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当我们所有人都能对此进行争辩时，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ICP）的这一最新消息必将点燃一轮吸引无数人的新讨论：西方的衰落与中国的崛起。
西方国家对自身衰落已多有提及。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几十年来都在向世界推销他们的模式。其中，他们倾销的两样重要“物品”——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最近似乎失去了吸引力。从金融角度来说，许多西方国家实际上已经破产。
“颜色革命”因乌克兰乱局而褪色的同时，埃及暴乱也由“阿拉伯之春”转入“阿拉伯之冬”。《经济学人》最近的一篇封面文章《西方民主病在哪儿？》承认民主已经没有了推动力。作者认为，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2007-08年的金融危机，二是中国的崛起”。
西方有识之士在重新检验他们的模式时，再也不能忽略中国了。西班牙前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Felipe Gonzalez）也许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新现实。2012年访华后，冈萨雷斯表示，“每一次访问中国，无论时隔多久，反映世界新局势的历史现象都会令人感到惊讶：中国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崛起，而我们欧洲人找不到前进的新方向，在挣扎着不要沉没。我们不知道如何阻止这一进程，更不用说逆转了。”
然而，中国崛起在西方社会没有得到恰如其分的分析。与西方世界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正以前所未有之势崛起，不断提升着13亿人民的生活水平。那么，中国的制胜之道究竟何在？其要诀在于，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的神话，寻找并坚持适合自身情况的发展道路。
市场原教旨主义相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解决所有经济甚至社会问题。市场的信奉者不仅无视他们在非西方社会的诸多失败经历——从非洲的“结构调整”到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这样的盲信也把他们自己的后院引向了金融危机。
而中国在过去十几年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政府“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相结合。这一尚不完美的模式还需改善，但它应该是对两种方式最好的融合，并给中国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成果。
《历史的终结》一书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同意，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快速经济发展显示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他承认，中国崛起已经对他的理论造成挑战。自由民主制度或许不是历史的终结。
民主原教旨主义者绝不允许偏离西方民主的方向。他们宣称，一个国家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其是否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尤其是多党制和普选制。而这些信奉者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种模式实际上把西方和非西方民主国家拖入了可怕的困境。被大量既得利益集团所绑架的西方民主，已经深陷泥沼，无法推行任何有意义的政治改革。
而对于非西方人士，西方的民主并非总能令其满意。一个国家是由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维度组成的复杂有机体。西方民主可能改变了政治上某些表层的东西，但却无法轻松改变这个有机体的其他维度。而任何社会的改变都需经历一个缓慢而艰巨的过程。“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说明了一切。
相较于西方民主，中国自己探索的民主道路更加成功。就在西方强调“形式”和“程序”的同时，中国却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了“实质”和“结果”上。就算正确的形式和程序的确能将一个国家引向成功的航道，但西方也已经把自己的模式变成了教条。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人则在大胆地探索自己的民主形式和程序，只要这种民主能照顾到“实质”和“结果”。换句话说，中国愿意采用任何方法为人民谋取福利，而西方则坚持采用一种自认为优越的机制，不管它能给人民带来何种结果。中国道路正在取得成效。
邓小平认为，一种政治体制的质量（实质与结果）如何，取决于三个参照标准，一是政治局势是否稳定，二是该体制是否推动了人民的团结、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三是该体制是否令生产力可持续。
如果我们以这三个标准来看“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所发生的国家，就会发现，所有国家在这三方面都表现欠佳。而西方大部分国家虽然目前政局稳定，但其中有不少国家在后两个标准上正走向失败。
随着中国持续崛起，整个世界都在反思植根于西方模式的混乱与灾难，尤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的荒谬。决定中国未来道路的是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和民族环境，不是西方的教条。而中国在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成功。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很早以前就预测，中国有一天会吸收其他文明的力量，在新世纪为人类贡献一个新的文明起点。
中国的确正走在汤因比所描述的道路上。“中国梦”将在此过程中成真——建立一个适度繁荣的社会，并实现国家的复兴。而这对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