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很高兴有机会借国庆65周年这个机会对您做一个专访，正好您也刚出了新书《中国超越》，就在这个时间点谈谈“超越”吧.毛主席说过，现在中国要为世界人民做贡献。我们现在谈这个超越，一般从经济上、国力上、从工业化上、从第三世界后发国家的崛起这些意义上来谈。实际上，西方世界，包括国内一些自由派，在这方面的话语权已经处于相当弱势的状态。但是，他们喜欢抓住一些别的点来攻击，比如人权、自由，还有类似于启蒙，爱说我们“洗脑”。您怎么看我们这些被攻击得最多的地方？能不能从这里开始谈起。
张维为：好。我讲中国超越，实际上中文中“超越”这个词，包含了很多含义。如果用英文来讲的话，一个是数量上超越，英文叫surpass；一个是思想上、制度上的超越，这个英文一般不用surpass，而是用transcend，或者go beyond。中文的超越。实际上包含了这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数量意义上的超越，一个是思想、理念和制度意义上的超越。
你所说的就是西方质疑中国的一些概念，比方说人权。我觉得要回答西方的这种挑战并不难。你想要知道一个国家的人权好坏，首先应该问这个国家的老百姓，这是最简单的道理。西方人总觉得，他有一套自己的标准，然后他要当法官，来评判全世界的人权状况。其实跟美国谈人权，我们非常欢迎。但是我们要强势一点，我们要告诉美国人，本世纪对人权最大的侵犯，是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战争死了多少平民？最保守估计十几万；无家可归的人，至少有两三百万，伊拉克一共就三千来万人，这是作孽啊。你至少要对这个大规模侵犯人权的问题，向全世界，向伊拉克老百姓，做一个坦率的解释，否则你们怎么有资格来和中国来谈人权？与美国谈人权，中国人要有这种气势。你整个美国，到现在还不承认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我们讲人权，我们讲的是一个人权体系。如果以联合国界定的人权体系来看，那至少要包括政治权利、公民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你还可以延展到其他权利。有各类繁多的国际公约、人权公约，但美国是不参加的，美国不参加经、社、文权利公约，不参加移民工人权利公约，不参加妇女权利公约，不参加儿童权利公约。坦率地说，你这样的国家要与中国谈人权，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我们要给美国人普及一下21世纪的人权观。
观察者网：这些是联合国制定的。
张维为：这是联合国制定的人权框架。美国以他的标准规定人权。所以他把入侵伊拉克就叫做保护伊拉克的人权，这是天大的笑话。所以你可以去问一下伊拉克老百姓，他们的人权，是现在好还是过去好？现在还不如萨达姆时期，萨达姆时期，我们知道伊拉克的医院还是开着的，儿童还可以打免疫预防针，现在这些服务都没有了。这场战争真是作孽，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一场灭顶之灾。这是对伊拉克人权的最大侵犯。
观察者网：我们中国的人权呢?
张维为：中国方方面面人权的改善，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是不争的事实。比方说政治权利、公民权利、 经济收益权利。从宏观来看，所有我能够看到的民调，中国人是对世界前途最乐观的。皮尤中心每年做民调，过去十年中，中国的乐观最低的比例也在75%以上，去年有85%的人对前途乐观，绝大部分中国人认为中国在正确的方向上行走。美国多少呢？美国是31%；英国多少呢？英国是25%，这是2013年的民调。对国家前途乐观，一定是有原因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权非常糟糕，这个国家的人民怎么会这么乐观呢？中国去年出境游人数达到近一亿人次，九千九百多万，这么多人有能力出境走走，这一定是人权的巨大进步，而且99.999%都回来了，他们为什么要回到一个，照西方来说，没有人权的地方呢？这不是缺少常识判断的能力吗？任何一个经历过过去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十年变化的中国人都知道现在中国人权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候，这是不争的事实。我觉得这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常识判断。如果连这一点都要否定的话，这就没法讨论问题了。过去你要出国，有很多困难，而现在你可以先买张机票，护照办起来很容易。找工作也是，现在完全可以自由的找，可以辞职，过去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医疗保险，从无到有；养老保险，从无到有；更多的人权包括：讲话自由的尺度，不知比过去扩大了多少。
观察者网：自由问题也恰是中国常常受到攻击的方面。
