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掌管天下需要各方面力量的支持。在这诸多力量中，中央执行机关里的行政长官，特别是那些资深且有能力者，更常常成为帝王要优先考虑的对象。既要调动他们的忠诚心和积极性，又予以适当限制和合理控制，这是再理想不过的。因为没有这些人的工作，帝王将一事无成。如果使用不当、控制不严，帝王也会大权旁落。究竟如何驭臣，这其中不仅多有花样，而且也颇具难度。
1.自树威信
做了皇帝的人并不一定是最有威信的人，而一旦身为国主，树立威信又是绝对必要的。比如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曾多次巡游各地，刻石立碑宣扬他的功劳辛苦，秦始皇的这一举动，在其驾驭臣下方面确实起到了预期的作用。
刘邦在得了天下以后，大臣们大多缺乏文化教养，完全不懂礼仪，于是刘邦制定礼仪，按官阶高低依次向刘邦行叩拜之礼。进见的大臣都俯首低眉，恭敬备至，整个召见过程井然有序。借礼仪制度建立个人尊严、提高个人威信，这是刘邦的树立威信的方法。
2.猎人与猎狗
区别对待、分级管理和任用是平衡大臣心理、调动各方积极性的有效办法。刘邦到咸阳服差役，同事们都送给刘邦三个钱，而萧何却独独送刘邦五个钱。刘邦起事后，萧何率整个家族一起投到刘邦麾下，为刘邦出谋划策、招揽人才。萧何虽然没有随刘邦在战场上厮杀，但在刘邦被项羽接连击败，别人离刘邦而去的情况下，萧何一直坚持从吴中招募军队，刘邦曾多次逃亡山东，萧何却一直坐守关中支持刘邦。
后有人不满刘邦对萧何过于偏爱，刘邦说：“打猎的时候，追杀野兽的是猎狗，而发现野兽指点猎狗追杀野兽的是人。你们这些人只不过是因为能猎取野兽而有功的猎狗。至于萧何，他却是既能发现猎物又能指点猎狗的猎人。再有，你们这些人只是单身一人跟随我，而萧何可是率全家数十人追随我的，你们说他的这些功劳我能忘记吗?”在刘邦看来，功臣也有三六九等，就像猎人和猎狗一样，虽然都在为获取猎物奔忙，但猎人的作用要远大于猎狗。那么优先考虑，更加重用前者，则是不会有问题的。
3.偷梁换柱
古代君臣之间多为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关系，君为臣做主，臣为君服务。帝王对臣下的褒贬升降，甚至生杀予夺，一般都是经过认真思忖考虑的，而考虑的标准无非两条：一是感情，一是利益。但细想起来，帝王的感情是有限的，皇室的利益也不是无边无际。所以帝王有利益给甲大臣，就难免要亏乙大臣。这其中的道理真有点像儿童做游戏时说的，好事轮到谁，谁高兴，而坏事则是轮到谁，谁倒霉。但有时情况特殊，属于非正常的例外，帝王不希望倒霉的臣下却眼见要倒霉，那么在可能的情况下，帝王仍要扭转乾坤，方法之一就是偷梁换柱，嫁祸他人。
4.下诏罪己
帝王在对待大臣、处理政事时，如果他感到罪己比杀人能获得更大的政治效益，那么这时他也会选择前者，因为政治利益才是他最终要考虑的。
曹魏黄初二年六月，发生日食。按旧例应罢免太尉以避灾。此时的太尉是贾诩。而贾诩又是曹丕的重臣，而且他的深谋远虑对曹丕稳坐帝位大有用场。所以，曹丕下诏说：“上天降下灾异，是警告天子的。天子委过于下级官员，这不是圣人的做法。文武官员们，大家小心尽职吧!以后凡有此类警告，绝不归罪你们。”曹丕这纸“一切责任由我来负”的罪己诏书，不仅保住了谋臣贾诩，而且也为自己买下了宽仁、厚待功臣的美名。帝王的所谓“下诏罪己”无非是把政治行为过失归罪于己，这里表现出的有帝王的政治胸怀，也有帝王的个人人格问题。
5.情感诱惑
帝王君主在驭臣行为中常常有意识地进行情感投资，从而深深感动臣下，使臣下在深受感动之余更不惜一切地为其出力和卖命。
刘秀早年有个老同学叫严光。此人一生清高。刘秀做了皇帝后，这严光干脆隐姓埋名，不与官家发生任何联系了。但刘秀还是设法使人找到了严光，并亲自下驾到严光的住处来拜访严光。刘秀之所以强请严光出山，并不仅仅显示自己虽然做了皇帝但仍不忘过去同窗之谊，他实际上是要用他对严光的情感和友情投资为臣下和世人作出个榜样，以便争取臣心和民心。
6.收买人心
稳定臣心，收买人心，是皇帝分内的工作，“条条大路通罗马”，封赏最不喜欢的人也是有效的办法之一。唐朝刑部尚书张亮被控犯有谋反罪，唐太宗非常愤怒，下令朝中百官讨论如何处置张亮。多数大臣都认为张亮罪在不赦，只有殿中少监李道裕认为张亮犯罪证据不足，不应定罪，这惹怒了唐太宗，毫不迟疑地就把张亮杀掉了。事后不久，刑部侍郎的职位出了空缺，因为这个职位关系到大唐帝国执法的准确和严肃，唐太宗反复叮嘱宰相要严格对待这个人选。可是，宰相几次上奏推荐的人，唐太宗都没有批准，最后唐太宗竟建议宰相把这个位子让李道裕来坐，理由是李道裕执法谨慎严格。此项任命一经公开，朝廷上下无不盛赞唐太宗的仁德和雅量，开明君主的招牌亮得更鲜艳了。
7.丢卒保车
