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建丰同志，我是马英九。与先生阴阳分隔二十余年，每每想起仍伤心难过。11月29日夜，思念先生的情绪尤为强烈，因为在这个初冬的凉夜，我们党遭受了二十年来未有的大失败。面对外界的非议和谴责，追随先生的种种回忆猛然涌进脑海，一时悲从中来，突然想和先生好好诉诉。
先生应能够预见到，自从您在台湾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和解除报禁以来，我们党的对手就不再是海峡对岸，而是中华民国以前从未有过的反对党。数十年间，这个叫“民进党”的反对党不断发展壮大，已成分庭抗礼之势。此次“九合一”选举，反对党将我党一举击溃，六个直辖市市长仅剩一席，连我党的大本营台北，都输给一个所谓的无党籍人士。作为党主席，英九难辞其咎，但责任又岂是我一人能承担得了的？
媒体说，此次败选全因英九执政无能，党内更是逼宫，让我辞去党主席以谢罪。选举政治本就如此，身为一党之领袖，赢了自然风光无两，输了只能充当替罪羔羊。英九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一人之荣辱本无所谓，但关系到一党之生死存亡之大问题，我万万不能随随便便接受。
遥想当年，英九书生意气，从美国学成归台后，本想以学问报国。承蒙先生提携，先在先生身边任英文秘书，后逐步涉入政坛。从政之初，我锐意改革，打击黑金政治，扫毒反黑，虽成效卓著，却因此开罪党内大佬，不得不黯然退出政坛。李登辉当时骂我：“差点把国民党搞垮！”没想到，一语成谶，只不过几年后差点把国民党搞垮的人就是他自己。可那个时候，英九只想远离这个是非之地，当一个悠哉游哉的教书匠。偏偏几年后，我党面临危难，家父劝我以国家人民为重，又想到先生在世时的谆谆教导，这才重入染缸，参选击败陈水扁，于1998年任台北市市长。苦心经营十年后，我再次在选举中取胜，成为台湾政界的第一人。那一年，正值先生离世二十载，学生的成绩足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英九主政后，继承先生路线，力主建设台湾，认同“九二共识”，迅速修复两岸关系，实现了两岸直接全面“三通”，创造了60年来最和平的现状。在经济上，台湾虽历经金融海啸、欧债风暴，不仅失业率下降，景气有相当进步。试问，这样的政绩能叫无能吗？六年来，我一心为党，全是为了民众着想，然而岛内民众却没有给我肯定，连党内都批我无能，英九实在感到委屈。
与先生说话不敢打诳语，英九不是推托责任，只不过败选的错绝不是我一人的，而是我们整个党的。外人都说，我党是百年老店，历经劫波而不倒，生命力何等顽强，可派系林立、内讧不断，权贵政治等“原罪”，也一直如影随形。先生当年在大陆时，已察觉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意图大力整饬，但积弊难除，且内战大势已去，为时晚矣。待到台湾，收拾旧山河，在老先生与先生的强力整党下，党风一度有所好转，同志们精诚团结，共同建设台湾。可一等先生驾鹤后，这些老毛病又故态复萌。
这几十年来，党内裂变不断，先是宋楚瑜出走，让民进党钻了空子，如今虽空有一个泛蓝的联盟，但各派系貌合神离，有时甚至互相拆台，帮对手的忙。一些党内大佬更是将家族利益放在党派利益之上，力推自己的孩子出来参选。先生，你能想象，一个在35岁靠父亲影响力当选中常委，40多岁还没有任何基层主政经历的人，就想出来选市长。这不是权贵政治，是什么？结局可想而知。作为党主席，我不是没有更好的人选，但迫于大佬们的压力，再加上要还他们过去助选的人情债，只能同意这些“官二代”、“官三代”参选。
当然，英九也有自己的问题。先生当年曾夸我是一个“没有缺陷的年轻人”，或许太过在乎这个评价，因此在从政道路上，我处处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努力维护自己正直自律、俭仆清廉的形象，被人称为“不粘锅”。可古语说得好：“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政治存在许多灰色区域，在我看来，有些是原则问题，别人却当作是人情小事。为此，与许多同志搞得势同水火，人家投桃报李，也会对我的施政多加掣肘。对岸的一位老政治家曾说过，政治的本质就是“把自己的人搞的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的少少的。”英九叹服于老前辈们政治手段的老辣，但自己个性就是如此，坚持了大半辈子的人生信念，改起来会很难很难。
其实，输掉一场选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输掉未来。在经济结构上，大陆经济规模现已远超台湾，岛内产业空洞化，各种优势均不如对岸；在社会结构上，新一代台湾年青人已成长起来，他们既不喜欢国民党，也不爱民进党，而是期待有一股新的政治力量。不顺应这些新形势的要求，我们党将面临更惨痛的失败。
数十载春秋已过，台湾经历了许多变化，政治人物起起伏伏，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先生所受到的历史评价。在任一个“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先生始终高居第一。却不知多年以后，后世将对我作何评价？对此，英九虽内心忐忑，却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作者：龚万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