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恶相饰，命曰復周；物极则反，命曰环流——《鹖冠子》
自由竟争资本主义条件下，每次经济危机都不会持续很久。
每次经济大崩溃发生以后，并不会一跌到底。毕竟资本家、地主、官僚还是消费的，而且他们也有支付能力。这时社会经济进入简单再生产循环。生产规模由这些社会顶层的消费能力和社会平均利润率决定——社会顶层的需求衍生出社会底层的需求。这就如同满足奴隶主的需求，就要养活奴隶一样。
这时，就是资本主义的冬天。
冬天来了，春天就不会遥远。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个冬天不会持续很久。否则，资本主义就是僵死的资本主义了。这样便无法解释为什么几百年来，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壮大，最终统治全球。事实上，尽管资本主义不断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但是整体发展仍然是在螺旋中不断前进的。今天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是远远强于二十年前的，更不用说二、三百年前，资本主义诞生的时候。
如此一来，便出现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原因使资本主义从经济危机中复苏？既然劳动者没有多余的支付能力，社会顶层的消费能力有限，为什么资本主义还会一次次不断冲击生产极限？或者说，究竟是什么诱使资本家们扩大生产规模？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前面的论述就是有问题的。
在马克思看来，周期性的设备的更新，是资本家在简单再生产环境中，扩大产能的根本原因。每台设备都有使用寿命，在使用寿命接近完结的时候，资本家就需要更新设备。如果全社会的更新集中在某些年份，那么这些年份就会有与其他年份不同的需求量，这些年份的社会总需求会远远大于其他年份。这些年份，就是复苏的年份。
在马克思的时代，确如他的观察。每一轮设备更新，都是一个新经济周期的开始。每轮更新接近结束的时候，新产能被释放出来，就是新一轮经济危机即将来临的时候。每一轮的更新，就预示每一轮的毁灭。
与马克思类似，还有一位经济学家，也提出了类似的解释。这位经济学家，就是熊彼特。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活力在于创新。只要有创新，资本主义就有不断发展的动力。首先实行创新的资本家可以获得额外的利润，当其他资本家开始纷纷效仿的时候，额外利润消失。于是，大家纷纷开始寻找新的创新点。熊彼特认为一种创新通过扩散，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了高涨，一旦投资机会消失，便转入了衰退。
在他看来，创新有三个周期，分别对应制成品存货，固定资产更新（厂房和设备）和大规模技术更新。周期分别是1-2年，8-10年和50-60年。顺便说一句，熊彼特提到的第三个经济周期其实就是工业革命。在他看来三个周期循环不断叠加，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
这个过程如同潮汐。月球、太阳的引力互相作用，互相叠加。大经济周期套小经济周期，大周期的繁荣期可能伴随小周期的衰退，大周期衰退和萧条的时候，也可能因为补充存货出现小阳春。如果三者叠加都是繁荣期的话，那就是喜剧中的喜剧。反过来，如果三者都是衰退期的话，那就是悲剧中的悲剧。
在熊彼特看来，每次经济危机都是一个淘汰的过程。淘汰之后，竞争对手减少，利润率上升。这时，景气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但是当某一产业又重新是有利可图的时候，便会有新的竞争者加入，开始新一轮创新和毁灭。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毁灭和创造是同源的。创造意味着毁灭，毁灭意味着新的创造。
如果认为创新就一定会导致过剩，那么需要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每次创新都会以悲剧收场？既然资本家知道更新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全面过剩，为什么不能把生产规模控制在恰当的位置上。比如说，在蟹堡王的模型中，既然知道最终只有200个汉堡有稳定的销路，为什么不能把生产规模控制在1200个汉堡的水平。如果不能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说明为什么经济周期最终一定会以雪崩收场。
有更新的可能，未必一定会去超量更新。这时，还需要一点超量更新的动力。这个动力就是竞争的压力。
在竞争的压力下，所有人都必须随波逐流。违背大潮流的人，必然是死得最惨的人。
大家都去抢购的时候，不去抢购的人就要面临买不到东西的风险。谁不抢购谁倒霉，大家一起抢购，大家一起倒霉。战场上，大家都蜂拥而上的时候，谁跑在后面，谁就抢不到战利品。反过来，大家一哄而散的时候，谁坚持死战，谁就成为烈士。——将领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扭过头却发现自己的队伍已经溃败了，这时最好的选择就是逃跑，而且要跑在跑得最快的士卒的前面。任何试图逆向滚滚人流的人，都将被人流冲倒，踩死。
