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到香港时，病势仍很严重。他患的是恶性疟疾，持续发高烧，处在半昏迷状态。杨石魂把他背到九龙油麻地广东道的一处住所住下，对外说是姓李的商人。广东省委派一个受过护士训练的同志来照顾他，请了医生来诊治。半个多月后，他的健康状况逐渐好转，开始能在别人陪同下过海到香港岛上参加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研究广州起义的会议。这时，已经迁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紧急会议（以后称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十月二十三日写信给南方局并广东省委说：“请你们通知恩来务于七日以前赶到上海以便出席。”十一月上旬，周恩来从九龙深水埗乘船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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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十二）：南昌起义
这次会议从十一月九日开始，举行了两天。参加的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还有中央指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重要的省委或中央分局代表，共十几个人。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在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指导下进行。
会议通过了由罗米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这个决议，强调“无间断的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并对全国革命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那时候，革命已转入低潮，各地革命力量已遭受严重的摧残，共产党员由原来的近六万人锐减至一万多人。而决议案却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仍在“不断高涨”，“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它不承认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错误地规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特别要求“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这个决议使“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在中国共产党内激起的强烈仇恨和渴望复仇的情绪，也助长了这种“左”的急性病在一些地方滋长起来。
十一月会议还根据罗米那兹的提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的政策。指责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给了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但周恩来的才干已得到人们的公认，在会上又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
这次会议对中央的组织机构作了变动，不设部，集权于中央常委。在中央常委下设组织局，领导组织、宣传、军事、调查、特务、交通、文书、出版分配等科。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三人组成，以罗亦农为主任。但罗亦农当月下旬作为中央巡视员前往武汉指导工作，因此，组织局由周恩来代理主任。十二月四日，任弼时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提议以周恩来为主任。一九二八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会议决定，周恩来任组织局主任。这样，周恩来就担负起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
十一月会议的“左”倾盲动主义，特别是那种不顾客观条件的蛮干，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使大革命失败后艰难地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进一步遭受破坏，因而逐渐引起党内不少人的反对。周恩来回到中共中央工作还不久，对整个形势一时还来不及有清楚的了解，仍然认为依目前中国工农群众需要革命的情形看，革命潮流并没有低落，而是继续在高涨，但由于他历来注重实际，所以很快就感到各地盛行的军事冒险行动是危险的，会招致重大的损失。
十二月四日，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浙江省委议决的《浙江目前工农武装暴动计划大纲》时发言说：这一布置恐怕太乐观了。会议决定由他起草一封给浙江省委的指示信。信中说：“你们上次的暴动计划因为太不切实故中央未予核准。”浙江“各县农暴还未发动群众使土地革命深入，便先计算到扑攻省城，这不仅客观事实不能做到，即在主观上勉强去做也必是专靠几杆枪的军事投机行动”。信中指出：浙江省委今后工作的重点，是迅速恢复和建立党和工农群众组织，指导它们“发展广大的乡村游击战争和城市工人的日常斗争”。“这一种斗争必须是群众的，然后才能发展到暴动的局面”。“只要有了得力的党的组织的领导，割据的暴动局面是可以创立起来的。”
十二月六日，他在常委会议上批评青年团内存在的先锋主义倾向，说：上海党部近来实在有点军事投机——冒险，为的是怕青年团说是机会主义，被小孩笑话。如青年团不严重注意，青年团将变成冒险主义，走到虚无主义的别一面去。青年团大部分人主张“试验”，认为失败也不要紧，这也是孤注一掷的错误。这个危险可以牺牲许多同志，此点要注意。团中央书记任弼时接着说：恩来方才说的是对的，团的同志将暴动看得太容易了，对暴动为何物还不太了解，随便暴动是很危险的。周恩来还针对江苏省委提出明年元旦在大江南北同时发动全省暴动的打算说：日期不应如此定，要看预备的程度来定。二十四日，在政治局讨论共青团湖北省委控告罗亦农和长江局去年十月制止湖北暴动一事时又说：估量时局，青年团实有“无动不暴”的意见，可见他们的暴动观点并未成熟。
