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社会的转型包含两个相关层面的内容：从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农业化）向大规模社会分工协作生产方式（工业化）的转变、从专制（高度等级制与高度集权制结合的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转变。但是传统习俗的延续，以及巨大的人口压力和严重匮乏的生存资源，使得这一转变的路径和方式都将有别于其它国家。我们认为：理解当今中国社会演变的历程必须考虑如下四个因素（即外部性约束条件）──人口、环境与资源的制约；中国传统等级思想和集权化体制的延续；对现代化的追求与扩张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1，影响社会选择的人口、环境、资源约束：
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中国社会的一切思考和决策都不得不以全球性的人口困境、生态困境和资源困境为背景，不得不考虑人口、生态、资源困境对社会发展的强制约束，不得不考虑这些困境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结构的长久和深远的影响。
1─1：人口因素的制约──数量与质量：
中国人口因素造成的制约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
庞大人口造成的数量制约和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下造成的质量制约。
巨大的人口数量是诱发当今中国社会生存困境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口数量的过度增长首先造成人口的供养问题。据有关资料推算，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中国目前全部土地资源的生产能力是每年32亿吨生物性干物质，在确保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环境良性运转前提下，合理的人口承载量为6─8亿人。中国土地资源潜在的自然生产力是每年约72？6亿吨生物性干物质。按温饱计算，其理论上的最大人口承载能力约为15─16亿。即使在严格控制人口生育的条件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或接近土地资源最大承载能力对应的人口极限。
尽管历届中国政府都将粮食的供应问题作为首要问题，但是时至今日，这一供应问题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自然性的土地和气候条件仍然是制约粮食生产的瓶颈。面对13亿的供养人口，以及耕地面积不足印度一半、土地复种系数较低的现实，客观地说，中国的政府和农民为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然而，现实的结果却昭示着这样的趋势：粮食进口量逐年递增；土地肥力严重透支；为维持现有粮食产量所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逐年加大；可用于灌溉的土地面积已接近极限；化肥对粮食增产的效果呈衰减趋势，并造成严重的水土污染和地力下降；农业的高投入、低产出造成了农业生产规模的逐年萎缩；更令人担忧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城市周边和沿海地区高产耕地被大量廉价圈占。随着土地资源状况的恶化和人口的惯性增长，如果没有农业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中国的粮食供应问题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渐趋恶化。
[附注：中国青年报引述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万宝瑞的说明指出：大陆自1999年起连续四年粮食减产，目前是靠库存平衡需求，但是库存粮食有限，去掉陈粮最多还能抵两年。在此之后，就必须靠进口粮食补贴，30年后将无法再维持16亿人的生存需求。中国绿色食品协会会长刘连馥指出：目前大陆粮产地面积已降至14亿亩，年产量降至4？5亿吨，人均口粮只有375公斤；如果粮食继续减产，人口持续增加，将面临"拿什么维持那么多人的生存"的问题。]
人口数量的过度增长造成自然资源与劳动力资源配置比例的失衡。在有限的自然资源约束下，过量的劳动力供给造成日益严重的就业问题。根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建立的人口仿真模型预测，在未来的20多年里，中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将从2000年的8？7亿人，持续上升到2013年的10亿人左右，而且这种上升趋势将持续到2025年，在此之后中国的劳动人口规模才会出现逐步下降趋势。在人口增长的同时，生产工艺的高技术化使得经济规模的扩张对就业压力的缓解作用日趋衰减，而且自然条件的限制作用使得经济规模无法长时间保持扩张。在这种合力的共同作用下，缺乏现代化生产技能的大量低受教育劳动人口将面临更加黯淡的就业前景。在高效率、技术化的社会里，这些低素质劳动力不仅生产效率低下，而且其中的大部分可能根本无法进入日趋高技术化的产业系统，从而被永久地排挤出日趋现代化的主流社会。
为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实行强制的计划生育（准确地讲，应该是"节制生育"）政策，即原则上一对夫妻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但是这一政策由于考虑所谓的中国"国情"──如传统生育观念转变的难度、农村人口的养老问题、民族政策问题──而留出诸多缺口。这种试图人为制造"平等"的不平等人口生育政策，造成了当今中国人口的质量困境。生活在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人口，尽管受教育程度、生理素质和生活水准较低，却拥有法定的高生育特权；而拥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城市人口却被严格实行着低生育政策。而现实的情况由于中国政府低下的社会管理能力──对社会边缘人口的失控──而更趋严重。这种人为"锄强扶弱"的不平等人口生育政策在实行了20多年之后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人口总体质量退化──这将成为中华民族在世界范围的生存竞争中的重大隐患。更为严重的后果是：随着低素质人口在全社会人口比重的逐渐上升，造成了城市人口对农村人口的排斥，从而加剧城乡对立和社会分离。尽管这种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并非始于不平等的人口生育政策，但是有中国"特色"
的不平等人口生育政策使得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呈现出永久化趋势！"消除社会不平等"的初衷导致了社会不平等的永久化，不知过于自信的"英明领袖们"面对这一自然规律的嘲讽该作何感想？中华民族将怎样消弭这一日渐加大的社会鸿沟？
民众滞后于技术革命的陈旧生育观、政治精英在人口问题上的短视和蛮横、人为的不平等计划生育政策，构成了20世纪中华民族奔向贫穷的悲哀三级跳！除非能够大规模地向其它地区移民或者采取更严厉的方式控制人口增长，中国人口在如此庞大基数上的持续增长将最终逼迫出这样的社会选择：在残杀完自然界的动物之后开始人类自己的相互残杀。这种预测绝非企图耸人听闻，它只不过是对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多次上演过的"人相食"悲剧的推演。采取的方式也许较为人道和隐蔽，但是本质并没有改变。
1─2：生态环境的制约──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
在地球这一有限的空间里，人口数量和欲望无节制增长造成的困境催生了生态困境和资源困境这一对孪生子。供养我们星球上生命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空气、水和土壤──正在成为三个广阔的污染领域。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酸雨、水污染、垃圾堆弃、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物种灭绝构成了日益严重的综合性生态困境，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得生态困境呈现出全面性、广泛性和多样性。如果说臭氧层破坏和温室效应更多地体现在全球范围、而较难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环境恶化的指标的话，那么空气污染、酸雨、水污染、垃圾堆弃、水土流失问题则直接反映出一个国家和地区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从1990年开始，中国每年发布上一年度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首次公报指出："1989年，我国的大气环境总体是好的，污染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我国大江大河的水质基本良好，流经城市的河段污染较重；我国大部分海域水质尚好，本年赤潮灾害较重；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和功能区噪声普遍超标；工业固体废物的处理利用水平较低，堆存量增加，占地面积扩大。"到了1996年，环境公报开头就说："1996年，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仍在发展，并向农村蔓延，生态破坏的范围仍在扩大。"整个90年代，每年的环境公报差不多都重覆同样的措词："局部有所控制，总体还在恶化，前景令人担忧。"
中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空气污染大国，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等废气的总排放量均居于世界前列。城市大气环境面临煤烟型污染和汽车尾气污染的双重压力，大气中悬浮颗粒的平均值高达432mg/m3（1995年），空气中有害微粒的含量相当于世界卫生组织确定标准的3─5倍！据世界银行报告，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16个在中国。就全国范围而言，大气污染如按现有趋势继续恶化，2010年颗粒物的排放量将分别比1995年多39％，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将从1995年的8亿吨增加到2020年的23？8亿吨，2020年氯氧化物的排放量将比1995年增加一倍。
据来自中国环保总局的消息称，中国二氧化硫年排放量大大超出环境自净能力、近1／3国土酸雨污染严重。1995年，中国仅酸雨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165亿元，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2％，酸雨区面积已占到国土总面积的40％左右，而且这40％的国土几乎全部位于经济发达地区。中国的酸雨问题不仅涉及的范围广，而且酸雨发生的频率高。仅以珠江三角洲为例，该地区的酸雨发生率已超过50％，其中广州市1998年每10次降雨竟有9次为酸雨。
根据1998年的数据，中国的废水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占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五万公里河段中的80％由于水质遭到破坏而不能再维持鱼类生存。全国532条主要河流中，有436条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主要江、河流经的15个大城市的河段中，有13个河段水质严重污染。除河流之外的其它水体──湖泊、池塘、地下水及四大近海水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污染。随着污染的速度超过控制污染的速度，越来越多的河水变得不适于农业灌溉和生活饮用。
由于过度放牧、乱砍乱伐、陡坡垦耕以及水资源利用不合理等因素，中国的土地沙漠化问题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近20年来中国土地沙化面积，平均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这相当于每年损失一个中等县的区域面积。如果按照《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所确立的定义，则中国荒漠化的土地面积高达280多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近1/3.在华北、东北、西北的"三北"地区，有80％的土地正在发生着不同程度的荒漠化，整个国家每年因荒漠危害造成的损失高达550亿元。
