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毛泽东思想的社会学维度
毛泽东在提出自己对于中国社会和革命的见解时，他向一切人学习，首先是从群众的智慧中吸取营养，同时他也格外重视“反面教员”的“教诲”。
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所以，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首先是国民党强加给共产党人并教会共产党人的，当然在党内是毛泽东首先把握到了，他在1927年8月7日的中央紧急会议上说：“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按：指蒋介石和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载《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间区分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按照老田的理解，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间对应着力量强势一方——统治阶级，这个主要方面掌握着矛盾双方斗争和冲突的主导权，这意味着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只能采取统治阶级所“选定”的方式来进行。中国的革命之所以表现为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其实就是统治阶级不给出路的结果，最终保留给被统治阶级的唯一选择就是改善自己的境况必须以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为前提条件——这也实际上意味着统治阶级决定了对抗双方的冲突性质是对抗性矛盾而不是非对抗性矛盾。毛泽东是在1921年就达成了这个关于社会矛盾对抗性的认识，由此他才不得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因为没有“劳农阶级的武装斗争”，就不会有处境的改进，他在新民学会的发言中间说：“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二日，载《毛泽东着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
看起来，是那些不妥协的敌人教会了毛泽东，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结构的性质？到哪里去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和依靠力量？毛泽东对于富人贵人的主动让步，得出了不可能的结论之后，就开始着手去寻找如何解决“对抗性社会矛盾”的方案和依靠力量了，所以，毫不奇怪的是，他自己亲手编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篇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二篇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革命首先是要打仗的，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人如何从不懂到懂，从不会到会，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60年代毛泽东在回顾这一转变过程时，曾经多次对外宾讲，自己原本是小学教员，没有想过打仗，都是蒋介石非让共产党人学习打仗不可的：“我也当过几年教员，当的是小学教员。后来闹革命，就当不成小学教员了。那时组织工会，搞罢工，组织农民协会，同农村的恶霸作斗争。然后蒋介石搞白色恐怖，把我们赶到山上了，一打就是十年。以后日本人打进来了，一打又是八年，十年加八年不是十八年了吗？日本人走了以后美国人又来了，支持国民党向我们进攻，又打了四年。十八年加四年，就是二十二年。如果加上朝鲜战争就是二十五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但是打仗这门学问我没有学过，也没有看过什么兵法，自己也没准备去打。谁人叫我去打的呢？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他们实行白色恐怖，到处杀人，我们这些人只好上山。当时没有枪，就从蒋介石那里夺取武器。也没有外国援助。是外国人援助蒋介石，而蒋介石再援助我们。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还是有外国援助的。”（毛泽东：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
革命战争要从建立根据地开始，这个思路首先是老百姓的智慧，毛泽东实践并系统化了这个智慧。1927年马日事变之后，毛泽东受中央委派任湖南省委书记，“他来到湖南，秘密到各县巡视，同农民座谈，了解各级农协被摧残的情况，商议怎样才能挣破敌人的铁网，推翻敌人的反动政权，重新建立革命政权。”在他巡视各地时：“农民沉重地告诉他，只有拿起枪杆子。依山的上山，依湖的下湖，否则没有别的办法。毛泽东以为农民的意见是正确的，湖南农民运动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武装。面对许克祥的刀和枪，只有挨打的份。”（张素华主编：《毛泽东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5页）
共产党虽然拿起了枪杆子，但一时半刻还没有学会如何打仗，秋收起义失败之后，红军必须解决如何在力量对比劣势的条件下进行战斗的问题，毛泽东也是在吸收民间绿林好汉智慧并加以提升之后，才得出了一整套反围剿战争的战略战术。根据陈士蕖老将军的回忆，着名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最初是受到井冈山地区一个绿林好汉朱聋子经验的启发，而后加以提高的：“过去山上有个‘山大王’朱聋子，同官军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笑道：打圈是个好经验，不过他打圈是消极的，不是为了消灭敌人，扩大根据地，我们改它一下：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打仗就要击虚。强敌来了，先领他转几个圈子，把他转晕转疲了，就集中优势兵力狠狠打，打得干净利落，打得要有收获，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一口一口地就把敌人吃掉了，最后，毛泽东饶有风趣地概括道：我们的阵地是不固定的，打得底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陈士蕖着，刘恩营整理《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蕖老将军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47页）