十二月长沙“灰日”暴动和中共中央曾对它抱有很大希望的广州起义相继失败后，中共中央的多数人在事实教训下对暴动开始有些新的认识。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在周恩来参加下，政治局通过了《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关于湖北党内问题的决议》两个决议案。前一个决议中提到：在反对“剩余的机会主义的遗毒”同时，也要坚决迅速地扫除“表面上革命的盲动主义”。后一个决议中，肯定了罗亦农上年十月间在长江局“反对马上暴动是对的”，批评了一部分同志不顾及实际条件就决定总暴动，“是有玩弄暴动的危险的”。六日，周恩来在常委会议上说：中央对暴动问题是一天一天清楚的，湖北问题对暴动的认识是有帮助的。长沙的暴动，我第一天即觉得是过早的。“无动不暴”在共青团是一严重问题。十一日，常委会议通过他起草的关于湖北工作的文件。十四日，中央发出给湖北省委的信，指出：“中央认为你们有无政府党与盲动主义的倾向，即是认为一切的斗争都是暴动，无往而不暴动，一切解决于暴动。”要求湖北省委“赶快停止无政府党、盲动主义的行动，很艰苦的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工作，在领导工农群众的日常的斗争中，去发动与创造群众的革命大潮”。
自然，周恩来当时在这方面的认识还很有限，主要是从战术上而不是从战略上提出问题的。他对革命潮流高涨这一估计并没有怀疑，对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暴动问题上也没有反对。区别只是主张发动暴动必须考虑到主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必须做好周密的准备，不能不顾一切地蛮干，这自然是远远不够的，仍不能从根本上纠正“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如何将这两次起义中保存下来的那点力量组织起来继续斗争？周恩来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
贺龙在南昌起义的起义军失败后，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在十一月间来到上海。中共中央原来要他去苏联学习军事。贺龙考虑后请求说：“还是让我回湘鄂西搞队伍吧！”“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来！”当时，共产国际代表不赞成，担心他“回去要变成军阀”。周恩来在一月六日常委会议上分析了贺龙的情况，主张让贺龙去。最后，中共中央同意了贺龙去湘西的要求。临行前，周恩来约贺龙和周逸群吃一顿饭。告诉贺龙：给他派了七八个人，组成一个小班子，有周逸群、卢冬生、李良耀等，由周逸群担任湘鄂边前委书记。要他们前往湘鄂边发动群众，建立工农革命军，开展武装斗争，并提出了“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方针。出发前，周恩来紧紧握着贺龙的手，一再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安全，到了湘鄂边，有什么事要及时和中央联系。〔8〕湘鄂边是贺龙生长的地方。他对这一带的政治军事形势、地理条件、风土人情都异常熟悉，在当地有着巨大的声望。他和周逸群等回去后，很快就打开了局面，逐步建立起湘鄂西苏区和红二军团。
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陈毅率领留在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余部，经闽、赣、粤边，到达湖南。二月二日，周恩来在常委会议上提出：朱德部队既已到湖南边界，不宜回广东，在湘南发动暴动也是好的。三月九日，他在常委会议上又提出：朱德军队要坚决留湖南，向茶陵、攸县为好，毛泽东的部队还是在遂川。
三月中旬，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前去香港，主持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纠正李立三在处理广州起义善后中的“左”的错误。在这以前，李立三以中央代表的身分来到香港，处理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善后事宜。他把这次起义说得一无是处，并且指责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省委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许多人不同意他的意见。李立三就采取惩办的办法，大批地处分起义领导人。中央接到他的报告后，觉得不妥。在中央常委会议上，周恩来多次就这个问题作了发言。他分析广州起义前的具体情况，认为这次起义是必需的。他说：这次的批评，一是批评的人没有在广州，没有深深地想想暴动时的困难；二是因退却时通知不周而造成许多人牺牲，就从根本上说暴动不好，这两种精神都不好。他明确地表示：“这种指导的影响是很坏的，对这次同志的严厉的处罚是不对的。”〔9〕他还说到：一个事变以后，对它的批评一定要同时注意到它的价值。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去重新处理这件事。
周恩来到香港后，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全面分析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肯定起义领导人在斗争中表现的革命精神，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是敌强我弱、没有争取广大农民配合、在战斗形势不利时又没有及时撤退转往农村。他对有错误的同志也提出了批评，并宣布原来的处分决定无效。大家觉得周恩来的处理是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这就正确地解决了广东党内的争论，恢复了党的团结。新任广东省委书记邓中夏在二月底被捕，周恩来指示广东省委组织营救，不久邓中夏获释出狱。四月四日，周恩来写信给中共中央指出：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努力，广东“省委已近于集体指导，虽中经挫折和破获，但较前确大进步”。〔10〕
由于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对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都需要有系统的了解和研究，但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中一时还很少有人这样去做。在妥善处理了广州起义善后事宜后，周恩来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对广东的土地问题和党组织状况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周恩来对广东顺德、广宁、英德、琼崖、曲江等地的土地占有及耕作情况和土地革命中遇到的问题作了细致的调查，向中共中央写了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讲到：没收地主土地已在宁水一县和乐会四区进行，分配土地尚未实行，“分配原则依人口多少、耕田能力、田地肥瘠而定，没收是彻底的，自耕农尚未没收，分配以乡为单位，先从乡分起”，“小地主亦预备分与土地”。〔11〕对广东全省的党组织状况，他也作了详细的调查，并写了书面报告。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已到极严重的时期，党的组织极弱，它的力量决难发动暴动。“北江暴动局势紧张时，任省委、特委如何指示，下级党部亦无法可以号召。及群众自发起后，党的领导力量也极弱。”城市支部减少，秘密工作尚差。上之如省委，次之如广州、汕头市委，都被全部破获。有的党员只知表示个人勇敢，反对秘密工作。有的却只顾个人安全，躲藏不见。周恩来对广东土地问题和党组织状况所作的这些系统而具体的调查材料，很有说服力地帮助中共中央了解了很多实际情况。
