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求是》杂志今日刊发张维为教授文章《在国际比较中解读中国道路》，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道路迅速崛起，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撼。
中国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多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增长，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超过西方七国中的6个国家，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如果以脱贫人数为指标，中国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总和，世界上70％的脱贫是在中国实现的。如果以经济增长幅度为指标，中国的成就超过所有转型经济国家的总和，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扩大了约18倍，而转型经济国家总体上为1倍左右。如果以赶超发达国家为参照，中国已经形成了人口至少3亿（约等于美国的人口）的“发达板块”，这个板块在硬件和软件的许多方面可以和发达国家竞争。
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德国国际问题专家说：“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没有北京的参与，任何全球性问题都是无法解决的。”美国学者认为：“全球化让世界变小，中国让西方——其价值观、原则和标准——变小。”
中国的发展超出唱衰中国的西方预言家的想象。北京政治风波、苏联解体、邓小平逝世、非典肆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金融危机等，都是西方预测中国崩溃的时间节点。然而冷战后20多年，中国非但没有乱，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中国崩溃论”在事实面前崩溃了。曾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主动修正自己的看法：“‘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思想宝库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与历史上其他大国的崛起一样，中国如此迅速的发展也伴随着社会利益调整带来的各种问题和阵痛，但中国发展的实践证明，中国有能力应对和处理崛起中的各种棘手问题。中国成功的关键是已经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解读中国道路需要抓住4个重点，即思想、改革、开放、政党，具体说，就是中国所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国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战略，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思想就是力量，科学的思想在照亮人们精神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人们生活的物质世界。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正式把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为指导各项工作的思想路线，中国因此也摆脱了东西方各种教条主义的束缚，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
“实事求是”的理念使中国人经历了一个从相信“文革”时的乌托邦到相信理性和实践精神的转折。某种意义上，中国提倡的“实事求是”与欧洲启蒙运动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处：双方都摆脱了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突出了人的理性精神，并且都推动了各自划时代的工业革命。但两者也有很大的不同：“实事求是”是中国古老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互动的产物，它摆脱了西方理性主义包含的惟我独尊等历史局限。西方的理性主义在创造了伟大工业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欧洲中心主义、殖民主义等恶果。中国的实践表明，与西方理性主义指导下的西方崛起不一样，“实事求是”指导下的中国崛起，没有给世界带来战争，而是带来了持续的和平和大量的发展机遇。
“实事求是”提醒国人不要相信东西方的任何教条，而是要客观地观察和研究所有的事物和问题，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比如，西方这么多年在世界各地不遗余力推动所谓“民主化”，看一看其实际效果，人们就不能不质疑：为什么移植了西方民主的国家和地区，不是崩溃就是解体，不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而是经济滑坡、社会分裂、持续动乱、贪腐更甚？为什么整个非西方世界都找不到一个通过“民主化”而变成现代化强国的例子？为什么“民主”的西方国家今天一个接一个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乃至政治危机？
“实事求是”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中国人通过比较各国发展道路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方面，苏联集权模式没有成功，西方民主模式也没有成功，因而决定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改革束缚中国发展的一切制度和做法，逐步摸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并非完美无缺，但在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现代化方面，确实取得了其他道路难以比拟的成就。在“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本本主义，推动大胆而又审慎的体制改革和创新，避免了照搬西方模式的政治浪漫主义和经济浪漫主义，为中国今天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良性互动
中国稳健改革模式取得了成功。纵观世界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的变革，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保守改革模式”，即政治体制完全不动，只对经济体制进行有限的改革。第二种是“激进改革模式”，如苏联和东欧，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进行激烈的变革。第三种是“稳健改革模式”，即中国模式，其特点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辅之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形成各项改革之间的良性互动。而政治改革的重点，是为经济改革和民生改善铺平道路。这三种模式中，中国模式无疑是最成功的。
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利远大于弊：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充满活力，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相比之下，“保守改革模式”的结果是经济和社会均缺乏活力。“激进改革模式”则代价巨大，甚至是灾难性的。苏联以政治改革为主轴，用经济改革来辅助政治改革，后果是国家迅速解体，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均寿命一度降到60岁以下。东欧国家的经济也都经历了10多年的衰退，现在又陷入金融危机的困境。
