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习奥会的举办有两个背景，一是今年中美关系开始战略紧张，二是今年中美之间问题较过去尖锐。
第一个背景，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同年，中国制造业总产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美在这时从结构上进入修昔底德陷阱，但由于中国比较低调，效应没有马上释放出来。
效应是在去年显现，主要原因是中国外交积极进取，但在美国看来是咄咄逼人。一方面，中国去年推行自己的议程“一带一路”，适度地抛开了美国，并取得成功，这出乎美国意料。此外，中国还成立了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在海洋方面，中国设立了东海防空识别区，又快速在南海建岛。
中国现在讲话底气较足，因为中国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完整、学习能力最强的工业。具体来看，中国制造业拥有39个大项，91个中项，561个小项，在世界上属唯一。在2014年，中国制造业总产量达到美国的140%。中国工业现在甚至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如高铁、特高压、天河二号、华龙核电品牌等。
美国清楚，制造业是现代国家全部力量的来源，有强大的制造业，一定有强大的军事，有强大的军事，就有资格挑战世界领导权。美国非常关注主要对手制造业的发展，当德国、苏联、日本的制造业水平达到美国的70%时，美国一定从旁干涉，宣传用服务业带动现代化。中国正由于坚定不移发展制造业，现在制造业达到体量和体系完整性位列世界第一，一部分产业水平位于世界先进行列。
第二个背景是指，今年中美间南海问题较为突出，再加上中国举办九三阅兵，普京的出席刺激到美国，还有美国大选将至，美国国内对中美关系的杂音甚多。因此，对本次习近平访美，中美两国的期待度应该放低些。
当然，期待度要低，也并非无所作为。本次访问内容分三部分：公共外交工作、与奥巴马政府达成有法律意义的协议、在多边国际场合宣示中国立场。
具体来说，第一部分，习近平访美将同美国社会直接交流，化解美国社会的疑虑，如对美国各界人士发表演讲，视察跨国公司。
第二部分，习近平对华盛顿国事访问，主要是与奥巴马政府交流，最终两国达成某项共识，保证中美关系在奥巴马余下任期内的稳定。预计协议将包括双边与多边两个部分。双边协议会在经贸、军事交流、科教文卫等方面产生突破。多边协议分为全球和地区两类。全球问题涉及气候变化、贫困、公共卫生等。地区热点涉及朝核问题、北约撤出后阿富汗的稳定，伊朗签署核协议后的中东局势等。
第三部分，习近平出席联大会议，向世界宣示中国在安全、发展、价值观等方面的看法。在这一部分，习近平会做三场讲话，一是大会讲话、二是千年发展会议讲话、三是南南合作会议讲话。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13年底统计的数据，世界有72亿人，其中9.8亿人在生物学意义上饿肚子，然而事实上，依靠世界现有农业技术与耕地，足以养活150亿人。这一现象是人类的耻辱，也是美国领导下的国际体系的缺陷。中国希望在这一方面做些文章。
中美关系的老问题和新问题
未来10年的中美关系，很可能比过去40年更为复杂，矛盾更多，未来10年，中美间很可能老问题尚在，新问题又增多。这些中美关系中的老问题与新问题，可以归结为“3Ts＋8Ns”。
老问题指台湾（Taiwan）、西藏（Tibet）、贸易（Trade），其中台湾居首。就趋势来看，三个老问题在未来10年内都面临无解。同时，会有八个新问题（New Issue）产生。
新问题之一是地区领导权竞争。具体来说，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使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在贸易上加大了对中国的依赖度，在战略上会顾及中国的考量。于是产生了“亚洲悖论（Asian Dilemma）”，即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悖论的后果是地区领导权竞争，然而领导权竞争非出自中国的主观意愿，而是中国经济自然发展产生的客观后果。
新问题之二是中国军事现代化。中国军事现代化速度非常快，并缘于中国强大的工业而拥有牢固的基础，这让美国十分紧张。例如，尽管中国认为其“区域拒止（Area denial）”能力不属于进攻范畴，而是防守能力，但这仍是对美国在该地区霸权的根本性破坏。美国的霸权由4根支柱构成，军事优势、高科技优势、金融霸权和软力量，其中最关键的是军事优势。一旦美国丧失军事优势，其余三根支柱也不复存在。