张维为：自由也一样啊，就看你如何界定。我总是说中国要防止被西方话语忽悠，这个忽悠就是总搞一个抽象的概念。比方说言论自由，什么是言论自由？如果你说言论自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中国的言论自由比美国不知道大多少倍，大十倍、二十倍都不止。美国是个政治正确的社会，什么叫“政治正确”？就是很多事情，由于需要政治正确，所以你是不能讲的。这个事例太多了，我举个简单例子：《虎妈》这本书，讲的是美国的华人母亲怎么教育孩子的，非常严格：你考90分不行，你要考95分；95分不行，你要考100分。这个作者叫蔡美儿，是耶鲁大学的教授。她说美国的母亲太虚伪了，女儿发胖了，你都不能和女儿说：你要去减肥。因为这侵犯女孩儿的权利，胖也可以是美啊，你有什么权利批评她？这种社会，英文叫artificial，很人为，很不自然，真是这样，在美国，一般不谈工资、不谈年龄、不谈收入、不谈婚姻、不谈宗教、不谈胖瘦、不谈特定人群的犯罪行为，这些都是不能谈的。很多问题，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无法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要保持政治正确。比如在美国谈中国好，这就是政治不正确，所以你即使要讲中国好，也同时要讲中国不好，否则就是政治不正确。美国的言论自由是有很大缺陷的，中国的言论自由，如果一定要套这个概念的话，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几千年以来形成的观念是，什么都可以说，当然任何自由也都得有个度，否则你就没有朋友了。这样看的话，美国剩下的言论自由就很可怜了，无非就是所谓的可以骂总统，但骂也只能在美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而我们现在国内批评领导人的言论网上也很多。我们已有足够的自信而不太在意了。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言论自由观念上还有一个重要差别，中国人认为应该“言行一致”，而西方的“言”和“行”是可以分开的，所以政客可以随意做出承诺，最后大都兑现不了，奥巴马上台前说要“变革”，结果美国“变革”了多少？而中国领导人可以说是一诺千金，这是西方需要好好向中国学习的地方。
观察者网：在西方学界里，意识形态方面的审查，可能要比现在的中国严重的多，是吗？
张维为：的确严重的多，刚才讲的“说中国好”，在美国就属于政治不正确，就是一个例子。我认为西方媒体，西方知识界，也批评他的政府，甚至批评得很严厉，但是经过了一两百年的磨合，西方学界、知识界、媒体的主流已经不怎么质疑国家制度了。他们认为其原有的民主制度，还是好制度，尽管实际上问题成堆，正在一路走下坡。中国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的知识界，我们的媒体界，到现在为止，相当大比例的人，还没有真正认同我们的制度，他们认为现在的制度，是临时的、过渡的，最终要转向西方制度。所以今天，中国出现任何事情，哪怕是交通事故，有些人也要质疑我们的制度。中国即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我们的知识界也应该自信起来了。当上海一个普通出租司机的财富都超过了50％的美国人时，如果我们还被浅薄的美国话语忽悠，将犯下历史性的错误，我们的后代将会诅咒我们：你们当年一手好牌，怎么会打成这个样子？怎么这么容易就被美国忽悠了？
观察者网：但是也有观点认为目前在中国公开的批评还是有限。媒体认为，一些敏感的话题仍不能谈。尤其是今年以来，很多媒体记者涉案被抓，这些事件，以及这些知识分子或者说是民权人士，引起一些争议……
张维为：实际上中国这些被抓的人，我没有跟踪每一个案例，但总体上属于英文中讲的the radical of the radical，就是极端而又极端的一些人。中国的秦火火，是造谣传谣三千次，才被抓起来。是前年吧，美国的Foreign Policy 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把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成是People’s Republic of Rumors谣言人民中国，也就是说连老外也看不下去了，你造谣传谣三千次，才被抓起来。这种言论自由也太宽松了，你到美国试试看，造一个谣，就给你抓起来。言论自由一定是和法制联系在一起的。你如果违法，当然就要依法处理。任何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都是这样治理的，我们过去这方面没有做好，现在开始这样做了，这是对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极端的反体制激进分子。
观察者网：在美国，这要算颠覆国家罪。
