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依照惯例，逢五逢十，官方都要举行较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只是略微不同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进步与社会矛盾相生相随，毛泽东作为一名历史人物也开始成为不同群体敬仰的图腾或者反对的目标。
由于毛泽东作为历史伟人的巨大复杂性，其历史定位往往随着时代的变动而有所不同。比如文革后和改革开放之初，其地位坠入前所未有的低点，但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热再次重现中华大地，并日盛不衰——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邮票竟然短时间抢购一空。或许只有抛去暂时性的短期因素，从大历史的角度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毛泽东的是非功过。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两大历史任务：国家主权独立和重新统一、国富民强。不管是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革命，贯穿其中的主线就是这两大历史任务。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百年失败积累之后，直到毛泽东带领各族人民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才算是完成第一个历史任务——或者说朝代的需要与呼唤才是产生毛泽东的历史必然。应该说，对这一历史基本事实，要想否定是极为困难的，更不会被严肃的史学界乃至海内外华人主流所接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开始向中华民族第二个伟大目标迈进，却以失败告终。当他离世的时候，中国整体上仍然处于贫穷状态——虽然好于晚清和中华民国时期，各族人民勉强解决温饱而已，甚至当时（1977年）全国有1.4亿人平均口粮在300斤以下，处于半饥饿状态，每个社员每年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只有63.3元，绝对贫穷人口高达2.5亿。人匀GDP仅为224.9美元（现在为6086美元，2013年将突破7000美元）。整个国家大多数发展和生活指标排在世界国家和地区170位以外，处于联合国有关部门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划定的贫困线之下。中国在全球的经济份量微不足道，仅为5%（现在已经超过10%）。当时中国的城市化率还不到20%，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还低10个百分点。
此外，此时的中国严重缺乏各种基本自由，今天许多天经地义的事件：城乡人口流动、民间商品经营、个人出国都是被禁止的——1949年至1979年，出国总人数还不到30万，现在一年就达9000万。言论表达尺度之微也完全是今天的中国人所无法想像的。
经济上的落后，再加上对知识分子的歧视、正常教育体系的混乱：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中高等教育的考试被废除，一般的知识课程设置被打乱，中高等基础和专业知识被大量删减和简单化，耽误了一代人知识的培养，导致科学技术人才匮乏，中国的科技水平整体上落后于西方四十年（个别军事领域除外），落后于发展中国家二十年。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各发达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从20世纪初的10%提升到了50%—70%。而根据专家们的计算，我国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52—1957年为27.78%，1957—1965年只为8.24%，1965—1976年间更是仅为4.12%。
但是必须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的失败既有历史局限，也有其个人因素。仅仅简单地把责任都推到毛泽东身上是不公正的。
1949年的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并存。此时的双方不仅政治制度对立，经济制度也完全不同：一个实行市场经济，一个实行计划经济。由于资本主义体系在1929年发生大危机，并成为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导火索，其优越性显然无法和新兴的计划经济相比较。不仅中国，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采取计划经济，这包括被称为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一直到七十年代，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增长速度和经济表现都要好于资本主义世界。就是当时的朝鲜，其表现几十年也一直优于韩国。
当时的西方国家，政府干预和计划的因素也同样十分浓重。二战刚结束，英国的工党赢得大选，立即进行大规模的国有化。七十年代的时候，英国内阁会议讨论的是确定水管工修水笼头的费用、出租车司机的收费多少和理发师的工资！此时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在野党领导人基斯·约瑟夫在大学演讲竟然遭学生鸡蛋和面粉炸弹的袭击！那个时候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哈耶克来到美国竟也是到处碰壁，只有特立独行的芝加哥大学收留了他。八十年代，法国社会党上台后立即推行大规模的国有化。
因此，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采纳计划经济以及大规模的国有化是历史的必然——即使假如中国当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恐怕也只能如同印度一样照样采用计划经济（中国七十年代末开始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印度则直到九十年代才开始）。