自由竞争的市场中，资本家同行之间，由于同行是冤家，所以不存彼此协作的关系，更多存在的往往是彼此的尔虞我诈。
有观点认为信息不对称造成资本家盲目扩张产能，资本家在投产的时候，并不能准确预期最终的市场，所以往往产量过剩。这种观点认为，只要把信息资源充分利用好，就不会有生产过剩和随后的大规模淘汰行为，这样的观点显然忽视了资本家之间彼此斗争的关系。如果是信息问题，那么就有可能高估或者低估市场需求，或者说，有可能生产过剩，也可能生产不足。两者的比例关系，应该接近一比一。现实经济中，很显然，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生产过剩，而不是周期性生产不足。换句话说，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有内在的生产过剩的机制，这是不能用信息是否对称来解释的。
有人用信息是否对称来解释经济危机，就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内在的生产过剩的机制，根本的目的还是为市场万能辩护，或者说，为资本万能辩护。
有人把这种一拥而上，一哄而散的现象归结为心理作用，归结盲目的从众心理。这就是所谓的羊群效应论，这个理论认为大多数人都是盲目从众的，如同羊群中的绵羊，盲目地跟随头羊。实际上，这种解释如果成立的话，市场的有效性就彻底不存在了。如果绝大多数人都是愚蠢和盲从的，那么市场的行为就取决于少数几个有影响力的头羊。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完全取决于头羊的行动。很显然，我们不能证明头羊的行动是完美精确自我完善的。
羊群理论，表面上看是为市场的非规律行行为辩解——市场是有效的，不过人群有时发疯。实际上，这样的理论不但彻底否定了绝大多数资本家的智商，更否定了市场有效。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说明，市场行为如同地铁站出站，人们可以选择坐电梯，或者走楼梯，但是却不能选择原地不动。类似的还有电影院进场或散场，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入口进场或退场，却不能与滚滚的人流对抗。这样的情况下，理智的行为是选择人少清静的出入口，尽快走在滚滚人流的前面，尽快找到自己的座位，或者尽快离开电影院。这就如同在繁荣期选择利润率尽量高，竞争对手尽量少的行业，获得更高的利润，或者在衰退期选择竞争对手尽量少的行业，保持生产规模，或者套现一部分产品，维持现有生产循环。
比如市场中的抢购行为。一般情况下，在市场正常运转的时候，不容易发生抢购行为。但是，如果因为谣言或者特殊事件等原因，造成了某些人采取同样的行动，那么其他人必然追随，否则就要吃亏。一旦这些人达到一定的临界数量，那么就会形成潮流。不追随的人，就要成为牺牲品。反过来，一旦大家都认识到这点，那么就更容易形成这样的潮流。或者说，这个临界的数量更低。
市场上的某种生活用品本来供应充分。这时候突然因为某种原因，造成一部分人抢购、囤积。当抢购者达到一定程度后，其他人必然不得不加入抢购的队伍。如果他们不加入，他们便要面临买不到的风险。这种行为继续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凯恩斯所说的“猜别人选美”。在选美比赛前，大家纷纷对选美结果下注，选对的人有重奖。这时，大家不再挑选自己认为最美丽的女子，而是揣测其他人的认为最美丽的女子。这时，如果大家都认为某位美人最符合多数人的审美观，那么这位美人就会当选。实际上，这位美女很可能在多数人眼中只是比较折中的美女。大家的预期产生结果，结果又推动预期，于是预期与结果不断互相作用，不断加强。比如中东发生冲突，按照以往的经验中东冲突，石油会涨钱，连带黄金会涨价。于是，大家都认为黄金会涨价，那么黄金就会涨价。不仅如此，这样的涨价现象，还会自我加强。
但是，如果没有物质基础的变化，这种涨价并不是稳定的。如果这种生活用品的生产能力并没有遭受严重的打击，需求能力没有大幅度提高，那么大家就会预期到因为前期的抢购，所以下一时间段相对的生产能力，某种生活品的需求量会下降。如果这时货币供应基本稳定，没有大量的游离的投机资金，那么这种商品的价格就会下降。这时，抢购某种商品的浪潮就会过去，于是马上就会出现报复性下跌。同理，中东战争如果不能对石油生产和运输能力造成实质性破坏，而美元供应没有稳定上涨的话，黄金的涨价就不是稳定的。
于是，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每次中东爆发冲突，黄金就会暴涨，稍微稳定下来，又会暴跌。改变这种局面，除非石油的供求发生根本性变化，或者美元供应发生较大的变化。
以股市为例子，股市的波动是必然存在的，但是这种波动是难以长期稳定存在的。单向、稳定、大幅度的运动，必然对应于大批资金的流出或流入。
羊群的头羊并不是稳定的。并不是唯某人马首是瞻。除非此人拥有超过一般的声望。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难确认究竟是因为对此人的信服，还是对此人资本总量的信服。如果此人的资本量能够达到足以操纵市场的程度，他的行为可以直接影响市场，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大家对此人的信服更多的是建立在他的资本量的基础上，或者说，稳定的声望需要有足够的资本量作为物质基础——这就如同社会中的领袖需要暴力作基础一样。