新问题之三是网络安全问题。中美竞争领域已由“有限空间”的“海陆空”，扩展到“无限空间”的“天电网”，集中的焦点就是网络。美国网络看似强大，但因为其社会、经济、生活高度依赖网络，因此也十分脆弱，所以美国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在美国看来，中国的网络攻击能力非常强，对中国怀疑很深。
新问题之四是中国的产业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中美经贸关系的性质将从互补性走向竞争性。过去中国卖给美国鞋子、袜子，现在中国卖给美国矿山挖掘机，甚至明年会卖大飞机。经贸关系曾经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现在压舱石本身在晃动，所以整个船体的稳定性出了问题。
新问题之五是中国走向海洋。美国的全球霸权建立于海洋霸权，美国从前以为，美国是海上强权，中国是陆上强权。现在中国宣布要走向海洋，这让美国十分恼火。
新问题之六是中国社会的多元化。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利益分化，观点多元化，再加上网络的助力，多元化观点得以表达。从前是美国国内政策干扰对华决策，现在中国对美政策受到国内民众、利益集团干扰。
新问题之七是“中国模式”。中国的崛起打破了“西方文明一元论”，冲击到西方权威。中国政府至今态度谦逊，拒绝使用“中国模式”一词，并用“中国道路”代替，同时强调道路尚在“探索”中，但西方早晚会意识到“中国模式”的存在，那时中美之间会出现新的意识形态斗争。
新问题之八是美国的变化。从2008年开始，美国信心下降，“失去信心的美国更难打交道”。
态度决定一切 中美可以避开那一战
中美之间虽老问题、新问题不断，但中美可以避开一战，原因包含三个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就客观条件来说，首先，中美关系可以概括为“老游戏，新选手（Old Game，new players）”。老游戏指标准的修昔底德陷阱，但游戏参与者中国和美国与旧时参与者相比有如下几个新特征。
一是，中美属于超大型国家，如果中美发生战争，灾难深重，且两国利益纠葛复杂，只能“凑合着过”。二是，中美是文明国家（Civilization State），国家由相同的文明认同维系，所以中美两国有较好的包容性。三是，中美自然生成了相似的社会和文化结构，社会性格天生相似，都是世俗主义、物质主义、实用主义以及个人主义。四是，中美两国皆重视软实力。
其次，中美关系可概括为是“老游戏，新时代”（Old Game New Ages）。新时代一是中美均有核武器，因此不可以发生战争。二指全球化时代，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是，新时代中，两国对战争的冲动都受到强大的市民社会的制约。市民社会的本性反战。中国的市民社会在急速成长，甚至由于一胎化政策，其制约作用强于美国。四是，新时代的世界设立有联合国，国际法也较刚性。五是，美国建构的国际体系比较宽容，有中国发展的空间。美国建构了全球市场，参与者在全球市场中占领份额，无需战争和殖民就能获得巨大利益。中国改革开放30年能顺利成长，也得益于美国体系。
最后，中美关系保留有正面遗产（Positive Heritages）。从尼克松访华至今，尽管中美关系历经风雨，但总体仍向前迈进，并留下许多遗产。一是，两国经济上相互依存；二是，两国社会和文化相互联系；三是，中美间进行了诸多国际合作；四是，中国改革开放是在美国领导下的国际体系内崛起，走国际改良主义道路，是典型的双赢战略；五是，中美现已发展出高效对话机制。
对于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观因素，态度决定一切，我对中美关系仍持乐观态度。中国目前在寻求与美国的合作，真诚地想同美国建立伙伴关系。美国则态度暧昧，这种状态会持续一段时间。美国现在有些傲慢，认为可以遏制中国，但不久就会清楚，中国是无法遏制的。中国和美国既竞争又合作，这是中美关系的基本情况。
功能性伙伴与Concert of G2 中美关系关键词
中美未来关系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一是功能性伙伴关系（Functional partnership），二是Concert of G2。功能性伙伴关系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议题合作，二是通过对话控制分歧。中美之间会产生大量分歧，且绝大部分无法解决，只能通过建立机制适当控制。功能性伙伴关系就是一边控制矛盾，另一边推动议题合作。
Concert of G2源于历史上的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即拿破仑战争后的五大国共治欧洲。五个欧洲国家政治体制不同，但在维持欧洲秩序方面拥有共识，在保存分歧的前提下，在秩序方面保持一致，展开合作。
中美新的战略共识的起点应该是建立世界秩序。世界目前由于极端主义兴盛、中等强国崛起、大国间猜疑加深，世界秩序出现了些问题。建立起这一共识后，中美可以展开大量合作。除全球问题、地区问题、经济问题外，在科技发展方面，中美有很大合作的空间，共同探索人类未知领域。