四月中旬，周恩来从广东返回上海。
这时中共中央刚收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在二月二十五日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这是一个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对纠正“左”倾盲动主义起了重要作用的文件。决议指出：目前中国革命正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已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那兹关于中国革命是“不间断的革命”的说法是错误的。决议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目前全国还未出现革命运动新高潮。决议给予广州起义以高度的评价，但对国际代表诺伊曼在广州起义时的具体指导提出了批评。
四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国际的决议案进行讨论，出席会议的有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邓中夏、项英五人。周恩来在发言中说：国际决议案中的确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关于革命性质问题，国际是重在防止过早的倾向。中共中央过去的确存在着现在中国是否已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看法。对无间断革命的解释，是认为转变会很快实现。关于土地革命问题，周恩来说：“因为农民占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与俄国的不同。现在的问题是乡村的领导问题，由此发生一个不平衡的发展问题。”他批评那种只重视城市工作而忽视领导农村土地革命走向深入的观点说：“过去城市的工作的确不好，但在中国形式下很适宜的配合是很困难的。要这样，必致引到乡村（对城市）的等待，这是不好的。”〔12〕他认为，现在需要加紧农村工作和城市工作的配合，但各地自发的斗争还是要领导，这种工作是没有法子停止的。不过，对当前中国革命的形势应该如何正确估计的问题，周恩来那时还没有完全解决。他有一个顾虑，总担心说革命潮流低落会使党内滋长一种灰心、沮丧的情绪，对革命的推进产生消极的影响。他在会上这样说：“中央的意见是革命潮仍是高涨的，但不是一个最高潮。我以为现在还是这样解释。”〔12〕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四十四号通告，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但就总体说来，经过事实的教训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共中央从这时起开始在实际工作中纠正过去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周恩来在短时间内，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几个重要文件，对国民党统治区秘密工作和红军工作作了新的指导。
对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个新的重要的要求——机关群众化和负责干部职业化。五月一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湖北工作方针决议案》。湖北省的党组织和工农群众力量，上年冬天以后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已遭受严重摧残。这年三月初，湖北省委和武昌市委机关又被完全破坏。周恩来针对这些情况写道：“失败的教训要求我们在消极方面马上要很勇敢的承认并改正过去一切错误，积极方面要很明确的找出今后工作的出路，不许我们丝毫掩饰，更不能稍示犹疑。”“无论如何艰难困苦，在最近的将来，我们都要在武汉三镇把新的基础建立起来。”怎样“把新的基础建立起来”呢？他要求湖北的党组织严格按照秘密工作的需要，坚决“改变以前的方式，很迅速的重新建设党的各种机关，并以绝对秘密为原则”。他明确地提出：“机关的群众化、负责同志的职业化亦是很重要的问题。”要求各地党组织适应新的情况，“改变方式领导群众继续作政治经济争斗”。
这在白区党的组织工作中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在这段时间内，周恩来还负责处于严重白色恐怖下的党的保卫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中央特科日臻健全，通过各种渠道掌握情报，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为保卫党的领导机关的安全做了大量工作。对文化工作，周恩来也十分关心。当时，创造社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但主要人物郭沫若将去日本，成仿吾将去德国。周恩来就派阳翰笙、李一氓到创造社去充实并发展这个阵地。他们去后，办了两个刊物：《流沙》和《日出》。前者表示纪念南昌起义军在流沙的失败，后者表示太阳又出来了。
周恩来的这些工作，为大革命后在各地重新恢复遭受了严重破坏的党组织、建立并发展中国工农红军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在实际工作中逐步纠正“左”倾冒险主义，为迎接党的六大的召开做了重要准备。
由于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恐怖太严重了，而党又迫切需要有一段比较充裕的时间和安定的环境来认真总结一下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研究并部署今后的工作，所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苏联的莫斯科召开。
为了筹备并出席党的六大，周恩来、邓颖超在五月初装扮成一对古董商人夫妇，由上海坐日本轮船去大连，再经东北转赴莫斯科。在途中，发生过一段意外的遭遇。周恩来沉着机智地应付，从容地化险为夷。邓颖超后来回忆过这段经历：
“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我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我们进行盘问。首先问恩来同志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我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我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他们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他们当即让恩来同志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恩来同志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他们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恩来同志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恩来同志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他们仔细端详不像当兵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的盘问，恩来同志泰然沉着地一一作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在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