中国的迅速崛起离不开政治改革。这些改革的内容包括：彻底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使人民可以追求正常的物质利益和精神文化生活；为历次政治运动扩大化的受害者平反，使他们的知识和才干得以发挥；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进行了村民自治为代表的多种基层民主试验；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了社会管理体制，大规模城乡人口流动增强了社会经济活力；转变政府职能，大规模削减了各种行政审批；政府重大决策均进行广泛民主咨询，人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和形式逐步扩大和丰富；建立了基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等。
中国改革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不断解决政企不分、政经不分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互动的过程。有些人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进步很大，但政治改革滞后，所以造成了今天的很多问题。其实，只要对中国政治略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走出旧的“政治挂帅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只能是一个政治变革的过程，因为旧体制的特点是政企不分、政经不分（如企业是党政企三权合一，农村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确实把许多政治改革的措施寓于经济改革之中，围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来推进。例如，废除人民公社是一场涉及中国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政治改革，但它的出发点是调动农民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积极性，这种高度务实的政治改革给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同时也为中国农村引入了新的政治制度安排。
同样，在国企改革、银行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方面都包含了许多政治改革的内容。这种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良性互动展现了一种政治智慧，它化解了单向度推进政治改革可能带来的巨大政治风险，防止了西方在许多国家推动的空对空的政治改革，避免了许多国家因激进政改而造成的政治动荡乃至国家解体。中国的改革使中国模式可以与任何一个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竞争而胜出。下一步的改革当然不是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否定自己的制度，而是首先要自信地肯定中国成功的政治制度因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集思广益，不断改进和完善政治制度，最终真正实现对西方模式的超越。
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战略
中国从1979年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现在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大格局。这种“全方位”的开放，意味着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发展中国家开放。这种“多层次”的开放，意味着中国各地区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通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等不同程度的开放形式，形成整个国家的对外开放。这种“宽领域”的开放，意味着中国不仅在经济领域开放，也在社会、科技、卫生、体育、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推行对外开放。
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如果闭关自守，就会走向封闭落后；如果对外开放，就可以焕发活力。中国近300年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行了开放政策。从历史传统看，中国自秦汉一直到明代郑和下西洋都是相当开放的。开放、互动、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也向世界传播了中华文明。另外，与其他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具有一种超强的学习传统。中国人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相信“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相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全面的对外开放已经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各种要素，促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进步最快、活力最大的国家。
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对外开放是走了一步险棋，毕竟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开放的过程中完全失去了自我，结果政治和经济命脉都被西方掌控，甚至成为西方政治和经济势力的附庸，而中国坚持独立自主，有选择地借鉴别人的经验，有选择地适应外部世界，同时也积极推动国际秩序的渐进改革。中国既学习别人之长，也汲取别人的教训，从而迅速壮大了自己，推动了中国方方面面的进步。在虚心学习别人长处的同时，对外开放也使我们更准确地了解了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制度本身存在的大量问题，使我们获得了一种更为清醒的政治自信和文化自觉，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可以为人类发展和全球治理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善于用自己的眼光来进行判断和取舍。比方说，在金融改革方面，中国学习了很多西方的经验，但继续保持了国家对主要银行的控股，中国在开放资本市场问题上采取了谨慎的态度，结果是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国有银行体制的改革，同时避免了金融海啸的浩劫。中国把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学习、适应和创新的过程，使中国的经济和贸易规模很快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相比之下，西方固步自封，以为自己的一切都代表了历史的终点，结果骄傲使人落后，特别是美国，连续8年国运直线下降，并陷入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欧洲多数国家也面临体制僵化、严重缺乏活力等难题。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不具备学习和创新能力，只知道跟着西方话语走，结果导致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不断。
