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不是研究政治问题的学者,对政治问题也并不抱任何特殊兴趣。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近年来在网络上社会上看到听到非议中国政治制度的声音越来越多,许多人正在失去冷静,盲目吹捧西方政治制度,一味贬低中国政治制度,各种妄评甚嚣尘上。个人以为,任何一种一元化的思维或一边倒的舆论都是可怕的,因此很有必要说一些不同的观点和常识。
中国政治制度究竟怎么样,我们不必刻意美化。讨论这个问题只需要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西方制度不是乌托邦,中国制度与西方制度各有千秋
本文所说的中国政治制度,是指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大陆实行的、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政府制度、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法律、体制、规则和惯例。其内容主要包括宪法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央和地方行政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国家元首制度、军事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等。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有两条:一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政治制度内容也很多,在具体设置上各国的做法也不尽相同。但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国家,其基本的做法都是搞多党制,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这也是西方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
但实际上,中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也是相对独立的,立法(全国人大)和司法机关的权力并不受其他权力的干涉。只不过我国在三权相对独立的基础上,增加了坚持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实行“三位一体”的政治制度。
中国政治制度公认的优点是效率高,中央只要决定办个什么事,一声令下,全国说办就办。过去我们常讲,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效率高的一个体现。当前,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突出缺点,是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权力缺乏实质性监督,由此产生的权力寻租、贪污腐败等问题层出不穷。
西方政治制度的优点是,重视程序民主,不同政党、不同权力运行体系之间能够相互监督制约。缺点是执政效率相对较低,政党之间、政府与议会之间有时扯得比较厉害。同时更大的弊端是,选票上任的党派往往不具备长远规划和长期执政的能力,只管在任期内用合法的手段为本党和个人捞取足够的好处。
上述将中国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制度进行优缺点比较,不是站在政治学专业的角度,而是从大家平常所见所闻最直观的感受来对比,是一种删繁就简的比较。目的是为了让大家一下子看清,中西方政治制度就当前的发展阶段讲,都算不上完美,各有优点和不足,我们不能以“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思维来看这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过去,我们常说“西方制度是一个腐朽、垂死的制度。”这是不实事求是的。现在我们国家早就不这么说了,也逐步淡化不同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的比较,这是个进步。
历史表明,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不是哪一个人决定的,美国今天的制度,它不是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或者本杰明·富兰克林定的,它是当时从欧洲传来的殖民者思维在美国本土已经扎下根,民众普遍要求脱离英国的控制,在北美大陆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利益集团;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毛泽东、陈独秀或李大钊定的,而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结果、是中国国内革命战争的结果、是广大人民群众及各民主党派支持和参与的结果。用现在的话讲,一个国家政治道路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这里,我们还应注意到,西方政治制度效率低、相互扯的缺点是不可能通过制度的自我完善来改进的。这是西方政治制度的硬伤,这也是由西方政党政治的斗争性本质决定了的。在实行多党制的国家,每个政党都想上台执政,台上的想保住执政地位,在野的想上台。任何政党,就算再想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也得上了台,才能推行其纲领。这就决定了,所有的政党都必须把上台取得执政地位作为自己最优先的奋斗目标。问题是,你上台了,别人就得下台(联合执政毕竟是少数);而下了台的政党又要想着把台上的赶下来,自己再上台。如此这般,执政党与在野党就成了天生的对立面。
于是,我们经常看到,执政党想要办个什么事情,反对的声音总是此起彼伏,在议会那里老是通不过;就算最终通过了,往往也要耗费很多时间。美国的医疗改革法案就是一例。从1912年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想要通过新的医疗保险政策开始,到2010年3月美国会艰难通过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医改法案(219票赞成、212票反对),中间将近100年,只有1965年约翰逊总统成功确立了两种新的医疗机制,其余历次美国总统提出的医改法案均被国会否决。2013年10月,同样是因为跟医改法案有关的财政预算问题在国会受阻,导致奥巴马政府关门16天。有的人会讲,政党相互制约是好事,可以保证执政的一方在决策上不会出现大的失误。这句话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要知道,任何政策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如果政府每出台一样政策都要这样扯来扯去,结果很可能什么事也干不成,正事也会被耽误。