心理上的反应，需要基本面的支撑。心理预期要在物质基础上才能发挥稳定的作用，心理预期能反作用于物质基础，但是彼此的决定关系却是不可质疑的。只要物质基础不能稳定存在，心理预期的作用就难以稳定存在。谣言或突发事件，只是雪崩过程中的枪声。能不能一泻千里，还要看雪崩之前雪量的堆积程度和斜坡的倾斜程度。
心理反应没有任何规律性，是不稳定而且不能持续长久的。相反，物质基础的变化则是稳定、可测量和持久的。强调心理反应，只是掩盖物质基础决定心理反应的作用。所以，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是产能的过剩，不是盲目的恐慌和羊群效应。推动经济复苏的基础，不是信心，而是竞争的压力。
回到经济周期的分析。在经历过一轮低价倾销后，在存货快要耗尽的时候，所有的资本家都知道即将面临一个新的市场。这时，供货商的支付压力已经不存在了，一部分供货商已经破产。甲经销商预期到供货商有可能会提高供货价格，就会提前下手，不仅如此，还会适当增加订货量——既可以在涨价前买到相对廉价的产品，也可以挤压对手。如果乙经销商预期到甲经销商会这么干，他会怎么选择呢？他会比甲经销商更早一点下手。如果所有的经销商都这样预期，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提前下手，而且都适当增加订货。那么供应商会如何选择呢？他会提前增加产能，并且适当提高价格。于是，其他供货商也会采取类似的行为。这就是小经济周期繁荣的起点。
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随后，他迅速推行新政。从4月到7月，美国经济迅速窜升。大批投资者认为经济会迅速回升，像原先经历过的所有经济危机一样，会来无影去无踪。经过4年的大危机，多数资本家手中基本没有存货，生产规模也压缩到最低。于是，企业大批增加订单，增加雇员。投机者也纷纷出手，纷纷涌入股票和商品市场。好景不长，到7月底，股市和商品市场迅速回落。没有彻底改变分配结构，也没有新兴技术投入，仅仅靠存货耗尽刺激的经济复苏，注定是小阳春，是很难持久的。
当一种新技术被投入使用的时候，或者一种新的销售模式被探索出来的时候，资本家就要面临一个问题，采用或者不采用。如果采用，他们可以降低成本，但是同时也必然提高总产能。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英国历史上的新式纺纱机，一个工人可以完成原先几十个工人的劳动。这时，纺织厂主就面临一个选择，采用或者不采用。再比如超级市场，敞开式销售，减少售货员，一家超级市场的销售量可以超过若干家杂货铺，单位产品需要的各种费用更少。这时，销售商就要考虑采用或者不采用。一种新技术产生的时候，资本家往往优先采用，同时尽量向同行保守机密。但是这样的机密往往保持不了多久。最终的结果，就是所有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开始更新自己的设备。这就是中、长期经济周期繁荣的起点。
对资本家来说，只要有大量竞争对手的存在，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扩张产能的。因为他们可以从竞争对手那里抢夺市场。何况，即使他们不采用，对手也会采用。那时就是对手夺走他们的市场。
新兴的潜在市场的消费能力，对全社会总产能是不足的，但是对个别资本家来说，又几乎是无穷的。社会化大生产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生产规模越大，需要的总资本量越大，单位产品成本却越低。或者说，同样的产品，生产规模越大，可以买得越便宜，或者利润越高。
由于这两点存在，每一个资本家都有内在扩大产能的冲动。如果他们扩大产能，竞争对手没有扩大，那么损失就是对方的。如果他们没有扩大产能，而对手扩大了，那么损失就是自己的。如果所有人都扩大了，那么损失就是资本量小，生产规模小的小资本的。在这样的囚徒困境的博弈下，每个囚徒都选择招供，最终的结果，就是全社会生产过剩。
如果所有人都这么做。那么在这个经济周期的起点，就意味着最终的过剩。每次经济周期的终点，又是下一次经济周期的起点。于是，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我们反复看到喜剧和悲剧的交替上演。
由于彼此之间存在竞争性的损人利己的利益关系，所以，无论是供货还是销售，都无法形成稳定的联盟。在这种互相竞争的关系的作用下，“超量生产—超量产能被毁灭—再次超量生产—再次产能被毁灭”的经济循环，就成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马克思晚年曾经预言这种周期性的危机的频率会越来越高，范围会越来越广，杀伤力会越来越大，最终会毁灭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危机最终消失了，资本主义的经济黑死病并不是自动痊愈了，而是进化了。
要说明这种进化的来龙去脉，还要从经济危机过程说起。
作者：MRand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