾净的灵魂面前接受“净化”。实际上，二十世纪的许多中国作家，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接受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心灵中都有一个章太炎道德塔，他们处于塔的中层，一面仰视塔尖上的农民和工人，一面则鄙视塔下的荫人和其他各阶层。郭沬若的《女神》，就洋溢着对农民的崇拜。他在《地球，我的母亲》中说他想舔乾农民脚下的泥土，而沈从文的《边城》，我们则可以看到小说的文化意识，它就觉得都市的肮脏，只有不被都市的浓烟所污染的乡村才是乾净和美丽的。这种思想一直到下半叶还被许多大陆作家所接受，以至到了八十年代张贤亮等人的作品，其基本道德观还是如此，在他看来，好人都在乡村，《绿化树》中马樱花就是一个道德象微，他是知识分子肉体与灵魂的救主。
文学和意识形态并不是一回事，上述这种民粹思想，对作家来说未必是坏事。一个真挚的作家，他可以有自己独特的道德尺度。对下层人民的崇拜包括对农民的崇拜，可以激发他们许多灵感，这种崇拜完全可能对他们的创作产生正面的作用。而且在纯粹道德的层面上，工人农民确实在许多方面也比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高尚，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他们确实不像许多知识者那样总是爱在“屎里觅道”和“瑜中求瑕”，心理变态少一些，但是，作家如果极端地把民粹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原则来指导自己的创作，以意识形态原则来代替美学原则，就会损害创作和影响作家的历史眼光。
我在这篇文章中，不是反对作家对农民的崇尚，而是说，包括作家在内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理性层面和社会实践层面上，对农民的盲目崇拜，确实造成了一种不必要的自我贬抑和自我矮化，以至在接受“改造”命题之后无休止地自我践踏和自我奴役，这就使得自己进一步丧失知识分子的独立本性，顺理成章地变成革命王国的驯服臣民。因此，要改变这种“顺民”的不正常的精神地位，就必须理性地把握知识者和工人农民的关系，理性地把握农民、工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知识分子的改造，除了农民化过程之外，还有一个国有化过程。国有化是在经济国有化的同时，要求精神文化的国有化和个体心灵的国有化。这种国有化的基本内容是通过对“个人主义”的批判，逐步磨灭知识分子的个性、个人生活空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把他们变成国家机器中的螺丝钉，变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一九四九年之后，不断地批判“知识私有”，不断地批判个人主义，把知识分子的工作全部纳入国家计划。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国有化、计划化达到极端时，几乎看不到个人署名的文章，而任何个人心中的“一闪念”都要通过斗私批修的机制完全掏空。知识者本来是与劳力者相对立的“劳心者”，但是，通过“交心运动”，劳心者把心交给国家，心被抽象的外在力量所掌握（即心灵的国有化、计划化）这样劳心者就变成无心者，即变成没有自己的独立精神和独立灵魂的顺民、贱民与暴民。
知识国有化最强大的机制，就是政治运动。尽管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才提出“全面专政”的口号，但是，实际上，全面专政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就开始推行。所谓“全面专政”，就是把无产阶级专政从政治经济领域推向精神文化领域和个体心灵领域，而政治运动就是实现全面专政的强制性手段。这就是通过强大的政治运动，实现精神文化与心灵的国有化。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有些知识分子不了解这点，主张允许知识分子“独立思考”，提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意见，这等于向知识国有化和心灵国有化原则提出挑战，这当然是不能允许的。许多拥护政治上特别是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原则的知识分子所以“跟不上形势”，就是他们未充分意识到社会主义原则包括知识的国有化和心灵的国有化，结果成了“右派分子”和其他类型的反社会主义分子。
