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现代生产过剩的基础的，正是生产力的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马克思
话题回到蟹堡王。
蟹堡王的一切问题归结为蟹老板和珊迪不愿或者不能完全消费掉自己占有的剩余价值，换句话说，他们只想要钱，不想要汉堡。
那么那些多余的汉堡怎么处理呢？
方法之一是蟹堡王压缩生产，店主蟹老板和地主珊迪能消费多少汉堡，就成了生产的上限。生产以这个上限为界，周而复始地循环—— 这时对全社会来说，就是经济停滞期。蟹老板和珊迪两个掌握生产过程，他们的需求有稳定的支付能力。靠工资吃饭的海绵宝宝、章鱼哥和派大星的消费能力都从店主蟹老板和地主珊迪的消费中衍生而来。于是，在不扩大产能的情况下，蟹老板和珊迪的消费上限，就是利润的上限，也就是生产的上限。
回到蟹黄堡模型，蟹老板用800美元购买原料，200美元雇佣海绵宝宝和章鱼哥，100美元租珊迪的地皮。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生产1200个蟹黄堡，售价1200美元，其中800个由原料供应者购买，余下400个汉堡。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工资各100美元，各自消费100个蟹黄堡。剩下200个蟹黄堡就是蟹老板和珊迪获得的剩余价值，或者说是他们的利润。如果蟹老板和珊迪，各自消费100个汉堡的话，所有的汉堡就都有着落了。蟹老板的蟹黄堡都卖出去了，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就都有饭吃了。
这时，倒霉的就是派大星。派大星怎么央求，蟹老板也不会雇用他。道理很简单，多雇用一个人，意味多生产200个汉堡，其中100个是派大星的工资，剩下100个，没有人愿意消费。生产出来没有人能消费的产品，卖不出去，也没有利润。没有利润的生产要压缩。尽管派大星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但是蟹老板也不会为了解决派大星的就业问题而增加雇用。资本不养闲人，资本家是资本的代理人，他们不是慈善家，只雇用能创造利润的人。
这时，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就会感觉压力很大。蟹老板有空就会训斥他们：“你们不愿意干，派大星愿意干。”派大星还可能要求比海绵宝宝或者章鱼哥更低的工资。比如，派大星不要100美元，只要80美元就够了。这时，如果派大星能像海绵宝宝或者章鱼哥干的一样好，那么蟹老板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换人。海绵宝宝和章鱼哥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必然要答应比较低的工资。如果不答应，就要准备卷铺盖走人。
按照稳拿经济学的说法，没有非自愿的失业，工人工资越低，资本家就愿意雇用越多的工人。工人失业是他们要求的工资太高了。我们在这个例子中就可以看到，对个别工人来说，工资要求较低，有更多的被雇用的机会。但是，对工人总体来说，派大星所获得的工作，是章鱼哥或者海绵宝宝失去的工作。
稳拿经济学这样宣传无疑有很多的好处。首先就回避了资本主义模式中，就业不足与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其次，可以把责任转移到工人身上——是你们要求的工资高，所以你们没有工作。再次，还可以作为压迫工人工资的借口。
稳拿的消费总量，以及每个卢瑟能提供的剩余价值决定了社会总生产规模和雇用人数，而不是每个卢瑟究竟要多少工资。卢瑟的工资水平不断降低并不能解决全社会的就业问题。卢瑟工资虽低，但产品没有销路，资本家也不会扩大生产。在我们这个例子中，只要能获得200个汉堡的剩余价值，满足蟹老板和辛迪的需求，究竟多少人生产并不重要。如果海绵宝宝能一个人生产300个汉堡，那么章鱼哥就会失去工作。如果海绵宝宝一个人仅能生产280个汉堡，同时愿意接受80美元的工资的话，章鱼哥的工作还是保不住。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社会生产是规模不变的不扩产的简单再生产的循环（或者说在经济停滞期），而且不存在服务业的话，那么：
全社会就业总量=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为统治阶级贡献的剩余价值
=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变量：统治阶级的消费总量、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和单个工人的工资。统治阶级消费能力越强，需要的劳动者就越多；同样的技术水平，每个工人创造价值越多，或者说工人劳动强度越大，需要的劳动者就越少；工人工资越高，需要的劳动者就越多。