张维为：对。美国对Snowden（斯诺登）就是这样处理的，对WikiLeak（维基解密）也这么做，有一个Wikileak网站，它就封一个，有十个封十个，有一百个封一百个。美国就是这样做的。在美国，你不能违法，违法就依法处理，中国当然也应该这样做，这叫依法治国。你骂总统，也只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要看你骂得有没有道理，有没有根据，如果没有，他们对你也会依法处理。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老百姓，真正喜欢什么样的言论自由。如果说要中国人不谈收入、不谈年龄、不谈结婚、不谈房产、不谈女儿胖了应该减肥，不谈特定族群的问题等等，中国人能接受这种言论自由吗？恐怕大多数中国人不会接受。我们中国崛起之后，我们对很多概念的看法，要按照中国人的看法来重新审视，你美国那点言论自由也可以叫言论自由？
观察者网：我们知道您之前一直在欧洲，如果要对比，欧洲的情况大致如何？
张老师：欧洲也是一样的情况，如果你在欧洲造一个谣，也会被抓起来。所以西方人讲话总体上是比较谨慎的，像我们的大v随便乱讲的话，在西方社会非常之少。他们的法律管的严。我们的大v也很有意思，天天说美国好，就是不愿意移民美国，即使移民了，也是假移民，大部分时间还是呆在中国，他们应该真移民，永远呆在美国才好。
观察者网：中国另一个经常被攻击的地方，就是说中国没有民主。
张维为：到目前为止，西方的民主话语在世界上暂时还处于主导地位。但是这种话语其实也是个纸老虎，为什么？因为西方民主确实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举个例子，美国现在州一级的选举，包括总统选举，一般投票率在55%，甚至不到。得票当选一般在52%左右。做个简单的计算，一百个人中，五十五个人投票，当中你得到了五十三票，你实际上只得到了二十多票的支持，对不对？他认为这就是民主，前提就是符合它自己规定的民主程序。这是一个悖论，这个民主程序，是你自己设计出来的。中国所做的一切，也都符合我们的民主程序。坦率的讲，中国、美国这样的国家，在民主程序上，都有大量改进的余地。
但是，实质民主方面，中国做得明显比美国好。什么叫实质民主，就是老百姓实际的意见、想法、考虑、意愿，能不能在国家政策中真正得到反映，得到落实。我觉得这才是民主的实质。我们可以比较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和美国的国会，比较代表们所讨论的问题和最后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中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的都是老百姓关心的问题，的确如此。中国每年都进行大量的民调，比如这些年讨论过的三农问题、医疗改革问题、义务教育问题、环保问题等等。人大讨论的问题与百姓关心的问题是一致的。美国情况不一样，美国国会讨论的议题，是被高度组织起来的既得利益集团绑架的，有钱有势的游说组织可以为美国国会设置许多议程。比如可以设置一个议题：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是美国今天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这显然是荒谬的，但他们炒这个问题，让它成为国会讨论的主要议题。正如我前面已经提到，美国的国会已经很难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了。老百姓关心什么问题，其实是很容易弄清楚的，只要做几个靠谱的民调就可以了解。没有必要通过游说机构。通过游说组织来设置议程，从中国人的视角看，是反民主的。所以从实质民主的角度来看，美国民主制度的问题太多了。你们可以注意一下福山，在最近一期的Foreign Affairs外交政策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America in Decay，美国在衰败中，就是在讲这个问题。现在美国的民主制度导致了“否决政治”，导致了美国政治的瘫痪和衰败，当然他是恨铁不成钢。
观察者网：我们近些年来常常会在媒体听到的一个说法是，中国虽然是国富了，国也强了，但是人民好像没有什么幸福感。这件事情，可能要分两个层面来讲：第一，它当然挺荒谬。私人生活与国家怎么割裂得开来呢？但反过来说，也许那些美国的底层人民，黑人，少数族裔，他可能还真是有幸福感，为什么呢？你可以说他被洗脑，他吃汉堡，看电视，体育节目，他觉得生活应该就是这样，挺幸福的。
张维为：是，现在有一个“幸福指数”的概念，关于这个指数，我现在看到各种各样的讨论，甚至指数，但好像还没有建立真正有信誉有权威的解释，这个概念还没有普遍的共识。幸福指数这个概念提出的时间还太短，所以有关的研究仍然不深入，全世界都拿不出一个真正有权威的指标体系。比方说，这个指标最早提出来的是不丹国王，旺楚克。我本人也去过不丹，见过旺楚克国王。不丹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国家，人民总体上还处于贫困之中，但不丹是公开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国家，老百姓对外边的情况不了解，文化程度也不高，如果不丹老百姓了解外部世界，他们的幸福指数还能那么高吗？当然，这个国王提出了一家之言的幸福指数，这是好事情，但如何确定幸福指数，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有没有什么其它办法，比较准确测量出幸福感呢？