但是，包括精神文化国有化的全面的国有化，确实带来很大的问题。这就是知识分子逐步失去它的本性，例如独立思考的本性，站在超拔立场进行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的本性，创造性劳动的本性，结果是一个一个的知识分子个体变成非常驯服，逐步丧失生命的激情和思维的活性，使知识界变得缺少生气。
关于知识国有化与心灵国有化的问题，海耶克很早就提出，他在《到奴役之路》这本书的第十一章“真理的目的”一文中，一开始就引了卡尔的话：“思想国有化在任何地方都与产业国有化齐头并进，这就是颇有意味的”。在文中海耶克批判这种“思维国有化”和“心灵计划化”的现象说：“许多个人的交互作用，具有不同的知识和不同的观点这样就构成了思想的生命。理性的成长是一种社会的历程，但是建立在有种种差异之上的。由于它的本质性关系，并不能预示它的种种结果，我们也不能知道甚么样的观点有助于或无助于这种成长，简言之，这种成长是不能被任何观点来控制的——我们现在所具有的而未同时限制它的一些观点。将心灵的成长作'计划’或'组织’，或者为了此目的，在一般的进展上作计划或作组织，根本就是一件矛盾的事情。人类心灵自身的发展，必须'刻意的’予以控制，这一观念是与人的理性相混淆的。这样的刻意控制一切事物的作法，只有扼杀人际历程的成长。企图控制人的心灵，只是约束人的心灵的发展，迟早会使思想为之停滞，使理性为之没落。……集体主义者思想的悲剧，在于其开始要使理性成为至高无上，结果则是摧毁了理性!这是因为它误解了理性赖于成长的历程。实在可以说的是，这实是集体主义理论的一种诡论，同时其主张刻意的'计划’或'刻意的控制’，必然的会导致某些人的心灵超过其他人而应高高在上的统治他人。”对于海耶克的这一观念，以往大陆的知识界自然无法认同。但是，经过一段历史时期的实验之后，现在已不能不面对知识、心灵国有化带来的问题了。这些问题，表现在中国的革命王国中，就是由于国有化泛化到精神文化领域和个人心灵领域，从而丧失使个人才智充分发展的个人空间，由此又使知识分子的整体素质和水平急遽下降，使原先的革命家变成没有独立心灵和智慧；没有自己独特语言，却善于讲废话、套话、空话、假话的顺民、贱民和暴民。也就是说，到了六、七十年代，五四时期形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集团，自身已很难再生产出具有丰富知识、独特眼光和独特才熊的杰出人才，已产生的少量优秀分子也已被历次政治运动所淘汰，这样，革命王国就产生了新的断后现象，面临着与清末士绅集团相似的断后的悲剧。
执政党和知识分子
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其社会地位确实有所改善。这种改善表现在知识分子中占核心地位的“暴民”部分已经削弱。而“顺民”和“贱民”部分获得了政治上的某些解脱，例如摘掉“右派”帽子、“反革命分子”帽子等等。
由于知识顺民和知识贱民部分的解脱，特别是这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的重心确实发生了某种转移。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控制相对地放松，学校在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得到某种恢复，各种专业的研究机构和实际运作机构得到扩展，一直主宰着本世纪前七十年的革命意识开始被建设意识所代替，（尽管这种建设意识还是非常微弱的）。在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职业意识经历了一次觉醒，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又开始追求事业的成功，把职业利益放到政治利益之上。这个时期，知识分子也有某些政治要求，但一般都是从保护和发展自身职业利益的有限政治要求，而没有改变政权整体结构的要求。对于纯粹的政治斗争和政治意识形态，普遍地淡漠。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潮又开始萌发，这种“回复自身”的要求，是知识分子恢复知识分子本来面目、肯定本来角色的重大努力。如果这种努力的历史时间能够拉长，例如能正常地延缓到下一个世纪，那么，中国社会将会从内部产生巨大良性因素，使社会健康地得到改善和发展。
知识分子在这个时候努力恢复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的原初角色，因此，出现了一批为“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思想辩护的文章。中国知识分子关怀社会、关怀民瘼的传统，由于数十年来积压的大量社会问题难以回避，因此，大部分知识分子在萌发职业意识和追求职业利益的同时，仍然积极参与社会事业、关怀民族命运。然而，此时，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大部分已不再充当革命家的角色，仍然以革命家自居的人很少。即使处于现实层面，充当现实社会的一个角色，也属于改革者的角色，而不属于革命者的角色。他们都企图以自己的职业的特殊方式，去关怀社会，促进社会的良性循环。