封建皇权社会如一盘棋，为大利益牺牲小利益是常见的事。明永乐年间，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势大。镇守贵州的都督马烨采取各种手段，企图刺激当地的少数民族造反，彻底废除土司制度。把前任土司头目的妻子奢香脱光衣服鞭打。当任土司头目制止了反叛，他亲自进京上访，状告马烨。永乐帝自然知道，此时正是提出交换条件的好时机。
奢香答应为明王朝从贵州东北部开一条通往四川的山路，以供驿使往来。永乐帝随即召回马烨，将其斩首。事后永乐说：“我也知道马烨对朝廷忠心耿耿，但是我如果顾惜他，就没办法安定贵州这块地方了。”
8.互相监督
历史上有才能的臣子虽居万人之上、一人之下之位，却也不免常觊觎王位，因此帝王对臣下如管理不善、控制不严，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雍正皇帝刺探监督臣僚，不仅限于公务，就连私生活他也不曾放过。某大臣退朝后邀了几个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玩几圈麻将牌，玩着玩着忽然发觉牌少了一张，无奈只好就此罢手。第二天上朝时，雍正问某大臣，晚上常常以何为乐，大臣以实相对。雍正笑笑，夸赞对方是个老实人。然后把昨天晚上他们玩丢的那张牌拿给他看。皇帝对手下大臣监视掌握到如此精细的程度，那手下大臣有什么不恭不敬的歪邪招数能逃得过皇上的耳目?
利用臣僚互相刺探、互相监督，皇帝可以明察秋毫、坐收渔利。
9，以他排他
皇上操纵大臣彼此互相刺探、互相监督，说到底是为防患于未然，不利事件一旦发现苗头，对皇帝来说，就是要当机立断，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消灭的办法也有种种，以他排他、相抵相消即其一。也就是说，用甲去削弱乙，再用丙去消灭甲。比如唐大历年间，宦官气焰十分嚣张，唐代宗利用宰相元载的力量诛杀了宦官鱼朝恩，收回了宦官霸占的权力。
但此后元载的权势却因此得到扩张。元载有个亲戚向他讨官，他一向瞧不上这个亲戚，就胡乱在一张纸上写了“元载”二字，亲戚拿着纸给地方官，地方官一看是元载的签名，竟然像面对元载似的，对元载的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大加款待，尊敬有加。元载势力如此之大，这是代宗绝难允许的。代宗起初还单独召见他，希望能既保住这位“功臣”，又使之悔过自新。但元载一意孤行，就决定搬掉这块绊脚石。代宗对付元载的办法，先是任用不依附元载的大臣。大历十二年，代宗收到一封状告元载“图为不轨”的密奏，代宗借此命令将军吴凑趁元载来政事堂议政的机会，当场将元载逮捕，并“赐载自尽”。从代宗和元载斗法的前前后后看，代宗先是利用元载扫荡了宦官，然后又设法除掉了元载。常言说，官场就是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不管是宦官还是元载，哪一方都不会成为真正的胜利者，而胜利者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代宗。这里，代宗就是利用以他排他，达到相抵相消的目的。
10.分职弱权
皇帝对臣下的分职弱权，成功者莫过于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做文章。像丞相一职，位极人臣，他既可以是皇帝的得力助手，又可能对皇室构成重大威胁。西汉初期的丞相甚至可以驳回皇帝的诏旨。到汉武帝时，中央设尚书省，尚书令分去了过去丞相拆读天子奏章的权力。以后，皇帝又提高太尉、御史大夫的地位，使之与丞相平起平坐，并把三者先后更名为司徒、司马和司空，变一相为三相，从而彻底改变了丞相掌管天下一切的局面。
东汉光武帝宠信尚书令侯霸，把原来由丞相掌管的政务移交给尚书台。曹魏时期，朝廷又设中书监掌管机密政务，尚书台草拟诏书，评议尚书奏事的权力也移交给中书监，尚书台的权力又受到限制。南北朝时，皇帝命过去专管皇帝家庭杂务的侍中、黄门侍郎参预平议尚书奏事，以削减中书监的权势。到隋代，朝廷设立殿内省，包揽皇帝内务的一切工作，而门下省则成为参预政事的封驳机关。至此，丞相与尚书的权势被削弱，中央各机构都成了围绕皇帝旋转的大小秘书组织。秘书组织大体上是服务性的，它从根本上就不具有动摇皇帝威权的能力。
从机构设置上分职削权，这是皇帝处理自己与臣下关系中最具特色、最为实用且奏效的一种办法。唐代以后虽然有三省六郡制，还有宋代设同平章事、参知政事以及枢密院等花样翻新，但翻来覆去，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集权力于一身，皇帝以下的各种机构设置仅为备员而已，皇帝在处理对臣关系时，最注重的莫过于这一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