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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取得丰硕成果，但因为其间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中国也走了不少弯路。大跃进使中国在经济上、包括人民的生命安全上，都付出惨重代价，“文革”带来的灾难同样可怕，大量文物被损害，我国的政治矛盾激化，导致文革后期各种悲剧的上演。在过去二十来年，可谓谈“文革”色变。最近几年，随着政治日渐开明，这方面的研究、讨论和反思逐渐多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文革”的得失，有助于我国在未来改革中保持稳步发展。对于如今关于“文革”的研究成果，个人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原中国史学学会会长金冲及教授的看法较为理性、客观。（ 【相关文章】占豪：再谈伟人毛泽东及那个风云时代）

    金冲及教授在2011年5月20日《文史参考》杂志社主办的“文史大讲堂”系列活动第六期上演讲时说（文下注释①：该部分内容摘自人民网人民电视视频金冲及教授演讲《新中国前三十年》）：

    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讲，毛泽东曾经跟她说了那样一段话，“我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他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

    “文革”开始那一年，他73岁，他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想在他的有生之年，要防止国家改变颜色，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跟阿尔巴尼亚一个代表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毛泽东和几个人讲，刚才讲的干部问题，现在干部那么多人，我们也不可能都认得，谁了解他，只有群众了解他，只有发动群众，充分来揭露，揭露来以后，在他看来，你是正确的，说一说也没有坏处，将来再重新出来。不好的，这样就可以发现，把它去掉。他还说，杜勒斯要把和平演变中国的希望寄托到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所以我们发动红卫兵，让他们年轻时候经过那么一场斗争，当时称为反修的斗争，他们长大了就能够知道中国如何避免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是这样的一套想法，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金冲及教授最后认为，文革中毛泽东犯了两大错误（文下注释②：该部分内容摘自人民网人民电视视频金冲及教授演讲《新中国前三十年》）：

    第一个是他把问题的严重性，甚至问题的性质判断错误。

    他把这些问题认为都是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尤其是他认为他不在了，今后国家会不会变颜色，大家都熟悉的“516通知”里面提到，“混进了党内、政府内、军内、文化界的很多人都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分子，有朝一日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改变颜色。”实际上，这种看法完全是混淆敌我、混淆是非，把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四清”时就讲，看来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当时少奇同志还补了一句，我看三分之一挡不住。当时就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严重。

    第二个是采取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它的黑暗面，但这个黑暗面怎么来消除，这要靠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逐步采取措施，限制消除黑暗的东西。毛泽东当时发动群众，一开始可以让“群众来一个放任自流”。大家知道，没有正确的引导，中国6亿人口的国家，情况复杂，那可了不得。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我们的经历可以看到，往往因为在社会上，那时候是社会主义真正特权者人数很少，无非是待遇高一点儿，有的还有一点特权，一个是领导干部，另一个是高级知识分子，你现在号召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跟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下，以前凡是自己觉得不得志的，几乎都起来了。从我所接触到的事情来看，平时所谓的恩恩怨怨，都在 “革命造反”的旗号下，来一下恶性的大爆发。在中国，如果不加引导的放任自流，搞“大民主”，是非常可怕的。而且野心家就可以在这个里面浑水摸鱼，制造很多事件。毛泽东的那个阶级斗争，想通过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等等，完全是错的，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些错误认识，集中地形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另外那个时候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发展到了狂热的程度，也有许多年轻人是出于对他的崇拜而起来“造反”的。由于集体领导的破坏，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发展到个人专断，也使得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纠正错误，所以导致让悲剧的发展到打到一切、全面内战，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非常严重。

    最后，金冲及教授认为，毛泽东在打开“文革”运动的“潘多拉魔盒”后，没有能力再把它关上（文下注释③：该部分内容摘自人民网人民电视视频金冲及教授演讲《新中国前三十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档案保存得很完整。凡是他看过的文件，画过一道线的都保存着，而且附件都还在，人家的来信、报告，附件也在。那么多的档案看下来，我明白前面他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但有很多事情情况的发展，往往并不是他所预期的，甚至于有相反的。比如说时间搞多久。

    我在档案中看到的，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想到会延长到十年之久，但头儿一开，只能是按局势的发展一步步滑下去，他也控制不住了。毛泽东最初的设想是搞到 1966年底，到1966年8月，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在这一年10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再多一些时间。1967年1月全面夺权开始，他说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2、3、4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2、3、4月，或者还要长。全面夺权以后，各地的武斗愈演愈烈。