森林的乱砍乱伐和植被的大范围破坏造成土壤蓄水能力下降，直接的后果是雨季时水患──夏季的"抗洪抢险"已经成为每年在全国上演的"保留节目"，间接的后果是河流在旱季经常性地断流和全国范围的生活、工业用水紧缺。1985年以来，黄河年年断流，且断流时间越来越长。1996年，黄河断流133天；1997年，由于乾旱，黄河断流长达226天。有卫星照片表明，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和泉水乾涸，近年来中国有数百个湖泊消失，许多地方小河断流。在中国的617个城市中，有300个城市面临缺水。
两千多年的农耕文化将黄河流域的植被破坏殆尽，严重的水土流失使黄河文明终于跨越了其生态临界点。今日黄河流域频繁的旱灾洪灾，就是这一生态系统极其脆弱的表现。
宋代以后长江流域开始遭受大规模的生态破坏，上游毁林开荒，下游围湖垦田，今日长江水患也显示了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已遭受致命打击，有重蹈黄河流域生态系统覆辙的趋势。
对天然林的滥砍滥伐虽然造就了经济的一时繁荣，然而在短暂、局部的经济收益之后是长期的对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的损害。面对日益严重的洪涝和乾旱，中国政府不得不拿出比当年砍伐森林所获价值多得多的钱，来进行天然林的保护与恢复。而实际情况是，经过人工努力，植被和森林的覆盖率虽然可以恢复提高，但被破坏的原始森林生态系统却很难再造，生物多样性和天然林的综合性效应无法逆转地失去了。
中国环境问题的形成，表面上归因于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谋求私利，以及政府有关部门执法力度不严，深层次的原因是人类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无知和僭妄、对于人的欲望无节制的纵容。这一问题的恶化既是中国政府对环境问题有意识掩盖和以污染促发展指导思想的结果，也是中国社会承袭西方扩张主义发展模式的必然。
1─3：资源的制约──社会不平等的自然表现：
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人面对的是这样一幅资源分布图：各种主要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其中淡水资源、耕地资源、矿产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8％、32％和50％。与此同时，根据中国经济发展预测：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已有1/4的品种供给不足，另有1/4的品种濒临短缺，其中作为经济发展支柱的15种矿产资源中有7种──石油、天然气、金、铜、钾盐、铁、煤──存在着储量不足和资源缺口，二次能源（石油、天然气、煤）国内供应量与需求量的差额到2010年将达到8％－10％；中国的617个城市中已有300多个城市面临缺水，如无重要变化，2010年全国的缺水量将达到7000亿立方米；全国森林覆盖率只有13％，其中绝大多数是人工再生林，原始的自然林地几乎殆尽；全国累计的土地退化面积已达16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6％，土地沙化面积平均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递增，草原退化面积高达9，000多万公顷，占可利用草场的1/3以上……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也许可以乐观地寄希望于通过资源进口解决暂时的短缺，但是在全球性的资源短缺背景下，中国对资源需求量的剧增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原材料价格飙升的重要原因。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对粮食、石油和矿产资源的巨额采购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严重关注。特别是在国际粮食市场上，源于中国对粮食进口增加造成的世界粮食价格上涨将给本已被粮食短缺问题所困扰的众多不发达国家造成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对于那些高度依赖粮食进口以养活其不断增加人口的穷国来说，粮价的小幅度上升就有可能耗尽他们宝贵的外汇存量，使其由于无力维持进口而导致本地的粮食价格上涨，最终引起粮食暴动。
面对获取外部资源能力孱弱与扩张主义价值观之间的对立，沿袭着等级制传统的中国社会无可避免地选择通过"压制占人口多数的社会底层的基本需求以满足上层社会奢华"的内部化解方式维系社会的资源供需平衡。这一方面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农业用地的侵占。1980年中国人均耕地近2亩，2003年减少到1？43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耕地面积大大低于世界人均水平的3.75亩、不及加拿大的1/15、俄罗斯的1/8、美国的1/6、印度的1/2的国家，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城市附近经济发达地区的优质耕地平均每年以36万公顷的速度在减少（1981─2000年数据），在最近几年轰轰烈烈的"圈地"热潮中全国耕地就减少了1亿亩（最新数据表明，仅2003年一年，耕地减少量就达3800万亩）。近年来呈加速发展趋势的城市家庭汽车普及化，更令中国的土地问题雪上加霜：依照欧洲和日本标准，用于铺设公路和修建停车场占用的土地为平均每辆汽车0？02公顷，假定50％的中国城市家庭拥有1辆汽车，则全国汽车拥有量将达5000万辆，占用土地100万公顷。由于中国人口分布极为不平衡，因此这100万公顷的土地无疑将大部分来自现有的优质可耕地。
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决定着未来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这一对矛盾最尖锐地反映在中国的农业与农民问题上，这是农业与农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头等问题的内在原因。当今中国的农业与农民问题，已不仅仅涉及政权合法性和社会稳定，而且关乎整个华夏文明是否能够延续。庞大的人口数量无法在短时间内消减，而耕地面积却不断因城市化、工业化需求以及沙化、盐硷化等自然性原因而减少。广大农业人口在失去作为福利保障的土地之后，必然会加速向城市流动，如果作为城乡二元化社会既得利益者的城市拒绝容纳失去土地的农民，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再一次面临大规模的社会困境。任何借助于集权和等级制度化解困境的企图，都只能暂时性地压制和掩盖问题，并导致丧失解决困境的时机，而无法避免困境的最终爆发。
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资源约束不仅仅是由于世界性资源短缺引起，更可能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导致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联合制裁所引起。即使世界范围的石油及粮食的总供给能力大于总需求量，仍然存在由于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和扩张以及由于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价值观的差异而导致冲突，使得中国社会由于政治性制裁而提前进入困境时代。未来的世界性冲突必然由资源短缺引起，受扩张主义价值观驱使而陶醉于对"现代化"迷恋的中国已经被置于这种冲突的风口浪尖之上。
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我们不得不扪心自问：在一个资源短缺正在成为人类社会普遍现象的时代，这个星球是否有能力解决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高速增长的资源需求──从奢华享受造成的矿产能源需求到淡水和土地资源短缺造成的粮食需求？作为一个在严酷的全球生存竞争中居于弱势的国家，中国是否有能力要求同样面临资源紧缺的其它国家允许中国在未来的全球性资源分配中占有更大的份额？面临自身资源供给短缺的发达国家是否能够坦然接受未来中国的巨量资源需求？
2，等级思想和集权化体制传统的延续：
了解中国的现实必然要从了解中国的历史开始，了解中国的历史必然要从了解等级思想和集权化体制的传统入手。
中国的历史集聚了太多个体的鲜血，关注个体的命运会造成强烈的心理震撼。透过厚重的血雾，中国社会的着眼点只能落在种族沿袭这一层次，而淡忘对个体的关怀。由此造成了注重群体、忽视个体的社会心理──借少数服从多数之名、行剥夺个体权利之实被视之理所当然。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普通人不知道作为个体人应该得到的权利，也就不会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而构建出一种集相互尊重与相互制衡为一体的社会机制。于是，以臣服与崇拜为基础的等级与集权机制便成为唯一的选择。
2─1：中国等级思想和集权化体制的演变历程：
从历史上看，一个在试图征服和利用河流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社会不同于一个在森林中狩猎和伐木、在旷野上放牧和开拓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社会。对于前者，一种共同的社会意识是：个体无力应对自然的挑战，只有成千上万只手的共同努力才能开挖河渠、铸造堤坝、引水灌溉。而对于后者，个人的孔有武力就能够成就事业。自然性的地理条件使华夏民族在文明之初就必须依靠强大的集体力量去寻求发展。化解强大自然性压力与低水平技术能力之间的冲突，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构建高度集权的单极制权力运作方式的持久动力。
等级与集权意味着秩序，秩序意味着在无技术能力增长条件下的社会效率提高。人类社会的历史是自由与集权在不同层次上不断折衷以寻求二者在特定社会空间内平衡的过程。在一个资源有限的国度里，面对需求无节制增长与供给受资源条件制衡的矛盾，社会始终面临着两难的抉择：通过政府管治节制过度需求、保障社会成员得到基本的生存供给，还是放弃政府调节、通过鼓励需求实现生产能力和产品供给的增长？借用中国社会习惯性的说法就是："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上就被人口与资源紧张对立所困扰的社会，对秩序、效率的"偏爱"必然导致等级思想和集权化体制的根深蒂固。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权力来自凡人不可感知的"上天"的赋予。官僚集团作为皇帝的利益代理人执掌权力的具体实施。于是，在这样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伦理基础上构建了传统中国社会自上而下的以权力代理为特徵的运作机制。这种运作机制由一个独裁（中央集权）的皇帝和一个依靠忠孝情感与皇帝联系起来的庞大官僚（家臣）集团组成。官僚集团通过对皇帝的效忠而获得权力代理人的地位。"大小官僚们帮助大皇帝打天下、坐天下，树立起'真命天子'的偶象崇拜和'替天行道'的绝对权威之后，他们从中分一杯羹的特权地位也就有了依据，有了庇荫，有了保障。"[摘自孙越生《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这样一种权力运作机制必然导致这样的价值指向：统治阶层并不把社会财富的持续增长作为社会的首要目标，而是更热衷于迫使所有社会成员安于既定的社会等级秩序。尽管普通中国民众并非完全没有个体权力和利益，但是这种个体权力和利益的多寡则取决于皇帝和官僚集团对自身利益的衡量。民众所能够得到的权力和利益不仅稀少，而且难以长久和稳定，统治者可以在任何时候轻而易举地收回施舍给民众的权力和利益。于是，高度发展的等级思想和集权化体制（即所谓"专制"──政府对一切公共权力和利益垄断的统治机制）的延续使统治者习惯于把民众看成是被圈养和役使的"畜力和工具"，"蚁民"二字形象地勾画出了普通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高度集权的统治机制造成在最高层次上缺失权力的制衡与约束，因而造成专横和恣意的权力运作。但是政府管治能力的欠缺客观上降低了专横和恣意的权力运作所造成的社会利益损失。同时由于传统中国政府规模较小，民众为支撑这样的政府所负担的成本也较低。尽管由于存在官员对百姓的搜刮使得政府的运作成本远高于官员的法定薪俸，但是在作为常态的社会稳定时期，这样的权力结构的确比长期保持制度性的权力制衡机构所需要的成本为小。虽然付出的代价是对创新动力的压制，但是对于一个经济日趋内敛化的社会来说，由于降低权力运行成本所获得的内部性收益较之通过扩张而获得的外部性收益为高，因而成为中国这样一个内敛化和稳态化社会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
