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盛顿期间，有机会和多位学者就中美制度、此次大选面对面地交流看法。虽然都是个人看法，但都颇有启发。
第一个拜会的学者是西方非常著名的汉学家李成先生。他是全球第一智库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主要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及其发展。其新书《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副标题是：集体领导的再评价）刚刚出版，我们便从这里谈起。
他认为西方一些学者和媒体对中国并不了解，而且有不少偏见，对六中全会的评价也比较偏颇，比如只看到“核心”的提法却忽视对集体领导的强调。实际上中国的政治日益制度化，非常有韧性。他认为中国政治模式是可持续的，未来有可能会有更大的开放度和包容性。
李成先生对十八大后走上历史舞台的习近平四年来的表现非常赞赏，甚至认为他“拯救”了共产党，重新建立了民众对共产党的支持和信心。对于敏感的人事问题，他认为党内民主和制度化的方向不会改变。
在谈到西方的民主制度时，我们共同的看法是西方政治道德感欠缺、过于强调契约。道德和习俗是写在人的心里的，而契约和法律则是写在纸上的。以中国为例，孝做为一种价值观根深蒂固，虽然没有法律的强制力，但人人皆会认同发自内心的服从。另一方面法律对各种犯罪行为有着强大的惩罚机制，但违法之人比例在各国都不低。所以仅仅按契约来运作的国家，难说稳定，治理成本也会很高。虽然美国有着长久的民主传统，也有着相对完善的选举机制，但仍然无法避免特朗普的脱颖而出。李成先生认为，这次大选确实暴露了美国制度的许多漏洞。
我们也都认为一个社会肯定存在多种价值理念，而且每种价值理念之间会有冲突，比如自由和安全之间就存在张力。因此一方面避免某种理念的绝对化，另一方面则需要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西方现在的问题是把自己的理念绝对化，推到置高无上的地步，这种极易导致问题。目前出现的各种政治正确就是如此。而一向有中庸传统的中国则可以探索出一条更平衡的体制。
李成先生认为西方确实面临种族结构变化和中产阶级缩小的挑战。当然这两者都是动态的，现在下结论还过早。
中美关系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和我不同的是，他认为中美可以实现双赢，比如在经济领域。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中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因为误会、误解。我承认这只是一个因素，比如美国用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来看待中国的崛起。这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的传统，并不适合中国。不过考虑到中美有上百个不同层阶的交流渠道和平台，误会应该已经减到最小。我还是感觉利益冲突是最根本的，比如谁是第一大经济体，谁是世界货币，谁的制度更好，谁拥有制订规则的权力。
关于这次大选，李成先生有一个很新颖的看法：特朗普的崛起也可以看作是美国几十年来强势的民权运动的反弹，但这或许是逆流，而非代表美国社会未来发展的趋势。
第二位学者也是华裔：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曾任世界银行咨询顾问的尹伊文女士。
她认为美国利用负债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有重大缺陷，因为人们的很多消费是非理性的，只顾眼前享乐，不顾未来利益，而且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商还千方百计地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更是让人们非理性地去买很多无用甚至有害的东西。这样的消费拉动会把大量资源配置给对未来发展无用甚至有害的东西，而对未来发展有利的东西，譬如医疗教育等等，却不能在这种市场消费拉动的模式中得到足够的资源。这种模式不能实现对未来发展有利的资源配置。
我们共同的兴趣是西方的民主。她的一个观点非常令人共鸣：西方一人一票的选举制一方面赋予民众权利，但另一方面却没有要求相对应的责任，出现了不负责任的滥行权利现象。
她举例说：一个人想开车，就需要考驾照，必须承担起社会安全的责任。在社会上，进入很多行业、从事很多事业都是有门槛和条件的，以达到权利和责任的统一。但涉及社会重大利益的国家领导人选举，却只有权利没有责任，这实在不是一种理性的制度安排。