当他们要周恩来去水上警察厅时，没有涉及到邓颖超。邓颖超不放心，表示要一同去。周恩来大怒说：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让邓颖超先到旅馆里住下。大约两小时后，周恩来来到邓颖超的住处，进来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低声对邓颖超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要立即烧毁。邓颖超马上找出来到卫生间撕碎投入马桶里。接着，他们有说有笑地去楼下餐厅用餐。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当天下午离开大连，坐火车前往长春，然后转往吉林县（今吉林市），去看望他的伯父。在车上仍遇到跟踪。邓颖超回忆说：
“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我们也同他聊天。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我后来才知道的）。恩来应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做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终于对付过去了。”〔15〕
到长春后，似乎没有人跟踪了。住进旅馆，周恩来立刻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有敢直接到伯父家去，先住旅馆，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去。正好他三弟恩寿在，一看就认出是他的笔迹，就把他们接到伯父家。
他们在伯父家停留了两天。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住在二弟恩溥家。邓颖超隔一天后，由他三弟陪送到哈尔滨。但他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只得在哈尔滨再等几天，在火车站上等到了李立三，通过他把关系联系上了。然后从哈尔滨乘火车到满洲里。进入苏联境内后，继续乘火车赴莫斯科。
六大的召开，经过了将近一年的酝酿和准备。会议的主题是要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八七会议以来的党的工作，制定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会前不久，六月九日左右，斯大林在莫斯科市内的一个大楼里，接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等都参加了。斯大林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一个是革命的高潮与低潮。这正是六大所要解决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斯大林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以俄国的二月革命为例来作了说明。他又说：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是低潮。这个问题引起了辩论。李立三说：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回答说：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斯大林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他的谈话，使大会有了明确的指导方向。
十四日和十五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分，召集了一次“政治谈话会”。布哈林提出三个问题，要求到会者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些问题是：一、关于当前革命形势的估计；二、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即党的机会主义错误问题；三、党在今后的任务和方针。中国党出席谈话会的有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等二十一人。这实际上是六大的一次小范围的预备会议。
十七日下午，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初步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当晚，举行大会预备会议。
六月十八日，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旧式庄园里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正式代表八十四人、候补代表三十四人，代表党员四万多人。周恩来担任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瞿秋白致开幕词，共产国际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代表致祝词。十九日，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作报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二十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然后，分组讨论这两个报告。讨论进行得十分热烈，主要集中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要不要进行合法斗争、革命的高潮与低潮等问题上。
讨论政治报告时，周恩来在六月二十七日作了长篇发言。在这段时间里，他显然已想了很多。他的发言一开始就说：这次大会讨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同志们回去不再发生错误和误解，在工作上得到很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并不要重在个人的对与不对，我们并不以个人错误或误会为批评的重心”，而是要使问题都得到明白的解答，使大家都了解正确的路线。