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前提是中国继续稳定发展。美国看重实力，如果中国家里出事，会被美国看不起，如果中国真很强大，美国会尊重中国。此外，中国在国际上应坚持公平竞争，不搞小动作。中国还应注意不直接触犯美国利益。中美合作中要找好合作重点，让美国在中国的崛起过程中获益。
在我看来，中国的复兴是历史的必然、是文化的必然，有没有毛泽东中国都会复兴，但是可能晚100年、200年甚至更久。
中国文化非常独特的一点是人家都有宗教、中国没有，宗教在中国历来是小众文化，大多数中国人内心里是不信神的，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那么中国人到底有没有信仰？当然有，我们信仰的是–祖先。我们的清明节也可以说是祖先节，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民族像我们一样祭拜祖先？为啥唯独只有我们敬祖先不敬神？因为我们的祖先比神牛X啊！我们祖先几千年前留下来的《易经》、《道德经》、《山海经》等等，几千年来有几个人真正搞懂了？却已经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中，成为指导我们进步的指南，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之外的文化是符合进化论的，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而中华文化不是，一开始就是高山峻岭，我们后人直到现在还在摸索登向她山顶的路径。《易经》太玄奥，我们就说《道德经》，单从哲学文化的角度来说，世界上很多宗教的“经”在它面前比小学课本强不了多少，佛教除外。佛教能够被中国人接受，非常根本的一点是佛教精神和《道德经》是一致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道德经》的阐述和解读。
中华文明从源头来说是农耕文化，西方是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相对固定，因为田地搬不走。游牧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游走”、赶着牲口逐水草而居，如果还不清楚就比较下汉人的房子和草原上的蒙古包。
农耕文化的居民因为很多人长期居住在一起，分享有限的资源，就必须建立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像“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些，更需要注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究“和”、“容”。而游牧民族多是以家庭和部落为单位在广阔的天地间游走，更在意同恶劣的自然条件斗争生存的能力，崇尚力量。居住在一起的人群更有利于文化的传播、经验的分享和分工协作，更有利于教育普及和科技进步。英文中与文化和文明对应的两个词是culture和civilization，本意是耕作和市民的意思，大意是你从事耕作了你就有文化，你要是住在城镇里了你就有文明。可以想象当一两千年的西方人在中国看见遍地农田、都市人口达百万时惊讶的神情了，估计跟我们现在看见外星人UFO表情差不多。
再从国家制度上来讲。美国的全称是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直译是“联合在一起的众多美洲国家”，我们把本来指国家的State翻译成“州”是有些一厢情愿的，更准确的意思类似于中文的“诸侯国”，差别是他们的领导人是竞选，诸侯国国君是分封和家族继承。在我们很多人眼里如此高大上的美利坚国体，本质和我们两千多年前就不玩了的西周是差不多的。
在西方，每隔几百年，总是一个帝国毁灭另一个帝国，一个文明毁灭另一个文明。是毁灭，不是吞并或融合；而在东方，中华文明一家独大，野蛮势力无法毁灭它，只能被融合与同化。
这是因为什么？唯物主义认为，是因为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演绎出生命，塑造出人类文明。天文地理是决定文明属性的基本因素。
从气候来看，东西方差别不大，都是处于寒温带。适当的低温、明显的四季轮回，可以孕育结构丰富的文明。在这一方面，非洲就是缺陷，高温使生命发育太快，寿命缩短。
但是在地理环境方面，中华民族比起欧洲，是占了优越条件的。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就是一个坚固的精致的摇篮，它东面南面是海洋，西面是高原高山，北面是草原荒漠，是当时的外族基本无法逾越的屏障。以汉字为主要载体的中华文明，其发育犹如珍珠的成长――中国大陆是稳定的贝壳环境，同时又有海水的滋润和涤荡。