在这里我们感到有必要强调中国等级和集权制度能够长期存在的基础──即经济的内敛化和社会的稳态化。任何以开放社会和扩张主义价值观为前提而对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和伦理进行的道义判断都是一种试图颠倒或者忘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误导。[附注：关于内敛化和稳态化的讨论详见第一部分《面对历史的思考》]
存在于欧亚其它文明中的教士集团与世俗力量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巨大的分裂和对立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在中国始终存在着权力高度垄断的单极集中化倾向，以及与这一特点相一致的对异端和多元化的排斥。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国家是家族的扩展，这种以血缘为纽带、文化同一性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结构，具有强烈的内聚性和排他性，它在抵御外来文明入侵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和借鉴方面严重地制约着中国。这一点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在近、现代追赶先进国家步伐缓慢的原因。
如果没有外来力量的介入，这种以压制个体欲望和创造力为基本价值准则、并已渐趋稳态化的传统专制社会结构本来可以长久地维系下去。然而，随着欧洲扩张主义者的到来，产生了改变这种专制传统的强大外部冲击力量。自19世纪中叶以来所遭受的屈辱迫使中国社会开始了以"富国强民"为主旨、以维系传统伦理为基础、以精英阶层为主导、以等级与集权为依托的东方式现代化进程。但是这种现代化进程并非中国社会内在力量的自发结果，而是在入侵者枪炮威胁下的应激之举。其结果是，紧迫的生存压力将现代化进程扭曲为对"现代化"技术的学习和引进，而对于"现代化"技术产生所需要的人文环境则无暇顾及。于是，迥异于欧美社会的"怪异"现象便在中国出现：现代化进程不仅没有瓦解传统的等级和集权制度，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提供技术手段的支持，产生了强化这种制度的趋势。
纵观20世纪的中国，尽管出现过各种以尊重个体价值为主旨的自由主义思潮，但是这些思想的"启蒙"在强大的等级制和集权制传统面前、在严酷的现实生存窘境面前下，都转瞬间烟消云散。在这100年中国历史中，留下深刻印记的除了一场场在社会精英领导下的救亡和赶超运动之外，就是一次次以利益分配和权力主导为核心的精英更替运动。
这样一场缺乏人本主义思想支持的精英更替运动始终遵循着传统的造反者取代统治者的路径：它起自"戊戌变法"的努力；"辛亥革命"使北洋军阀成为中国的主宰；"北伐革命"将国民党送至权力的巅峰；长期的内战外战造就了共产党的胜利。在1949─1976年之间，由于毛泽东个人在共产党内地位的稳固，使得这场精英更替运动成为争夺毛泽东继承人的共产党内部斗争：从高岗、到刘少奇、林彪、"四人帮"、华国锋，无一不成为这场内部斗争的牺牲品。
也许是凭藉对历史的熟稔和伟人的政治敏感，毛泽东意识到精英（特权）阶层的存在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有着强烈的制约作用。从理想主义的角度出发，他试图通过对统治精英实施强制的流动和淘汰，期望建立一种弱化和遏制精英统治的政治机制。但是，一个依靠伟人的威望而产生的机制本身就建立在等级制和集权制的基础之上，而企图借助这种机制实现弱化和瓦解等级制和集权制的目标，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更何况一场场的救亡和赶超运动为中国社会不停地注入着对等级制和集权制崇尚的兴奋剂。
面对中国的现实，毛泽东意识到中国几千年的宗法专制和小农经济传统在西方扩张主义这一强大对手面前的孱弱，因而像绝大多数中国的思想者一样试图从欧美文明的典籍中找到一剂改造中国社会的灵丹妙药。然而缺乏对欧美文明的深入了解和缺乏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深刻反思，使他无法脱离传统宗法专制的辖制和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他片面地筛选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其中的专制萌芽加以强化和扩张，与其社会经验和个人魅力结合在一起形成威力巨大的政党专制机制，并借助于这种强大的政党专制机制形成一种以等级与集权为特徵的僭主统治。毛泽东虽然不是20世纪中国僭主统治的第一人，但是他最具权威。
[附注：在本文中，"僭主制度"是指统治者缺乏天然的统治合法性，却迫使被统治者绝对效忠的统治模式。继承人问题始终是僭主制度无法克服的难题。在不具有血缘关系和民意基础的潜在继承人中挑选僭主，往往导致剧烈的内部争斗并造成社会性动汤，这是僭主制度无法长久持续的根源。僭主制度的最终归宿只能是两个，或者退化为以血缘作为挑选继承人标准的世袭统治，或者进化为以民意作为挑选领导者标准的民主选举。
僭主制度所必然内生的不稳定预期驱使手握巨大权力的官员们以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对待权力的运用，对环境危机的漠视、日益泛滥的制度性腐败都是这种心态作用的结果。
传统文化继承者与传统制度反抗者之间的角色冲突决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20世纪中国精英的个性矛盾。在这样一群背负着传统价值观、却要完成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重任的精英领导下，中国社会必然遭受由于反叛的痛苦和探索的盲目而导致的社会冲突与碰撞。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人本主义传统、将现代化进程简单化和工具化、在依恋传统的心态主导下步入现代化进程的社会里，毛泽东的权威和偏执使得这种社会冲突与碰撞被急剧放大而最终演变成为一场时代的悲剧。
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反思并不是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从人本主义角度出发进行反思的微弱企图在反对资产阶级"异化"和"自由化"的声浪中被扼杀了），而是站在维持和稳固等级制的精英统治角度。从这个角度出发得到的"反思"结果，不可能让中国社会的统治精英意识到避免这种精英更替"悲剧"的根本保证在于平等地尊重所有人的价值和瓦解建立在等级与集权政治伦理之上的僭主统治，而只能让他们沿着传统的政治伦理惯性地推演出这样的共识：只有通过扩大精英统治的基础、协调精英阶层内部的矛盾、在维护既有秩序前提下有限度地放松对社会的管治，才能实现精英统治的稳固和持久。
在此共识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政治精英统治集团在垄断社会政治权力的前提下，逐渐放松对社会各阶层的控制，由此而来的对社会活力有限度的释放促成了80年代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
然而，中国社会政治伦理的根基在改革前后并没有本质改变，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改革始终围绕着维护和强化既有统治阶层利益这一最高目标；社会利益总量的增加虽然使得社会各个阶层都不同程度地受益，但是一个显着的趋势是越接近上层权力垄断者其利益所得越显着，而社会下层只是"涓滴式地"感受到恩泽（这就是某些学者极力鼓吹的中国改革具有"帕累托"效应的实质）；同时，不利于统治阶层长期利益的改革举措始终难以开展。这种表面化的改革被赋予一个特定的名称──"有中国特色的"，它的真实含义是一种在企图保持中国传统专制制度前提下，为了延长政权的寿命而采取的外科手术式的适应性变化。
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表明，非民主国家由社会上层主导的改革往往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为了避免更深刻的困境而采取的不得已的行动。精英阶层支持改革的出发点是保护其既得利益。当随着改革的深入而出现损害其既得利益时，他们必然地从改革的拥护者变为改革的反对者。中国的情况再一次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从90年代开始，精英驱动的改革逐渐显现出精英阶层与民众利益背离的倾向。精英阶层通过歪曲性地利用适用于高度市场化（一种理想的完全自由竞争机制）社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自由竞争"旗号的掩盖下，相当大程度地放松了政府对垄断资本势力的监督和管治，与此同时却拒绝保障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顺利运转所必需的民主化进程，从而打造出一套扭曲市场和政府功能、以剥夺中下层群众利益而造福权贵阶层为目的的社会运作机制。
从结果来看，发生在传统专制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对传统的等级制和集权制进行的一次"现代化"包装。这一实践是面对能力与欲望的巨大落差时，落后国家企图借助于集权手段实现能力飞跃的尝试。实践的失败表明，以严格等级制和高度集权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高估了人类的理性和认知能力、遏制了多元化社会内生的创造活力，因而与"现代化"所崇尚的个人本位主义存在着无可调和的矛盾。社会主义实践首先发生在有着强大专制传统的东方国家（或者说，专制的东方国家在渴望现代化的激励下选择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而东方国家的民众不幸成为这种人类试错性社会实践的牺牲品则是这种必然的延伸，或许这是专制的社会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需付出的转型成本。
在考察中国现代精英统治机制的演变历程时，需要特别关注89年的"六四"事件。用一种长时段的眼光、在一个较为宏观的层次上来看，"六四"事件的实质是：由于等级制和集权制的缘故，社会缺乏对起主导作用的"最高"权力（在中国这种"最高"权力是政治权力）有效制衡，导致了政治精英对经济发展成果独占的企图，激化了与社会其它阶层在权力与利益分配方面的矛盾，特别是对知识阶层利益需求的忽视，导致了传统政治精英主导的统治机制的基础遭到弱化。知识阶层利用社会各界对政治精英独占经济发展成果的不满，借助于"反腐败"和"民主化"的口号，寻求对社会公共权力的分享。虽然，这一企图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强大的民间反抗力量让政治精英们意识到维持权力垄断和独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高昂成本。于是，"六四"事件之后，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开始了在承认共产党一党专制（即政治精英主导）前提下的"体制内合作".
"三个代表"理论的出台，实际上标帜着以政治精英为主导的精英整合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与低生产力水平条件相适应的一元化精英统治体制（即totalitarian，也译作集权主义体制）的消退和与专业化分工相适应的精英统治联盟体制（即authoritarian
，也译作权威主义体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随着未来"三个代表"理论写入宪法，这种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于一身的精英统治联盟即将获得现实的"合法性"承认。精英统治联盟获得现实的"合法性"承认，昭示着在巨大生存压力面前、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民族振兴理想的彻底幻灭，昭示着更为严酷的社会分化即将到来，也昭示着真正的人本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确立尚需要艰苦的努力和漫长的时日。
[附注：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今天的中国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以执政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为核心，形成了包括各级公共权力（行政、立法和司法）垄断者和国有大银行、国有大企业、一些官商结合企业的负责人在内的特权精英阶层，他们大概占总人口（就业总人口）1％；以公共权力机构和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为主体的所谓"管理阶层"，大约占全部人口的4％；以各类专业人员为主体的所谓"中产阶级"占全部人口的11？4％；在城市里有一份工作，在农村还有地种，或在乡镇企业工作的人，他们组成了69％的下层人；此外，14％多属边缘化阶层，包括失去工作机会的下岗工人、失去土地又生活无着的农民，他们构成社会的最底层。今天的中国社会实际上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形的财富与权力分配结构，金字塔的庞大底座是边缘化阶层和下层人民，高踞金字塔顶端的是5％可以利用权势侵吞社会公共利益的精英阶层。]