二、西方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偏见
客观地说,目前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要超过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这主要是缘于中国改革开放后,整个中国社会都在向西看,向西方学习有用的东西。但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是相对落后的,科技、文化、教育等等对他们都没有太大吸引力,所以他们的注意力就自然不大可能放在你这儿。近一二十年来,由于中国国力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国,到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和到中国做生意、旅游的外国人也在增多,但尽管如此,这仍然没有改变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不甚了解的事实。
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集中点是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偏见,究其本质,是意识形态的偏见。许多西方人固执地认为:
1、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制度,是西方难以接受的制度。只有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2、在中国,所谓共产党执政实际上就是共产党专政,政治协商制度基本上是个摆设。
3、在中国,人权是得不到可靠保障的,人民普遍缺乏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少数民族受到打压。
4、鉴于中国是一党执政,做事情或然性较大,所以必须经常督促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中国现在国力越来越强,“块头”越来越大,要防止中国在地区安全稳定中“以大欺小”。(从这个角度看,西方人炒作“中国威胁论”,不足为奇。)
5、概言之,共产党中国就是一个对内欺负人民、不讲民主,对外与西方国家步调经常不一致、不太听招呼、有时还喜欢恃强凌弱的国家。
上述西方人的偏见,你从美国每年《世界国别人权报告》、《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对中国的指责,从好莱坞电影对中国人形象的丑化,从西方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大量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从中国举办奥运会火炬接力时西方一些国家的捣乱,从不少西方政客和组织对以达赖、热比娅为首的“藏独”、“东突”分裂势力明里暗里的支持,从西方国家在中国与部分邻国海洋领土权益争端上明显拉偏架等问题当中,会看得非常清楚。
讲一个我自己都感到好笑的事。2012年5月,我出差去美国,住在华盛顿里兹·卡尔顿(Ritz Carlton)酒店。当天,我在酒店《华盛顿邮报》上看到一则关于中国公民陈光诚的新闻。我发现,文章只要提到中国政府,它不说“中国政府”,而是说“中国共产党政府”(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或者说“共产党中国”(the Communist China),非要有意突出“共产党”这个词。中国人现在都不大把意识形态的东西挂在嘴边了,西方人反倒还念念不忘。从中可以看出,部分西方人冷战思维是何其严重。我问了在美国工作的朋友,他们说美国报纸基本都这样。
另据香港《南华早报》2013年5月22日报道,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典礼上公然称,中国是一个不能“自由思想”和“自由呼吸”的国家。该大学一个叫张天普的中国学生,随即表示抗议,他对记者说,“我认为拜登应该为他在我的毕业典礼上当着至少数百名中国人所发出的不当言论道歉。这是一次屈辱的经历。毕业典礼演讲怎能如此政治化?”当天,张天普和他的同学就起草了一封要求拜登道歉的信,并在一天时间里收到了343个签名,但这封信送到拜登办公室后并未受到理睬。同样这件事,英国《卫报》则称之为是“近年来最有趣的一次毕业典礼演讲。”一国副总统,不顾基本的外交礼仪和对别国学生的起码尊重,在大庭广众之下称这个国家不能“自由思想”和“自由呼吸”,这如果不算公然挑衅,也足以说明其对中国言论自由情况的偏见之深。英国媒体则毫不令人惊讶地表现出了其一贯的对中国政治环境歧视、嘲弄的风格。
作为中国人,我们并不掩饰中国政治制度存在的问题,也不掩饰中国在人权领域、在公民的民主自由权利保障上还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真实的政治生活质量,也绝不是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糟糕。而这也正是像张天普那样的中国学生,在听到来自西方重要政治人物对祖国的不实指责后,为什么会感觉受到污辱和愤怒的原因。同样,你如果打开美国的社会电视台,美国的网站,你也会发现美国社会也同样面临诸多的人权问题,不公案例,以及政治体制问题。是个体制就有问题,因为人无完人。发现问题找出问题解决就可以了,一味地偏执地认为只有场地推到重来才能解决问题的思考方式是激进的政治幼稚病,是毫无道理的政治乌托邦幻想。
很多西方人并不真切地了解,在中国,同样是共产党的领导,同样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当今的中国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的中国,整个国家和人民在政治生活上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拿言论自由来说,“文革”结束以前,人们确实缺乏言论自由,谁要是敢批评中央,哪怕是批评自己的领导,十有八九会被“修理”。现在,你可以随便批评政府,口头上批、上网批、写文章批,都可以,没人整你。有人说,在现代中国,不是缺乏言论自由,而是言论有点过于自由了,甚至有些不像话了。任何时候你去网上看看,那些骂共产党、骂政府、骂官员、骂球员、骂艺人的粗话脏话随处可见,手机短信、微信、微博里什么段子都有,更有甚者逢中必反、逢中必骂,你只要说政府半句好话,立刻有人骂你“五毛”。网上言论到了这个程度,你能说,现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吗?
