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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冷战状态下，中日双方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各自对对方的政策、战略和态度。冷战之后，中国有可能面临几种局面。第一，中国再次强大了，就像在唐朝那样或者今天的美国那样，那么日本有可能改变对中国的态度。靠向最强国是日本的历史经验，这在未来也未尝不可。第二，中国再次强大了，同时日本也变得强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会有足够的能力阻止日本主动挑衅，被动地卷入战争，双方达到一个均衡水平。

晚清以来，中日两国之间已经经历了两次大战。第一次中日战争（1894-1895），也称甲午战争。这次战争发生在清朝统治中国的时期，因此也称清日战争。第二次中日战争（1937-1945）爆发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从理论上说是中华民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第一次中日战争以中国失败告终，而第二次战争，中国则是胜利方。两个不同的时代，两场战争，两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管是因为被动的外部因素还是主动的内部因素）。今年又是甲午年，是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爆发年，中日关系又遇到了自从韩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时刻，有关第三次中日战争会不会爆发也俨然已经成为政策研究界和政治人物争相讨论的话题。而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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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日关系的未来–准冷战

自从日本民主党对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诸岛）进行国有化以来，中日的紧张关系一直在不断升级。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的战略目标其实很有限，就是要日本承认钓鱼岛的主权争议性。在回应日本的“国有化”过程中，中国开始对钓鱼岛进行（事实上的）正常巡视。日本不接受这种局面，要通过强化其军事力量来改变这种局面。很自然，中国也采取反制举措。这样一步一步升级下去，说不好会导致战争的爆发。甲午年的开局所发生的一切更是强化着人们对第三次中日战争的无穷想象。日本为了加快推动全面的军事现代化，宣布向美国等国家购买先进的武器。而在中国农历新年之际，日本战机也进入中国新设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同时，两国在国际社会的外交战也在继续进行。人们在看到各种现象升级的同时，却看不到有任何因素能够使两国关系缓和下来。

很多观察家早已经指出，两国实际上已经心照不宣地在进行军事竞赛了。当然，军事竞赛不仅仅是为了钓鱼岛，而是具有更深刻的国际政治大背景。在很大程度上说，钓鱼岛问题只是两国关系恶化的其中一个根源。钓鱼岛只是日本宏大计划的一个借口。日本要借此进行“国家正常化”，再次成为一个军事大国。钓鱼岛只是日本政府向国民、国际社会论证其重新军事化的一个最好的说辞。此前，日本也想借用“朝鲜”等问题，但对国民或者国际社会没有多大的说服力。现在，日本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视为“问题”，甚至威胁，就可以向其国民和国际社会来展示其合理性了。

正因为这样，很多人开始担心第三次中日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实际上，最近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中日必战论”。连已经年高90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前不久在出席第50届慕尼黑全球安全会议时也忧虑地表示，随着中日两国关系紧张加剧，战争的幽灵正在亚洲徘徊。基辛格相信，现在的亚洲像是19世纪的欧洲，军事冲突不能被排除。因此，他呼吁，中日之间任何一方都不要受到诱惑，去诉诸武力解决问题。当然，这仅仅是这位老人的良好意愿而已。

对中日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综合起来，不外三种。

首先，一些人对目前的紧张局面不以为然，认为双方都在玩政治，玩民族主义。一些国际评论家就认为，中日两国政治人物都是为了内部政治的需要，在操作各自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评论家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想发生战争，等到国内问题稳定了，两国的关系也自然会好转。不过，经验地看，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历史上，大多数战争都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了。尽管主观上谁也不想发生战争，但战争的的确确发生了。否则，人们何以解释世界上那么多的战争呢？所有战争都是偶然发生的，但所有战争也具有必然性。况且，今天中日两边的民族主义都是真实的，并不仅仅是政治人物操作的结果。

其次，也有一些人认为中日两国经济已经高度互相依赖，两国之间的战争难以想象，因为战争会给两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经济理性。经济上的高度互相依赖是对战争的一种制约因素，但经济因素从来就没有阻止过战争的发生。战争的发生往往是非经济因素所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各国之间的经济也已经达到了高度的互相依赖，当时也有很多人（包括政治家、商人和学者）都认为战争不会发生，但战争最终还是发生了。

第三种观点和前两种相反，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并且已经在国际社会开始盛行的“中日必战论”。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双方都存在“主战派”，其观点很简单，“既然这样，那就打一仗吧！”到目前为止，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主战派还没有跑到台面上来，但如果情势这样升级下去，主战派也可能成为主流。国际社会开始盛行的“中日必战”的悲观论调也会强化主战派的观点。历史地看，日本二战前也有反对战争的政治力量和声音，但一旦主战派夺取政权，就很容易挟持了整个国家议程，挟持民意，甚至操纵民意，把国家导向战争。这种危险在中国也存在着。中国的主战派的力量也不可小看，他们往往能够把自己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和近代以来民众中一直存在着的报仇雪耻情结结合起来。

要维持和平和避免战争，这三种观点都是必须加以超越的。人们既不能忽视甚至漠视中日之间日益恶化的关系，更不能简单地接受“中日必战”的悲观逻辑，而是应当更多地思考如何避免战争。战争的代价无法计算，不仅仅是人的生命、经济、社会的代价，而且也会是永恒的痛苦记忆。钓鱼岛问题本身就是上一场中日战争的遗产。况且，现在社会更面临着核战争的威胁，一旦发动战争将是毁灭性的。