这就是简单再生产，或者说社会经济停滞期，一个社会需要的劳动力的人数。用总劳动力减去这些人数，就是失业者的数量。如果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和工人平均工资工资变化不大的话，需要的就业量就会相对稳定，失业者的数量会相对稳定。政府的货币政策（比如：增加贷款）和财政政策（比如：基础设施建设）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平衡点。一旦刺激政策由于通货膨胀或者财政赤字暴涨而不得不停止，失业率就会迅速或缓慢地逐步回到这一点。
这就是卢瑟经济学对所谓的“自然失业率”的解释。
社会贫富差距和自然失业率的有密切的关系。考虑到贫富差距大意味着统治阶级消费总量相对生产能力偏少，工人博弈能力差，单个工人被占有的剩余价值高，我们可以认为，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经济停滞期的“自然失业率”越高。如果政府刺激经济的过程不能调节贫富差距的话，那么随着刺激过程的结束，失业率就会原形毕露。不仅如此，如果政府在刺激经济过程，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那么新的就业平衡点会比原来低，换句话说，新的失业率会更高，失业问题会更加严重。
如果蟹老板和珊迪消费的总量不是200个汉堡而是300个，那么在每个劳动者能为统治阶级提供100个汉堡的情况下，派大星就有工作了。而且不仅是派大星自己有工作，而是创造一连串的工作。整个生产规模扩大到原先的150%，从原料到成品，所有的环节，都需要增加人手。整个社会就业量一下子上升50%。但是，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要蟹老板和珊迪增加消费是很难的，具体原因后面论述。
如果蟹老板强行安排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加班，一个人干一个半个人的活，8小时工作制度变成12小时工作制，那么虽然蟹老板和珊迪的消费总量增加了，但是派大星还是要失业。这是很容易的。每个资本家都要努力提高每个工人的劳动效率。工资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工人劳动效率越高，对资本家越有利。另一方面，资本循环速度越快，机器的使用效率越高，对单个资本家越有利，这也是很明显的。
所以，从总体来看，提高蟹老板和珊迪的消费，与降低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劳动强度，这两点都很困难。不过，工会出现以后，改变了局面。工会提高了工人的工资，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同样的生产规模下，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提高了，同样为了满足蟹老板和珊迪的生活需要，就需要雇用更多的人手。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提高均到150美元，每人消费150个汉堡，那么蟹老板和珊迪只能从他们身上获得100个汉堡的剩余价值。蟹老板和珊迪能消费200个汉堡，而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剩余价值只有100个。这时，蟹老板就要考虑增加雇用人手。派大星自然就有就业的机会了。
这样的情况需要海绵宝宝和章鱼哥联合起来。否则，只有其中一个人提出加薪的要求的话，那么他的位置，显然会由派大星替代。即使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同时要求提高工资，但是两者不联合的话，他们的要求也很容易被胡萝卜和大棒打击下去——给听话的海绵宝宝提高一点工资，解雇章鱼哥，由派大星替代章鱼哥的位置。只有海绵宝宝和章鱼哥联合起来，要么同时加薪，要么同时辞退。这时，蟹老板才会就范，因为蟹老板就是想雇用派大星替代海绵宝宝或者章鱼哥也办不到——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同进退，而派大星不能承担两个的位置。
不仅如此，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有大幅度提高的话，他们就可以考虑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把一部分日常生活需要的劳动转移给社会，比如理发。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提高以后，他们就可能考虑去理发店理发，而不是自己胡乱收拾一下。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每个月各拿出10美元理发，那么就在理发方面能增加20美元的需求，或者说创造1/5个理发师的岗位。