这个时期，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打开国门之后，又开始向西方派送留学生，而且数量十分庞大。这些留学生封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生命的伸延将起重大作用。在上一节中，我们所指出的革命王国知识分子集团新的断后现象正在发生，而八十年代的改革又使这种现象得到某些缓和。缓和的原因除了上述知识分子职业意识的重新觉醒，个人空间的重新复苏之外，就是一支在海外深造的留学生队伍即将给知识分子集团注入新的强健的血液。总之，他们开始在扬弃充满激进革命家和革命王国顺民时的精神病态，努力恢复城市知识分子形成之初的本色。然而，非常可惜，在八十年代后半期，知识分子和执政党的关系又趋于紧张并发生了危机。
产生这种紧张和危机的原因，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加以反省，是因为不少知识分子尚未摆脱现代知识分子集团的一贯性思路，这种思路从社会进化论的观念出发，对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作了一种基本假设，即中国可能被淘汰和被开除球籍，然后又从这种假设中派生出被吃掉的恐惧心理和追赶世界潮流的过分急切心理。这种急切心理，其弱点是希望中国走在社会可能改变的构架之前。因此仍然常表现出过激的幼稚病和越过职业边界去扮演难以承当的历史角色。
从执政党的角度说，它也未能摆脱婆婆式政治的一贯性思路，对知识分子干预过多。一九四九年之后，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权力集中。对于这种集中，大陆知识分子普遍采取理解的态度，而且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认为，在东方，特别是中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符合社会共同利益的权力集中是必要的。知识分子不能接受的不是权力集中，而是过分的权力浸透。即把政治权力泛化和浸透到无所不在的领域，包括许多不必干预或不可干预的非政治领域，特别是精神文化领域和个人心灵领域。这种过分的权力浸透，使社会大量的非政治领域政治化，相应地，又使社会的独立运作能力和自生长、自组织能力急遽退化。这样，就形成用政治和行政控制的简单化方式解决复杂的属于知识范畴内的问题和属于个人心理范畴内的问题。这就是甚么都管、甚么都抓的婆婆式政治。这些政治造成了对知识分子的极大干扰，而且几乎剥夺了知识分子的个人空间。这种婆婆式的政治，除了不了解知识分子的活动本性（自由思索）之外，还不了解，一个健全的社会，一定是社会组织能够自我生长、自我发展的社会，一定是容许知识分子自由思索的社会，而处处以政治权力控制的社会，则一定是脆弱的社会。不了解这一道理，对于知识分子的批评特别是比较剧烈的批评，就会采取错误的回应，造成政府与知识分子矛盾的加深。
此外，八十年代中国改革的代表人物，（自然是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他们对于一个大国的改革，在心理上和思想文化上都准备不足。改革在初期很快地取得成效，这是因为改革的原始动力较为简单。中国社会经过三十年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农村已基本上破产，工商业的发展基本停滞，社会已走到了民不聊生的程度，也就是到了平民百姓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地步。因此，作为执政党，他们必须改造自身和改造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机制。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这个问题通过土地承包责任制获得了解决，于是，取得了第一步的成功。但是，改革领导者没有想到，改革一但迈出第一步，就不能不考虑第二步，第三步。鸟笼子旦但放开，鸟的翅膀相应地结实之后，自然又会要求把鸟笼子放得更开一些，要求有更广阔的飞翔空间。但是改革领导者缺乏不断放开鸟笼的心理准备，一些支持走第一步的改革领导者拒绝走改革的第二步和第三步。解决了吃饭问题确实有功劳，然而，解决“肚子”问题并不能同时解决“脑子”问题。知识分子和人民吃饱肚子之后，自然就要动脑子，想得更多更远，也就是在物质需求有了某些满足之后总是还有精神需求，这种精神需求最重要的就是言论自由的需求。而言论自由一定会触犯原来的道德规范和政治规范。此时，改革的领导者如果以为自己是天生的家长，知识分子的批评是儿子触犯老子，就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的激化，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精神自由的要求过于急切，没有注意到自由也包含着调节自身和政府的关系以及对社会秩序的尊重。另一方面则是领导者未能理性地把握改革的前景和制度的前景，不能冷静地吸收知识分子在焦急中的合理意见，所以裂痕就愈来愈深。这样，本来希望缓解矛盾的改革反而不断地加剧矛盾。