毛泽东特别善于提出问题，也善于学习，在军事战争问题上尤其如此。根据李尔重的回忆说：“那年毛主席到武汉，大家说毛主席是诗人、文学家、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毛主席一摆手说，什么军事家，那都是把军事看得神秘了。我的办法其实很简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一套其实是上井冈山才学会的。上井冈山之前，什么军事都不会。到井冈山之后，遇到王佐、袁文才，就很奇怪，问你们怎么能生存下来。他们说，山区那么大，国民党管不过来。他来了我们就跑，他一走我们就趁机会‘揪一把’。后来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就是这么来的。到遵义以后，凯丰说，你这一套不就是《孙子兵法》吗？我这才找《孙子兵法》来看。”（学东整理：《魏巍、李尔重等老同志畅谈毛主席》，载《毛泽东旗帜》网站）
毛泽东对于“十六字诀”所包含的朴素道理很看重，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间总结说：“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毛泽东所提炼的十六字诀，并不受共产党内部高官们的赞成，这个依据“打圈”经验提炼出来的口诀，在党内被批评为“游击主义残余”，共产国际派来的洋顾问就是这么认识的：“在部队的高级干部中，以及在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中，一直还存在着游击主义的残余。”（奥托？布莱恩（李德）：《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52页）
毛泽东从群众和敌人那里学习得来的经验和智慧，在党内受到普遍的重视，是经历了重大失败之后，才获得广泛同意的，他后来回忆说：“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了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搞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宣传工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毛泽东：关于人的认识问题，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反对毛泽东游击战战略战术的人士，有着很强的“理论基础”和“经验基础”，甚至还很符合统治阶级的惯例和普世价值。这些掌握了洋理论的人一到苏区之后，就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既然是一个国家，显然军队就应该在国境线上作战，那么“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敌人”“六路分兵”都是不需要进行思考和论证的绝对正确的政策。为了执行他们绝对正确的政策，为了排除阻力，就需要开展反倾向斗争，批判“罗明路线”“逃跑主义”“游击主义残余”“富农路线”，就是服务于统一思想所必须的了。
在中央苏区时期，李维汉亲自参加过批判“罗明路线”的工作，据他回忆这“实际上就是批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还因为“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上、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他们还准备在巾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换班。其实，当时已经换班了，由张闻天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实际上毛泽东已被架空了。毛泽东虽是中央政府主席，但中央和各部的实权都在人民委员会主席手里。”李维汉在文革期间做了较为深刻的反省，得出结论说，党内与毛泽东的不同意见主要是出于教条主义和狭隘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从书本出发，否认实际，把苏联的一套撤到中国来，只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否认矛盾的特殊性，脱离实际，危害当然很大。经验主义把狭隘经验当普遍真理。拿局部的经验到处推广，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危害也是很大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337，339、341页）
为了加强反倾向斗争的效果，有些人还有意识地借用一下共产国际的权威，李德回忆说：“虽然我再三提醒大家注意，我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并无下达指示的权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是产生了这种错误的印象，似乎我是具有极大全权的。博古也许还有意识地容忍这种误解，因为他以为，这样可以加强他自己的威望。”（奥托？布莱恩（李德）：《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47-48页）
正是因为这样，上海中央迁入苏区之后，毛泽东就在党内高层成为少数派，在1931年的宁都会议上被剥夺党权，1932年的赣南会议中被剥夺军权，1933年苏维埃主席的行政权也被架空了。甚至在上海中央迁入江西之前，毛泽东就已经在1929年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落选前委书记了，他的各种主张在党内低层也是少数派。看起来，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涵，与大小当权派的利益和意愿有着不小的落差。