反过来看，假设某个理发师技艺高超，能为包括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在内的10个人理发。但是，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却没有能力支付他的工资，这个理发师仍然要饿死。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可以脱离理发师生活，但是理发师显然不能脱离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生活。所以，希望完全靠增加服务业解决就业问题，而不考虑原有分配问题，是不全面的。从另一个角度看，珊迪和蟹老板如果愿意在花钱在服务行业，那么这些行业就能创造就业的机会。在拉斯维加斯，在澳门，都有丰富的就业机会。据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特种服务行业迅速发展，各种尤物应有尽有。如果我们考虑到苏联解体期间各种暴富的机会，就不难理解这些特种服务的蓬勃发展。
在有失业大军存在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工会组织，工人很难要求加薪。微观上看，工会抑制了非工会会员的就业。但是在宏观上看，工会不仅提高了工人工资在社会新增总产品中的比重，还扩大了生产规模，给其他人创造就业的机会。工会的存在，使工人与资本家博奕关系瞬时逆转。所以，工会是资本家的眼中钉，肉中刺。弗里德曼说，由于工会的存在，使得黑人孩子不能获得廉价的工作机会。其实，他少说了半句，如果没有工会，这些工作机会也未必会属于这些黑人孩子，不仅如此，这些就业岗位的待遇也将大不如前。早期的资本主义有大量使用童工的历史，比如卷烟厂、棉纺厂和缫丝厂。大批的童工夭折在工厂里，许多人成年以后由于幼年的繁重劳动和营养不良而出现早衰，同时全民族普遍体质下降。这段历史，弗里德曼应该清楚，不过他似乎忘记了。
类似的工作也可以由政府来做，比如强行执行必要的劳动保障法，限制每周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限制最低工作年龄，限制最低工资，要求企业承担各种必要的保障性支出等等。但是，政府法规的具体效果在许多时候不如工会效果好。这一方面是由于工会相对企业比较具体，政府的法规涵盖行业比较广，只能泛泛而谈，调节也颇有难度。另一方面是因为统治阶级制订的政策，往往要优先考虑统治阶级的利益。当然，这并不是说工会是毫无缺点和问题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工会组织，由于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工会工作不断增加，于是如同政府一样，出现了逐步脱离工人阶层职业工会官僚。很多情况下，他们的行为更多的考虑的是个人的利益为主，顺便兼顾工人的利益为辅。这些工会领导人，往往热衷追求个人名利，漠视工人权益，甚至勾结资本家和政府。此外，个别垄断行业的工会，不断要求远远超过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待遇。这些企业的管理者则通过涨价等手段，把矛盾转移到社会生产的其他环节。
如果卢瑟的收入低，失业问题很可能更严重。在这个例子中，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主动降低工资，且不说不能增加2个在蟹堡王的就业机会和1/5个理发师的就业机会，还会额外减少就业机会。因为蟹老板和珊迪从每个劳动者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增加了，如果他们生活水平不变，就没有必要雇用这么多劳动者了。
这决不是说海面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没有上限。他们的工资的上限不是他们能创造的全部价值，而是蟹老板的全部利润。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蟹老板首先要支付地主珊迪100美元，换句话说，蟹老板全部净利润是100美元。所以，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要求的总加薪幅度超过100美元的话，蟹老板就只能关门大吉了。我们需要记住的是，珊迪和蟹老板的博奕中，珊迪是强势的一方，蟹老板从海绵宝宝和章鱼哥身上获得的利润的很大一部分，要被珊迪无偿占有。所以，减轻海绵宝宝和章鱼哥被剥削的幅度，不应该仅仅看到蟹老板，更应该看到珊迪，尤其是珊迪获得蟹老板绝大部分利润的时候。
消费不足，并不见得是产业资本剥削得太严重，而是整个稳拿集团剥削得太严重。工人贡献的剩余价值，在产业资本、土地、金融和暴力之间分配。无论谁拿得过多，都会导致消费不足。资本家蟹老板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但不是全部。不应仅仅看到蟹老板、海绵宝宝和章鱼哥之间的雇佣关系，就认定是蟹老板占有的剩余价值太多了。如果是因为地主珊迪占有过多的剩余价值，同时消费不足，导致就业不足。这个时候，让蟹老板提高员工的待遇，促进消费是不现实的。他自己在微利经营，维持而已。要求他提高员工待遇，上限就是他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循环。如果员工工资上升到他无法维持的状态，他就要关门大吉。那个时候，蟹堡王倒闭，海绵宝宝，章鱼哥，派大星，松鼠珊迪集体喝西北风。
