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为最成功政治衍生国，具备与中国建立长期稳固、保持最优战略关系的最多条件：
1， 两国均不是天然的国家，中国幅员历经数千年，美国经历二百余年年发展基本定型，时间长度差异很大，发展的类型不同，结果则十分相似。
2， 两国都是深度混血国家，中国与黄、白种的匈奴等阿尔泰语系种族，以及汉藏语系等诸种族经过数千年的融合，美国的日耳曼语系、拉丁语系等与非裔美国人种的混血不仅非常广泛而且仍在加速、加深。与印度千百年来一直奉行将雅利安与其他低等种姓严格区别开来，以制度规定为固定、永久统治阶层不同，中美两国奉行种族融合与多元文化，所不同的是，强悍的游牧民族经常是以获胜者身份融入中华文明，中国知识精英总是提供理论支持：任何成功入侵、占领的外来者，都有可能因其负有更神圣的使命，或具有新型的道德精神，乃至天赋的独特才具，是更新、提升本国价值层次的一次机会，他们的血统、语言、习俗等的差异经常被善意地神化，他们实际上也强力支持获胜的一方实施统治，直到他们的统治力被自身的错误、弊端彻底腐蚀，有时他们作为一种高端时尚文化现象突然失去活力，立即被边缘化，也仅仅是因为其懈怠，因为中国知识精英也在不断寻找、变化、优化支持的对象，但这些外来文化并未彻底消失，漫长的历史可以证明，它们时常被激活，从而使中华文明更具整体感，更直观、丰富。而美国包括其母国英国，则从未被异族征服，历史上中国被入侵的次数与美国没有被入侵的次数形成强烈反差，均属世所罕见。美国的种族融合政策，主要出于其理想的价值观，当然也有国家政治的实际需要；中国的同类政策则是对一种政治现实的尊重。两者并无优劣之分，因为结果是同样选择了多元文化之路，同样形成了一流的、规模化的包容力，不约而同，殊途同归。
3， 美利坚“民有、民享、民治”的核心价值观与中华“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命靡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精神的实质相似。英美文明和中华文明都具有高度独创性，前者灿若繁星的专利和后者延绵不绝的文化特点都是独创性的结果。中国文化把孔子鼓励识字普及教育的思想和孟子鼓励生育的思想几乎组合为宗教时就奠定了它必然有长久的生命力，照耀其悠久的历史，因为这捍卫了人类核心利益：生命的延续与精神的解放。孔孟思想实际上唤醒的是普通中国人本分的利己主义，基于人性将前者始终排在第一位，孔子本人不同凡响，他以后者为首选。他的族人尊重他的人格却不完全认同他的选择，这种始终有争议的思想却没有遇到真正的阻力妨碍其对该国政治、日常生活如此长久地具有统治性。这也是东亚人的一种传统思维特色，允许一种他们直觉上不完全赞同的主张成为官方哲学，对它的谬误不会公开抨击而是自行纠错，因此通过中国公开制度和流行思想来判断中国人内心的真正准则容易出现偏差，这并不与其基本的诚信原则相悖，中国人历来将政治期望和生活现实严格分开，允许两者有距离，思想领先于习俗、制度甚至时尚，美国人将思想转化为制度的时间比中国人短，却并不能因此断定两个民族的诚信有质的差异，在中国，以忠信著称的关羽和孔子一样，位置仅次于上帝，美国人的诚信则没有被神化，而是实际而强有力地支配他们个人的日常生活。
中美文化的互补性还表现在基督教（新教）在中国可能有极大的发展潜力，这是因为中国历来宗教包容，也因为基督教具备儒、佛、道家文化不具有的特点与日常生活实用性，在美国占主导位置的新教很符合中国人的政治哲学观，都铎王朝的英王亨利八世与伊丽莎白一世共同奠定的国家权利高于宗教权利原则，国王是最高统治者，宗教权利依附于世俗权利，禁止外国人在英格兰享有司法管辖权等，《至尊法》对英美制度、科技、文化以及重商主义磅礴于全世界至关重要，但并非绝无仅有的例子，东方的中国一直警惕宗教势力威胁世俗政权，尽管不断有对宗教力量充满想象的君主沉溺于佛、道等宗教，甚至将儒家思想宗教化，耗费巨额资金建立寺庙，允许强大的寺院经济存在，却始终没有确认一个公认的神祗或者其活着的尘世代表君临，大多数君主只是按自己对某种宗教的偏爱改变儒、佛、道三者的排序，令其享有政治优越，在传教中处于领先地位，却从未出现 于高于 君主或与皇权权利地位相埒的宗教领袖， 任何拂逆 君意的宗教思想与宗教大师都可能因陛下的震怒而被打压、清除或性命不保，中 国 君主俗称天子，国家却从未有过政教合一时期。