我现在就是用另外一个方法，即采用比较接近幸福指数的一些民调，如国民对前途是否乐观的民调。皮尤中心的民调一直显示，中国人对前途最乐观。其他相关的民调，比方说亚洲动态民调，也是一个很好的民调，结果相似，中国人是世界上对自己前途最乐观的民族质疑。还有，可以看针对中国年轻人的民调，未来五年，你能不能比你父母生活的更好，中国年轻人大部分都说yes。而在西方，包括美国、法国、瑞士，年轻人大部分都说no，觉得不可能比父母生活得更好。这些都是相比较而言。认为中国人幸福感不高的人，拿不出社会学上可以真正成立的民调，而更多是一种感性的，局部的，煽动性的案例或者是极端网民的声音。做民调总要有点社会学的基础，你民调样本的代表性如何，你设置的问题中立性如何，你有没有问问男女老少、有没有问问大妈，有没有问问我们的农民、问问我们老年人等各种阶层，如果是国际民调，也要看问卷的设计能不能客观、公正、全面地反映事实。否则就没有说服力。我觉得在没有完整可靠的民调之前，说中国人幸福感不高，实在难以服人。中国人绝大多数对前途乐观，某种意义上证明了多数中国人的满意度和幸福感还是比较高的。
观察者网：一般情况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似乎北欧国家，幸福指数很高。
张维为：北欧国家有他们好的地方，但有一个特点，北欧国家的笑容不是很多，这可能和民族性格有关，也和气候有关，一年有半年是黑乎乎的，下午3点天就黑了，所以北欧国家的自杀率也比较高。中国人到北欧去，最大的问题是枯燥。如果给我选择在挪威生活，还是在云南红河自治州生活，我会选择云南红河自治州，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北欧国家我都小住过，多数中国人恐怕很难适应那里的生活的单调和压抑的气候。我上礼拜在北京碰到一个丹麦学者，他跟我讲他去甘肃的感受，他说不得了啊，我到甘肃的一个县城，那个超市，比哥本哈根的超市还要繁华和漂亮，这是真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从概念讨论，更不要被忽悠，实地去感受一下，感受之后，再得出自己的结论。实际上家家都有难念的经。确实有些国家，包括你前面讲的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很多的老百姓并不富裕，甚至很穷，也没有多少文化，但受到一种愚昧的教育，觉得自己挺幸福，觉得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这也确实是西方国家的一种催眠法，整天说人家都不如它。跟我们媒体不一样，我们很多媒体总在讲，我们这也不如人家，那也不如人家，媒体和大v虚构了一个无限美好的西方世界。但是对我们这些在西方长期生活过的人来说，这样的说法有点滑稽可笑。所以我在《中国超越》第一章第一节写的就是：“一出国，就爱国，效果比党的教育还要好”，如果有人要移民西方国家，千万不要阻止他，增加十倍都没有关系，我对所有西方国家都实地走访过了，一出国，就爱国，这个比例至少占到70％，对移民问题，我是最不担心的。
观察者网：丹麦的哥本哈根和甘肃县城比较，还是很令人震惊的。
张维为：这是他自己说的。这个人在广州生活过，是一位资深外交官，还懂一点中文。欧洲的特点是，二三十年没有什么变化。中国的县城，我去过的大概有二十多个，总体上比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首都还要繁华，这是事实。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居民到中国来看，它不愿意接受你是发展中国家。不少中国县城早就是发达国家的水平了，昆山的繁华程度我看怎么都超过了新西兰的奥克兰，奥克兰还是新西兰最繁华的城市。
观察者网：目前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基层一线的，最尖锐的矛盾就是我们的教育医疗，尤其是成年人，面临教育孩子，养老，这两件事。但在这两件事上，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与政府官员、有钱人的差距太大了，所以就觉得我们在这方面缺乏公平、公正。那您觉得我们如何在这方面超越欧洲国家？
张维为：我觉得这件事，要先肯定再改进。全世界都说上海的中学教育是世界一流的，也是相对最公平的，但我们很多人还是说上海的中学教育不好，我们当然有自己的问题，但为什么不能先自信地肯定自己，我的中学教育就是世界一流的，也是比较公平的，然后再来自信地解决自己存在的问题呢？从宏观来看，我们的医疗保险，大部分人是从无到有，现在是覆盖13亿人了。虽然水平还不算高，但相比之下，美国现在还有六分之一的人一点医疗保险也没有。养老保险也是一样，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我们应该先肯定这些成绩，再来将问题逐一解决。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都能逐步解决的。同时你必须看到，我们文化中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中国人总体上的财富经历了爆发性的增长。