中国必须高度重视中日关系的演变，对局势的任何升级迹象不可掉以轻心，以避免最终走入战争的逻辑。实际上，至少从两国之间的互相认知来说，已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也就是双方都把对方所做的一切视为是针对对方的，并且双方都在开始作冲突的准备。双方社会都存在着一部分人，他们的战争心理在膨胀。发展到一定阶段，“中日必战论”就会自然演变成“我方必胜论”。到那个时候，就很难有挽回的空间了。

处理对日关系，最主要的还是需要理性，不能老是停留在情绪阶段，无论是民族主义式的还是义和团主义式的。中国必须清楚现阶段的最高战略目标仍然是可持续的现代化，也就是说，对付日本是为了避免中国的现代化再一次被中断。既不能因为来自日本的威胁而被迫中断现代化，更不能因为自己非理性的对日政策而自我中断现代化。

中日关系在其本质上说是中、日、美三国的关系。很显然，在处理和日本的关系上，中国免不了要和美国打交道。但在这方面，中国尤其不能对美国因素做出错误的判断。中国本身对日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对日本方面的行为，中国除了口诛笔伐，并没有其他有效的办法。中国的一个判断是，日本那么强硬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在背后；如果没有美国，日本就不致于这样强硬。因此，中国的很多人把美国看得比日本还重要。中国要求美国不要站在日本这一边，除此之外，对美国也没有什么其他要求。不过，中国的这个判断只对了一半，要求美国不站在日本一边很难满足。尽管美日联盟的存在并不是说，美国必定要站在日本这一边，美国也可考虑持一个比较中立的立场。但有了美日同盟，美国有更大的概率站在日本这一边，而根本没有任何机会站在中国这一边。如果放到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利益来考量，那么美国必然也必须站在日本这一边。美日联盟是对美国霸权能力的检验。如果中日发生了冲突，美国无动于衷，那么，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还会有谁会继续相信美国呢？

美国对日本可以有影响，但这种影响随着美国的相对衰落，变得有限。尽管日本理论上也一直在强调美日同盟的重要性，但也开始不那么相信美国了。日本民主党鸠山任首相的时候，就要追求和美国的平等地位，现在安倍在做的也是同样的事情，只不过是安倍和鸠山所采用的方式完全相反，一个反华，一个亲华。亲华的鸠山让美国人找到了借口，而反华的安倍则不仅让美国找不到借口，反而要帮助日本。日本现在想借用美国的力量，成为正常国家，重返国际舞台。但同时，日本也并不是那么相信美国，而是想通过国家正常化来自我更生，保护自己。这也说明了，日本现在的发展趋势到了一定的阶段必然对美国构成巨大的压力。日本国家正常化了，有了自我保护的能力，那么美国还能在日本甚至亚洲呆下去吗？

这些复杂因素的同时存在表明，中日之间可以逃避“必有一战”的逻辑。正如本栏早先所论及的，中日之间只要进行一场有限的“准冷战”就足够了，不需要美苏那样互相核武威胁的冷战，更不需要热战。中国的目标是遏制住日本，不让其再次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一场准冷战或许可以使双方冷静下来。更为重要的是，和日本的准冷战也会有助于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存在一个外在的“敌人”对中国军队并不是一件坏事情。所有强国必须具有“假想敌”。没有了敌人，甚至没有了“假想敌”，军队就会没有斗志，没有斗争精神，沉湎于奢侈生活，甚至出现大面积的腐败。这也就是中国军队的现状写照。近年来，人们一直在提“中国军队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这个问题，其背后就是对中国军队现状的担忧。没有“敌人”，就不会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不会有国家的强大。等中国军队真的强大了，能打胜仗了，日本或者任何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威胁也就自然消失了。

同样，日本需要有外来的压力来解决战争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正是因为在美国的庇护下，日本不仅没有清算战争账，而且其右派政治力量一直在操纵战争的历史，给日本民众造成战争是正义之战的印象。靖国神社问题就是这样。自明治维新以来，靖国神社主要是追悼战亡者，本来就不是政治问题。这个问题是日本政治右派操纵的结果，也就是1978年靖国神社将甲级战犯列入神社供奉才成为政治问题。日本国内多年来也一直在讨论“分祭”问题。其它的所有问题，例如慰安妇、教科书等问题，没有外在的压力，日本是不会去解决的。准冷战之下，这些问题更多地会变成日本的内部政治问题，而中日唯一要对付的就是有可能发生的钓鱼岛摩擦。这方面需要设立危机管控机制。无论是哪一方，只要来自对方的威胁足够大，就会有意愿去设立此类管控机制。冷战时代，美苏两国各方面的管控机制就是这样设立的。

准冷战状态下，中日双方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各自对对方的政策、战略和态度。冷战之后，中国有可能面临几种局面。

第一，中国再次强大了，就像在唐朝那样或者今天的美国那样，那么日本有可能改变对中国的态度。靠向最强国是日本的历史经验，这在未来也未尝不可。第二，中国再次强大了，同时日本也变得强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会有足够的能力阻止日本主动挑衅，被动地卷入战争，双方达到一个均衡水平。尽管中国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不过，这座“山”够大容得下两只虎。如同几千年历史所示，两国互相比较独立（如果不是孤立的话），来往较少。第三，或者等将来整个东亚发展到欧洲那样的程度，经济发展提出更大的整合要求，并且中日两国政府也愿意合作，这样就会出现类似欧洲那样的情况。

这样的准冷战对中国来说也非常重要。国际政治上，弱国没有发言权，“落后必然挨打”，这是千古不变之真理。中国没有野心去打别人，但必须有能力避免挨打。避免挨打，这在今天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要避免挨打，中国还需努力，要在遏制“外患”的情况下，继续实现国内各方面制度的现代化。只有国内制度强大（？？？）了，中国才会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届时今天所面临的各种国际问题也就有了更好、更有效的解决方式。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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