分析西方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偏见,原因无非是三条:一是,西方人从根本上不认同共产党这套理论、这套制度。这是个政治理念问题,是意识形态的对立。所以你无论怎么改进,只要你这套制度不变,他们就不会认同。二是,多数西方人对中国的国情缺乏了解,对共产党在中国走上执政地位的历史必然性缺乏了解,他们总是站在自己国家的角度来看共产党的存在与发展,由共产党在西方国家不受欢迎,进而认为在中国也不应该由共产党执政。三是,西方人对近几十年中国政治建设取得的成就缺乏切身感受。这也是一个重要现实原因。西方人毕竟不是中国人,他没有生活在你这块土地上。对于绝大多数没来过中国的西方人来说,他体会不出你以前政治环境是个什么样子,今天又是什么样子。在他的脑海里,没有这样切身的前后对比。所以,他们很难感受到中国政治建设事实上的进步。加上西方媒体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妖魔化”,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政治制度长期抱有偏见,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三、如何看待那些诱人的西方政治理念
老实讲,西方政治制度能在全球多数国家实行,除了前面讲到的,这个制度它本身就有一些优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一些政治理念确实很有诱惑力,容易打动人。这里,我们主要分析两个方面的理念。
第一个,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
这个理念强调人人生而平等,人人享有民主、自由的权利,“天赋人权”是天底下最大的自然法则。西方政治理念中突出强调民主、自由、人权,可以说对所有的人特别是处于中下层的普通民众,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原动力。谁不愿意民主?谁不想要自由?谁愿意天天被人压制着?没有人愿意。所以,民主、自由、人权的观念确实非常容易打动人。特别是我们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人的思想长期被禁锢、受压抑,劳苦大众长期受奴役,现在好不容易推翻了封建王朝,又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那是理所应当的。在一些国人心中,有的人对民主、自由、人权甚至表现出鱼对水一样的渴望。
对民主、自由、人权,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我想,还是要采取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第一,作为一个理念,这是很美好的。现实中,即使再独裁的政府,它也不可能公开地讲,它反对民主、自由、人权,它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所以,表面上,所有人、所有政党、所有政府都是赞成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从人类史上看,民主、自由、人权观念的提出和推进,也确实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进步和政治文明发展。第二,民主、自由、人权是相对的。这一点,西方国家也是承认的。因为你在享受自己的权利时,你不能侵犯别人的权利,所以我们每个人享有的权利都不是无限的,是有限的权利。第三,民主、自由、人权这三者,既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总的看民主是前提,自由、人权的享有是结果。因为只有实行了民主,公民的自由和人权通常才能得到保障。而自由和人权在本质上是一回事,你有什么样的自由,就有什么样的权利;你有什么样的权利,则表明你在这个方面是自由的。第四,民主、自由、人权,归根到底是人权,民主也好、自由也好,说到底都是为了保障人的合法权利。上述四条看法,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我想,大多数人是不会持反对意见的。因为这些都是客观描述,并无掺杂任何政治立场。
但是,对于西方强调的民主、自由、人权,我也必须提醒国人注意到以下几个事实:
第一,西方强调的民主、自由、人权,过多地强调了它的政治含义,这对一些国人的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干扰和欺骗。民主、自由、人权当然首先包含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而且不可否认,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对其他领域的民主、自由、人权有着重要影响。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民主、自由、人权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层面。除政治领域以外,其他诸如经济、文化、科教、民生等所有领域,都应当贯彻和体现民主、自由、人权的合理要求。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军队还讲究个军事民主。现在西方人一讲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就是指责你政治上不民主,你没有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你中国打压政治异见人士,等等,基本上都是政治层面的事。至于你中国的穷人能不能吃饱饭、填饱肚子,贫穷落后的山村要不要改变面貌,这些都不是他最关心的。
作为过去穷惯了的中国人,我们心里清楚,穷人最要紧的,不是政府有没有给他参政议政的权利,而是你能不能帮他吃饱饭,盖上房子让他有地方住,他的小孩上得起学,家里人看得起病。如果这些解决不了,你扯那些政治权利有什么用?前几日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报道,说非洲某国一记者随机采访路边行人,问其对此次总统大选怎么看,行人答:谁当总统都不比我家的母猪治好病更重要。记者与行人的这个对话,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穷人眼里,除了政治权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的甚至比获取政治权利更急需。我就特别赞成中国政府一方面在努力改善公民的政治民主权利,另一方面强调要保障人们的生存权、发展权。这种理念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符合中国的国情。事实上,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让数亿人脱贫,吃上饭,这就是最大的人权。这不是哪个国家想做就能做到的。作为中国人,我们应当看到国家在促进和保障人民在各个领域里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所作出的努力,政府做的不够的地方,大家可以批评,但是千万不要被西方在民主、自由、人权上过于强调的政治色彩所迷惑,以为民主、自由、人权只跟政治有关。
第二,西方人讲民主、自由、人权,说的远比做的好。西方人讲民主、自由、人权,从理论到实践,一套一套的,像我们这种过去几千年都处在封建社会的国民,一听到西方人讲这些东西,很多人都会肃然起敬,第一感觉都是人家讲的真好。我们可以想象,西方国家的政府和许多民众,为什么喜欢在中国人面前当人权老师,一个是因为他认为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发源于西方,他有资格讲;另一个是,确实有不少中国人愿意捧着他们,喜欢听他们讲。西方人讲的是好,但是做的怎么样呢?事实是,做的显然不如讲的。从西方国家内部来看,公民合法权益遭受侵犯的事屡见不鲜。2013年6月,美国人爱德华·斯诺登向媒体披露,美国家安全机构多年来一直在执行一个代号叫“棱镜”的大规模监视民众的绝密计划。这一绝密计划,不仅将中国、巴西等非美盟国领导人和有关机构作为监听对象,还将美国公民、欧盟、联合国及美部分盟国列为监听监视对象。此消息一出,世界舆论哗然。斯诺登表示,他之所以不顾个人安危曝光这件事,是因为他不愿坐视美国政府剥夺民众的隐私和基本自由。同样是在西方,种族歧视问题始终成为各国抹不去的阴影,尽管官方明确反对种族歧视,但有色人种遭遇白人歧视的事情每年都会发生。
2013年7月,在美国的白人协警齐默尔曼枪杀黑人少年马丁被判无罪后,引起数万人游行示威,表达抗议,连奥巴马也不得不承认:因为种族原因,美国很少有黑人没有过被人用有色眼镜看待的经历。从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做法来看,西方国家在民主、自由、人权上普遍采取了双重标准。就是说,民主、自由、人权这是对本国国民讲的,至于非西方国家,他在和你打交道时,才不会替你想那么多。过去十几年发生的北约轰炸南联盟和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几十万无辜民众被西方国家炸死炸伤,更多的人从此无家可归。他们的人权在西方国家眼里算什么?什么也不算。西方人还经常大言不惭地说,人权高于主权。意思是,西方国家普遍怀着一颗人类的大爱之心,如果哪个国家发生人道主义灾难了,那么西方国家就有权干涉,制止这种灾难的发生。听听,多高尚啊。事实怎么样,去问问伊拉克、阿富汗数十万的冤魂,他们可以告诉你答案。根据公开报道的数字,仅在伊拉克战争中就有28.5万余伊拉克人被炸死炸伤,其中63%为平民。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西方国家朝你喊民主、自由、人权,就是真的想帮你实现,如果他们真想那么做,已经讲了几百年民主、自由、人权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在一百多年前就不会火烧圆明园,杀死园内数百名手无寸铁的中国人,还要抢走无数的奇珍异宝。