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型模式，中国则必然向该模式过渡，中国无法绕开英美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路径，也无法绕开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否则将无法保证其经济持续发展。自由市场经济的周期困难与生俱来但并非无法制约，经济困境既有人为错误，也由于世界经济布局固有的弊端，一场危机并不意味着一种有效的制度正在毁灭或已经失败，倒闭的企业，致贫的个人乃至破产的国家，都是人类在一场金融战争中的必要损失，他们是人类认识经济规律付出的牺牲，国际社会只能救助致贫者，损失则无法预先回避。战争的双方，人与经济规律的博弈只能随着人类理性的逐步完善，经验更丰富而走向有序。中国充裕的劳动力和美国先进的技术合作已经产生了互惠，仍有广泛的发展空间，两个如此庞大经济体的互动一旦达到一定强度和密度，定会产生震撼性的效果，远比双方自行其是的发展具有更大的张力。如果中美两国继续奉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不是预先完成民主的架构，而是先谋划富裕，这种由中国传统所决定逆向发展模式确有可能引导中国保持开放，富裕的中国可能才能实现和平，才能成为自由市场经济的稳定支撑。中国人必须持续致富才不会产生大级别的阶级冲突，而富裕中国不能重点依赖非洲的矿产资源，俄罗斯的天然气，阿拉伯的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消耗，而是要寻求美国从平庸到强盛开天辟地的雄心来自何处，尤其是复制其技术创新的全部软环境。美国是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举办教育最成功的国家，这使一个极富争议的政治事件得到一个积极、正面的结果，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华裔科学家全部都有在美国学习或工作的经历，中国一代又一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无法抵御知识的召唤负笈美国，现代美式教育在大洋彼岸已经产生的蝴蝶效应令人印象深刻。
为何不是欧洲？它不是有优越的传统，辉煌的种族历史？欧洲遍地都是民族国家，有些是开疆拓土、保家卫国的后果，有些则是排斥运动的杰作，费利佩三世成功将已皈依基督教的摩尔人驱除西班牙，三百余年后，他的德国模仿者却因为清除犹太人而付出惨重的代价。德国人对日耳曼血统纯洁的珍视程度闻名世界，二十世纪初的德国史学巨擘蒙森从语言、宗教、人种、地缘等要素确认土耳其不属于欧洲，二十世纪末期，一个生活在德国一个土耳其裔青年在其《结局总是眼泪》一书中叹息，女友的日尔曼血统让他高不可攀，德国学者的学术成果与土耳其青年的情感遭遇没有因果关系，他们发现的差异却是真实一致的，而且不是孤立的例子，长期生活在一个国家的瓦隆人和佛兰德人一直为语言地位纠葛不断，戴高乐给魁北克的分离主义首领国家元首待遇，前南地区则仅仅因为宗教信仰不同，同种族的人之间也连年血战。欧洲捍卫个人和民族的自我选择权利，对自己民族特性丧失的恐惧并不是虚拟了自己的天然优势，但是欧洲对差异是放任的，忽略中国这样的国家形成的过程不是一个不断强化自己民族特性的过程，相反，中国的历史证实，这个国家每一次危机都是得益于“多元文化兼蓄并收”并战胜种族特性之后得到拯救的。
富裕的欧洲看起来像一个万事如意的人，一个辉煌的过去，一个幸福的现在，成就似乎已经达到饱和的状态，眼下最大抱负就是设法维持现状，高福利社会制度的向往迫使欧洲转向为成为混合经济类型，为建立福利国家，西欧和北欧国家社会转移支付占平均税率之比远高于美国的类似支付，一度超过美国一倍以上，在高税收高福利典型之一的瑞典，一个不工作的人从政府得到的补贴几乎和在职者一样多，虽然看起来偏离经典公平原则，斯德哥尔摩认定是合法的。在美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可能比欧洲更为公平，因为其国民劳动报酬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比率一直高于欧洲，欧盟比美国多两亿人口，GDP只是略高于美国，人均值则远低于后者，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二，因此美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可能更有优势。高福利的混合经济不应是中国未来模式，穷人多于超级富豪，中产阶级朝气蓬勃的格局则是一个最可能的选项，这尊重了自然的规律也正确反映现实，显然是人道的，这种社会结构足以令国内的竞争保持必要的强度。