那当然其中的不均衡发展，这种情况太多了。凭什么我这个邻居，学历还不如我，书也没我读得好，现在开的是奔驰车，他一定有什么问题等等。我们的社会变化太快，出现各种不适应是很自然的，但不要惊慌失措。一些问题确实存在，甚至比较严重，需要逐步解决，但我觉得也不要故意渲染，还是那句老话，先肯定，再改进。比方说，中国现在的住房自有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即使年轻人，现在买房子觉得很贵，但他们父母大都有房子，中国没有遗产税，这房子以后也是你的，照国外的算法，你也不是穷人了。我说能不能先肯定这些成绩，但有人要说：我就一套房子，山西的煤老板有十套别墅，我不能接受。你这样比较，只会越比较越忿忿不平。但你能不能换一个角度思考一下呢：你有一套房子也不错呀，你的资产可能也超过一半美国人了，你到美国也不会是穷人了，而美国还是所谓的世界最发达国家之一呢。
我们要了解这个真实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进行一些实事求是的横向比较，这样你看问题，就可以心平气和一点。中国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雪中送炭”，现在是“锦上添花”阶段了，我们要把各项事业逐步完善起来。昨天阿里巴巴在纽交所上市，成就了世界上最大的IPO，我看马云接受采访，他讲的很实在，很自信。他说我想告诉中国老百姓，如果我马云能成功，那么80%的中国年轻人也可以成功，这很励志。他还说，我没有任何特别的关系，没有rich uncle，没有rich father，我不过是顺应了中国崛起的大潮。真是这样，中国到处是机会，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是有，就看你有没有抓住，能不能抓住。如果你真觉得，在中国太没劲了，活不下去，那你可以选择移民，换一种活法，出去之后，你就会明白更多的道理。
观察者网：但逐步改善有一个前提。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赵忆宁的新书，她去美国采访了很多政党的领袖，她有一个比较强烈的感受是觉得美国虽然也说他这个体制有很大的问题，但他们的党员，对于其所在的党，非常的尽心尽力，非常的忘我地付出。我认为我们共产党内部的自身建设非常关键，因为按照您的总结，中国模式的成功，党的领导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张维为：是，赵忆宁讲的这是对的，因为我们在国外也接触过，西方从政的人，他们是真的热爱政治，然后去从政的。所以他们有种激情，但这激情这并不一定是为了一种理想，为了使自己的国家变的更好，西方政治已经变成了一种职业，政治人物一般被称为政客，他们是喜欢政治的人，但也是为了选票往往不择手段的人，其从政背后还有很多利益考量。
但对中国来说，中国共产党，从创始开始，它背负的是一个坚定的理想，没有这种理想，红军是不可能完成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现在的情况，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理想对很多人来说，或多或少淡薄了，丧失了，这是一种风险。像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其政治精英，一定要有理想，要有一定的抱负，至少要愿意为老百姓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把我们这个社会和国家建设得更好。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社会方方面面的正能量在上升，这个势头很好，要保持下去。这个社会，共产党内外，都有一批真正有理想的人，包括以习总为代表的，有理想，有担当的领导人。当然，每个地方，也有许多混日子的人，浑浑噩噩的人，但也总有一些有理想的人、认真做事的人，否则中国是不可能这么快崛起的。中国到处都有人在为理想而认真奋斗，我们希望这样的人越多越好。
观察者网：您比较乐观。
张维为：乐观，真是乐观。过去三十年对中国悲观的预测几乎都错了，而乐观的预测几乎都对了，这当中是有道理的，有深刻的道理。
观察者网：党不会丧失理想主义，这一点您比较乐观。那么经济领域呢？您之前有一篇文章，讲“一国四方”，最近被很多媒体转载。其中一方是支持混合所有制。但是混合所有制是被很多人，社会层面中包括学界、知识界、媒体等不少人担心的，他们担心混合所有制导致私有化，导致西方化。当然我们是希望公有制能够占主导，这个主导是所谓质的主导，而非局限于量的比较。您能否具体谈谈。
