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永年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中国也必须加快民主化进程。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和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要求一个同样开放的政治体制，这就是中国民主化的动力。从历史经验看，任何一个社会，当其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必然产生民主化的要求。在民主先发生的欧洲是这样，在后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从这个角度上说，民主具有普世性。民主政治首先发生在西方，然后传播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这并不是说，民主属于西方。
民主化必须推进，但民主化是有限度的，泛民主化并不可取。泛民主化是后发展中国家的通病，是这些国家难以发展有效和高质量民主的一个主要根源。在当代世界，民主化往往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政治发展目标。在这些国家，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政治人物，一旦遇到问题，首先总想到民主，以为民主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不难观察到，在后发展中社会，人们往往把西方社会的政治发展史，理解成为一部民主化的历史，同时把一切美好的价值和民主联系起来，以为民主能够帮助实现各种期望的价值。（很长时间以来，西方社会产生了大量的从民主化视角来透视西方历史的文献，这个事实也强化了后发展中国家人们对西方民主的看法。）
不可否认，民主制度是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安排，民主化也贯穿近代西方历史。正因为这样，西方民主也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所学习。但是把所有好的价值和民主联系起来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很多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所体现的价值例如自治、分权和社会参与，也体现在其他制度安排上。甚至在西方，这些价值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经体现在其他制度安排上，或者说这些（其他）制度的存在推动了西方的民主化过程。（在西方民主文献中，这些其他制度被归结为“传统文化”。）
很多价值并非要用民主来实现
中国传统的制度安排，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些价值，尤其是分权。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人们所追求的很多价值，通过非民主的制度安排也是可以实现的。当然，不能把“非民主政体”解读成为“专制政体”。把人类政治史简单地归纳为“民主”和“专制”不符合历史事实。很多制度安排是技术性和中性的，并不能用“民主”和“专制”这样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概念来解释。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需要这些中性的制度安排，没有这些制度安排，就成为不了（近）现代国家。
再者，西方所取得的各方面的成就也并非用民主政治就能解释的。例如，很多西方学者发现，西方民族主权国家的形成和战争分不开，西方的工业、产业和商业组织文明是工业化的产物。即使在政治社会制度方面，近代国家的一些基本制度已经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来了。尽管人们不能低估民主化对这些制度的影响（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但很多制度的产生，和民主化并没有什么有机的关联。
这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民主的边界问题。英国自由主义大家洛克著《政府论》，其主题是有限政府。就是说，政府必须有个边界。有限政府一直是西方民主最具有本质性的特征。在很长历史时间里，西方民主只限于有限的政治领域。从这个角度出发，熊彼特给出了西方政治民主最经典的定义，即民主只是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西方之所以能够发展出有效的民主，和民主的有限边界有关。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西方民主的范围很有限，即精英民主。在政治领域，只有政治人物才是选举出来，而庞大的官僚体系也即文官不属于民主范畴。非政治化的、中立的官僚体制，是西方政治体系正常运作的制度保证。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大众民主的历史还非常短。直到最近几十年，西方才开始谈论经济民主、社会参与、工厂民主和社会协商等等。不过，应当注意的是，这些诸多领域的民主和国家层面的政治民主处于不同的领域，不能把它们和政治民主混为一谈。
反观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也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民主的品质极其低劣，民主往往是和无秩序与暴力联系在一起。除了民主缺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持外，泛民主也是其中重要的根源。民主本来只是政治领域的秩序，但这些国家把民主的原则扩散和应用到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这一方面很容易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得民主的品质成为问题。