西方地理环境开放，欧、亚、非的各个文明分支在地中海周围激烈碰撞，互相摧毁，每一段文明只能发育到“卵石”（相对于珍珠）的成色。西方字母文字就是直接的证明。相信西方也曾经出现过集成度很高的文字，但在那种频繁的征战、毁灭、迁徙的环境中，需要长期教育的集成文字不可能得到传承。当一个帝国建立时，只好用几十个字母拼凑成简易的文字，仅仅勉强记录人的发音。
当前的美利坚帝国，正沿袭西方的丛林法则，继续用炮火耕种，埋下仇恨，收获石油，供自己骄奢淫逸，重复着西方历史的悲剧轮回。
拼音文字集成度低、效率低，高等教育的课程必须携带沉重的海量词库，不容易普及，造成社会人群严重分化，贫富差别也大；而汉字集成度高、效率高，高等教育的课程是构建于既有汉字的组合演绎，不需要海量词库，容易普及，社会人群的素质很容易趋同。
简单说，中国小学生的知识相当于美国中学生，中国高中生知识相当于美国大学生。拼音文字是隔离墙，阻碍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汉字是黏合剂，使人际沟通变得容易。关于汉字和汉语优越性，有专门的文章介绍，可以在网络上搜索出来。
绝大多数时期，西方社会人群严重分化，底层人群丧失获取足够知识信息的能力，在漫长历史中，无法推翻统治者，甘心龟缩于宗教的假想庇护里，世代卑微；而养尊处优的贵族也由孤独变成孤僻，这就是人性变异。西方人残酷征伐、圈养奴隶，整个社会肌体病变纷呈，搜集统计西方人的变态残暴行为，跟中国人相比，是不在相同数量级的。最明显的例子：在18世纪以前，西方最多的时候仅仅不到一半的人，才有资格结婚，因为大部分人是奴隶身份！
汉字却给予了中国人相近的学习能力，使社会扁平化结构不仅成为民族的追求，而且成为可能。社会各阶层人群不定期得到整合，焕发出永不枯竭的活力。在1000年前的夜晚，当百万人口的国际都市洛阳流光溢彩的时候，伦敦、巴黎等几万人规模的城市还是一片沉寂。中华文明璀璨夺目，世代相传，领先西方数千年。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那么如何解释中华民族300年（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落后呢？
一个封闭坚固的环境，可以孕育最精致的文明，也可以限制这个文明。文明发育到一定范围和程度，必须突破地理环境的瓶颈，有如秧苗必须移植，婴儿必须离开摇篮。当中华文明发展到明朝，进入鼎盛时期，中国坚固的地理“贝壳”不再是摇篮，而是变成枷锁了。
西方传教士当年带着 “虔诚”与“崇高”的情怀，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准备“拯救”东方民族。但是，他们很快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原来，一个没有神灵统治的国家，在皇帝与文武百官的治理下，竟然可以这样富足、文明与强大！可笑的事情发生了，他们收起自己的使命，潜心接受东方文明，并急不可待地传回西方。
中华文明的光辉照耀到西方那些蒙昧野蛮的宗教国家，随之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了近代科学。西方的技术变先进了。但就文明来说，西方还是落后的。文明的内核是融合而不是摧毁。
几个西方蛮汉在1840年以后捅破了中华文明的“贝壳”，中华民族由惊恐到忍辱，由清醒到抗争，终于在1921年把中华文明的巨大能量和历史使命托付给了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不断掀起社会运动、民族整合、使得国人脱胎换骨、浴火重生！新中国仅仅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在科学技术发面追上了西方一百多年的路程，奠定了工业化的坚实基础。
整个过程就是：中华文明发育成熟后，启蒙并武装了西方，而自己却无法赶在西方骚扰之前尽快“破壳”。不知天高地厚的西方赶来“协助”破壳，释放了自己曾经的恩师，也是未来的对手和领导。
1946年，美国人出钱、武器和技术，帮助国民党挑起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内战。那时国共的军事力量（生产力）悬殊之大无法相比，然而经过三年激烈搏斗，国民党完全失败。紧接着，美国纠集17国联军，从朝鲜半岛直奔中国杀来。新中国又是经过三年血战，取得胜利。这一仗基本上雪洗了100年来中华民族屡受外族蹂躏的耻辱，东方文明崛起了。美国仍然不服，12年后开始逐步加大在越南方面的进攻，最多时投入54万美军（相同时期入越的中国军队只有几万人），经过十几年较量，仍然大败而归。
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胜利，曾经震动美国上下、朝野，执政党内部出现激烈争论，但当时还没取得一致共识。接下来朝鲜和越南战争惨败，使他们的一些专家、学者和执政者深深地觉醒了：单靠军事力量（生产力）不能决胜负，强大的军事力量配个腐朽落后的体制还是要失败，只有先进管理原则才能动员国民潜能，才能决定最后成功。