很多人参与选举的时候，对候选人和选举内容缺乏了解，一无所知也可以去投票。所以才会出现英国退欧、2005年法国公投否决里斯本条约的事情来。许多选民并不了解欧盟，也不了解里斯本条约的内容，仅仅是因为对现政府不满就投票反对。或者仅仅是出于自身短期眼前的利益而否决。
另外，利益集团的政治精英也会利用这种“不负责任的权利”来误导大众，发动伊拉克战争就是如此误导的结果。
但是要想给选民设置责任门槛，从操作层面来看是相当困难的。我个人认为，只要是票选制度，这就是一个结构性、内生性无法解决的问题。
尹博士在美国生活多年，自然注意到在民主体制下无法选出最优人才的弊端。她从社会学的统计角度分析道：在任何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智商都是接近中位数的。所以用这种选票产生领导人的方式，其优点是不会让智商很低劣的人当选，但缺点则是很可能也无法选出最优的人来，因此产生了民主制的“趋中化的自弱机制”。
她提出“优主主义”的新概念，以解决趋中化的问题，实现趋优、趋强的选择。优主主义是要做趋优的选择，以形成优者主政的优主集团。这需要遵循五大原则：一是优主集团的大门要敞开；二是要设立公平的择优门槛，比如中国的高考、公务员考试；三是进入这个集团后，要有保持能力和道德优秀的机制，避免优秀人才的退化；四是要有机制既防止个人独裁，又能使得最优秀的人才上位；五是优贤人才要有和民众沟通的良好渠道，以了解民意。
其实今天中共的尝试就颇有这个效果。像长期的培养、历练，有任期制和年龄限制。所以我才一再撰文认为中国今天的制度优势已经超过西方，这是东西方此消彼长的重要原因之一。至少，中国演变到今天的政治体制不会出现特朗普，也不会出现一意孤行的小布什，也不会像卡梅伦一样为了解决党内问题而拿国家命运去赌博，也不会如默克尔一样非常冲动地接受一百万难民。无论是小布什、卡梅伦还是默克尔，他们怎么能如此轻易地做出如此重大、影响国家命运的错误决策呢？
第三位美国学者不希望公开其身份，我就简要总结一下观点：中国的制度有其优势，比如党内的效率高，精英选拔强调能力和经验，不会出现特朗普这样的政治人物。中美两种制度可以并存。特朗普的崛起已经对美国的民主制度造成了巨大伤害，他的当选，更是将这种伤害从道德、理念的层面演变成实质的伤害。
就中美关系，他认为目前有三种观点：中美是价值观之争、中美是利益之争、中美存在误会。每一种因素都会作用，但很难讲哪一个是最根本的。
比如亚投行，美国学界和政界认为是美国的决策失误，是奥巴马被误导，但却极易造成双方的误会，尤其是民众之间的。
我们还提到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一事。美方到现在还认为是误炸，也向中国道歉和赔偿了，认为此事已经了解。但中国许多人不相信先进至此的美国在参与一场战争时会犯如此低下的错误：竟然凭借一份旧地图来制订作战计划。我特别提出，就是法国出版的20世纪历史也不相信美国的说法，认为真相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法国的立场令其很是惊讶。
在华盛顿还遇到一位著名的自由派人士。在制度上双方没有共同语言，但经济上还是很有的谈。
我告诉他中国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政治不出问题，经济总会有办法。中国之所以不会发生经济危机，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民众和国家都注重储蓄，这和西方发生经济危机时从上到下都赤字累累不同。这主要是文化的区别。二是国有企业的债主是国家，这种关系类似于家庭中的关系，债主绝不会逼债。三是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时，各大银行争相抛售，引发羊群效应。但在中国的银行都是国有，国家行政命令就可以决定它们的行动，至少绝不会发生西方这种“踩踏”现象。其实真要有危机，就是非国有企业也得服从国家需要。中国政治有这种能力。
几天的访问下来，还有一个感觉，中美关系之间的波动还和美国研究中国的力度不够有关。我参加了许多场研讨会，也查过各大机构的研讨会主题，发现有关选后美俄关系的话题就有两场，而且规模都相当大，参与的人也相当有层次，但却没有一场是涉及中美关系的。虽然从整个西方来讲，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已经是首屈一指，但却远远落后于对俄罗斯的研究。
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俄罗斯长期都是世界大国，冷战时还成为两个世界大国之一。现在虽然衰落了，但这个传统优势毕竟一直在。而中国自近代以来就积弱积贫，真正成为令全球不可忽视的政治、经济、军事世界级大国不过十年的时间，这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时间过于短暂。
正如最后一位美国学者所笑谈的：再过二十年，研究中美关系就会成为绝对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