与美国相反，中国看起来是个储蓄过度的国家，但不是人人满足必要开销后的剩余，多数是过于俭省的结果，因此这种储蓄是不安全的，这里没有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的人很多，由于提高他们初始财富水平的渠道有限，虽然特别勤劳，他们中的多数人的积累仍经不起任何级别的经济风浪，因此，不从结构上善加改良，国家就不会实现消费升级，国家经济增长就一定难以为续。如果一个国家这类人口占三分之一以上，求生本能基本上就可以轻易驾驭国家政治，以无度追逐利润为首选，获得经济利益乃至经济解放一直是纯洁人类道德的重要手段，但要求大量没有技术，缺乏资金，处于产业链末端的人口在追逐利润同时保持道德高尚简直毫无保障。对此，欧洲却没有将它的技术提携等级提高到道德提携等级，近年来，中国人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个敏感多疑，怒气冲冲、难以相处的欧洲。为赢利设立前提是人类道德一次里程碑似的跨越，对迟到的国家显示出必要的忍让、耐心与妥协精神并不等于同流合污、唯利是图甚至卑躬屈膝，中国尊重欧洲的选择同时又想与之友好相处的努力相当艰难，好在双方都没有试图放弃。
成为高福利国家更多地是从人权上考虑而非效益，在资本主义兴起时，靠自己拥有采邑锦衣玉食的贵族、领主，即使竭力维持“鄙夷任何形式的盈利活动”的高尚生活，最终还是被利润至上的商人们先从经济打败随后在政治上战胜，其实他们不是被人打败的，而是败于自然的规律，自由市场经济从局部到全球化以来，道德理想在与经济规律的对抗中成功的例子很少。美国不是缺乏道德感的国家，更多的时候比欧洲更为强硬，但是中美存在如此多的相似性：中美面积相仿；中美具有相似的人口结构，教育水平同样层次分明，差异很大；美国存在原住民、奴隶贸易人口与欧洲移民的区别，中国则有东、西部和城、乡的差别，与高福利政策悉心呵护下相对整体富裕的欧洲不同，中美国民经济状况同样存在较大差异，有世界最富裕者也有最贫穷者。一场否定传统文化运动后，中国人发现自己已是满目疮痍，也重新发现工业化国家的价值，承认他们既是战场上顽强的对手，又是能缔造和平幸福的巨人，对中国，在西方尤其欧洲类似的共识并未形成，倒是存在巨大的疑虑以及激烈的争论。
英国文明在一个面积相当于联合王国三十九倍的新大陆成功延续，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拯救英国，世界也受益，英国文化因此得到弘扬，如果当代中美合作强度接近于英美的相同程度，中国有相当联合王国二十倍的人口，又会产生何种效果？值得期待。如果中美的合作实现了十三亿中国人与世界同步、富裕，他们的文明本身将得到壮大，变得更强健，更有生命力，中国在此基础上发展、完备而且持久的经济支撑力，不会对英美本身的发展形成反作用力，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只能证明英美文明尤其是科技文明和商业文明不仅对本族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有效，对异族不同文化背景亦有效，对小国有效，对大国同样有效，可以验证可以复制，符合自然的规律。而得到充实更具包容性，富裕的中国将会成为和捍卫世界和平的力量，这符合罗斯福总统力主中国成为联合国发起国的初衷。坚持中国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价值和智慧将随着中国的发展繁荣持久放大，中美关系因之将越来越紧密、珍贵，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科德尔·赫尔国务卿的预见如此正确，努力如此卓有成效，它必将成为中美关系披荆斩棘的利器，引领两国携手向前的火炬。
中美关系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虽然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局面，中国需要美国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发现创造能力，追求卓越的精神，美国需要中国市场尤其是对自由市场经济与世界和平的贡献。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从十九世纪的英国，二十世纪的美国来看自己的未来，中国要成为一个国力强盛，环境宜人，人民幸福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
润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