美国带动西方社会，痛定思痛，又一次虚心吸收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他们一改过去经济学单纯研究生产力的老套思想，上下达成共识，精英阶层忍痛割爱，重新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社会福利、员工持股、SA8000企业社会责任，等等着眼于社会关系的改革，无不散发社会主义伦理的光辉。即使在教育领域，也吸取了毛泽东“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首创思想。
如此，西方平民化社会得以显山露水，使整个社会萌生了勃勃的生机。
美国携带二战胜利的光荣与雄心，经过30年（1946–1975）浴血折腾，最终在中国人面前颜面尽失，其内心是何其的痛苦，其改革是何等的彻底，其精英阶层做出了何等的奉献！他们的成绩出来了，是非常成功的。其中最大的成功莫过于文化宣传，在好莱坞强悍音像的冲击下，中国青少年一代还有几个能秉承祖辈的自豪与自信？
“美国正在溜向社会主义”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一句话，让我国许多“学者”感到惊讶。我国的一些所谓泰斗，带着对旧社会精英主义的体验和眷恋，在伟大的工业化进程中受到冷落，就心理失衡，在毛泽东身后开始百般丑化那个时代。受其影响，自从改革开放来，不少人把过去成功的经验抛弃了，对外国书本上写的一些管理方式崇拜的五体投地。可是，那些书本上写的“秘笈”已经落后，美国自己早已经不用了，已经变相按照毛泽东的那一套来干了！
当然理智地说，我们不应该以这样揣测他们。分析这些人的心态，我们仍然从客观历史中找原因。比如1920年一个出生于中产阶层的人，历经经济萧条、战争磨难，他也到过表面繁荣的西方。如果他不了解民族曾经的辉煌，不懂得历史的规律，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的感受就是极端的屈辱和自卑，这样的心灵烙印会跟随他一生。尽管他参加了革命，尽管他看到了新中国的成就，但他仍然会把这些当作偶然，仍然不能摆脱民族自卑感。在伟人毛泽东走后，这些人开始以猥琐的形象浮出台面，并严重影响了其它人。
但是，我们依然相信，跟共和国一起诞生与成长的一代共产党人，他们的心态是很健康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时刻在激励着他们。当他们主导国家政策时，我们将迎来一个相当美好的时代。
这一天正在到来。
简单来说 农耕文化是从事固定生产 游牧文化就是从事迁徙抢劫 千百年来看来没有本质变化
美国现在面临非常深重的危机、亡国的危机，最主要的问题是工业在逐步消失，特别是可以大量解决就业问题的中低端产业，导致大量人口实际处于失业状态，过于发达的寄生性行业如金融、律师、掠夺性医疗卫生体系等又在不断加剧对整个社会的撕裂。
美国面临的这些问题如果放在中国很好解决，有钱有人有土地，多搞点铁工基问题迎刃而解。但是在美国不行，因为制度，土地私有制。土地私有制意味着你任何一条铁路公路都必然要经过N块属于不同所有者的土地，你的修路计划还没开始，N个律师就去主动找地主出主意抬价，最终即使谈下来，获得土地的交易成本可能是修一条路一百年的利润也不够给他们，还可能要花去十年时间谈成。如果你出国去泰国或者日本看看，跟国内市容方面反差很大的一点是蜘蛛网一般的电线电话线，每个私人业主盖一间房子、找其中一家电力电信公司、拉一条自己专用的电线电话线。私有制造成的社会资源的重复浪费由此可见一斑。
衡量一种社会制度好坏的根本标准之一是能否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单就这一点来看，中国现在的社会制度安排远强于西方现行社会制度。中国以前搞的计划经济过于激进，稍微调整下与中国现阶段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就爆发出巨大能量。而前苏联搞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会必然失败，为啥？文化。
中国现在的社会主义，我认为更准确的定义是“国家主义”，公有制更不是新发明，而是一直存在于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之中，产生于我们的文化土壤。
农耕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无疑是土地，而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土地从来就是公有，从来没有真正完全私有过。自古以来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分封给诸侯王的也是使用权并且可以收回，后来实施过的各种土地制度如“井田制”、“均田制”等，本质上都是土地国有，诸侯、地主、农民拥有的都是土地使用权。那么土地是不是王室皇家私有呢？也不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叫“天子”，是替天行道的，也就是个管理者，总经理或者CEO。如果他做得不好，无德或者无能，尤其是无德，则“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有德者居之”（《道德经》）。从法理人心上来说，中国人从来就认为“天下为公”。