同样是经济停滞，我们可以看到，工人被剥削得越严重的国家，每个工人提供的剩余价值越多，工人消费能力越差，失业率越高。 所以，不是工人要求的工资高，所以没有工作，而是稳拿剥削得太严重，资本不需要这么多奴隶。这些多余的劳动力，不能产生利润，对资本来说，是没有用的废物。但是，这些废物并不是完全无用的，他们可以成为资本扩张的炮灰。
倒霉的派大星找不到工作，想自己干，没有生产资料。派大星没有钱开餐厅，如果他能开的话，就不是劳动者了。想申请工作，蟹老板那里不缺人手，于是就成为社会多余的劳动力。这时，如果派大星是小农，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会回家务农。如果派大星没有土地了，比如圈地运动以后的英国农民，那就只能成为多余的劳动者，四处流浪寻找打短工的机会。有可能的话，也不排除去沿街乞讨，小偷小摸，拦路抢劫或者坑蒙拐骗——派大星总是要活下去。这时，谢老板和珊迪可以拿出一部分剩余价值，雇佣一些人维持社会治安，或者按照马尔萨斯神父的意见创建集中营，把这些失业的“社会渣滓”关起来。对统治阶级来讲，许多劳动者失业，并不是什么坏事，只要别危害到自己的统治就可以。劳动者失业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如果他们危害到社会安全就要把他们关起来。“您怎么识别一个罪犯的，沙威警长？”“这并不难。一部分是规矩人他们有钱，而另一部分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没有住房，社会由第一部分人组成，他们守法，另一部分人则反对一切。我的职责是保护第一部分人……不受侵犯。”沙威是一个称职的警长，他只负责抓人维护治安，并不考虑为什么另一部分人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没有住房。
这时，如果有局外人愿意而且能够多消费100个汉堡，那么派大星和相关原料供应者就有工作了。当然，蟹老板也有额外的利润了，珊迪也可以涨地租了。但是，如果这个局外人停止订购了，那么派大星又要失业。派大星的工作，不是稳定的，他能不能有工作，取决于有没有局外人要汉堡。所以，在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历史上，争夺海外市场这个问题上，许多社会底层是积极支持和参与的。他们不了解自己失业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特殊的分配方式，而希望通过占领海外市场，改善自己的生活。从统治阶级的角度讲，对外扩张也符合自己的利益，于是也不断鼓吹扩张的理论，强调积极备战，不断军事扩张。日本曾经从小鼓励孩子玩击沉“定远”、“镇远”的军事游戏，教孩子唱军事性的歌谣：“虽有国际法，道义靠腕力。”相比之下，当年满清则对内宣传儒家学说，要大家读圣贤书做忠臣孝子，对外追求“以夷制夷”，希望靠维持殖民者之间微妙的均势，避免被侵略的命运。满清与日本，一个是封建农业国，一个是资本主义工业国，选择不同的内政、外交却都是符合本国统治阶级利益的。
这时，如果有海外的殖民地，对派大星来说，就是最好的希望之地。只要他能凑足路费，到新殖民地去，干掉原住民，他就能重新成为小农，能自给自足。如果他有足够的勇气和暴力的话，还可以在无法无天的殖民地获得足够的资本，摇身一变成为地主、资本家或者奴隶主——在国内混不下去，不妨到落后国家去抢钱、抢粮、抢娘们。比如欧洲人贩卖人口，西班牙人杀印第安人，美国人搞种植园，日本人在中国贩鸦片，在东北搞武装拓殖等等。所以，对外扩张的殖民战争中，从来不缺乏积极参战的社会底层。欧美的冒险家，日本的浪人，都是这类货色。他们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受害者，是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力，是没有找到合适就业机会的人。他们也是本国资本扩张的排头尖兵，在国内没有上升通道的情况下，向外寻找新的机遇。他们希望成为资本的代言人。而本国稳拿既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又乐于获得海外的利润，于是也就乐于支持这样的事情。这些冒险家便获得本国资本的利用和保护。
中国紧邻日本，由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过于强大，民族资本主义势单力孤，所以迟迟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于是就成为日本眼中的肥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日本，从上到下，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国人民深受其害。