就以教育事业来说，在这一领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和政府冲突得最厉害的场所。在八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对政府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驾驭学校的办法（诸如放弃突出政治课，以转变学生思想为教育方针等）是非常拥护的。许多教师也开始赢得自由。但是，学校的教师在改革中慢慢地发现自己受益太少。在农村，有提供给农民自由发展的自留地，在城市，有提供个体户发展机会的承包制，而在学校，则还是铁饭碗制度。这种制度具体地表现为：（1）学校还是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因此，它只能按照政治意识形态的基本规则运作，而不按照教育本身的一些基本规则运作，因此不能作为独立的文化事业。也就是说，学校管理仍然靠党和政府的控制职能——书记、文件、政治人事制度、意识形态认同等方法，而不是通过教师自身努力以表达自身的地位和创造现代教育事业的办法。中国共产党总是以为行政控制是最有效的办法，实际上，严格的行政控制恰恰扼杀了教育的生机。（2）既然把学校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自然就是通过教委对学校实行直接控制，只允许国家办学，不允许私人办学，包括私人办大学。但是，私立大学不仅可以作为国家的反馈系统（不是控制系统），而且可以提供知识分子更多心灵自由的个人空间。事实上，恰恰是私立大学，可能对出国深造的留学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因为它提供他们进行知识试验和展示专业才能的广阔空间。与私人办学的性质相同，大陆也是把学术机构看作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由党和政府直接控制，把学术机构变成党营企业一样的实体。这样，他们对富有独创性的学者就缺少吸引力。在过去十年的改革中，至少有一部分改革的设计者，希望改变政党和政府作为社会利益调节者的形象，而不应当作为社会秩序的直接维护者的形象，即希望学校、学术机关、文化机关能成为独立运作的社会机制，而不是政党和政府自上而下直接控制的意识形态机制，这样知识分子就会在自己的轨道上运作，反而减少与政府之间的紧张。但是，在经济改革中，只触动了经济国有化的问题，即把一部分过分集中于国家（中央）的经济权力分散给地方和个人，而没有注重解决文化知识的国有化，党有化问题，因此就造成知识分子与政府的裂痕，使知识分子要么成为政府的意识形态工具，要么成为激烈的反抗政府的工具，处于两极的不正常境地。因此，扩大中间地带，尽可能提供知识分子发挥专业才能的广阔社会空间——包括公众空间和个人空间，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政府和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获得共识，知识分子可能填补两者之间的裂缝，有利于正常社会秩序的运作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这个问题处理得好，知识分子就可以扮演正常的知识者和社会改革者的角色，处理得不好，知识分子又会变成贱民或者变成政府眼中的刁民和顽民。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本来只是为了维护自身作为知识者独立的形象和权利，结果被当成自由化分子，成为刁民和顽民，就是例子。然而，知识分子此时扮演的历史角色事实上并不是政府所描述的那样，他们的角色反而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扮演的历史角色大体相同，这就是激进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它并非刁民、顽民，也并非顺民、暴民、贱民，他们已是他们自己，知识分子尽管在历史事件丢失了许多现实的外在利益，但就知识分子的本体意义来说，他们倒是在历史事件中回复到自身，这是他们不悲观的理由。
写于一九九O年冬季芝加哥大学校园
载自《放逐诸神》第五辑新文学历史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