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那样一个信仰崩溃、价值趋向多元化的时代，曾国藩几乎揽尽天下英才，在政治上有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郭嵩涛，在洋务上有薛福成、冯桂芬、容闳等，在科学上有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这些英才齐聚幕下，足见他用人是有独到的两大把刷子。曾国藩将人才分为两种：一种是属于有官气的人，一种是属于有乡气的人。官气重的人，特点是学样子、讲官话、不实际，是心窍比较重的，而且圆滑取巧，最重要的是官气重的人关键的时候靠不住，不能深刻体会到下情，所有的文件都等着秘书写。作为一个武官，在处理问题上，必须做到口到眼到，尤其要做到身到，但官气重的人，往往不能做到这一点。而乡气重的人也有毛病，顾头不顾尾，喜欢张扬，没有把握的事情就去尝试。鉴于此，曾国藩制定了他的用人标准：操守、学识、才具，他认为“德为本质、才为功能”，德如水之养育众生，才如水之载物溉田。
曾国藩家书中说过：世上怕的不是没有人才，而是用才的人不能正确使用人才。曾国藩曾经用八个字非常精辟地总结其经验：广揽、慎用、勤教、严绳缺一不可。
曾国藩创建的湘军也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与当时清朝的正规军队迥然不同。第一个不同，它首先是有精神的团队，这种有精神的团队也被许多国外的学者称之为中国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曾国藩认为，“打造军队，首在拣选将才，而拣选将才，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对于治兵的才能，他认为不外乎“公、明、勤”这三个方面，如果办事不公正，赏罚不明，士兵就不会心悦诚服；如果不勤于职责，军营里的大小事务便会堆积，难以处理。同时，要不怕死，与敌人对阵时，才会身先士卒，士兵才能为你所用。同时曾国藩认为“治军之道，以能战为第一义”，假如攻城攻了半年，不小心被敌人突围，无法抵御或受了小的挫折，自己的名望就会毁于一旦。第二重要的是能爱民，第三重要的是让上下官绅都和睦。最说明“能战”的事件就是1862年的天京之战，当年，曾国藩调动湘、淮军7万余人分兵十路，包围天京。期间，曾国藩实施坚壁清野、挖地道、合围、各个击破等策略，历时一年多，攻克天京，可见其“执行力”非常强。
曾国藩并没有特殊的阵战兵法，他的胸中也没有装下多少孙武诸葛之计。他靠的是“规”取大势，靠的是打硬仗，扎硬寨，而最重要的是一个“和”字。这也正是区别八旗绿营的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曾国藩在经营湘军中，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开始与太平军作战交易，就屡战屡败，甚至不止一次绝望自杀。王闿运《湘军志?营利》中说，曾国藩“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指出他在战役指挥方面并不高明，甚至不如其部将。这一点，曾国藩也直言不讳，他认为：他的成功的关键在于，他是一个成功的“自省”者。他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始终针对具体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方针。他的成功，主要是借助于幕僚成功，他认为，一个人的思路毕竟是有限的。因此，在新旧体制中如何转轨，将自己放在怎样的位置上，自己要做什么，也就是说目标管理需要非常明确。
曾国藩和清朝政府的博弈中，他始终认为，他是属于笨拙的这一类，笨拙的人怎么成功了，他说很重要一点就是“诚”。在怎样突破政策的限制这个问题上，关键是要做到争让有度。咸丰皇帝在1853年12月到1854年，连续下了四次诏书，让曾国藩出兵援助武汉、黄州、安徽庐州，每一个地方出现危急的时候就让曾国藩出兵。但是曾国藩确实有自己一套，咬定牙根坚决不放松，四次抗圣旨。他在给清朝写的奏折中，讲自己为什么迟迟不出兵，因为自己现在担着很多骂名，自己还戴着孝，如果现在出兵了，在太平天国强大的攻势下以卵击石，别人会笑话他。由于当时清朝的各个地方势力正逐渐兴起，所以曾国藩分寸拿捏的非常好。一方面曾国藩对于朝廷应酬得当，另一方面曾国藩对于自己选择武才有着自己的四条标准。第一条，要才堪治民，才能要能够治理人民。第二条，不怕死，因为武臣是要打仗的，不顾及自己的身家性命，不顾及自己的得失。文人心窍重，而武臣不一样，武臣打仗时一往无前才能号令自己的手下，手下畏惧他的将才，就象畏惧法令一样，让士兵冲锋就冲锋，陷阵就陷阵。第三条，要不积极于名利，一旦积极于名利往往就和自己的政绩、打仗的优劣挂钩起来，会和别人相互攀比，如果举荐他、提拔他稍微迟一些，就会心生怨恨。遇到不如意也会怨恨。还有跟别人争毫厘的人也不行。第四条，要耐受辛苦，受得冷嘲热讽，身体不好的人不能用，身体不好的人精神越用越散。曾国藩对武臣在这四个方面有着明智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