那些留苏的“海龟”们自认为理论水平高，井冈山的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所以，只能按照他们自己“绝对正确”的意见办事，若非遭遇极大的挫折他们是坚决不回头的，这给毛泽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在1958年元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对费孝通“交心”说：“请费孝通参加会，是寄希望于他，”“知识分子失败一次没有坏处。我们当年红军有三十万人，走了二万五千里，剩下二万多人，……第二次王明路线，害得我们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严重的挫折才教育了我们。知识分子不受严重的挫折是教育不过来的。”（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载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58-60卷，第14、15-16页）布迪厄把学习得来的知识称为“文化资本”，要那些洋海龟们承认学会了的理论的不足，转而面向实际，这实际上是要求把他们掌握的文化资本贬值为零，所以，遭遇到资本持有者最顽强的抗拒，如果没有革命的整体性失败和个人被敌人消灭的重大威胁，他们就拒绝贬值自己的文化资本。基于文化资本贬值政策的重大分歧，本质上也是革命队伍内部的社会性障碍，建国后毛泽东把同一性质的问题和各种表现一样称之为“阶级斗争”，并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阶级斗争进行类比，这个后来被党史权威们认定为“阶级斗争扩大化”。
除了军事思想之外，毛泽东对于社会经济领域的看法和政策，也主要是来源于老百姓。他1964年3月24日与人谈话时，就明确地承认：“土地改革纲领，我在前后费了10年功夫，不费10年功夫，是搞不出来的。在大革命时，我办了两次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一次，武汉一次，也做过一些调查研究，但没有解决。还是以后在兴国和其他地方进行了8个月调查，才解决问题。这是群众教给我的，说应该这么样办。”（顾龙生主编：《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591页）
如果说是敌人的凶残告诉了毛泽东要怎样去认识中国社会，到哪里去找寻依靠力量和解决方案的话；那么，现在是共产党内部的坚定反对派告诉了毛泽东，要耗费什么样的代价，才能克服革命队伍内部的“社会性障碍”，从而得以把蕴藏在老百姓中间的反抗能量组织成为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现实力量。不管是对内的力量整合还是对外的你死我活的战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鲜明特色都是如何有效地克服各种“社会性障碍”。
不仅如此，毛泽东把自己的军事思想称之为“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并认为这种战术不可能被反对派学习借鉴，原因就在于战略战术无法脱离其社会性（人民性）而取得效果。红军、八路军的战斗力不仅仅是因为方法正确，而是“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脱离了这个社会性条件，战斗力就不可能在同样的方法中间产生：“蒋介石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在华军事人员，熟知我们的这些军事方法。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美国军事人员曾向蒋介石建议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并替蒋介石训练军队，接济军事装备。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匪帮的失败。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正是从这个认识出发，毛泽东否认了自己的军事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认定自己的军事思想仅仅适用于战争具备真正的“人民性”那样一种社会条件，所以，毛泽东绝不是所谓的发明了普遍规律的超越时代和阶级局限的“技术性的高明军事家”。
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发明权，许多人以为毛泽东与教授写学术文章一样，自己在书斋里头写成并且个人拥有完全版权。但毛泽东自己却不这么看，他1964年与人谈到全国学习毛主席着作的热潮时说：“‘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着作。苏区斗争是很激烈的，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不得不进行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对于建国后的一些重大的政策，毛泽东与1980年代的党史权威们也持有不同“政见”，他说：“‘四清’，‘五反’，这都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我们的头脑中并不产生什么。‘四清’就是保定地委提出的。河北省有八个地委，只有保定地委提出。保定地委开始也是不懂得搞‘四清’，后来群众提出，非搞‘四清’不行，他们接受了。干部参加劳动，是山西昔阳县教给我们的，以后又有浙江省的几个材料。”（毛泽东：在一次汇报时的插话，一九六四年三月，载《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儒家有一个认识论口号叫做“道在伦常日用之中”，毛泽东也一样认定矛盾、冲突及其解决方案都体现在“伦常日用”的群众生产和生活中间。
早在1929年10月毛泽东就曾经对邓子恢说过：“领导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的责任是当好群众的传达员。这就是说，应当善于总结出大多数群众的正确意见和要求，及时反映到党的领导机关。党的领导机关就要根据这些意见和要求进行研究分析，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再由领导者把党的决定传达到群众中间去执行。”（转引自《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8页）毛泽东与很多1980年代的权威们的看法不同，他认为人民战争也好，社会革命也好，阶级斗争也好，都是老百姓基于自己的切身利益需要而存在的，不是少数人从外部输灌给老百姓的，更不是马克思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头凭空构想出来之后，转过来在中国找寻一个好的实践方案，所以，老百姓的意愿、认识和切身感受，就具有最高程度的重要性，优秀的共产党人就是那些能够把老百姓的意愿正确集中起来并提出实现方法的人。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关键性认识，立足于旧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矛盾冲突的现实，所以，毛泽东思想的关键方面和一贯线索，都着眼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性实际，所以，他格外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是，后毛泽东时代的权威们在阐释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却颠倒过来，引导人们去追寻毛泽东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样来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实际上是不承认毛泽东思想社会性内涵的“委婉”方式，否认毛泽东的认识与中国社会结构的相关性，从而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一种对外来优秀思想的合理修改。