对革命性质问题，他同意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分析党内一些同志混淆革命性质的原因说：“五次大会以后，大家还是把革命任务与革命动力混为一谈。”抱有这种看法的同志以为既然是工农革命，那就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于是，产生了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和其他超越革命阶段的观点，甚至连工厂要归工人、车子要归车夫这些不恰当的口号都有人提出来。周恩来说：“这都是不懂革命性质的结果。”
对革命形势问题，他特别注意到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以地方言，南部与中部、北部的不同；以阶级言，农民发展与城市沉闷不相配合。”他改变了原来认为中国革命潮流仍是高涨的看法，明确地说：我们不必在名词上去争论，总之，“现在不像五卅或北伐时代那样的高潮和高涨”。同时，他又说：“我们虽然不能说是高潮，的确也说不到高涨，但我们相信革命是前进（的），是向高潮、高涨方面的前进。”在谈到党的主要任务时，他要求夺取千百万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16〕显然，他这时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比六大召开以前已有了很大提高。
他在这次发言中特别强调：由于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等原因，证明中国革命有割据的可能。“对于南中国的几省中，在目前就应该开始割据局面的准备，因为这与全国的准备工作是有极大的关联。同时，我们要组织广大群众于苏维埃口号下，以总暴动来实现苏维埃政权。”〔16〕当全党还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的时候，他的这种认识虽还不够明确和系统，仍是十分可贵的，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会议期间，周恩来的工作异常繁重。作为秘书长，他主持会议的全部日常工作。大会成立了十个委员会，他参加了其中的七个，并担任组织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召集人。随后，又参加新成立的湖南问题、湖北问题、南昌暴动、广州暴动四个专题委员会。
他精力充沛，工作有条不紊，行动敏捷，处事果断，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会上，他还充当了两个重要问题的报告人：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报告。
六月三十日，他向大会作了组织问题的报告。报告回顾了一年多来的政治环境和党的组织状况。指出：自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以后，“中国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绝无而仅有的残酷”。在这个时期内，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约有三十一万至三十四万人，还有四千六百多人被监禁着。工会、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遭受严重的摧残。全国的工会组织由七百三十四个锐减到八十一个，而这些工会都是秘密的，群众也很少。但就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共产党人仍然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并把力量重新集合起来。在农村中，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在遭受破坏后，又重新恢复了。这是近一年来艰苦工作的成果。
党在今后的组织任务是什么呢？周恩来在报告中把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突出地提出来，把争取群众作为工作的中心点。他说：“革命的先锋——中国共产党有隔离群众和削弱的危险，虽革命已走入一个新的阶段，党内外组织也开始了一种新的结合，但实际上这种危险还很大，我们必须在国际决议指示下，使在组织上巩固自己的政治影响，建立和发展工农革命的组织，并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真能成为群众的斗争的革命党。”〔17〕
这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一种错误倾向：因反对机会主义而变成反对知识分子。在会上，瞿秋白和张国焘发生激烈的争论。布哈林在大会的报告中责备张国焘和瞿秋白，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18〕周恩来在报告中特别提出：党在组织上的错误倾向之一是“反知识分子的倾向，我们对知识分子应用无产阶级的方法去使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
在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的报告后，瞿秋白、张国焘、项英、王若飞等十人在大会上就这个问题作了发言。周恩来最后作了结论。
七月三日，周恩来又向大会作了军事报告，刘伯承作补充报告。
周恩来在这个报告中肯定了大革命时期党在军队政治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在当时军事工作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观念：“为了联合战线，不能破坏国民革命军，而要帮助国民党巩固国民革命军。”“这种巩固国民革命军的工作方针，就是根本取消了我们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作的意义。”结果，“没有尽力发展工人纠察队，没有将农村中的农军发展起来，来做夺取乡村政权的力量”。一旦蒋介石叛变，革命便遭受严重的挫折。南昌起义失败后，又产生了另一种偏向：“抹杀一切军事工作，反对一切军事准备，军事技术的训练，都目之为军事投机。由那一极端直趋到这一极端，事实上将取消军事工作。”
周恩来在报告中专门谈了建立红军的问题。他说：建立红军的原则，一是要把旧军队的雇佣性质加以改变，可先采取志愿兵制；二是军官不一定非工农分子不可，但一定要无产阶级化；三是红军一定要有政治工作。红军建立后，不是保守在一个地方，而是要移动的，这与赤卫队的常在一地是不同的。红军要帮助苏维埃政权的发展。他还指出：红军一定要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否则就“失了红军的阶级基础”。〔19〕