中国人的循顺、隐忍、懦弱和退让造就了一个飞横跋扈的精英阶层。对社会公共权力的绝对控制使精英阶层有能力将其自身的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甚至以损害民众的利益为代价而满足其集团的利益。精英阶层在社会生活中垄断地位的巩固，不仅标帜着金字塔形权力和利益分配结构的形成和在现时社会运作机制主导下的不可逆转，更意味着社会贫富对立日趋尖锐化的必然趋势。
在广泛的精英统治联盟即将被赋予现实"合法性"的今天，尽管出身平民的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国最高领导人，在面临社会利益过于向精英阶层倾斜而引发的社会困境面前，提出了"发展以人为本"的口号，但是实力强大的精英阶层不可能容许这些实力孱弱的"僭主"过于损害这个阶层的既得利益。如果没有一场以反对专制制度和精英主义为目标、以人本主义为依托的思想革命，"发展以人为本"等诸如此类的口号将不可避免地沦为政治作秀。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正在印证这样的判断：村级选举已经沦为政府推卸财政负担的障眼法；"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成为接纳经济界和知识界精英，与政治精英共同构成牢固联盟的同义语。而且随着精英阶层实力的进一步膨胀与"合法性"的确立，他们将迟早撕扯下"社会主义"的遮羞面纱，露出企图垄断一切权力和利益的本来面目，这一切不过是苏联解体过程中权力和利益被精英阶层瓜分的中国翻版。
与主观意愿相违背并遭到现实嘲讽的是：精英主导的救亡、赶超和复兴运动以及围绕主导权和利益分配而展开的精英更替运动，并没有使中国社会出现"国富民强"的局面，反而经常性地使中国社会付出社会秩序丧失、经济发展停滞的代价。我们无意否认中国的精英阶层对中国社会的贡献和精英统治的合理性基础，也无意否认精英更替运动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但是100年的历程向人们提供了足够多的证据表明：以等级制和集权制为核心、以精英阶层为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兼具短期有效和长期无效（甚至有害）的特征。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中国社会演变的路径选择。
目前，种种事实表明，精英统治阶层的主要目标就是巩固其基础、维持其群体边界的封闭性，以使该群体的垄断地位不受挑战。面对政府公共权力被如此蛮横、跋扈的精英统治阶层垄断的社会现实，我们不能不感慨：中国社会的政治伦理至今尚处于"蒙昧"的中世纪阶段！中国社会需要一场政治伦理的"启蒙"运动，需要重新界定个体"人"的社会地位以及建立在个体权力基础之上的政治权力结构。在一个强烈追求"现代化"的社会里，配置着一套"中世纪"的政治伦理，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性的对立和冲突。由此衍生的悲剧不仅是普通民众成为对立和冲突的牺牲品，而且如同历次精英更替运动时期所发生的那样，政府的威望和精英们的政治生命也将成为权力和利益分配斗争的祭品。有着迫切保护自身利益需求的精英统治阶层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建立以尊重所有社会成员的自由、权力和利益为基础的价值观，只有承认和保护其它阶层的利益，并据此构建新型的政治伦理，才能最终"合法地"保护自身正当所得，才能避免在中国历史上周期性出现的的权力与利益的剥夺与反剥夺。
2─2：专制制度与民众心理的蝉变：
"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一个灾难气氛笼罩下的灾民史，这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徵。即使是在没有发生饥荒时，由于历史上频繁的灾乱和饥荒，饥饿和死亡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
年复一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这种怪诞的心态、行为和运行规律潜移默化，像变异后的基因和细胞一样渗透和重组了我们的血肉之躯，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变本加厉的态势，终于塑造了我们畸形的、积重难返的民族性格──饥民性格！我们成为一头庞大而恐怖的饥饿怪兽。饥饿是我们畸形的民族魂和病态的国民性。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千年，习惯成自然，已经制度化，见怪不怪，已经麻木了。"[附注：选自李波《吃垮中国》]
分析中国专制制度的社会性基础、以及民众心理在专制制度下的蝉变必须首先从分析庞大的人口与匮乏的土地资源所构成的矛盾体出发，通过它们解析饥荒对中国社会和民众影响。只有通过这样一个路径，才能够理解一个时刻面临饥饿威胁的社会所内生的"饥民"心理，才能够理解一个由"饥民"心理主导的社会内生着"弱者希冀借助于巨大政府力量实现平等和公正"与"强者企图借助于巨大政府力量获得权力和财富"的巨大现实背离，才能够理解与"民众对政府依赖"纠结在一起的对专制的循顺，才能够理解强大的专制统治机制压迫出来的人格分裂。
封闭的自然与地理条件、迟滞的生产与管治能力决定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稳态化。在稳态化的传统社会里，人口的无限膨胀趋势与土地资源绝对有限的矛盾激发出巨大的生存压力。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迫使个体理性地将自己的个人意愿置于集体的目标之中，希望通过一种集体性的互助和权威执掌的平等能够给每一个弱小的生命提供苟活的生存资源。这种面对巨大生存压力时的能力孱弱所导致的弱势思维方式引发出对权威的膜拜、对专制的臣服。这样一种价值观，辅之以制度性的奖惩措施（对于制度的臣服者给予一定的生存资源作为"奖励"，对于反抗者则用暴力的手段予以惩罚、直至被彻底清除），最终奠定了维系专制制度的社会心理基础。
但是对权威的膜拜、对专制的臣服并非总能换来生存资源的平等分配，以牺牲渴望自由的人性为代价并非总能赢得生命的苟延。人性中对欲望追求的力量使得以平等、公正为初衷的专制异化为以压榨和剥削为目标。被臣服的民众簇拥着登上权力巅峰的统治者，面对不受制衡的权力所带来的丰厚收益无不心动。于是，一个貌似"矛盾"的现象出现了：弱者对平等和公正的渴望与强者对权力和利益的追逐使得专制成为两者共同的选择。矛盾的合理解释是：它源于人性内在的矛盾──生存的欲望与能力的孱弱之间的矛盾，弱者希望专制的强制力能够实现利益分配的平等和公正以满足生存的欲望，强者希望借助于专制带来的权力和利益以缓解能力的孱弱。
这样一种同"床"异梦的幻想导致的是循顺与反抗共生的利益计算与人格分裂。纵观中国的历史，不难从中发现：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普通的中国人总是希冀通过对专制的循顺获得统治者恩泽。"只要给他们饱饭吃，他们一般都不会有什么非份之想，对他们而言，这时便是太平盛世了".一种逆来顺受、自轻自贱、明哲保身、唯统治者之命是从、在残酷的压榨下苟且偷生的弱者生存哲学随着少数反叛者被残酷地淘汰出局而被强化和继承。在一个整个社会秩序以及其中的意识形态建立在权力和专制基础上的社会里，一个弱者在服从便会受到奖励、不服从则会受到惩罚的奖惩机制中经过长期"训练"的结果就是"对强权的敬畏和顺从的基因经过几代人的繁衍，最后全部沉淀在我们的身体里。"然而，这群世上最驯良、最易统治的族类对专制统治者的循顺，并未换来统治者的"仁政"，反而激起他们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野心。在专制的统治者眼里，"老百姓"是一种可以榨取出无穷财富的资源，同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其它一切资源一样，谁抢到就归谁所有。于是，这样两种趋势纠结在一起变形成了一种民族性的人格分裂，有人称之为"
林冲性格"，即：平时胆小怕事，息事宁人；一旦冲破忍受限度，便疯狂报复而失去节制。这是内在的人性分裂（能力与欲望的落差）在专制制度压迫下的显化。
缺乏对异端宽容和个人权利（权力与利益）保障的中国社会不是培养循顺的奴隶就是培养蔑视宽容与他人权利的叛逆，唯独不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人。中国社会里不乏反抗压迫的传统，但是反抗的目标并非压迫性权力体系和等级制思想，而是具体的统治者。一旦原来的统治者被推翻，就会从被统治者中产生新的统治者，继续着人们久已熟知的专制统治。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附注：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
2─3：中国社会等级思想和集权化体制的可能演进方向：
现实的发展已经昭示了并不遥远的未来中国社会出现两种对立的变化趋势、并在这两种对立的趋势之间达成某种妥协的可能。第一种趋势是在权力与利益分配方面的地域性要求。随着中央权力机构主导经济能力的衰弱和地方性经济组织实力的增强，以地域为纽带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纠合将形成与中央权力机构分权、制衡的地域性统治机制，最终两者在权力分配与利益保护相协调的层次上实现妥协而形成一种扩展的精英集权统治模式并取代既有的寡头统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集权统治基础以适应利益多元化的需求。第二种趋势是多元化利益集团在权力与利益分配方面的要求。随着教育的普及、人权思想的广泛宣传和限制人员自由流动制度的逐步弱化直至瓦解，更多的利益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将产生出保护其经济利益的政治需求，从而将弱化强势集团主导的"精英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使得中国社会逐渐进入到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制衡的多元化集权统治时代。鉴于中国社会所面对的人口、生态和资源的巨大压力，全球一体化所带来的冲击，以及长期专制统治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和传统，中国社会从精英统治向多元化集权统治演进的步伐将会异常沉重，甚至不排除在外来势力与内部既得利益者相互勾结和胁迫下而无法最终完成的可能。
通过对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透视，我们认为：掩盖在意识形态斗争之后的问题实质是如何在有限自然资源约束和人口持续增长压力下实现中国社会的"富裕".人口持续增长与有限自然资源约束之间的矛盾由于扩张主义价值观导致的"富裕"含义向"更多物质资源占有"方向的动态迁移而变得越发尖锐。今天中国的现实是：社会精英阶层已经意识到无法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集权和等级机制使得被精英阶层控制的政府能够放弃维持社会共同利益的职责，而沦为精英阶层瓜分社会财富的工具。在一个集权和等级机制主导的社会里，缺少来自社会下层有效压力的精英阶层，在面临对内压制民众需求还是对外扩张缓解困境的选择中，再一次重覆着历史惯性的选择，这是一个稳态化社会的必然结果。放弃寻求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职责的政府，驱使中国人投入到一场争夺生存资源的内部竞争之中。如果说基于现实困境而在中国人之间引发的生存资源竞争由于尚有其现实的合理性而使民众对政府在其中的逃避行为能够给予一定程度的容忍的话，那么政府对"自由"竞争规则的人为扭曲和对精英阶层的偏袒则将使政府彻底失去社会底层的拥护，从而瓦解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切矛盾都聚焦于对现行公共权力运作系统的"政治改革"之上。中国社会改革的异化表明，未来进一步的改革必须以瓦解传统的等级思想和高度集权化社会管理体制、重建新型的公共权力运行机制和政治伦理为目标。若要达到这一目标不能仅凭藉政府（更准确地说是政府官员及其利益盟友）的自利激励，更需要政府系统之外强大的监督、约束和推动力量。
