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驱动力有两种，一种是利益驱动的改革，一种是原理驱动的改革。这二者有时可能一致，但有时可能相背。
任何时候，任何社会，当一个改革方案从构思到出笼到实施，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一些人影响大，一些人的影响小。比如说，台湾省街头一个摆摊的，他对台湾政治改革的影响力，和一个台湾的着名政界人物相比，那一定是小得多的。也就是说，任何社会的某一个方面的改革，总是有一小部分人，处于有权力或者有较大影响力的位置。
那么，这一小部分的人的思路，就有可能分为两种，一种是利益驱动，也就是说，改革方案一旦施行，这一小部分人的收入有可能增加，或者权力有可能增大。一种是原理驱动，就是说，这一小部分人完全不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完全根据社会的原理来进行考虑问题，给出社会发展的最佳方案，哪怕这个方案导致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权力减少，也在所不惜。
当然，最好的情况就是，这个改革方案，既能够使处于决策地位的这么一小部分人的收入改善，权力增大，又恰好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最佳方案，是对人民有好处的最佳方案。
为什么一些社会科学的原理，在实际实施中这么容易被扭曲，被无视？因为这些原理伤害到了某一些人的利益。
其实在最早，自然科学的发展就能够伤害到一部分人的利益。比如说，为什么布鲁诺会被绞死？因为他坚持日心说。可是，日心说不过就是和个自然科学的假说，到现在看，从严格的角度说来，也不好说它就一定是真理或者不是真理。但是，因为各种“歪理邪说”会动摇教会的统治，所以布鲁诺就被绞死了。
拿中国的足球的改革过程来看，中央政府如果想要进行足球的改革，必然要征求足球界人士的意见，不可能不征求。那么，足球界的人士怎样思考问题呢？如果有两个方案，方案一，原理上不通，但是能够大幅度改善足球界人士的收入，方案二，原理上是对的，是能够导致中国拿世界冠军的，但是足球界的人士有可能收入提高不多，或者还有下降。那么，征求意见的必然结果，就是方案一会被通过。
但是，人们会掩饰自己对利益的追求，而总是会辩护说自己是按原理来的。因此，上面的方案一能够导致足球界的人收入提高，但违反原理。但是，足球界的人士是可以忽悠的，语言永远是巧妙的，因此总能够弄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很象原理”的东西出来为自己的利益增加而辩护。但是，这样一来，原理就遭到了强奸，大家学习的原理，看上去的“共识”，就必然成了逻辑混乱的一堆东西。
如果真的是从原理上考虑足球的改进，那么就应当完全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就应当注意到，历史上计划经济再怎么不好，但是，在某一个领域一定是成功的，那就是体育。比如说现在全球仅剩的两个计划经济国家，朝鲜和古巴，都是体育强国。而历史上的东欧和苏联，也是体育强国。中国在历史上拿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是在毛泽东时代。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凡是沿用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任何政策的体育运动，往往都能够拿金牌。
因此，中国足球想要搞上去，如果真的要尊重原理，那么就搞计划经济的模式好了。但是，我这么一说必然遭到足球界人士的追杀，因为这导致他们的收入会大幅度下降。
再比如说浪费这件事情，浪费钱和浪费东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比如说，我投资办了一个养猪场，养大了猪杀了猪后，我把猪肉故意给放臭了，扔掉了，这就是一种浪费，因为劳动白费了。这种浪费是应当避免的。但是，如果我是把猪肉白送给穷人吃了，他们果然吃了，充了饥维持了生命身体健康。但是，因为我是白送，因此从我的角度看来，投资就是全部扔到水里去了，算是浪费钱。但是，并没有真正的东西浪费掉，东西是用了的，穷人是吃上了猪肉的，劳动没有白费。
我拿这个例子来说最近的卫星电视很便宜，但是广电总局不允许城市里的人看，理由是，数字电视已经有了巨大的投资。那么，你就白让全体人民看嘛。那可不行，那样投入的钱就白白浪费了。但是正如我上面说的，浪费的是钱而不是东西，整个城市里的有钱电视网还是可以免费地为人民服务，大家使用了这个服务，这个行业的所有人员的辛勤劳动就没有白费，浪费的东西，无非是“钱”嘛！但是，这个基本原理，广电总局的人肯定不乐意，是因为这个原理侵犯了利益。
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把数字电视白送给人民看，人民得到了实惠，投资没有白费，起到了为人民服务的作用，为什么不干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一条就是永远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先进生产力的阻碍，就是因为广电总局想要有一个“收回成本”的打算，大家就不能够看卫星电视了？有线电视就不能够大幅度价格下降好与卫星电视一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