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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

2015-08-22 15:36 战略·谋略 ⁄ 共 3452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我的题目是《从基本理念的变迁来看传统和现代》,理念比较基本,也许可以分为价值理念、正义理念,还有制度、政体理念。从中国的传统来说,我借用“尊尊亲亲贤贤”这样的价值理念,它在制度上的体现,比如君主制度、士民等级,是体现为等级的差别。当然从利益层来说,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尊尊和亲亲”,比如说分封诸侯,这就体现真正的封建社会,到汉以后,“亲亲”实际上退出了,封建制变伪君宪制,但是他很强调三纲五常的形成,变成了“尊尊贤贤亲亲”,官员制通过科举走出了一条开放的道路。这基本上是中国传统基本的政治理念。

现代社会政治理念:自由平等博爱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代世界也可以区分出几种,比如美国的独立自由平等,首先是国家独立,另外也强调个人的独立;法国的大革命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后来还有一个变种就是苏联式的,革命、平等、共产,这是不太一样的。主流当然还是前面的,尤其法国大革命,因为“自由、平等、博爱”最大。古代和现代一个主要的差别就是平等。平等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与潮流。现代社会的制度里面有民主、法制、福利国家,但苏联俄国式是另外一种,阶级、专政、共有以及计划经济等等。这只能说是一段时间之内起作用的,主流基本上是自由、平等、博爱。

今天如果从中国的观点来出发,也许我们有必要考虑一种有“尊尊”之意的自由,尊重法律、遵守义务等等,有法才能有自由,有自律才能有自由,有义务才能有权利。这些举措会有差别,但首先是机会平等和优先,以“亲亲”为序的博爱,这样的博爱才能落到实处,也比较符合人性而且可行。过去讲爱远方的人而不爱身边的人,爱未来的人而不爱现在的人,由此造成一些灾难。最后还有生命优先,生命优先是没有差别的,是完全平等的。也就是说,现代的“自由、平等、博爱”也有差别,是追求优秀和卓越冲动带来的差别,有比较好的差别和比较坏的差别,我们不要忽视差别,有时候我们要求彻底的平等,这是一种最坏的差别。

吴思:传统思路需与现代文明对接

《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

吴思(《炎黄春秋》总编辑):我们在谈现代治理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公民权利和权力的关系”时,居然不能说汉语!说汉语就说不清楚!什么叫接轨?最核心的概念不能用现代汉语来表达,这是一个大问题。这背后还有更深的问题,就是传统形成的那些思路、印证方式与当代文明的方式也不能接轨。这是一个引子。现代治理体系能否从传统中吸取智慧?治理的核心概念在当代是“如何保障公民权利,控制政府的权力”。儒家的表达,比如说《资治通鉴》开篇就说“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上来就是礼和民分,这也是表现了儒家的历史学家如何看待天下治理的一种基本逻辑和框架。这两个东西如何接轨?这也是一个引子。

“RIGHT”不如翻译成“权分”

吴思:当年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看到了RIGHT这个词之后,就开始不吃不喝地翻译,后来他就翻译为“权利”。本来它充满正当性,就是王道的色彩,有仁义、道德这个意义在里面,而他译成了权利,权,枪杆;利,利益,小人立于利。有人用这个质疑了丁韪良之后,丁韪良就为自己辩护,他说之所选择的权利,这个权不是指的有私之权,不是官府的,而是庶人之分,就是他用了儒家的“分”字来解释权利是什么意思。但是他说实在在汉语里找不到这个概念就造了一个词儿“权利”。但是我们看他明明找到了这个词儿,他给自己辩护的时候用的是本分、安分守己的“分”字,就很奇怪他当时为什么不译成“权分”呢?那就不用解释了,也比现在权利加上利益做解释,讲得清楚多呢。

儒家可以与自由主义对接。我们一旦把这个接轨,就可以把论证公民权利的正当性,限制POWER的正当性,跟儒家长久的论证史揭开。我们还能看到历史书上的各种各样的博弈、变迁全都活了,全都是关于权利的变迁。一旦这个概念打开,也找到了一种自由主义和儒家接轨的方式,就是在权分上接轨。这个分是有空间概念的,比如君一百平方米,民是五十平方米,在这个空间里你该干什么干什么,这就是自由。于是自由和权利接轨了,自由有了边界感,权利有了空间感,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边界的变迁。