从大历史的角度讲，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包括同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印度都最终没有一个成功者，哪怕毛泽东不犯任何个人错误，只要实行计划经济，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第二个伟大梦想。这就是历史的局限。人的自由意志都是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发挥作用的，是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
至于毛泽东的个人因素，则包括违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大跃进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导致大饥荒，造成上千万的非正常死亡。文化大革命则彻底使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而早期的反右扩大化，严重打击了知识分子参与国家建设的积极性。
从历史的结果论来看，文化大革命事实上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推进剂。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国并没有建立起如东欧国家铁桶般的计划经济体系。当中国启动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时，便能较轻易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从而使得中国可以走向一条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之路。而不至于如同前苏东国家，不得不采取代价极为高昂的休克疗法。
此外，文化大革命也将当时的利益集团摧毁殆尽，这也成为改革开放较易推行的历史性前提条件之一。反观前苏东国家，在压力下进行的改革往往由于利益集团的反对而半途而废，最后陷入长期停滞，直至病入膏肓，迎来剧变。
虽然毛泽东未能实现中华民族的第二个伟大奋斗目标，但在他的时代，中国的经济表现仍然不能完全否定。除了众所周知的基本工业体系的建立，还有几个指标同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中国清康乾盛世人口达到四亿，随后的两百多年间再也无法突破。这是当时生产力和经济条件下所能容纳的极限，但到了毛泽东时期，中国人口迅速增长。文革后第一次人口普查即1982年人口普查，中国人口已经超过十亿！与此同时，人均寿命也大速提高，从1949年的35岁提升至65岁。伴随人口数量的高速增长则是人口素质的提高。文盲率从1949年的80%降至1976年的20%（城市16%，农村34%）。同为后发大国的印度当时的城市文盲率则是34.9%、农村文盲率是67.3%，巴西的城市文盲率为16.8%、农村文盲率为46.3%，埃及的城市文盲率为39.7%、农村的文盲率为70.6%。
这一切除了正确的政策以外，比如赤脚医生为代表的农村医疗体系的建立，更主要的是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当然是相对的，是纵向对比。
应该说，人口的高速增长以及得到良好的基本教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人口红利的来源。否则人口资源不但无法变成红利反而会成为社会的包袱。这也可从同一时期西方学者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分析得以验证。1965年法国出版的《中国过度的人口》（la Chine surpeuplee，作者Rene DUMONT ）就不无疑虑地提到：“1964年中国的农业水平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但人口却增加了8000万。”
从改革开放时代的巨大成功这个角度回望毛泽东时代，还有几个因素同样十分重要。一是建国之初通过革命手段实现妇女平等和均分土地、土地集体国有化。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发表的2012年全球性别报告，日本和印度男女不平等程度在135个国家中分别名列第101名和105名，远远低于众多非洲国家、中东国家。中国是第69名，名列亚洲最佳五强行列（该指数分列各洲前五名国家），优于欧洲的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和匈牙利等国。
中国妇女的解放，既是真正人道主义的体现，是平等、自由理念在现实社会中的实现，同时也是对于中国人力资源的巨大开发。今天的日本出现严重的人口老化和短缺，国际社会提供的解决之道竟然是把妇女从家庭解放出来。
土地集体化和国有化，在改革开放时代大规模工业化进程中，建立配套的基础设施发面也同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资对照的是，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英国留下的民主制度、法制体系以及土地私有制。结果劳动力比较优势明显的印度却无法进行工业化，反而畸形走向资金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吸纳就业能力极为有限的信息产业。
二是中国拥有核武器和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中国拥有核武器，捍卫了独立自主发展的能力和权力。许多拉美国家感叹道：当中国决定做什么的时候，往往能够顶住外界的压力。但在拉美，不管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金融政策，都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干预，往往无疾而终。
中国的对外开放，实际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开放，中美关系不改善，改革开放也同样将无法施行。
毛泽东的另一个贡献则是国际性的：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西方殖民统治，支持南非和美国黑人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那个时代，西方如今占据全球话语权的普世价值之所以不被接受，就是因为它们还在搞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如果说中国的崛起对外主要是道德与怀柔，西方则一直是掠夺和血腥。北美土著人就是在西方自由、人权、平等的价值观照耀下人口从1500万降至100万）。