在这次大会上，李立三作了农民问题的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的报告。九日、十日，大会通过了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各项决议案，选出了中央委员二十三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三人，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周恩来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七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式。周恩来在会上讲话。他说：大会为了求得革命的真理，开展了批评自我批评。“我们不要以为有了争论就是不好的，因为只有批评讨论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道路。”〔20〕现在有了正确的路线，回国后要使每个同志了解和执行。
七月十九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日，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五人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在分工中，周恩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
六届一中全会结束后，向忠发、蔡和森、李立三等和大部分中央委员回国，周恩来和瞿秋白、苏兆征、张国焘等留在莫斯科，参加七月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大会期间，周恩来参加了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共产国际资格审议委员会，并当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在共产国际会议期间和会后，他向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党员传达了六大的精神。例如，八月下旬苏联军事学院党委通过六大代表刘伯承邀请他，到莫斯科高级射击学校的孔采伏野营向中国党派去的部分军校学生作了六大的传达报告。那天他从下午六七点钟一直讲到第二天凌晨两点，然后赶回莫斯科。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结束后，周恩来又在莫斯科留了一段时间，没有马上回国。他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找了当时在苏联学习的许多中国党员逐个谈话，向他们介绍国内的革命形势，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征询他们对回国后工作的意见。他看了中国留苏学生和一批在苏联学习的军事干部的档案材料，考虑他们回国后的工作安排。
他还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看在那里工作和学习的中国同志，向他们讲六大精神和国内形势，询问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希望他们学成回国为中国革命贡献力量。那时乌兰夫正在中山大学做教学翻译工作。交谈中，有人告诉周恩来：乌兰夫和几个同志是蒙古族。他的目光马上集中到他们身上，带着微笑说：“噢！你们是蒙古族，好极了！好极了！”乌兰夫在六十年后回忆这件事还说：周恩来同志与我们交谈时的“深沉目光和亲切关注，长久地回荡在我心底深处。我们想，周恩来同志为什么对我们几个蒙古族青年那么关注？很显然是把我们看作是少数民族的代表，着眼于整个蒙古族乃至全国各少数民族。他的关注，饱含着对我们的无限希望。此后，我经过反复思索，萌发出了请求回国，投身到国内艰苦而又炽热的革命斗争中去的想法。经过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同意，一九二九年我回到国内，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开辟和坚持地下斗争，后来又开展了建立蒙古族武装的斗争”。〔21〕
当时，正在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等人从事宗派活动，捏造事实，说学校里存在一个“江浙同乡会”的反党小组织。他们乘有些六大代表还没有回国的机会，举行了几次报告会，王明在会上作了反“江浙同乡会”斗争的报告。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共产国际监委、联共（布）监委和中共代表团三方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这个案件。周恩来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审查的结果，作出结论：这个“江浙同乡会”并不存在，推倒了这个假案。
十月初，周恩来离莫斯科回国。途经沈阳时，向党的满洲省委传达了六大的精神，又去看望了伯父。
延伸阅读
----毛泽东传（十）：反对本本主义
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有着重要意义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次革命高潮之间；中国共产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并且批评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延安整风时，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这个报告中评论说：“总起来说，‘六大’关于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基本上是对的，所以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18〕由于这些决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决议，它所产生的影响特别巨大，从而在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上澄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错误认识，对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六大的巨大历史功绩。
六大也有它的缺点：第一，当时全党的认识还是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的地位，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和武装割据，因而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第二，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排除在中国革命的动力之外，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这方面，周恩来以后也有评论：“六大也有毛病，犯了一些错误。但这些错误没有形成路线错误，没有形成宗派主义，虽然一些倾向是有的。这些，对以后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形成是有影响的，但不能负直接责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