第三,民主、自由、人权,貌似有普世性特征,实际上它是具体的、历史的,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什么叫貌似普世性特征?就是站在一个抽象的角度来看待民主、自由、人权,认为民主、自由、人权适用于全人类。这种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说辞,是西方人忽悠我们的常用伎俩。问题是,民主、自由、人权是抽象的吗?说清这个问题一点也不难,我们可以随便举些例子。比如说同性恋问题,在西方国家,有的人呼吁要保护同性恋自由,有的人就反对。2013年5月26日,巴黎街头数十万人游行,反对法国政府推出关于允许同性恋者结婚的法律。这就是因为人们对同性恋者有没有权利结婚,看法是不一样的。再比如安乐死问题,有的人就赞成,像荷兰、日本、瑞士等国已经立法予以支持,但是反对安乐死的国家和民众也不在少数。这同样是因为人们对病人究竟有没有安乐死的权利持不同意见。在多数阿拉伯国家,女性是要戴面纱的,这既是风俗,也是人权,你如果让她摘掉面纱,你就侵犯了她的人权。还比如妓女问题,世界上多数国家把卖淫视为非法,但在日本、德国、荷兰等国,从妓就是合法的,在美国五十个州,只有内华达州卖淫合法,在其他州均为非法。
上述情况表明,所谓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它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它一定是根据具体情况,落实到具体事情上来。就算是实行相同政治制度的西方国家,人们对具体事情的价值判断也是不一样的,政府做同样一件事,有的认为是侵权,有的却得出相反的结论。所以,结论非常清楚,民主、自由、人权绝非是普世价值观,因为民主、自由、人权从来就没有一个世界统一的标准。既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府、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人对同样一件事可以有不同看法,那么西方国家又有什么资格总拿西方的价值观来要求中国呢?
说白了,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理念,就像一件盛装,看起来很漂亮,但是究竟合不合身,还得因人而异。就算是喜欢穿这件盛装的西方国家,其实他们也都根据自己的实际做了修剪,没有一个国家的做法完全一样。
第二个,关于“宪政”的理念。
“宪政”这个词最大的诱惑力,或者说迷惑性,就是它的字面含义――“宪政”,依宪理政。毕竟社会中大多数人对“宪政”的概念并没有太多研究,一般人看这个词,就是看它的字面意思。本着这种理解,人们通常会认为,“宪政”好啊,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依宪理政,这是依法治国的体现,是好事,要支持。于是,你上网一查,按照这种理解在网上写文章、发评论的大有人在,并且写此种评论或文章的人全都支持“宪政”。
事实上,“宪政”并非如它的字面含义看起来这么简单。“宪政”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在政治术语中有其特定的含义。它是近代资产阶级在革命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发源于英美,英文叫“constitutionalism”,中文也叫“立宪主义”。“宪政”一词自它诞生起,就有着明确的政治内涵,其本质是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搞西方那一套政治制度。在国际政治话语体系中,“宪政”无论从理论概念上,还是从制度实践上,都是特指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
有人说,毛泽东在1940年就说过“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他说:“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反动派的专政。”这说明“宪政”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不错,毛泽东当年是说过“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但是我们要搞清楚,在1940年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国民党一党专政,共产党还很弱小,毛泽东那样讲,就是要用资本主义宪政中的合理内容,唤醒广大民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和民族解放事业。在当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尚未胜利、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不具备条件的形势下,毛泽东这样讲,显然有利于促进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发展,这在政略和策略上都是正确的。