政治改革需要考虑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包括政府官员们的利益，但不可能依赖于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利益盟友，因为未来进一步的改革必然是以他们的特权为目标。人类的自利本性决定了"没有人会给自己签署死亡执行令".对"尊重所有个体价值"思想的确立来自社会每个成员对这一思想的认可和接受，对权贵势力的制衡来自于每个个体维护自我利益的激励。中国社会若要摆脱"中世纪"式的价值观和政治伦理，不可能指望少数伟人的努力，因为这不过是在历史进程中已经多次演练过的"仁慈"君主取代"残暴"君主的"游戏"，这样的"游戏"无法改变社会等级制的"游戏"规则，也无法防止贪婪的私欲将"仁慈"君主异化为"残暴"君主。民众的怯弱和无知是培育精英主义和集权统治的温床，救中国人的只能是中国人自己。然而现实却是：作为改革潜在受益者的民众处于分散、软弱和麻木的状态；而作为改革对象的官僚集团垄断着公共权力并在维持既得利益方面保持着"高度的"团结。从这样一种力量对比的格局中，很难看到自发、渐进地实施彻底政治改革的动力。
一个对民众需求置若罔闻的权贵化政府在中国社会转折关头的蛮横将无法排除下述结果出现的可能：或者改革的渴求被铁腕的残酷镇压下去，从而建立起一种以武力为基础的寡头统治机制；或者改革的渴求唤起民众对权贵化政府权威的蔑视而激发出暴力抗争的诉求，从而使中国处于分崩离析和相互对抗之中。这两种前景中的任何一种，都将指向"使中国彻底沦为国际垄断势力的附庸"的归宿，就未来中国社会的整体利益而言，都将蕴含着巨大的灾难性。15世纪拜占庭帝国的灭亡、16世纪伊比利亚王国的没落和18世纪法国的大革命指明了等级制集权社会的三种发展归宿，对于历史的重温有助于今天的中国人（无论是执政者还是潜在的反抗者）对未来的自我审视和把握。
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使得任何对未来的预测都是建立在可能性之上的冒险，但是对中华民族未来的担忧使我们不得不尝试这样的冒险。根据对历史和现实的研究，我们不揣冒昧地推测未来中国三种可能的前途：法国化──对内进行瓦解传统等级制的社会变革，为社会的发展扫清制度性障碍；伊比利亚化──拒绝内部的社会变革，企图通过加速经济发展缓解社会矛盾，但是不平等的社会机制抑制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最终凭藉资源优势（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成为全球经济共同体中的初级产品生产国；拜占庭化──统治阶层拒绝任何实质的社会变革，企图通过强大的暴力机器压制民众的反抗，这种压制最终导致民众对政权的普遍背叛，使国家丧失在外族入侵面前的抵抗能力和决心。
古埃及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和中国历代王朝的更替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一个以高度集权（专制）为统治方式的政权，其致命的弱点是"内部的分裂导致政府面对外部入侵无法有效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于是衰朽的帝国在外部的打击下一步步地走向灭亡".60多年前，日本人的短视与美国人的帮助使中国侥幸地摆脱了国家灭亡于日本侵略的命运，为民族复兴赢得了时间。在一个扩张主义价值观仍然是世界主流的时代，在一个全球性人口困境、生态困境和资源困境日益逼近的时代，如果不珍惜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和谐，如果不努力共建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新型政治伦理和价值观，未来的中国人还能够幸运地再次摆脱亡国的命运吗？
只要等级制不消除，就存在着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动机和渠道。中国社会面临的生存压力，使得社会结构更偏向于寻求效率而不是自由的方向。但是这种偏向并不表示应该对个体权益的蔑视。中国人需要为了效率牺牲更多的自由、需要更多的宽容和谐，但是在做到这一切之前，必须弄清楚：这样的效率提高，它的获益者是谁？全体社会成员还是少部分权贵？
3，"现代化"的诱惑与冲击：
"如果说资本主义不能改善大部分落后地区全体居民的物质条件的话，那么，它却带来了深刻影响不发达国家社会和政治条件的某种因素。它以惊人的速度把资本主义秩序中固有的一切经济和社会的紧张关系传入这些国家。"[附注：保罗？巴兰《论落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
亡国灭种的现实、民族复兴的渴望始终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随，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动力。十几代、几十代人的延误需要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弥补，这样的压力象催征的鼓点不容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喘息、反思，这样的重担让中国人的个体价值消融在"挽救民族危亡"的伟业中而被漠视和湮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越来越远离自由主义的浪漫和温情，越来越崇尚集权机制的秩序与效率。民国时代如此，人民共和国时代亦然。
3─1："现代化"与传统的内在冲突：
所谓"现代化"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生产方式的转变──即从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农业化）向大规模社会分工协作生产方式（工业化）的转变，其次要求与生产方式转变相适应的社会结构（上层建筑）的转变──即从以人身依附为特徵的等级制社会向以个体化为基础的民主社会的转变。但是这两种有形的现代化（生产方式现代化、社会结构与制度现代化）更要求一种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现代化。
"现代化"价值观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一个是征服、扩张、控制的倾向，另一个是理性、效用、功利的倾向。对现代化赞美和崇拜的人们往往注重现代化所产生的功效，如与理性相关的科学技术进步、与效用相关的生产水平提高，但是对推动这些理性、效用发展的征服、扩张、控制倾向却视而不见或者刻意回避。然而，现代化对当今人类社会所产生的最为深刻的影响恰恰就是这种征服、扩张、控制的倾向。这样一种根植于现代化之中的倾向决定了当今社会的两个发展走向：一个充分现代化的社会必然使自然界沦为人类应该征服、扩张、控制的对象，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就在于将自然界转化成为人类可操作、可控制的"原材料"；一个充分现代化的国家必然对邻国甚至对世界产生扩张威胁，被威胁的邻国若想不被侵略，唯一的办法就是迅速实现现代化并有能力将被侵略的威胁加诸于对方。
扩张性的现代化价值观及其显着的功效，对古老的文明形成了诱惑和威胁的双重效应。
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尴尬，实际上是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关联的节制、自省、内敛价值观在向现代化的扩张主义价值观转变过程中遭遇到的两难。与欧美社会现代化不同的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动力并非来自内在的扩张冲动，而是源于对外部强权压迫的反抗。这种被动现代化所带来的变化与中国传统社会固有的内敛、稳态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形成了内在的冲突。这种内在的冲突显化为现实的"矛盾"：一方面是，对传统的留恋使中国社会不断地试图抗拒"现代化"的诱惑，以维系传统价值观的"完美"；另一方面是，现实的压力迫使中国社会不断放弃传统以适应现代化的要求。这种在对传统的依恋与割舍之间的痛苦抉择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这种痛苦的程度不仅远远超过欧洲社会所经历过的痛苦，而且同样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也难以企及。
被民众所熟悉的稳态化社会的心理、习俗和制度在"现代化"过程中经历着痛苦的蝉变。对于伴随"现代化"而来的价值观和社会（权力和利益分配）机制的重组，不同阶层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犹疑彷徨、或者拒绝阻挠。然而，随着20世纪一次次"民族危亡"的迫近，在痛苦中反思的中国人最终选择了抛弃传统并展开一波又一波激烈攻击传统的运动。工业化的生产模式导致了社会内部分工协作程度的扩展，从而瓦解了农业社会原子化的个体生存方式；对外部对象（自然界、其他群体或社会）掠夺、扩张所带来的财富效应，摧垮了稳态化社会里"小富即安"的社会心理。一种利益诱惑和现实压迫合而为一的力量驱动着社会，功利、扩张、一夜暴富的心态成为社会的主导，用扩张主义价值观否定和取代传统的内敛化价值观的企图成为社会的时尚。
一个外来势力强加的现代化进程所必然具有的仓促使得中国社会来不及构建"现代化"的基石──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迫使个人价值湮灭在集体之中，为了维系这种内敛式价值观所赖以存在的基础而构建了包括禁止竞争的"仁""恕"思想、集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的道德评判机制、以及血统等级原则。传统价值观的长期作用使得中国人产生了对任何以个人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的排斥，而作为人本主义核心的个人本位思想的缺失导致的后果虽然包含着对征服、扩张、控制倾向的遏制，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压抑了个体理性的发展。于是，围绕着个体理性构建的科学精神、现代法治思想和"独立思考、不盲目崇拜"的行为方式始终无法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对民主与科学的倡导实质上是企图弥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缺失的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想启蒙，但是传统势力的惯性和面对现实生存压力的窘迫使得这一极为重要的环节过早地夭折。直到80年之后，在扩张主义价值观主导下的"现代化"已经出现困境徵兆的今天，中国人才似乎试图重新开始这一未完成的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想启蒙运动。
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是一系列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对个人自由选择权力的尊重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个人进取精神的张扬、对异端思想的宽容、机遇平等的观念、公益教育和技术教育的普及、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事实上，与现代化连接在一起的价值观转变，就是从中国传统的内敛、等级制的价值观向近代西方的扩张、个人自由的价值观的转变。但是，由于内生着征服、扩张、控制的倾向，现代化进程也存在着异化为"权力拥有者假借自由和解放的名义构建一种新型的垄断与专制"的趋势，这一点在缺乏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的中国社会显得尤为突出。这种趋势的存在决定了中国社会价值观转变的不彻底性，它包含着隐藏在各种意识形态旗号之下的对等级制的推崇，即"个人自由"只能够被赋予少数优选的子民，而大多数社会成员由于种种似是而非的理由而被剥夺对"自由"的享受。
[附注：如果"自由"是指不受任何外界约束而自行其是的话，那么这种自由虽然源于人类的本性，却会如同任性的幼童不顾及任何客观现实制约一样到处碰壁。如果"自由"被界定为在承认外部约束条件下自主决定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途径，那么对这种自由的追求则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当这种自由被赋予少数人的时候，它表现为精英主义，当着这种自由逐渐被大多数人所享有的时候，它演变成为平民主义。]
今天的中国精英们存在着对"现代化"理解过于狭隘的弊端，将"现代化"等同于扩张主义的发展观和对技术手段进步、社会法治化的追求，而对于不符合其胃口的"现代化"所必须具有的人本主义思想置之脑后，其结果是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正在"循规蹈矩"地重步欧美19世纪发展之路的后尘。只是由于客观外部环境的限制，中国实施的是损害内陆不发达地区利益的本土"内部附庸化"而不能像欧美一样实现对其他民族的"殖民化".
[附注：严格地说，"殖民化"这个词是指本土人口向海外大规模迁移的情况，如欧洲人口向北美、澳洲的迁移，而不适用于对亚洲、非洲统治的情形。欧洲对亚洲、非洲的统治并没有伴随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而是采用代理统治的方法，这种现象更确切地称谓应该是"附庸化"而不是"殖民化".]
