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战争的硝烟过尽，在中国人民忘情地呼吸着没有火药味的空气的时候，毛泽东没有被胜利陶醉，他又在思考如何保持国内和平，如何使中国人民的这种愉悦得以持久。
195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决议决定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担负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1956年3月6日至15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
战略方针是军队履行自己职责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它关系到制定作战计划、训练计划和进行战争准备工作，也关系到各军种，兵种的建设和各业务部门工作规划，还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的规划和部署问题。对此，毛泽东非常重视。
毛泽东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我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决定了我国不可能也决不会去凯觎和侵略别国的领土和财富，我国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我国神圣的领土和国家安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消除了我国屈从外国侵略的根源，也消除了我国对外侵略的根源。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的战略方针就不应是进攻性的，而主要是防御性的，但同时，这种防御决不能是消极的、保守的，消极、保守的防御，即使有最坚固的堡垒和工事，也会遭致灭顶之灾，所以，我们的防御方针又应该是积极的。出于这种考虑，1956年3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以积极防御作为我军的战略方针。
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对"积极防御"是这样解释的："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地打击组成的盾牌。"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毛泽东曾提出过一整套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和原则，创造过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在战略上实行内线的持久防御战，在战役和战斗上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等方针以及许多战斗范例。在已经变化了的新形势下，他认为积极防御便是：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这样，我们便应该不断地加强军事力量，扩大我国国际统一战线的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来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如战争不可避免地发生，我们则应在初期将敌人进攻阻止在预定设防的地区，稳定战线，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计划，迫使敌军同我军进行持久作战，以逐步剥夺敌人在战略上主动权，使我军逐步转入主动，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领导制定和贯彻这个战略方针，毛泽东花费了大量的心血。
1953年2月19日和20日，毛泽东来到了瑞雪覆盖着的武汉，并在江汉关码头登上海军"长江"舰和"洛阳"舰视察，实地考察海军建设的情况。在舰上，他走遍了各个舱室和战位，了解舰艇和武器装备的性能，有时为了弄清一个细节，要连问几次。几天后，他又出现在紫金山下、扬子江上，毛泽东冒着风雨登上了海军"南昌"舰、"广州"舰、"黄河"舰视察，并检阅鱼雷快艇的操演。当快艇穿梭般地驶过他所在军舰的左舷时，他一抹脸上的雨水，连声说：好！好！他对身边的同志说：这个东西很好，很快，要多造些。我们国家一穷二白，钢铁很少，海防线很长，帝国主义就是欺负我们没有海军，现在我们有了，你们一定要好好干。在视察活动中，他特别问及海军领导同志都出过海没有，当了解到有些同志还没出海实践时，当即嘱咐：你们是海军了，干海军就不要怕风浪，一定要到大海里去锻炼。天渐渐黑了，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军舰，但把期望、重托留在了这里。"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直到今天，他当年挥毫写下的这些题词，还铭刻在全军将士的心中。
毛泽东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始终是清醒的，到了晚年，他更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他说，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然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到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依赖国家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这用着想。这些话体现了他作为一名战略家所具有的远见卓识，也是他对"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最后总结。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毛泽东经常向人民灌输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思想，提醒人民绝不要相信什么持久和平或者所谓一代人的和平。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我们充分地准备战争，敌人就不敢轻易发动战争，即使战争来了，我们也能应付裕如。为此，我们必须做好反侵略战争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要增强我们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要加强民兵建设和战略后方建设，要建立起我国自己的快速动员体制，真正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以应付今后战争的各种情况。
在"积极防御"这个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毛泽东在带领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除亲自领导了抗美援朝战争外，还指导和指挥了多次自卫反击作战，保卫了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维护了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
毛泽东生前领导的反击作战都取得了胜利，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它们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处理我国和平时期军事问题上的具体运用。（谢伟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