为了不使党内的同志产生歧义,在同篇演讲中,毛泽东还非常清晰地指出,我们说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像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这说明毛泽东对西方国家的宪政,是旗帜鲜明地持批判态度的,是绝不接受的。正是因为宪政的特殊属性,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把宪政严格限制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范围,并谨慎加以使用;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党中央再也没有使用过“宪政”这个政治术语。但并非只就是一个不依法治国的国家。相反每年投入在法制建设上的精力是真诚而巨大的。
有的人建议,既然“宪政”具有鲜明的西方政治制度特征,那么我们中国可以在“宪政”前面加个“社会主义”限定一下,也就是说,我们搞社会主义宪政,以示区别。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中国已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这样的成熟概念,有依法治国的概念,已经很明确了,又何必去套用资本主义用了几百年的“宪政”概念呢。这样做,除了有可能落入西方的“话语陷阱”,在国内引起一些思想上的混乱,其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还要注意,在中国现在有一些口口声声喊“宪政”的人,他们其实是清楚“宪政”的政治含义的。这些人企图以“宪政”为幌子,在国内掀起一些波浪,煽动那些不明真相的国人,来为自己造势。其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搞西方那一套。对此,我们要心中有数。
四、中国为什么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
这是许多国人心中的一个疑问。很多人想,为什么世界上多数国家搞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我们却不能搞?说简单点,男人不能穿女人的衣服,龙没有必要长羽毛。无论裙子有多好看,那是相对于女人,男人穿了就不伦不类。无论羽毛对鹰有多重要,功能有多好,那是相对于鹰。对龙而言,毫无意义。
详细解读的话,我觉得还有三条原因值得注意。
第一,实践已经证明,西方政治制度并非什么灵丹妙药。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最大现实。目前,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了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搞资本主义。这么多国家实行西方政治制度,搞得好的又有多少呢?只有一小部分。我们不要一说搞西方政治制度就盯着西欧、北美那些发达国家,全球实行西方政治制度的国家很多,真正搞得好的还是少数。什么叫搞得好?我想至少要符合以下几条标准:一是国家经济要发展得比较好,人民不能太穷,因为政治制度根本上是为人民服务的,民众物质生活水平上不去,你就不能说这套政治制度实行得好;二是国家政局要稳定,社会要稳定,政党之间、不同宗派力量之间总体上是良性竞争,而不是相互恶斗;三是公民的民主意识强,参政意识高,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一切行为都能在国家的法律中找到依据,体现法治的精神。对照上述三条,你就可以知道全球实行西方体制的国家,搞得好的究竟能占多大比例。有人要问,既然很多国家实行西方这一套民主政治制度并不算成功,那他们为什么仍要走这条道路?原因很简单,因为亚非拉许多国家过去都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这些国家虽然取得了独立,但在政党政治上受西方国家影响很深,有的国家主要政党甚至长期被西方国家所扶持或控制,他们基本不太可能走西方模式以外的道路,很多时候也由不得他们自己来选择。这种情况在非洲更为普遍。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心中就不必再纠结,一个在世界上多数国家里实行得并不算好的政治制度,有什么必要非要让中国来走这条路?