西方很多国家还有国王、女王，有各种世袭爵位和土地，不论有德无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西方老百姓认为理所当然。这就是文化的差异。
过去的三十年里，自然科学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相比较而言，人文科学的成果却乏善可陈。政治经济学一直局限于定性分析，例如社会形态问题，人们仍然沉浸在社与资的、左与右的，非此即彼的激烈争执中，花费了大量口水，甚至激化了社会矛盾。本文试图定量分析生产力、公有化的关系问题。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本文要特别指出的是：
①历史上不曾存在绝对的私有制度，也不曾存在绝对的公有制度。这里不把所谓的原始社会的原始人群算进去，因为它们几乎没有生产工具，没有家庭组织，不具备文明的属性。
②生产力上升趋势，对应的是公有化程度上升的趋势。这里要提出公有化程度这个概念，是以前的理论所没有表现的。就是说，在人群的什么范围内（家庭、股东、企业、国家和国际）对什么生产资料（三级产业和两种资源）进行公有化，是应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逐渐界定的。
在进入超级计算的、对任何事物都可以量化研究的时代，当我们描述一个社会时，不应该仅仅说它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应该计算它的公有化系数；当我们评价一个社会时，不应该简单说是私有制好还是公有制好，而应该评价它的生产力水平与公有化程度是否相适应。
高度的公有化经营，需要高度的公正透明，这就要求发达的信息处理能力。反过来，未来超级的信息管理能力，为超级的计划经济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即使在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公有化也是在不断提高的。也许我们看到了它的私有资产在增长，但是我们往往忽略的是，它的公有资产的增幅更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保守势力往往欺骗其他国家和它自己的民众，让他们误以为是私有化在主导发展。
在工业化时代后期，生产力发展突飞猛进，使得以下事情变成可能：轻工业内部员工可以持股（企业范围的公有制），重工业归全体国民所有，交通、通讯实质上成为全球人的共同设施。在生活保障方面，由于在基础产业、重工业范围内实行了国家公有化，国家就有了为国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义务。换句话说，现在每一个百姓都是持有国家股份的，即使不劳动也应该拿到自己的红利。
在劳动者素质中，文明与凝聚力有着巨大作用。中华文明以汉字为主要载体，以朴素唯物主义为根本，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稳定而发达。在面对外国势力打击下，新中国没有垮掉，而是衍生出巨大的凝聚力，在生产力其它要素远远还达不到的情况下，建立并维系了一个高效率的全国公有制达20年之久，奠定了现代工业化国家的基础。在极端时期，甚至把生活资料进行公有化（指大食堂）。
我国的所谓改革，就是在国际形式对我国的压力解除后，人民要舒缓一下，凝聚力就下降一些。所以生产力水平也相应下降了，刚好使公有化退出轻工业部门。好在当时轻工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小，影响是有限的，主要是国民精神上的滑坡。
这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好比说，高度计划的经济是一列高速列车，只有经过特别训练的人才能驾驶与乘坐。但由于情况变了，换驾驶员了，乘客也换了，那么如此高速的列车我们就不要用了，以免翻车。我们只好把它改装成若干个卡车，继续前进。即使这样，也比牛车快很多啊。
如果说高速列车换成了卡车，是我们民族非常遗憾的事情，那么另外一条理由会让我们感到一些欣慰。就是说当年的高度计划，不仅奠定了雄厚的工业基础，而且打造出强大的解放军武装力量。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解放军四处出击，征战境外，打出了军威国威。那时的世界才是真正感觉到“中国威胁”，并开始出现联合牵制的苗头，如苏联开始支持越南建立南亚军事中心，对付我国。而改革，同时也是我国大政方针的重大调整，目的是避免国家长期处于风头浪尖，成为世界遏制的对象。改革使国家主要任务转向民生经济，从而主动收敛军事锋芒，通过经济文化交流，融入国际社会。好比一个新崛起的村霸，打遍全村，后来收起刀剑，安抚村民，表示愿意和气相处，共享和谐盛世。
