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淘汰了陈规陋习，拓宽了发现人才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才质量，对维护封建政治统治十分有利。
钱穆先生看的最清楚：科举取士使得“此1000年来，中国社会上再无固定特殊阶级出现”。
一
公元968年的一天，宋太祖赵匡胤正高兴地审阅新科进士名单，突然皱起了眉头，于是有了他和宰相赵普的一段对话。
赵匡胤：“名单上名列第六的陶邴，是翰林学士（相当于办公厅主任）陶谷的儿子吧？”
赵普：“是的。这孩子学习很刻苦，是个大才子。”
赵匡胤：“这次考试主考官是谁?”
赵普：“是……陶谷。”
赵匡胤：“儿子参加考试，老子为什么不回避？”
赵普：“老陶自己提出回避了，但是实在没有合适的人替他。这父子俩都是规矩人，小陶又有实力，所以我们就没深究。”
赵匡胤（拍了一下桌子）：“不长脑子！你们要动摇国本吗?”
没等赵普想明白领导为什么发火，赵匡胤就下令立即拟旨。这是一道载入史册的圣旨：今后，对上了预备录取名单的官二代，由礼部牵头，额外增加一道复试，不通过不录取。
在科举取士过程中，对官宦子弟严格设限，贯穿了整个宋代，有时甚至显得不近人情。
1038年的殿试，六个高干子弟榜上有名。宋仁宗认为这很丢人，连夜通知这几家家长：赶紧做孩子们的工作，给穷人让让道！朝廷每回圈定殿试名次时，都尽量把干部子弟往后排，以至于形成了礼让平民子弟的良好风尚。宰相范质的侄子范杲就说，我们家庭条件好，不该与平民争利。于是主动放弃了殿试，经商办企业去也。
宋代有这样一句俗语：
“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
,表明社会普遍承认科举的公正性。据宋史专家朱瑞熙先生考证，在1256年录取的601名进士中，平民子弟达417人，占压倒性的大多数。
宋代的这种做法对后世统治者启发很大。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会试结束后，康熙皇帝忧心忡忡地对内阁说：“我认真研究了录取名单，发现干部子弟居多，老百姓会不会有意见？”于是完善了相关制度，例如为抑制“缙绅之家多占中额，有妨寒峻进身之路”，分设“官生卷”、“民生卷”，官二代只能考“官生卷”，试题比“民生卷”深得多，实际上增加了平民子弟的上榜机会。
晚清吏治腐败至极，买官卖官、突击提拔、优汰劣胜之类屡见不鲜，只有科举这个入口处还算干净，制度相对严密，统治者也较真，虽然也出现过一些科场弊案，但制度设计本身和上面的决心很少受质疑，“萝卜”招聘等情况更是难得一见。
费孝通先生专门作过统计，发现清朝科举录取的平民子弟，向上五代均无功名的，占13.33%；父辈无功名的，占33.44%，两项相加达46.77%，与官二代的录取率大致持平。这样的社会流动速率，同20世纪的美国相当！
二
人治是封建专制政治的基本特征，总体上没什么规矩可言，奇怪的是，统治者单单在科举取士这个问题上，小心维护制度，刻意显示公平，这是为什么？
第一，没有公平公正，科举就失去了进步意义。
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门阀制、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度，本质上都是世袭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干部队伍近亲繁殖，一代不如一代。科举制度淘汰了陈规陋习，拓宽了发现人才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才质量，对维护封建政治统治十分有利。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李约瑟先生称科举制度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科举取士甚至也成了西方公务员制度的模板。
但是科举又是一项十分残酷的制度。由于任何人都有考试资格，考生基数巨大，而进士录取率仅在10%左右，竞争之激烈，远非今天的国民教育考试可比，因此谁都梦想能走个捷径。但老百姓无权无势，除了干瞪眼别无他法。一旦科举取士没了规矩，乱开口子，只要有权有势，就能肆意妄为，干部队伍必然泥沙俱下，统一的多民族大国如何治理？看来赵普的大局观确有欠缺。
第二，科举是一项导向双赢的高明的制度设计。
考试不论出身，标准唯一，打开了社会底层的上升通道，杜绝了阶层和阶级固化的可能，使社会达致动态稳定。钱穆先生看得最清楚：科举取士使得“此1 000年来，中国社会上再无固定之特殊阶级出现”。人是理性动物，既然个人奋斗就能改变命运，还有必要揭竿而起吗？既然皇上不偏心，我为什么不紧密团结在他老人家周围呢？
清兵入关之初，江南文化人十分抵触，等到科举一开，读书人一窝蜂涌向考场，局势便迅速稳定。清代科举吸引力有多大？每次考试都有爷爷、太爷爷级的考生。康熙三十八年，广东顺德有个叫黄章的百岁老寿星，也跋山涉水进京赶考。老人家如此，何况年轻人！
自隋文帝开科举，到光绪帝废科举的1300年间，进士总计10万人，举人、秀才以百万计。可以想见，科举制度消化吸收了多少李自成、洪秀全！
所以，当看到新科举子悉数跪在脚下，唐太宗得意地笑了：“天下英雄都进了我的圈套啦！”赵宋王朝享国319年，时间之长，在封建中国历史上仅次于两汉，并且，始终没遇到像样的农民起义，最后亡国也不是因为内乱，这与其严格的科举政策直接相关。破坏这个官民两利的社会政治制度，龙椅能坐这么久吗？赵匡胤对赵普发火，原因在此。
第三，在科举取士中体现政治清明，契合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
中国人对“公平”问题历来敏感，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封建宗法制社会，个人的成功同时也是家庭和整个宗族的荣耀。只要子女有出头之日，人们可以忍受任何苦难，宁愿付出任何代价。而科举制度的本质正是机会均等，所以统治者总是手指贡院反复提醒：面包会有的，只要你努力！
而对草根平民来说，唯有科举还算靠得住、信得过，有分数线就有希望，考不取也不怨政府。“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如此豪迈的励志谣，正是这种制度成功的体现，也是这种制度之下社会文化心理的写照。
假设，科举取士不讲规矩、没有公平，大蛋糕完全由官二代、富二代独吞，穷人的孩子不管多努力、多出色，永远是“屌丝”、“屁民”，如蚂蚁一般自生自灭，那么，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内心的屈辱和绝望，将会汇聚成多么巨大的破坏力，足以让任何一个政权烽烟四起，一日不得安宁！1905年9月，光绪宣布废掉科举，严复惊呼大事不好，因为除了科举，大清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老百姓留恋的。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