在对外战争的问题上，社会底层有时甚至走在稳拿的前面。这一方面是由于统治者为了回避内部矛盾，长期宣传用战争扩张的好处，培养民族情绪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底层生活艰苦，希望通过战争改善生活。日俄战争媾和的时候，甚至发生了日比谷烧打事件。日俄战争之中，日本付出的伤亡和损失远远超过甲午战争，但是日本民间获得的好处却不及甲午战争。日本民间流血，承担损失，却没有分得到足够的好处，自然极大不满。 1905年9月5日，《朴茨茅斯和约》签署的当天，失望的日本民众在黑龙会、靖和问题同志会的发动下，聚集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反对《朴茨茅斯和约》，因为日本得到的只是战略利益，而非民众指望的大笔赔偿金。群情愤怒的日本国民宣布废弃该条约，继续对俄作战。民众猛烈地袭击了公园附近的内相官邸，发生的烧、打事件。骚乱持续了 3 天，最终被镇压。骚乱中，烧毁2所警察署，219个派出所或警察岗亭，13座教堂，53户民宅，15辆电车。参加骚乱者被捕1700余，起诉 300余，被判刑者87人，骚乱从东京迅速波及到日本各地，全国为之震荡。
1929年，经济危机袭击美国，全球进入长期经济萧条。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突袭沈阳，然后迅速席卷东北。从此，全日本上下陷入对战争疯狂痴迷的状态，把侵略中国视为解决日本国内问题的最佳方案。自1931年918事变截至到1945年日本投降，3500万以上的中国人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死于非命，70万以上的日本侵略军被中国军民消灭，成为资本的炮灰。
资本主义本身有极强的扩张性，在经济停滞期，这种扩张性更突出。要么革命，要么扩张，对统治阶级来说，扩张好于革命。整个资本主义国家，从上到下，都有扩张的野心，上层要利润，下层要工作。上层造军火，下层当炮灰。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的经济停滞期，往往是多事之秋。
当然，这种人口的输出不仅仅是向落后地区的输出，也包括向发达地区的输出。由于各个国家劳动生产率不同，在发达国家从事同样的职业，可以比在落后国家从事同样的职业获得更多的实物报酬。日本历史上不仅向中国输出了大批浪人，也向美洲和东南亚输出了大批廉价劳动力。许多人在夏威夷和美国西海岸定居，还有一些人（比如藤森的祖先）跑到了南美。大名鼎鼎的格雷西柔术，就是在那个时候由日本人带到巴西的。此外，还有一些日本女孩子跑到南洋当妓女。栗原小卷主演的电影《望乡》，说的就是这段历史。今天，大批东欧人（比如波兰人）到英国打工，也是类似的情况。
这样的人口输出，无疑恶化了当地的就业环境。这就如同原先海绵宝宝和章鱼哥都有工作，突然派大星加入进来，要求的工资只有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一半。对蟹老板来说，这当然是好事；对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来说，这当然是坏事。对当地的劳动者来说，这些外来的劳动力要求的工资更低，抢夺了他们的饭碗。对当地的雇主来说，这些外来的劳动者可以成为失业者的撒气筒，成为转移社会矛盾的有效安全阀。所以，在经济衰退期，外来劳动者，往往遭受各种伤害，而不能得到有效保护。
对这些劳动力来说，客居他乡要忍泣吞声，自己的祖国声望提高，无疑会改善自己的地位。国父孙中山曾经讲过一个爪哇岛上日本妓女的故事：一位华人富翁晚上回家忘记同行证，于是花一块钱找一个日本妓女，让她陪他回家。华人如果没有通行证会被抓起来，但是有日本妓女陪同，当地的荷兰警察就不敢乱来了。日本妓女虽然低微，但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所以，荷兰警察不敢欺负日本妓女。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海外的日本妓女用自己的皮肉钱支持日本海军扩军备战。
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停滞期能吸收的劳动力越少，失业情况越严重。经济一旦停滞，自然失业率可能达到惊人的水平。这时，如果不希望过高的失业率危害社会，就必须使全社会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后面我们将分析蟹堡王消除多余汉堡的第二种方法，我们将看到高速增长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稳定存在的。
作者：MRand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