目前我国生产力水平，适合一般工业化国家的公有化程度。就是说我们的改革是把公有化程度降到了一个合适的程度上，我们从在这个程度上稳步地、和谐地推动生产力和公有化。随着通讯技术高度发达，使深刻的公有化经济在管理方面变得现实。
但改革好象被一种巨大的惯性控制，一直往私有化的方向坠落。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搞好基础产业的公有化经营，制止扩大私有化领域的企图。
目前我比较能接受两种世界观，其一是生命是宇宙的普遍存在和必然存在，生命就是宇宙存在的方式，也可以说宇宙即生命，生命即宇宙。宇宙天地和生命有类似的运行规律，而我们的祖先某种程度上洞悉了这些规律，也就可以对天地人的过去和未来进行推导、推演。
第二种，按佛教的说法，一切都是虚幻、都是设计安排，类似于电脑游戏呵呵。设计出来的当然有定数有规律，也就可以回放和预知，当然你得有办法搞到和读懂源代码，易经有可能是。有人能想象出一千年、一万年以后的电脑游戏吗？100万年、1000万年呢？我们都是电脑游戏中的角色，不是没有可能，只是谁在玩我们？好玩吗？
其次，感觉你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和前途有点悲观，而我非常乐观。西方发达国家近20年经济发展基本停滞，百姓实际收入负增长，失业率非常高，中国7%左右的增长率还有理由悲观吗？中国经济曾经是高度依赖欧美市场的，欧美经济不景气对我们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非常大，哪一天他们增长能到3%我们就能到10%。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发展都主要靠中国拉动呢，中国真不好了世界就完了，很可能大战。现在中国股市一天的成交额超过2万亿人民币，之前美国股市的世界纪录大概是它的1/3，说明啥？全世界的资本、有钱人都看好中国相信中国，全世界的钱，当然也会带来全世界最好的人才技术来到中国，中国的前景会差吗？
至于你说的不愿意消费恶性循环啥滴，可能与你不注意观察有关，全世界的汽车、奢侈品、旅游等等消费第一都是中国，可以关注下淘宝一天的销售额等。
中国的土地改革一定是土地所有权公有制前提下的使用权的高度放开和整合，有利于农业生产销售的规模化和专业化，提高效率，城镇化对资源整合利用、低投入高效率改善人民生活有很多好处，对保护生态环境也有很大好处。这些就不多说了。
美国撑不下去会与中国妥协，妥协就要向中国交割利益，中国最核心的利益是东亚东南亚，尤其是东南亚，最重要的标志是中国高铁能不能在泰国顺利动工。
现在证明美国已经妥协，东亚东南亚的管理权自然要逐步交给中国。观察问题要学会抓大放小，把握问题的核心。克拉运河的事没那么简单，在泰国有把握搞定南部穆斯林分裂势力之前不可能动工。
中国那么大，那么多工厂，出点事故很正常，有人破坏发泄不满也很正常，不必过于解读，一叶障目。
中国农耕文明的祖先很早就知道天地无常，应对自然灾害和各种突发灾难的最好方式是有备无患，所谓晴带雨伞饱带干粮，未雨绸缪等等，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而游牧民族碰到灾害就去抢劫农耕民族，后来变成冬天没事了就南下抢点，天气暖和了再回去放羊。
我们祖先防备灾害的主要方式有两种，第一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储蓄粮食等生活资料和土地等生产资料，不仅顾自己，还要有“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觉悟。中国的父母只要有点能力就一定会想办法为儿孙留点财富，甚至一辈子就为儿孙活着，无怨无悔。这是我们的文化。西方人普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有可能就把明天儿孙的酒也喝光，这是游牧文化的传承，西方人不敬祖先自然有道理，这样的祖先有啥好敬。
第二种防备方式是公共保障系统。
最基层的是乡村家族。现在很多乡下还能看见家族的祠堂，有的还有学校，以同姓大家族或者乡村公有的方式积累公共财产，共同应对灾害危险等，使得家族抵抗风险灾害的能力大大提高。
更高层次的是国家保障体系，中国的历朝历代差不多都有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储备粮仓，碰到大灾难就开仓放粮。另外还有战备保障体系等。中国古代王朝的资金来源除了全世界各国都有的税收外，还有国有资产。除了金、铜这些制造货币的资源必然归属国家外，春秋时期就有盐铁专卖等，后来还有过茶、酒、瓷等国有资产、国有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