第二,西方政治制度中政党之间相互斗争的天然弊端,如果发生在当代中国,就会害了中国,最终吃亏受损的是老百姓。多党轮流执政,必然导致政党之间的相互斗争。这是西方政治制度无法回避的政治现实。像在英、法、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运转相对成熟,政党之间的斗争总体可控。但从全球来看,多党制国家政党之间相互恶斗的情况不在少数。政党之间相互争斗,尽管有相互监督制约的好处,但坏处也很大。一个是执政效率低;再一个是无法实施长期的战略规划。执政效率低的问题,前面已经讲过,是因为执政的一方想要干什么事,都必然受到牵制,很多政策措施费了很大劲推出来,最好的时机已经丧失。无法实施长期战略规划,是因为每个政党都做不到长期执政,根本没有办法来制定和实施长期的战略规划。
我去过50多个国家,与许多国家的政府人员有过交谈,他们对中国政府能够制定并实施类似国民经济发展“十一五”、“十二五”规划这样的东西,特别羡慕,因为他们做不到。在多党制国家,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是以主要精力抓眼前的事,以尽快取得民意支持,至于那些耗时长、见效慢的重大建设项目,他们则很难进行长远的、统筹的战略规划和投资。2009年9月,我在随团访问保加利亚时,坐汽车从首都索非亚到黑海海滨城市瓦尔纳,走的这条路是贯穿保加利亚从西到东最主要的一条干线道路,大约有450公里长,一路上看到路况比较差,我就问身边一位陪同的保方官员,我说这条路这么重要,政府为什么不把它修成高速公路,那位保方官员苦笑着说,政府换得太快了,有两届政府想修,还没开工就下台了。联想到我们中国,现在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搞西方这套政治制度,政党之间相互争斗、扯皮,政府无法实施一些大的战略,并且由于政党轮替,国家的各项政策无法保持连续性,中国未来要想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只能是做梦。实践证明,对于发展中国家,要想前进的步子快一些,除了路线方针政策对头,高效、稳定是生命线。没有一个高效的中央政府,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局和连续稳定的政策执行,国家想要快速发展,门都没有。
第三,中国的国情足够复杂,复杂到容不得我们怀着侥幸的心理来试行西方政治制度。有人会说,我们周边的日本、韩国、新加坡搞三权分立、议会民主,似乎搞得不错,国家也发展得很好。同样身处亚洲,都奉行东方文化,他们可以搞,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搞。事实上,韩国、日本的情况比中国要简单的多,他们不仅国土面积小,人口总量也无法与中国相比,新加坡就更没有可比性了。我们常讲,船小好掉头。小国家治理的难度总归要小一些。韩国、日本依靠国民的团结和勤奋,在过去几十年走过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年代,一点也不奇怪。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慢下来了,中国正快步地追赶上来。中国情况的复杂,远非韩日能比。首先,中国人口过于庞大,13亿多人,并且不同素质的人的基数都很大。且不说人口众多管理的难度,仅是从政治上看,就算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对政治感兴趣,也有三亿多人。如果中国放开搞多党制,不需要一个月,全国至少能成立数百个政党;如果再放开电视、报纸,全部都由私人来办,可以预见,许多电视台、报刊将成为不同政党相互攻击的平台(这一点,你从网上什么事都可以引起大量网民相互谩骂,这恐怕是个缩影)。中国到了这个时候,想不乱都难。
其次,中国国土面积远比一般国家大,发展差异也很大,必须要有一个有高度权威的中央政府来实施有力的统筹和管理,而这一点,搞多党制就不太容易做得到。三是,中国的民族和边疆问题、宗教问题复杂,搞多数决、多党制,很可能有国家分裂的危险。可以想见,中国一旦搞了多党制,不用等美国主动介入,中国一定会有党派主动寻求美国当主子、做靠山,到了那时,中国不仅大国地位不保、毫无尊严可言,而且全民族都将陷入混乱、内耗和分裂的局面。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四是,中国现在还不够富裕发达,还处在奋起直追的阶段,既然现在已经找到了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为什么还要想着走那种明显有缺陷的西方道路呢?我看不出有任何必要冒这样的风险。
总之,从现实的角度讲,中国绝不能全面照搬西方那套政治制度。走那条路,乱是必然的,“死”是早晚的,其害将万倍于所得之利。当然不照搬也不是说西方政治制度哪儿都不好,这也不客观。对于西方政治制度中一些有益的东西,特别是加强官员廉政建设方面的制度,还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五、中国政治制度正走在不断自我完善的轨道上
与西方政治制度相比,中国政治制度看似建立的时间短,但实际上,中国有几千年丰富的大国管理经验,历朝历代留下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都很多。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吸取我国传统政治制度中的精华,又将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能创新发展指导理论,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道路。说白了,中国政治制度不是原教旨的马列主义,也不是原教旨的增儒道,而是在吸收、贯通中西方政治理论和制度精华基础上的一个再创造。