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作为后发社会的中国没有欧美社会那样幸运：中国人没有广袤肥沃却又荒无人烟的土地来满足被扩张主义价值观激发起来的征服和占有欲望。中国社会里先发的那部分人群只能将这种征服和占有欲望施加到同文同种、只是由于外在的约束而处于弱势的同胞身上。这种以侵占贫困人口生存权利、凌辱人格尊严的方式实现的征服和扩张，虽然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本能和合理性，但是却与尊重个体价值的人本主义思想相抵触，因而产生道义的困境。
在追求"现代化"的张力撕扯下，中国社会已经被延展成为一支冗长的队伍，它的先行者正在竭力探近"现代文明"的围场、竭力追逐着当今西方社会的步伐，而它的落后群体仍然蹒跚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和人身依附制度之中，它的中间部分正在承受着割弃了"传统"却又无力追逐"现代"的痛苦。这种过于延展的社会由于其内部的关联性减弱而潜在着断裂的危险──这种断裂不仅仅是已经发生的生活方式的断裂，更是价值观和社会信仰的分裂和对作为统一民族与文化认可的丧失。如若对这种潜在的断裂危险任其继续发展，以血缘、文化、价值观为纽带的统一的中华民族将不复存在，这是现代化进程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最强力的挑战。然而，即使中国社会能够意识到这种分裂的前景，考虑到强大的外部压力和诱惑，我们仍然有理由怀疑：一个明显偏袒精英阶层利益的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意愿、足够的能力和足够的时间整合这种内部分裂。如何构建既不违背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传统、又适应社会化生产方式要求的新型社会伦理、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
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观提倡节俭、克制物欲，并将这一适应中国自然条件的生存准则固化成道德规范。但是源于欧洲扩张主义的现代化将中国固有的传统打破了，西方式的物欲扩张和人性解放给传统的、已日趋沉寂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活力，也由此导致了人口与资源矛盾的尖锐化。对于诸多古老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玛雅文明──消亡的记忆，对中国历代王朝更替的反思，使我们不得不生出这样的疑惑：在集权与民主、等级与平等相互纠葛的当今中国社会里，怀抱着被扭曲了的价值观的中国人是否在对未来玫瑰色的憧憬和幻觉中正在步入灾难的深渊？无论这样的疑惑是否最终被验证，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记住王力雄在《黄祸》中写的这句话："人类无止境的物欲同有限的资源及脆弱的生态环境的矛盾将使人类社会走向灭亡。而在这奔向灭亡的过程中，人均资源最少的大国中国将走在最前面。"
在扩张主义价值观主导下日益现代化的人类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态困境和社会困境，然而，困境的出现并没有改变传统的思维逻辑：生态困境和社会困境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它们只有在充分现代化后才能被克服。现实的问题是：面对欲望膨胀远高于技术能力增长的困境，一个受扩张主义价值观支配的社会如何能够内生出制约欲望张扬的动力？面对日渐加速的生态困境和社会困境，我们的后代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弥补前人的过错？
3─2："现代化"对中国社会的冲击：
20世纪的中国历史记载着一个古老文明绝望地放弃传统而向一个年轻却更有"活力"的文明转型和靠拢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造成了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冲击。这种冲击瓦解了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但是在传统制度崩溃之后却没有能够及时建立起与"现代化"价值观相符合的新型制度，于是社会长期处于转变时期所特有的动汤、摇摆、犹疑与惶惑之中。这种动汤、摇摆、犹疑与惶惑是一种价值观转变时的反覆，是一种与熟悉的传统分离时的痛苦，这是任何古老文明的继承人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都不得不承受的煎熬。在一个社会化分工生产方式不可逆转地取代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时代，在一个不同国家和民族间交往日益频繁的时代，中国社会已无可能退回到熟悉的传统之中，这其中掺杂着诸多在"现代化"诱惑与冲击下的尴尬和无奈。
3─2─1：对社会结构的冲击：
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实质是一种社会关系（或者说人类合作方式）的转型。从社会组织结构的角度来讲，现代化的意义本应是：建立一个以社会化分工为依托的契约型社会，使每个人都从依附型血缘群体内独立出来、成为社会性群体内具有完全自主权利的单独个体，血缘关系维持的传统等级制度被瓦解而重组为通过社会分工实现各自利益的机制。
"现代化"对传统社会的冲击清晰地反映在作为社会组织结构基础的"家"这一概念的变化。在现代经济运作方式逐渐取代传统经济运作方式的时代，作为儒教文明支柱的"家"这个概念正在发生裂变。一方面，社会分工生产方式的普及瓦解了传统家族成员之间密切的经济往来，使得具有密切血缘关系的"核心家庭"成为普通中国人的利益载体，从这一意义上讲，"家"的含义从原先涵盖人口较多的"家族"退缩为以密切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化的生产分工合作关系日趋复杂，使得"国"成为社会化生产活动的主要平台，从这一意义上讲，"家"的含义从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扩展至不具有血缘关系的"国".即使在经济全球范围一体化的今天，只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经济活动空间仍然被局限在一国范围之内，"国"仍然是这些社会成员从事经济活动和实现利益的平台。
"家"这个概念裂变的结果是：传统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不再适应当今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被迫在血缘和家族利益之外寻找维系社会内部人际关系准则的全新纽带。对于这种中国社会结构根本性的裂变，当代的中国社会科学至今尚未有实质性、系统性的研究和阐述──至少这种研究的成果在社会范围内没有得到传播。这一缺憾的严重后果是：时至今日，中国社会缺少适应现代生活的"国"的观念、利益和意识，无法在现代意义上建构"国"、"家"和"个人"之间的新型关系，无法建立基于现代经济活动的三者在经济和社会利益方面相互协调、统一的发展模式。
对社会结构变化的群体性漠视导致了这样的社会现实：一方面，作为私人利益载体的家庭日益功利化和短视化，并以牺牲和践踏社会共同利益为代价实现私人利益最大化，从而造成人口激增、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以及对社会公正的蔑视、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忽视；另一方面，对传统社会伦理沿袭的企图造成位居权力中心的政府漠视民众现实的利益诉求、从而日益丧失普通社会成员的支持，对传统治理方式的沉迷导致社会管理的高成本、低效率，从而最终将使政府丧失维护公共利益的动力和能力并导致政府的合法性困境。
3─2─2：对社会管治方式的冲击：
现代化进程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体现在社会管治方式上。对现代化的追求导致自给自足经济体制的瓦解和社会分工机制的建立，与此相对应的是缺乏血缘联结的社会性人际关系从分散、隔膜转向更为广泛的相互关联、依存和冲突。城市的勃兴、信息传播的快捷、教育的普及都对这种趋势起着加速和推进的作用。在现代化生产方式冲击下，以家族为主体的传统经济结构渐趋瓦解，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被投入到社会化专业分工之中。但是，观念的守旧和僵化导致社会管治方式、社会政治伦理和价值观的变革迟滞于剧烈的现实变化，使得建立与社会化生产经济结构相对应的契约型社会的努力遭遇到羁绊。于是，在主流经济运作方式与主流社会管治方式之间产生了一种结构性的断裂，两者之间的断裂构成当今中国社会各种剧烈冲突的根源。
从总体看，各类纷繁的冲突可以归结为两类：第一类冲突是，政府合法性和公共管理能力的弱化导致了在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冲突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普遍蔑视和践踏，导致了为私人利益而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成为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环境保护问题、腐败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和人口问题是这种冲突的典型表现；第二类冲突是，由于没有正确定位政府与个人的关系，导致政府权力的无节制膨胀，政府利益（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政府官员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相对立，最终将扼杀社会发展的动力。
发轫于19世纪末的"现代化"进程所内生的对人本主义思想的追求推翻了维系传统社会管治模式存在的两个前提条件。首先是以血缘作为公共权力继承依据的观念遭到废弃。
然而，对人本主义思想非彻底的追求和对传统的惯性依赖造成这样一种结果：在以血缘作为公共权力继承依据的观念遭到废弃的同时，以民意作为获得公共权力依据的制度却并未建立，于是皇帝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混杂着民众利益代理人和专制制度继承人身份的僭主式政客。其次是原本安于奴役地位的民众受到自"五四"启蒙运动以来朴素人本主义思想的熏陶和感染，已经不再安于对传统等级制度的俯首帖耳。事实上，就法律的字面含义而言，他们已经被赋予国家财产主人的地位。但是欠缺人本主义思想启蒙的民众缺乏建立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新型社会伦理的自觉需求，加之传统观念的束缚和现实能力的孱弱，使他们无意识或者无能力行使被法律认可的"主人"的职能。
民众现实能力的孱弱和对僭主专制权力的默认使得这样一种试图融合传统与现代化对立的制度安排内生着现实的矛盾：一方面这些僭主式政客受制度条件的约束而始终无法获得对国家全部财产不受争议、长期稳定的完全所有权，另一方面社会的传统似乎默认他们对国家财产有着无限的管辖权、役使权。这样一种存在内部冲突的妥协，决定了兼具民众利益代理人和专制制度继承人复合身份的"僭主"式政客必然摇摆于"对社会的无偿奉献"和"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的选择之间，并存在丧失道德和制度约束的"僭主"及其盟友和助手们合谋窃取国家财产以自肥的巨大利益诱惑。
[附注：我们不希望读者在阅读了以上文字之后得出"只有僭主制度才会产生腐败"的结论，为此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说明。无论是以血缘为继承标准的传统专制制度、以民意为公共权力获得依据的民主制度，还是介于两者之间、以领导者威望和道德标准为基础的僭主制度，都存在着官僚集团凭藉掌管实际权力运作的便利获得"非法"个人收益的问题，即所谓"内部代理人"问题。在传统专制制度中，由于皇帝或国王权力的绝对性和延续性，使得他们能够以一种长时段观点进行利益考虑，从而（理论上）内生着为了权力基础的稳固而对官员腐败行为给予严厉制止的利益激励。尽管如此，由于能力的制约，被天然赋予权力拥有和继承的皇（王）室家族不可能禁绝腐败，但是民众视这种腐败为统治阶级的利益重分配，因而具有较高的容忍度。在民主制度中，由于领导者需要定期接受民众的评判，加之信息透明度较高，使得"内部代理人"问题依存的制度空间较小。这种民众对政府领导者持续性监督、对政府授权严格界定的政治伦理，如果辅之以较高的正向利益激励和严厉的制度性惩罚措施，将极大地降低腐败对政府官员的利益诱惑。在僭主制度中，由于权力的不稳固，使得僭主趋向于用短时段的观点进行利益考虑，加之来自民众监督的缺失，强化了"
僭主"及其盟友和助手们凭藉公共权力获得"非法"个人收益的激励。在这种巨大的短期利益激励面前，需要以长时段的利益考虑为基础的道德约束机制必然苍白无力。来自最高权力拥有者和普通民众两个方向的惩罚性约束是制止官僚集团产生"内部代理人"问题的有效手段；当缺失两者之一时，会引发分散的个体性腐败行为；当两者同时缺失时，作为内部代理人的官僚集团就会获得巨大的权力运作空间，从而使制度性腐败成为必然的结果──僭主制度恰恰提供了导致这样两种约束同时缺失的制度基础。]
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制度层次变革尽管是传统与现代化对立、妥协的产物，它仍然为技术层次的模仿提供了足够的制度空间，这是今天中国经济取得巨大（然而是暂时）成功的主要根源之一。其原因正如杨小凯所言："经济发展中的后起者往往有更多空间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用技术模仿来代替制度模仿。"然而令那些对技术层次模仿的成功欢呼雀跃的人们始料不及的是，技术层次模仿的成功引发了对制度层次模仿（或称为制度层次的彻底变革）的需求，而这种制度层次的模仿对于倡导技术模仿以维持其等级特权的中国统治精英们来说是无法接受和容忍的。这是所有传统社会在"现代化"历程中所必然遭遇到的尴尬和悖论，中国也不例外。
3─3：技术"现代化"及其后果：
中国在近代所遭受的屈辱使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从领导者到民众）都不约而同地渴望实现"不再忍饥挨冻、不再遭受外族欺凌"这些本能的生存需求，确保生存需求的实现成为中国社会接受现代化改造的动力，由此衍生出来的"用军事力量保证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的目标贯穿了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化进程。遵循这样的思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改造被递进式地纳入这样的逻辑指向：强大的外部势力威胁使得保证国家独立和安全成为当务之急；保证国家独立和安全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建立强大军事实力的基础是拥有独立的军事工业；建立军事工业需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建立一整套重工业体系；掌握科学技术需要改变教育内容和体系，建立工业体系需要改变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仅仅依靠民间力量无法在短时间内实现国家能力的迅速提高，严峻的外部威胁和传统集权制的惯性促使中国社会选择了"借助于集权机制的国家强制力、迅速将社会资源积聚起来实现工业化"的道路。经过这一系列理智的抉择，中国的现代化改造便丢弃了本应具有的人本主义内核，而逐渐蜕变成为单纯追求技术能力提高的过程，简化成为在技术决定论主导下的技术现代化。这一思想最直白的表述是2
