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球还沉浸在法国恐袭的惊骇中时，伊斯兰大国、也被认为民主化最为成功的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
土耳其曾是长期驰骋欧洲的伊斯兰大国，并在一战后生死存亡之际，在民族英雄凯末尔的领导下进行了彻底的世俗化，以西方为榜样建立起民主制度。从而使得土耳其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最具现代化的国家。也常常被视为非西方文明成功民主化的榜样。
2012年时，英国金融时报刊登《土耳其文化革命何以成功》。还以中国为对照，肯定、分析土耳其的经验。
但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不同，它没有进行过宗教改革，没有实现过政教分离。它甚至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无法剥离。
土耳其现代国父凯末尔以自己的权威强行推动激进改革的同时，也赋予军方捍卫世俗化的责任。于是后凯末尔时代，出现了这样的循环：文官政权执政后很快便导向伊斯兰化，最后迫使军方政变。但还政于民后，伊斯兰化再度上演，军事政变也就再起。这就是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著名的1960、1971，1980三次政变。当然，1997年的“军事备忘录”也起到了中断土耳其民主的作用：军方发布备忘录，下令伊斯兰总理和政党辞职，终结政府，同样被西方视为另一起政变。只是由于没有解散国会和终止宪法，又被称为“后现代”政变。
如果从1945年土耳其一党执政时期结束算起，基本每隔1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起政变。虽然政变目的是捍卫世俗社会和民主制度，但必须以军事政变这种如此激烈和非法手段，足见这两套价值观冲突之激烈和不可调和性。所以今天土耳其再次发生军事政变并不令人意外。如果看一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从政经历，世人不但不会惊讶政变的发生，相反会惊讶何以政变现在才发生。
埃尔多安大学毕业后，后加入主张政教合一的福利党。1994年3月的地方选举，他当选伊斯坦堡市长，任至1998年。
1998年1月16日，土耳其宪法法院取缔了福利党，埃尔多安与其他福利党成员一同转入新成立的美德党，任伊斯坦堡党部主席。1998年11月辞职。1999年4月他因在1997年12月公开朗诵一首带有宗教涵义的诗歌而入狱，土耳其国家安全法院以“发表煽动宗教仇恨言论”为由判处埃尔多安10个月监禁（实际上他只被监禁四个月），剥夺其政治权利五年。2001年8月，美德党被宪法法院取缔，埃尔多安率领相对温和的前美德党新生派，创建正义与发展党并出任主席。正义与发展党走中间偏右路线，表面上亲西方，但是实质上反西方。
2001年上半年，土耳其经济出现崩溃，国家的命运面临危机，政府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了巨额贷款。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压到性赢得大选，按照规定埃尔多安本应成为新总理，但由于他被剥夺从政资格（五年内禁止参政），因此由副主席阿卜杜拉·居尔出任总理。其后国会对相应宪法条款进行修改，从而恢复了埃尔多安的从政资格。
2003年他成为总理，一年之后就开始显露本色：埃尔多安政府在2004年提出把通奸刑事化的法案，遭到欧盟强烈反对，最终土耳其政府撤回通奸刑事化的提案。
由于埃尔多安治理有方，民意支持率高涨，自认为权利巩固的他开始对军方下手：2010年土耳其修宪公投通过了新的宪法，限制了军队的权力，清洗了大量高级军官，由文人掌管军队。
随着埃尔多安地位的稳固，他开始逐渐推行社会的伊斯兰化：限酒令、禁止公开场合接吻、他认为穆斯林家庭不应该节育。2014年批评在土耳其推行节育是叛国行为。他曾经呼吁妇女应该至少生育三个孩子，如果生育四至五个更好。他于2016年的一次演讲中表示“土耳其将要生育更多后代，这是先知（穆罕默德）指引的道路”。
2013年蔓延全国的土耳其抗议运动，其根源就是宗教力量与世俗力量的对决。事件中，埃尔多安向数千名支持者们表示“除了真主外，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土耳其的崛起”。支持者们回应“我们可以为你去死,埃尔多安。”“让我们把他们全粉碎”。其激烈程度令人震撼。
所以不管是埃尔多安个人原因还是宗教与世俗化的张力，都决定了政变不可避免。只是，这一次政变不管成功与失败，也将和过去的四次政变一样，无法解决问题。只要伊斯兰教不改革，世俗化就难以避免挑战和反复，其移植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无法避免一再被推翻的命运：或者是伊斯兰接民主搞伊斯兰化，或者军方政变终止民主。吊诡的是，如果政变失败，伊斯兰主义将失去任何约束力量，土耳其势必加速伊斯兰化，民主将会更快的消亡，而且再也无法挽回。
土耳其政变也将令西方尴尬万分。一方是打着民主旗号的伊斯兰主义者，一方是以非法手段捍卫世俗化和民主的军方。或许深陷困境的西方也已经做不了什么了。尽管他们也明白这次政变对他们已经饱受冲击的制度的打击。
土耳其建立共和70多年仍然无法做到长治久安，民主合法性的权威依然是海市蜃楼，其教训和代价都十分惨重。
土耳其的政变和昙花一现的“阿拉伯之春”，对于正在探索适合自身现代化的各个文明来说，其最大的意义就是打破了西方民主的普世性。正如一位法国学者不久前对我讲的，在伊拉克、阿富汗、埃及以及现在的中国搞西式民主就是犯罪。每一个国家只有立足于自己国情，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而不是惰性般简单移植他人。假如军方政变的目的不是简单的捍卫世俗化，再次模仿西方民主体制，而是为了打破历史循环，追求一种新的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那么这一次的政变将不会是历史的翻版而是走向新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