    对于武斗，毛泽东很吃惊，他跟很多外宾讲，“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局面失去控制以后，时间越拉越长，到1969年要开九大了，他觉得这是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转折了，所以讨论文件时说，“文革小组不要加上，是管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革命快结束了，用常委。”但九大不久，九届二中全会又发生了林彪事件。第二年毛泽东又开始病得很厉害。

    为了更能明白金冲及教授的阐释，我们在不妨重温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的一次对话。

    1945年7月，黄炎培等7位国民参政员，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邀请，到延安考察参观。看到延安的干部与群众关系融洽，人们气色红润，精神振作，一片祥和景象，黄炎培深切感受到延安浓浓的民主、和平气氛。于是，黄炎培和毛泽东长谈十几个小时。谈话中，黄炎培仍不无担心并直率地向毛泽东发问：“无论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国家，往往‘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最后‘人亡政息’，这简直成为一个历史的周期率，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当共产党执政后，没有了战争的压力，也没有反对党的监督，党员思想必松懈，继尔形成惰性，当享乐成风之时，你怎么解决权力腐败，跳出这个政党存亡的周期？”毛泽东铿锵有力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就是‘民主’，即人民群众的监督。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的回答，黄炎培很满意（文下注释④：摘自《新闻与写作》杂志第十一期《让人民起来监督——重温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谈话》，作者：郑保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导 ）。从延安回到国统区后，他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并写下70余页的《延安归来》。

    毛泽东的想法无疑是好的，人民民主的方向也完全正确。但是这位伟人忽略了一个历史现实，那就是，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普遍文盲，刚从百年战乱中走出来。这样一个惊魂未定、温饱尚成问题的民族，如何有那样的民智水平能够实现对政府的监督？在他们当时的意识里，只关心在政府领导下能否带来温饱，至于政府其它方面的工作，他们并不十分关心，也没有那么高的文化知识水平去关心。

    新中国建立后，大多数党员干部还是好的，但仍有少部分人出现腐败、享受等不良现象，且有蔓延之势，这使毛泽东担心“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另一方面，毛泽东把“人民直接监督”想得过于简单，或者说没有想好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人民直接监督政府。在这种情况下，现实又时不我待，于是就有了发动群众运动来实现这一切的想法。毛泽东不但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还是一个绝对的行动派，有想法就要行动。而且，新中国的建立，某种意义上正是毛泽东不断发动群众运动奠定的基础。有这样的“成功经验”垫底，当然就更容易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更何况，在这方面人类社会迄今也并没有特别理想的机制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监督。

    而此时的外部环境，一方面，西方对共产主义阵营的敌对与各种演变仍然存在；另一方面，苏联已走向带有极强“沙文”修正主义的帝国主义之路。中国有数千年的封建帝国历史文明，1912年才真正打破封建社会统治。文革前，人民的封建思想还极为严重（哪怕是现在，封建遗毒仍然非常严重，欧洲文艺复兴耗费约三百年，才在文化上终结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中国要进行思想的彻底改变，没有一两百年时间也是不可能的。——作为文下注释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继苏联走修正主义路线的可能性一定存在，且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可能性还非常之大。

    从这个角度考量，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要打倒“孔家店”，其目的就是要反封建文化之根，奠定新文化的基础。但是，这显然是一个人在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作斗争。这种斗争注定要失败，因为没人能在和历史周期律的对抗中不失败的，人类历史只有时势造英雄，绝不可能是英雄造时势。事实的结果证明也的确如此。在这个世界，恐怕没有第二个人敢如此挑战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人这么干过，那就是秦始皇，当然也是以失败告终。从这一层意义上看，“焚书”和“文革” 异曲同工。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对历史的演化都起到转折性作用。秦始皇焚书后约80年，汉武帝刘彻就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中国自此强盛近2000年。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因为民智层次、权力斗争、阶级斗争、内外部压力等因素搅在一起发酵，文革最终演绎成一场疯狂的运动。它对中国的伤害程度，在最后几年体现得淋漓尽致，教训深刻。然而，有一点我们也必须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巨大成就，但在人民监督政府方面、党员干部的作风方面、腐败问题、社会道德和价值观等方面为什么问题越来越多？阅读《毛泽东选集》，我们能从中感受到毛泽东当时对各种演变的担心。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上特别提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这些问题提得非常及时，我们也应该加大努力进行修正和调整。（【相关文章】毛泽东主要著作清单）

    中国未来的发展，应该反思文革的初衷与教训，根据我国国情、用成本最低和代价最小的体制改革，建立适合我国的人民民主监督机制，以保证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与长治久安。就像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九十周年讲话最后总结时说的那样：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更加奋发有为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和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同时，我们也必须警惕所谓的“文革清算论”，那将只不过是另一场“文革式”灾难，中国必须坚决避免这种“瞎折腾”。

来源：占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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