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
在技术现代化的追求者看来，现代化就是移植一套理性化的制度设施和技术手段，而无视与之相关的个人理性培养和价值观的改造。然而从现代化观念发展的历程看来，在现代化所依存的制度背后恰恰是一种对个体价值尊重的新型观念、以及围绕这种观念构建的新型伦理体系。缺乏对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本质及相互关系的深刻理解、盲目照搬所谓西方先进技术的急功近利心态，使中国社会陷入技术决定论（技术崇拜）的误区。
技术决定论虽然近些年来在西方世界已屡遭批判，但是由于人类对追逐能力与效率提高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尚没有全面、深刻的反思，使得它仍然时时起着误导的作用。特别是当代的中国，有着更多在急功近利的心态引导下对技术和技术决定论的过份推崇。现时中国知识界不时传出的对科学精神的呼吁，正是因为中国社会在引进西方的科学时，忘却了原初的西方科学中科学精神的存在，乃至比起西方人，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有着更多的错读和误判，从而陷入到对理性主义的盲目崇拜之中。
在缺少人本主义传统的中国，外来的理性主义与本土的等级制结合在一起，导致了科学精神的精英化、法治思想的权贵化。对现代化理解的偏差使得中国的社会仅仅关注于现代化的技术层面而忽略支撑这种技术层面的人本主义思想。这种偏差的诱导使得中国的社会精英接受西方文明洗礼却并没有得到积极教化、满嘴"自由""民主"骨子里却承接着封建传统。
当人类社会迈入21世纪的门槛的时候，中国人还深陷在"中世纪"社会伦理的泥沼之中而不能自拔。缺乏人本主义传统的中国社会更善于和愿意接受理性主义──即科学和法治以及与之相关的管理和技术手段──的传播，并且将其加以改造成为维护既有等级制和集权制的工具。这种被阉割的工具化理性主义成为主流社会权贵抵御来自道义和公正指责的盾牌。
中国式的理性主义与现代欧美社会的理性主义都存在着如下的特徵：将理性（包括技术、法治和管理）异化为工具性手段；蔑视个体价值，缺少对所有个体价值尊重的普遍适用原则，因而将人异化为权力的奴仆、社会机器的零部件，甚或是会说话的工具。如果需要界定两者的差别，那么只能说：中国式的理性主义更加缺乏人本主义思想的核心，因而更加功利化、工具化。
近100多年的屈辱使得中国的理性主义具有更强烈的功利色彩，缺乏人本主义传统和足够的启蒙使得中国人具有更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表现为形形色色的"优越论"），对"蔑视个体价值"观念所造成的危害更加缺乏前瞻性、系统性的认识和积极、有效的抵抗。将尊重个体价值作为最高社会原则和构建社会伦理基础的理念必然与传统的等级制度和精英思想发生内在的冲突，这种冲突决定了任何一个社会（包括中国社会）在寻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产生剧烈的社会震汤。
现代化的理念不仅包括科学精神和法治思想等理性主义的目标，不仅包括高效率的科学技术手段和高度分工合作的专业化社会形态，同时也包括科学精神和法治思想所依托的自由民主理念这一人本主义思想的精髓。漠视人本主义对理性主义应有的指导，导致对技术性手段的盲目崇拜，在这种盲目崇拜之下，本应是技术性手段应用者的人被异化成为这些手段管治和利用的对象。
对技术、法治和管理的崇拜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技术、法治和管理手段的先进和有效，由于对人的蔑视使得任何技术、法治和管理手段的应用都遭到来自管治对象的抵抗和逆反，从而制约了技术、法治和管理手段自发性的演进和提高。对技术、法治和管理如此崇拜的中国（严格说来是居于社会上层的权贵）遭遇到如此尴尬的窘境：对技术、法治和管理的崇拜并没有带来相应手段的提高，反而招致了社会多数成员对这些手段的反抗和曲解。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人本主义传统、没有"对所有个体价值尊重"思想的社会，任何对技术、管理和法治的推崇，都将导致对人性更严酷的压制，都将进一步夯实等级制和集权制的根基。
人本主义思想的缺乏直接导致在社会发展中缺少对人的尊重，普遍的急功近利心态导致技术化的社会发展指标取代了人性化的需求。以城镇化为例，加快城镇化本是促进整个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举措。但是，许多地方的城镇化或多或少地误入歧途：用城镇建设代替城镇化，用城镇建设的"现代化"代替经济的工业化。稍大一点的城市在现代化公共建设上动辄投资几亿、几十亿、几百亿元。这种高成本推进的城镇建设，不仅难以有效地带动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扩张，并且由于其高昂的成本而形成借助于有形与无形的机制对下层民众的排斥，从而人为制造着制度性的不平等和永久的等级差异。
在"现代化"旗帜引导下的中国事实上正在企图重覆西方社会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但是，对于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共同困境，中国学者往往人为地加上"西方的"或"资本主义的"等限定词，自以为加了这些限定词之后就可使中国免于此类问题的困扰，自以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对这些"现代化"问题提供天然的抵抗。然而，事实表明：在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面前，中国人并没有天然的抵抗力；反而由于知识阶层和权力阶层的误导，使得民众长时间对此茫然无知、漠然视之，直致最终泛滥而难以有所作为。
今天的中国社会问题由于现代化问题（反对专制、追求个体自由）与后现代化问题（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和扩张主义发展观、反对社会对人的异化）交织在一起而显得异常复杂。今天的现实已不容许人们将这两个纠结在一起的问题分而治之，而必须用一种全新的社会伦理对其"综合治理"以应对现实的困境和矛盾。现代化进程绝不仅仅是生产方式变革的过程，也是政治制度和政治伦理变革的过程，更是社会价值观变革的过程。
离开了社会价值观变革的现代化不过是传统社会在更高技术层次上轮回的同一语。
在源于欧美文明的扩张主义价值观将人类领向生存困境的今天，中国社会和政府还在对这种扼杀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顶礼膜拜，真不知道中国离人类文明进步的目标是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难道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需要把西方曾经的无知和贪婪、曾经的过失和悔恨都复制一遍吗？在人类日益面临生存困境的今天，盲目模仿西方社会的中国人还会有改正错误的空间和时间吗？
4，全球化的诱惑与挑战：
将对中国的现实置于全球化背景下考察，并不是企图将产生于中国的各种社会困境归因于外部世界，而是意图强调：中国的问题对于世界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前瞻性；中国问题的恶化将极大地影响世界的其它部分；中国问题的解决也将极大地受到世界其它部分的制约。因此，考察中国的问题必须有全球化的观点，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借助于全球化的手段。
中国社会的转型正处于抉择的关头，中国社会最终演进的方向不仅关系到现在和未来中国人的生存，也将对现时和未来的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这个人类社会日益一体化的今天，任何一个有着巨大影响力国家的问题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转化成为世界性的问题，这是全球化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自我感觉越来越良好的中国人必须谨记：在一个全球日益一体化的时代，一个人口如此众多、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国家，如果再无视其它国家的利益需求而继续我行我素，必然将遭到全球性的愤恨、敌视；中国政府和民众对这一问题的盲目乐观和短视，将可能使未来的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发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以缓解其内部矛盾的道德污水沟。
4─1：面对全球化浪潮的两难抉择：
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趋势存在着双重效应──即机遇与挑战并存。其一是机遇：
全球化过程将为不发达国家在引进资本、吸收现代技术、发展外贸、推动经济市场化、并逐渐进入全球市场方面提供难得的契机。中国的改革开放、建设市场经济正是主动抓住机遇的典范。其二是挑战：全球化过程也将使不发达国家的主权基础受到侵蚀，民众利益和政府对本国社会的管治能力将受到发达国家经济霸权的威胁。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不发达国家的全球化过程是一个充满痛苦和血泪的过程。
对中国而言，如果现代化是一种社会目的，那么全球化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一种手段。
中国接受和溶入全球化的动力，与其说来自对全球化所带来利益的现实认识，毋宁说来自对拒绝全球化所招致损害的历史感受。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所招致的失败至少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以扩张主义价值观为基调的"现代化"社会里，任何拒绝融入全球性产业分工、企图回归传统自给自足经济体制的努力都将遭遇现实的困境。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数量与资源占有之间有着巨大反差的国家来说，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为解决巨大的就业压力提供了机遇，为利用外部资源缓解和摆脱现实的困境提供了渠道，为借助于外部力量迅速实现技术"现代化"提供了可能。
与现代化一样，中国对于全球化更多的是被动和无奈的接受。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接受全球化意味着必须接受与习惯和传统迥异的做法，必须接受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于是现实的困境呈现在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政府面前。首先，中国政府意识到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世界的联系，而维持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一个固守专制制度的政府在一个全球民主化日益勃兴的时代所能够赖以构建政权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只有迅速的经济增长才能够缓和社会内部巨大的生存压力、实现社会组织结构和政府权力运作系统的稳定。但是与世界的密切联系、加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交流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便捷，极大地扩展了民众的视野、判断力和自信心，使得作为稳固专制制度手段的"愚民"政策遭到动摇并渐趋瓦解，为了维护专制制度而压制反政府行为的做法将会受到越来越强烈的抵抗。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逐渐溶入全球一体化进程，以跨国集团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政治势力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将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国内市场化改革的继续发展将进一步强化私有企业和各种利益集团等非政府力量的自主权力。这两种日益强大的力量汇集在一起将逐渐削弱政府的社会管治（特别是干预经济发展）的能力。这意味着：以实现经济增长为合法性基础的政府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将越来越小，决定政府生死存亡的力量将不可逆转地转移到"异己势力"的手中。
由相互隔膜的地区组成的社会存在着导致分离的离散力，这种离散力与由经济、文化、血缘等因素构成的内聚力共同作用，使得分离倾向在相互联合的净收益（扣除成本后的收益）大于彼此分离的净收益水平上停止。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崩溃的过程就是这种倾向演化的最好例证。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在政府和精英阶层越来越倾心于全球化的今天，一个潜伏着的隐患正在逐渐显现：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与发达国家市场进一步密切的同时，它们与广大内陆地区、特别是农村的关联正在迅速疏远。这种隐患的后遗症将是：
当中央政府管治能力弱化的时候，巨大的离散力将成为引导社会演变的主要力量。尽管文化和血缘的内聚力能够对这种离散力起到一定的制约和阻碍，但是在一个以追求个体价值为最高原则的时代，经济性的力量将最终起主导作用，更何况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的文化内聚力正在丧失。如果中国政府对此熟视无睹、默然视之，那么潜在的分离化倾向就可能成为现实。但是，分离并非是社会演变的最终归宿，在分离之后将是围绕外部势力而非民族性力量的重组和结合，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全球化时代将普遍出现的"外围国家围绕核心国家的附庸化".