高全喜:中国应尽快完成“早期现代”这个阶段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院长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院长高全喜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院长):关于“现代治理如何从传统中吸取智慧”,我想从三个层次来谈。第一是一般层次,作为一般的理论说法,我还是基本赞同贺麟先生,在五六十年代他分析的儒家的“三纲五常”。在现在的国家政治中,“三纲”作为古典时代和传统时代的文化已难以维系,但是五伦是有发展空间的。我觉得何怀宏有了升级版的阐释,但总的来说“三纲五常”对现代中国还是意义不同的。

第二点是自由主义和儒家、传统文化结合的问题。这里是有一个预设的前提是,自由主义有很多内容,谈这个问题要有中国当今语境,人脱离不了时代,从大致的政治逻辑和历史逻辑来看,现在很类似于早期现代这个阶段,无论是西方的早期现代还是中国的早期现代,都有古今之变的问题。如果自由制度建立不起来,那么五伦如何开展?三纲如何退出?这一点恰恰是儒家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一二百年没有完成的事情。这个完成之后,不光是儒家思想,各派的思想都有充分的自由发展空间,都可以相互竞争、和平竞争,然后发扬光大、取长补短。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自由和秩序的制度性建立,在这个方面,传统的儒家不可能作为主导性力量,不是担当者,而这个担当者是谁呢?就是自我塑造起来的一种新的,也就是自由人,这个自由人可以是官吏,也可以是商人,还可以是学者,更可以是普通老百姓。

戴志勇:儒家与现代没有根本冲突

戴志勇(南方周末评论部主任):儒家讲的“天地之大德曰生”,这种生生不息的力量、生生之美,跟生命原则是相通的。然后讲平等,在家庭之内,父子、夫妇之间不是所有的平等,但是在天地之内是平等的。我有一个5岁的小孩,虽然我是他的父亲,有抚养他长大的责任,但是我常常感到他的生命有一种非常挚诚的状态,很多地方我要向他学习。所以我觉得在平等上面,儒家没有与现代的根本的冲突。

戴志勇: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孔子办私学,这种民间教育是一种教化的力量,它应该是超越政治对于社会、对于个人的力量,是一种道德的力量。比如王阳明在朝廷上被皇上打过板子,但是他要觉醒民智,这也是一套路线,因为我们现在说有上行路线、中行路线和下行路线。还有乡镇自治的传统也可以借鉴的,家族小共同体也可以借鉴的。

戴志勇:政治上可以借鉴的是“和而不同”的想法。儒家一定不是说不允许别的力量存在,而是要落实为制度设计,并向现代做转化。朱熹说,“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意思是,朱熹对整个传统有非常高的期许,但天下为公的理想,一直到他为止都没有实现,除了他所说的三代以外。梁启超他们那个时候,有分权的想法。所以儒家不是一个死的传统,我们有责任去给他新的生命。

秋风:儒家会吸收所有智慧创制立法

秋风(弘道书院院长):儒家不是资源,是我们身体本身。如果说儒家是资源,好像他是一个已死的东西,我们再从仓库里捡出来。当下中国优良制度的建立,一定是以儒家的价值作为基本价值的。然后中国人必定要创制立法,而不是把其他国家现成的制度搬进来。

可能有人会问,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呢?是的,我有信心。因为中国人在过去几千年里所建立的这套制度,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政治制度。当然这也许把西方在十六、十七世纪所建立的制度排除在外,除了这个之外它是最成功的政治制度。所以它能创造这么庞大的政治共同体,这个成就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比得上。包括陈志武老师讲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起码在过去那么多年增长了一倍,可能大多数的地方还没有这个增长。而且之所以儒家有这么大的声音,也恰恰是因为这些制度在相当的程度上保障了人们的尊严和平等。比如科举制度,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

秋风:讨论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制度的时候,我期望大家抛弃历史终结论的迷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讨论中国变化的时候,都有一个历史终结论的预设,仿佛我们只要建立了某个制度就一下就进入天国了,儒家从来不是这样。所以儒家从来没有把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儒家从来都不做这样的想法,因为儒家不信人可以进天堂,只有那些相信会进天堂的人才会假设在政治世界中历史也可以终结。我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思考方式。

结语现代治理该不该吸取传统智慧?传统思路如何与现代文明对接?讨论永远没有尽头,结果也与每一个中国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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