中国如果要实现相对高品质的民主，首先就必须给民主划定一个边界。很多现象表明，中国也开始出现泛民主化现象。很多人提倡学习西方民主可以理解，但他们对西方民主的本质并不十分了解。“民主”的词汇充斥着媒体、社会话语和官方文件。因为被赋予至高无上的道德含义，民主简直成了所有事物的形容词。泛民主化已经导致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化的民主，甚至是假民主。尽管中国还没有实现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民主，但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些官员的政绩工程，用“民主”来欺骗人民。
专业主义比选举重要
现实地看，很多领域并不适用民主，或者民主的原则不是最有效的。例如大学教授和研究所研究员职称的评审是不需要民主的，公务员的管理和其职绩的评估是不需要民主的，专业主义在法官的任命和管理上比民主更为重要。一些人说，中国除了村级基层民主，其他民主大都处于形式化。但即使是村级民主，也并没有实现当初开始时人们所给予的期望。当时人们以为民主（即选出村民委员会）可以担负起村的治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经过那么多年的实践，村级民主已经高度制度化，但光有选举民主看来并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人们认识到，民主并不见得能够达到村务的有效治理。有效治理需要具有专业化的人才，来促进地方的发展和提供公共服务。其实，无论在哪个层级和哪个领域，民主如果不能和专业主义相配合，那么只能仅仅是花样文章。应当看到的是，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是所有文明进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很多领域甚至比选举本身还要重要。例如，如果没有专注于专业主义的文官制度或者官僚制度，就不会有西方民主。西方大学很民主，系主任大家轮流当。这是因为这里民主很不重要，专业主义至高无上。
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一个逐渐形成中的共识是：中国需要民主，而民主必须是渐进的。就是说，问题不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如何实现民主的问题。这个共识很重要。目标有了，现在重要的就是途径问题。就民主化的途径来说，一些人提出了增量民主的概念。经济上，中国的增量改革很成功，于是也想把此应用到政治民主化领域。但增量民主的概念同样有问题。需要讨论和界定的是什么领域的民主。增量民主并不是说在所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都可以逐渐增加民主的量，最后促使所有这些领域的民主。有效的增量民主首先必须界定增量民主的领域。
除了边界问题，民主还有一个体现的形式问题，例如选举、协商、参与等等。人们还需要考量什么领域应当实行什么形式的民主这个问题。对很多人来说，民主只是选举或者票决，但并没有认真研究选举和票决对总体制度的影响。实际上，在没有建设好现代国家制度之前，过早引入政府票决民主和地方选举民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这可从现有的村民选举总结一些经验出来。村民民主过程所出现的问题应当好好总结，因为它们反映了选举民主所能出现的变形。例如，在家属势力很大的乡村，民主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民主规模过小，就很容易被操纵。再者，选举出来的机构如何和党的机构共处。因为村民委员会是选举出来的，党支部成员不是选举出来的，前者的合法性远远大于后者。这在其他行政层次也是一样的。如果各级政府是选举出来的，而各个党委不是，那么党政之间的冲突也会变得不可收拾。
民主先后顺序兹事体大
同样，从纵向看也是如此。如果下级政府或者党委是选举出来的，而上级则不是，那么就会出现合法性下沉的现象，下级政府和党委的合法性远远大于上级，那么上、下级的冲突会变得不可避免。也就是说，如果票决民主先从地方进行，就会加速中央权威的衰落。地方选举表明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来自选民，而非上级政府。在地方政府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上级政府不是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很清楚，就是上级政府权威的急剧下降，甚至丧失。把它放大到整个国家，如果地方民主在先，国家民主在后，那么国家的统一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
因此，票决民主先要在党内进行，主要解决党内责任制问题和权力交班问题。票决民主会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合法性和权威。如果选举民主从中央开始，则有利于制约地方权力，防止地方主义的崛起。同样道理，如果选举民主从党内开始，那么党对政府的权威就可以得到确立。
在各级地方层面，可以大力推进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地方可以先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在这方面民主具有更为广泛的内容。选举式民主主要是为了产生地方组织或者说地方的接班人问题（或者权力继承问题）。一旦在地方放开选举，就很难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是为了改善现存地方政权。预算公开、决策过程公开、公民社会建设等等，都是地方民主的内容。这方面，地方民主可以大有作为。
当然，在民主问题上，要讨论的问题很多。这里举例只是想说明，在很多问题还没有研究得很透彻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到处引入民主，就会导致泛民主主义。泛民主主义如果不能得到有效阻止，就会导向民主的庸俗化。庸俗化的民主是真正有意义民主实现的有效阻力。当人们用“民主”作为幌子行不民主之时，真正的民主就难以实现。在泛民主主义已经开始出现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显得非常重要。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更快更有效的民主化。
作者郑永年为国大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