在过去的六十多年,中国政治制度在发展和完善上,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推动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层走进了任期制。说它最重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其最高政治领导层的制度设计和权力运作,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命运,也实际决定着中国其他领域政治制度改革的成效。在一个国家,如果最高政治领导人搞家族制,那是比较麻烦的事,就算你一代英明,两代英明,也难保世代都英明。领导人一旦搞了家族制,很难断掉,后患无穷。幸运的是,我们中国没有迈进这个门槛。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度的改革,还要归功于邓小平,是邓小平带头废除了领导人终身制。从江泽民到胡锦涛,这两届中央领导集体严格依据法律法规,任期一满便顺利实施权力交接,保证了中央领导层的平稳过渡,推动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层走进了任期制的规范化轨道。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历史长河看,中国最高政治领导人不搞家族制,走出终身制,走进任期制,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环,对全面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事实上,这六十多年来,中国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在各个领域都有明显的发展和进步。比如,在政治权力规范方面,共产党明确规定自己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使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这是一次巨大的理念变革;重视理顺党政关系及党与人大、政协的关系,中央政府逐步向地方政府适度分权,政治权力的配置得到优化,仅在2013年,中央政府就分批下放或取消了400多项行政审批权;人大、政协制度运行不断规范,每年的“两会”越来越务实,说“橡皮图章”的声音明显减少。在民主建设方面,民主选举正在实现从间接选举到更多的直接选举,从单一候选人到竞争性选举,从举手表决到无记名投票;民主决策的制度进一步完善,议事规则重视体现民意,决策纠错和责任追究从无到有;民主监督的力量不断壮大,信访、举报、舆论、网络等群众性监督成为民主监督的重要方面;在基层推行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和基层党组织的直接选举,取得了有益的经验。在政治透明方面,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形成了一系列政务公开的法规制度,政务公开的内容涵盖了许多方面;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干部任前公示已成为各地普遍做法,等等。所有这些进步,都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同样,这六十多年以来,中国政治制度不断发展完善,体现在外部的一个重要指征,就是政治环境越来越宽松、越敞亮。过去我们搞过个人崇拜,现在没人再搞了,很多人依旧敬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但这种感情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理性的崇敬;过去搞阶级斗争,人整人,现在谁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恐怕会被当作精神不正常;过去人们说话小心谨慎,唯恐被抓小辫子,现在网络上、手机上“左”也好、右也好,什么样的信息和文章你都能看到,说话的自由度历史上没有过;过去的广播和电视新闻,较少报道负面消息,现在无论是发生重大恶性案件还是腐败官员被抓,媒体第一时间都会报道。这些变化,也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特别令人欣慰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按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在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各个领域,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显现出了对国家的担当和对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围绕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而具体的新要求。其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还要指出,在当代中国,无论是哪一项具体政治制度的改革,还是政治环境的日益走向宽松,都呈现出一种不可逆转的势头。这种向前进的确定性,使人们对共产党的拥护和支持成为绝大多数人的真心意愿,曾经受过“折腾”的中国人非常清楚,中国的政治建设已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老路上。
六、结 语
看中国的问题,一定要历史地看、全面地看、发展地看,惟有如此,你的结论才不失公允。现在有些人总喜欢用中国事故频发、官员腐败案件不断曝光、一些民众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等一些个案,来试图证明中国政治制度的糟糕。我只能说,这些人在找证据时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借用周小平先生的一句话:“六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国已有6亿多人走向了小康。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农村娃都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城市里的新青年。这种规模的沧桑巨变就已知的人类历史而言,绝无仅有。如果这还不能证明我们的政治体制更优秀,还不能证明我们的民族和种族更优秀,那请问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信仰?”
本人也毫不讳言,在我看来,中国政治制度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也是目前最有利于推动中国快速发展的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改进,但是它的优势锋芒已经显现出巨大威力。我们不要像某些人,总是以一种貌似忧国忧民的心态,在每一篇博客里都要提到什么“汶川地震倒塌的校舍中没有一根钢筋”等煽动人心的案例,来含沙射影地否定中国政治制度。在当今正处于伟大变革时代的中国,如果你只会空发牢骚,耽误的只是你自己;如果你把精力用在埋头做事上,获益的不光是国家,也终将是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