在世纪之交的时刻，我们惊讶地发现：中国社会似乎又回到了100年前的起点。100年前清王朝的覆灭导致社会的纷乱，只是由于外部势力介入的程度不足以瓦解民族力量的凝聚，才使得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政党（先是国民党、后是共产党）成为胜利者。但是在"全球化"迅速扩展的今天，随着跨国势力和民族力量的彼长此消，我们有理由怀疑：历史的天平是否还会象20世纪那样倾向于民族主义一边。
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社会和政府在观念方面与当今世界主流社会的差异将导致越来越多的纠纷。古典的国家主权概念强调国家内部的政治、安全、经济等权力的专有性，它们不能被外来势力所影响、监督与干预。然而，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扩展，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的事物都可能产生波及全球的影响，因此民族国家的政府在处理境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时，已经越来越被国际法、国际组织、跨国利益集团及其它国家所制约。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种变化绝非仅仅是在技术层面提高管治能力的问题，而必然涉及到政府管治理念的革新。
在一个人类面临共同困境的时代，加入全球一体化进程不仅意味着从其中获得解决国内问题的资源，更意味着需要逐渐放弃地域的狭隘性、接受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考虑因素的思维方式，这是"人权高于主权"政治理念被广泛接受的社会性基础。如果固执于狭小的自我（本集团、本地区、本国）的利益考虑而漠视自身行为对涵盖全人类的社会系统所造成的冲击和影响，将会对业已困境四伏的人类社会带来更大的动汤和不安。
在一个"地球村"的时代，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务将由于对其它国家的影响而不再被视为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困境由于较之以往更易向外扩散而可能演变成为波及全球的困境，这是"人权高于主权"理念合理性的所在。从这个角度来讲，努力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中国所内生的矛盾和困境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对未来世界安全和秩序的威胁。
在"人权高于主权"的政治理念逐渐成为时代主流的今天，习惯了在极权专制社会里对普通民众颐指气使的政府官员将在短时间内突然遭遇到来自外部力量对其无限权力的制约，这种冲击将会对视政府权力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国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但是与乐观的估计截然相反，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专横跋扈的政府官员是否愿意接受这样一种剥夺其特权的变革？中国溶入全球化进程是否会受到至今仍然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否会与跨国垄断势力相勾结、以损害中国社会共同利益为代价换得两者的利益结盟？中国社会是否能够内生出巨大的力量扭转上述趋势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否将步拉丁美洲国家的后尘？
日益强化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对21世纪的中国社会最为强烈、深刻和持久的冲击将是对中国的政治理念和以此为基础的政府治理方式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一个因循于传统管治方式的政府将无法适应全球化、信息化的冲击；接受社会变化的现实必然导致管治方式的变革。管治方式的变革必然以管治理念的变革为先导，要求一种利益多元化、决策分散化、机制平面化的管治思想。然而，这是一个固守对权力垄断的政府和权贵集团所无法接受的改变。过度的权力垄断和低下的行政效率（甚至是负效率）正在使中国政府成为中国社会迈向"现代文明"的最大障碍！一个贪婪的官僚集团把持的政府正在使中国社会丧失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能力。建立在历史回顾的直觉告诉我们：在经历最初的冲击和震痛之后，中国本土的垄断势力将会与外来的垄断势力达成利益的妥协。从中短期的时间跨度来看，这种妥协导致的将是专制制度的更加巩固而非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但是，专制力量构成的变化并不能避免专制制度的最终崩溃。对于一个固守传统、拒绝变革的专制政权来说，崩溃是必然的归宿，只是这种崩溃将由于全球化的影响而不再遵循历史的轮回。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专制制度的低效和腐败可以通过周期性社会困境的爆发加以缓解。但是面临强大外部势力的诱惑与压制，将传统中国社会联结在一起的文化和民族向心力将会随着专制政权的崩溃而逐渐消逝，在专制政权倒塌的尘埃消散之后留下的将是被各种势力分割后的碎片化社会，千百年来通过王朝更替方式化解社会困境的方式将就此终结。
思维的惯性使中国的执政者们习惯于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推断"未来的发展趋势，想当然地夸大中国社会内部的凝聚力和中国社会作为整体存在的必然性。然而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使得既往历史经验的失效，事实最终将证明任何基于"历史决定论"的主观臆断的荒谬。多元化的选择和人本主义思想将成为强大的外部吸引力，使任何一个局域性系统为了维持内部的整合需要比以往更加强大的内部凝聚力。在全球一体化日趋加快的时代，脱离了"母体"的"碎片"将有更多的激励和途径寻求与外部系统的整合。
经济增长是为了政府权力的巩固，权力垄断更是直接维持政府的统治。当两者发生冲突时，权力垄断这一更为直接的手段必然取代经济发展而成为首选，这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只有一场深刻席卷社会各阶层的思想革命和随之而来的社会革命才能够改变中国的"宿命".随着中国社会日益对外部世界的开放，一场夭折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人本主义思想革命已经为时不远！与闭关锁国相比，向世界开放显示了中国政府尚存的变革勇气，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在这种变革的勇气支撑下，领导中国社会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艰钜转型。这种可能性如此微小的选择将是中国社会应对未来生存困境时的最佳途径。
4─2：全球化冲击下的观念转变：
在"中国崛起"之声日益高涨的今天，我们需要思考这样一系列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崛起的国家，它的政府与民众应该拥有怎样的能力与心态？他们怎样才能赢得他人的信赖而不是敌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怎样遵守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交往规范？中国应该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怎样的努力？
在中国的历史中，强大的外部约束力量塑造出封闭、保守、内敛的社会心理。在这种社会心理引导下的中国人习惯于将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转换成穷人与富人的阶级对抗，并一次次地为了匮乏的生存资源展开残酷的内部争夺。然而，近100多年对现代化的追逐，逐渐激发起中国人对扩张主义价值观的崇扬。价值观的改变将深刻影响未来中国社会的运行轨迹：在国家实力日渐增强、民族自信心日渐高涨的今天，信仰文明优越论的中国人在扩张主义价值观支配下极有可能将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转换成为民族间的对立，并为了占有更多的生存资源而重新开始被压抑已久的扩张。
研究表明，一个极端民族主义、扩张主义和专制制度复合体（即所谓的法西斯政权）的产生大致需要如下条件：（1）国家有遭受屈辱的历史，因而社会上及民族精英中有排外及翻身报仇的传统要求；（2）国家有崇拜权威的传统；（3）国民中泛滥着本民族优越感的情绪；（4）本国资源不足，急于通过对外扩张得到新的"生存空间"；（5）在原来具有相当国力的基础上，国力急剧增强，国家快速崛起。正是这些条件的聚合，促使德国从一个向着民主与法治演进的国家急剧转变为一个专制与扩张的国家。那么，当这些条件在中国社会聚合之后，有谁能够指望它们催生出与以往迥异的结果？
中国人在专制制度压迫下形成的人格分裂与100多年的民族屈辱史[附注：这种屈辱的感受在多大程度上源于真实的外部压迫，在多大程度上源于内部的倾轧，在多大程度上源于从"文明中心"的虚幻中跌落之后的颓丧和失落，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专题。]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社会心理在两个极端之间的摇摆：要么将外来者视作需要顶礼膜拜的神圣，在貌似强大的外来者面前失去自尊和自信；要么用衰朽的"中华文明优越论"支撑起极端民族主义的招牌，以睥睨群小的姿态藐视它者。
陶醉在"中国崛起"虚幻中的中国政府和民众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一个国家的普通民众没有平等对待其它个体和民族的心态，由这些民众构成的民族一旦拥有相当的实力，迟早要走到"恃强凌弱"的地步，也因此无法赢得其它民族的尊敬。即使所谓的"民主化"进程，如果仅仅具有民主制度的外表而缺乏民主价值观的内涵，或者民主价值观被限定于某些特定人群而非普遍适用，都无法保证一个国家的普通民众能够平等对待其它民族，也无法保证这个民族不以"民主"的名义实现暴政。这是一种在人类自我中心主义本能作用下的惯性延伸。对于一个不具有道德感召力的国家，如果没有对人本主义价值观的反思和道德重建，国家实力的增强只能招致更大的灾难。
历史的经验证明：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引发国际格局的急剧变动，这是由资源稀缺性和生存空间有限性决定的一种必然。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一个新的国际经济摩擦时代正在来临，中国的崛起必然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阻挠和挑战。在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思想主导下，作为现行世界秩序既得利益者的欧美发达国家逐渐流露出这样一种观点：作为一个新兴的庞然大物，中国正在迅速抢走欧美国家的就业机会，正在巨量消耗着日渐匮乏的自然资源；一个与西方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中国正在成为试图打破现行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异端，从而必将对发达国家的主导权和垄断权构成挑战和威胁。面对不容乐观的现实，中国必须及早建立起一套务实的和有远见的国家战略，否则，一个被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笼罩的中国、一个被唯利是图情绪浸透的中国、一个被既有成就冲昏头脑的中国必将沦为垄断当今世界霸权的发达国家泼倒物质和道德污物的"排水沟".改变这一切，需要中国社会对传统等级思想和专制制度的彻底反思，需要与世界其它国家的民众一起建构全球化时代的人本主义思想。
在一个日渐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社会的领导层应该能够跳出传统的国家界限，以全球性和人类共同利益的视角看待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以开阔的胸怀担负起对人类的共同责任。一个人口占世界20％社会的巨大转变，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必然具有全球性的影响。中国社会的转型以及未来的走向不仅对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将会以此为契机改变21世纪的世界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