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中流砥柱。过去30多年，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基本没有出现严重的社会对立与动荡，这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历史上，西方主要大国崛起的历程几乎就是一部社会剧烈动荡乃至战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以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为己任，制定并执行了到本世纪中期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宏伟战略。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的最大差别在于西方政党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进行相互竞争的政党，而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代表人民整体利益，追求民族复兴的政党。如果中国共产党也像西方政党那样，不是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而是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话，它将会被人民所抛弃。
中国具有“民心向背”和“选贤任能”的理念和传统。中国执政党的历史传承从来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竞选政治，而更多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这种传承源于中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国家统一的特点，源于中国长期历史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民心向背”和“选贤任能”的理念和传统。这种历史传承体现了中华民族治理一个超大型国家的政治智慧，这种理念和传统使得中国可以在自己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明显领先于同时期的西方国家，并构成了中国今天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政治资源。
法国汉学家西里尔•加瓦里曾这样说过：“中国两千多年来，被单一政党领导”，以前中国的领导层是通过选拔产生的“文人儒臣”，现在是通过选拔产生中共领导层。中国在政治改革的探索中已经把“选拔”和某种形式的“选举”结合起来。这个模式还在完善之中，但已可以和仅依赖选举的西方政治模式竞争。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在整个体制内推行了以政绩合法性为基础的“选贤任能”制度，大致形成了能够致力于民族长远利益并领导民族复兴的政治精英团队。从总体上看，中国把扶贫、发展、环保等指标列为官员晋升的关键标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复兴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基于“民心向背”和“选贤任能”传统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展现了西方政治体制难以企及的政策长期稳定性。中国一个接一个五年发展规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体现了西方模式难以比拟的民主决策质量。中国历史中形成的中央威望和政府权威被用来推动现代化事业，用来组织落实各种改革措施，用来对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进行协调，这使中国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使国家在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和发展，迅速提高了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相比之下，采用西方模式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所说的“软政府”问题。“软政府”的特点是政府被各种既得利益绑架，政客们没完没了扯皮，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都非常弱，最终导致国家现代化事业举步维艰，人民生活水平鲜有改善，赶超发达国家更成了难以想象的事情。
西方许多有识之士越来越意识到中国政治制度的相对优势。美国政治学者加德尔斯比较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财政破产与中国模式成功后这样写道：“大家都可以看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直接民主的极端例子——公众的支配力量，已经证明是毁灭性的”。“加州的管治失灵，只不过是美国整体政治问题暴露出的一角。在中国，当企业家的能量被自由市场解放出来时，统治者保持着极大的政治治理能力。他们借助新儒家政府强有力的手，以社会和谐和长远发展的名义，调节着发展所释出的利益。”美国学者福山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体制“最重要的优点就是能够迅速作出众多复杂的决定，并有效加以执行”。
中国道路成功具有国际意义
中国道路超越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中国道路不同于冷战结束前苏联的发展道路。必须承认，“苏联模式”作为人类历史上首次开创的一种国家制度和经济运行模式，曾创造过苏联经济奇迹，对上个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反危机起过重大的借鉴作用。中国建国初期曾一度沿袭过“苏联模式”，推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艰辛实践中，也清醒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果断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成为中国道路最终突破并超越“苏联模式”的重要标志。
中国道路打破了对西方发展道路的迷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几百年来，西方把自己的制度和道路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世界上只有一条现代化道路，那就是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舍此别无他途。然而，中国道路的成功表明，独立自主地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可以走得通，而且比盲目追随西方道路走得更好，能够以较小的代价实现现代化。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经济逆势增长，一枝独秀，充分证明了中国道路的正确性和巨大潜力。
中国道路在全球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中国自己探索出来的发展道路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并将影响整个世界未来的走向。中国道路的成功丰富和拓展了世界政治和国家发展模式，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中国的实践证明，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解决了本国的发展道路问题，而且也为全世界树立了一个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的榜样。对发展中国家来讲，中国道路意味着在“西化”和“被孤立”之间还存在着其他选择。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中国已为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发展模式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