共产党人的政策，战略战术，都离不开人民群众这个社会性条件，这一点在红军时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逐步地为全党高级官员所接受，所以，群众路线的执行也相对积极和主动，在建国后，很多高官不再承认战争期间他们愿意承认的东西，这样就把政策和策略与群众的需要割裂开来，变成是精英们按照自己的高明手腕和招法去治国。基于这个认识，毛泽东思想就被重新阐释，许多省部级、厅局级研究员们，就根据高官们后来产生的需要，把毛泽东思想内部战略战术和社会性基础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割断。按照专家们的新看法，《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矛盾论》这样的文章，与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线索之间不存在任何紧密关系，即使把毛泽东所写过的相关文章全部从选集文集文稿之间剔去，也完全不会损害权威们概况出来的、据说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社会性方面，否认不同的社会性基础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法、管理模式和权力分配样式，这是党内分歧的不变线索。1956年毛泽东曾对米高扬说：“我们党在它的成长过程中，在革命发展的曲折道路上，不仅要对付强大、狡猾而凶恶的中外敌人（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与反动派），在极其艰苦条件下进行斗争，而且还要与党内各种机会主义者、投机分子、愚昧无知作斗争，不断端正我们前进的方向。因而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双倍的努力和代价。”“‘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最严重、最根本的错误是打击、排挤正确领导，否定、抛弃从实际出发制定出来的正确路线，使革命一而再、再而三地蒙受损失，最后不得不丢开了革命根据地，跑了二万五千里。敌人教育了我们党员中的顽固分子。挫折和损失才使他们的头脑清醒过来，符合实际的话，对革命有益的话，过去他们是听不进去的。”（师哲回忆录：《在历史的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610页）
周总理就自己亲眼所见，也印证了毛泽东在党内长期的少数派地位：“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毛主席在党内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形，他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如我刚才说的，在十年内战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周恩来：学习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载《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
从周总理的回顾看，党内对于毛泽东思想的不同政见长期存在，而且非常顽固，所以，现在毛泽东思想被一些人按照反对派的需要进行重新解释，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历史上的党内分歧，是理解今天的毛泽东思想再解释一个很好的参考背景。相比较而言，党内不同意见主要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社会性方面，尤其是反对他关于革命党内部社会性障碍的相关判断和解决方法，部分地肯定其技术性方面。
因为要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社会性方面，相关权威很是动了些脑筋，着名的胡绳先生就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民粹主义的命题，意思是说毛泽东的种种判断和主张，跟广大底层民众的利益无关，毛关于阶级和路线的执着，仅仅是因为他不恰当地高估了底层的品德和素质，高估底层民众适应新制度的可能性。本来提出毛泽东思想包含民粹主义的，首先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师迈斯纳，这个不奇怪，因为迈斯纳不承认阶级分析法，所以，他就把毛泽东对于底层和上层的不同态度与民粹主义相比照来理解。但是，胡绳的整个思维框架至死没有脱离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框架，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直到1996年的第七版中间还是阶级分析框架；而且，胡绳的另外一本大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才动笔写的，这本历史叙述也是以阶级分析框架为基础的，大体上可以得出结论说，胡绳先生至死都没有学会传统马列之外的分析框架。李普、李慎之等自由派老大都同意“胡绳一生也有‘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三个时期，而恰恰是在胡绳的“回归自我”时期，他也仍然没有学会新的社会分析框架，终其一生，不管是否失去自我，胡绳都是老套路去应对一切问题的，从这个阶级分析的框架里头，无论如何是提不出“毛泽东民粹主义”命题的，这只能解释为作为党史领导小组负责人之一的胡绳，是有政治任务要完成，才脱离自己的看世界框架另觅结论的，也许正是这个意义上，胡绳先生才得到自由派老大们回归自我的嘉许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