世纪伟人、反抗白人种族隔离的英雄曼德拉去世之后，南非驻中国大使兰加（Bheki Langa）说曼德拉和毛泽东一样伟大，双方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为自己人民自由奋斗的强势领袖，他们为南非和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曼德拉本人则多次提起受到毛泽东著作和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奋斗的启发和鼓舞。他在牢房里坚持阅读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并经常比较和思索南非、非洲大陆的民族解放和中国的革命运动。曼德拉曾说“我在罗宾岛狱中生活的精神支柱来自中国！”这也是为什么曼德拉十分珍惜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为消除南非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所做的贡献。
而此时的西方却站在南非白人政权一边：美国中情局配合南非当局将曼德拉逮捕，并把曼德拉列为恐怖分子名单，哪怕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新南非的总统，直至他九十岁生日才被从这个名单中取消。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还这样赞扬反人类的种族隔离政策：“这一政策的优势就在于可以避免黑人之间互相殴打。”
这里不能回避另一个西方最重要的国家、本人所在的法国。曼德拉去世后，前总统德斯坦未能跟随现任总统奥朗德出席曼德拉的葬礼。原因在于他担当总统期间，法国不但没有参与任何反对种族隔离的活动，相反还与白人种族政权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军事合作，大幅度向南非出售武器，甚至要出售多家核电站——只是由于引发全球反对声浪，才不得不放弃。直到1981年密特朗出任总统，法国才真正从行动上参与到反种族隔离的斗争中去，比毛泽东时代晚了二十多年！
所以，理解毛泽东时期的失误，还是应该放到他所在的时代。当中国陷入大跃进的失败和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当中之时——中国最宝贵的一代知识精英大量受到迫害，大量传承中华文明的珍贵文物被毁，整个西方仍然在竭力维持其在全球反人道、反文明的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显然，中国问题的严重性，是远远无法和同时代的西方相提并论。如果说毛泽东的失误只是由于未能超越历史的话，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其错误则是远远地落后于时代了。
中国这一时期的政治也确实相当不正常，刘少奇等一大批领导人被非程序对待，更出现了震惊世界的林彪事件。但在同一时期，法国的戴高乐总统屡屡遭遇未遂暗杀，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全球电视转播、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被枪杀，随后嫌犯又在电视转播之下被击毙。至今五十年过去了，依然是无解之谜。不仅如此，美国的尼克松总统发生违反宪政体制的窃听事件。当然，值得一提的还有，美国派军队进入大学武力镇压大学生的反战运动！法国军警在巴黎街头大肆屠杀和平游行的阿尔及利亚支持者。英国在北爱尔兰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史称“血腥星期天”惨案。
就如同今天，没有人会苛求华盛顿为什么是黑奴主，因为这在那个时代是正常的社会现象和标准。连华盛顿是黑奴主都没人苛责，更何况毛泽东。
除了时代局限，还有民族和文化的因素也同样需要反思。客观地说，中国特有的文化才是出现毛泽东现象的土壤——无论利弊。时势固然造英雄，文化也同样造英雄。这正如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一句名言：“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这就是为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红遍中华大地的一位报告文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
所以到今天，毛泽东在整个西方主流社会是少有的仍然属于正面或者至少是尽管有争议但仍然可以被接受的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人物。尼克松图书馆有毛泽东的塑像，奥巴马第一次访华时，他的幕僚去参拜毛泽东纪念堂。2012年法国蒙彼利埃二十世纪广场增树五位世纪伟人的雕像，其中就有毛泽东。另外四位则是：印度“圣雄”甘地、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以色列前女总理梅厄夫人、埃及前总统纳赛尔。此前已经树立的另外五位雕像则是前苏联的创立者列宁、法国前总统戴高乐、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法国经济学家饶勒斯。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在世界上的崇高地位，也可以间接印证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一百多年来最为巨大的，超过任何人，哪怕是孙中山。需要一说的是，曾有70名欧洲议会议员联名致信蒙彼利埃市政府，要求清除列宁雕像，但这样的事情却没有发生在毛泽东身上。
今天的中国依然怀念毛泽东，甚至在民间日益重返“神坛”。这既有中华民国灾难性的对照表现、对当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不满，也有毛泽东时代精神遗产的巨大影响：公平、正义、试图打破科层制的政府官僚体系而建立人民直接管理的高效与廉洁的社会、敢对国际霸权说不。就如同今天一些人并没有因为西方的血腥、残酷无情的掠夺而否定西方的普世价值一样，我们是不是也同样不能因为毛泽东的错误而否定他的精神遗产和价值追求？
整体而言，毛泽东时代是开创未来、奠定基础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复兴极其重要的一环，它的经验和教训，都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宝贵财富。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建立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累积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