张维为：好。混合所有制，它并不是私有化。它就是公有制占绝对主体，或者相对主体，绝对主体就是控股51%以上，相对主体就是相对控股，比方说30%，但我是最大的股东，其他股东最多就10%+或者20%。我去过青岛啤酒集团，它是上市企业，青岛国资委占30%多，其他最大的股份就19%，这是一个例子。青岛啤酒集团里有党的领导，有工会，这个集团是青岛的创税大户，这是一个混合所有制的成功例子。我觉得现在担心混合所有制的想法，主要是有一批学者、官员，他们有很强的传统社会主义情节，但我们需要与时俱进。他们担心全盘的私有化，我对此完全理解，我今天在《环球时报》发了一篇题为“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文章，就是讲这个道理的。我们的三中全会公报也是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因为这是个常识，在华尔街造成了金融危机的，是私营企业。日本这个核事故背后的东电公司，也是私营企业。所以私有化就好，国企就是坏，这个观点是不能成立的。而且我们现在的国企，大部分已经是新国企，已经经过相当大的改革了，当然这样的改革还需要进行下去。一些人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表达这种担忧也是对的。但我觉得，在我们党中央这一级，这个度是把握着的。我们说的是，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此外，宏观地看，除了企业公有制的比重外，我们国家还有其他资产，还有土地、还有矿山、还有各种各样的战略资源，这些都是在国家手里的。所以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了，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西方陷入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政府没钱了，怎么解决危机？对老百姓来说，要么是增税，要么是减少福利，增税政府才能有钱，不增税政府就没有钱。在中国我们处理这种危机的回旋余地比西方大很多，我们手段也比西方多，我们政府对土地的拥有，我们国有企业的的特殊作用等等，都可以在缓解危机上发挥作用。上海建了这么多的轻轨地铁，现在上海已经拥有世界最长的了地铁线了，但是老百姓并没有感到税收大幅度的增加。而且上海多数百姓的福利还在增加，这只是一个例子，其实国内许多地方进步比上海还快。
观察者网：最后一个问题，放眼未来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您觉得有什么是目前的中国，以及中国模式，可以给人类文明长河留下的遗产？
张维为：我想中国的贡献可能是全方位的。我在《中国超越》中举了一些例子，比方说，我们现在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中国特色这四个字也许可以拿掉了，我就是社会主义的主流版本。就是在世界上一讲到社会主义，首先想到就是中国版本，越南的可以叫越南特色社会主义，瑞典的可以叫瑞典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是世界社会主义的主流版本，因为我们十三、十四亿人，享有全民医保，全民养老保险，百姓资产普遍超过美国百姓。那个时候，我们多数人的心态将会完全不一样。然后经济模式同样如此，混合经济模式，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真的是成功了。中国从92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现在，没有出现过西方意义上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如果能够再持续二十年不出现西方这样的经济危机，中国经济模式无疑将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模式。我们彻底打破了西方危机周期的逻辑。我们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我们普遍富裕，我们的模式就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模式。在社会方面也是如此，通过自己的改革，超过社会治理的创新，没有走西方这条国家与社会对抗的路，而是走了一条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路。习总讲的“有事好商量“就是这个意思，广泛的协商民主，做实、做真的民主协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西方很多国家他只有从群众中来，没有到群众中去，它很难整合社会的不同利益，但我们可以整合，可以做出决断，我们可以做事情，我们总体上不会“议而不决”。今年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我去查我1994年给《纽约时报》写的文章，也就是20年前自己写的文章，当时西方都在预测邓小平去世之后，中国将走向解体，就像苏联那样，我说不可能，我文章的标题就是：邓小平的思想可能会继续左右中国的未来，这篇文章拿到今天，一个字也不用改，我当时的预测是准确的。我3年半前与福山辩论中国模式时候也预测过，“阿拉伯之春”将变成“阿拉伯之冬”，这个预测也是准确的，我希望时间将证明，我在《中国超越》中对中国未来的预测也是准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