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
2008-01-03
四、六十年代：中国、苏联、美国三大国博弈及其结果；台美关系渐行渐远
（一）雪压冬云：20世纪60年代中国内政外交遇到绝大的困难
1959年至1961中国国内经济发生严重的困难。1962年，中国农业形势略有好转。但工农业总产值仍持续下降。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生活消费品的短缺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
1959年3月19日，与台湾国民党准备“反攻计划”东西呼应，中国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喇嘛逃往印度。4月27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讲话，鼓吹召开新德里、北京、拉萨三方的所谓“圆桌会议”。
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严重恶化。1959年1月3日至21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在美国度假期间会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副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杜勒斯。1月27日至2月5日，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宣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与此同时，中印边境军事磨擦日增。9月9日塔斯社发表一篇关于中国和印度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公开偏袒印度一方，并随后给印度15亿卢布的贷款。9月15日，赫鲁晓夫访美，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指责中国共产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两党两国关系恶化。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1961年，正值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苏联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
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遇到了历史上少有的“万花纷谢一时稀”的艰难处境。
(二) 1962：毛泽东西南敲山，东南震虎；美蒋大陆政策南辕北辙
1. 1962年，中国周边险象环生
在西南方面，1962年4月21日、30日，中国政府先后两次照会印度政府，强烈抗议印度军队连续侵入中国新疆地区并设立新的军事据点。5月11日至28日，印度军队不断入侵中国西藏西部地区和东部朗久地区，并在中国境内增设军事据点。中国政府于11日、19日、28日照会印度政府，提出严重抗议。7月22日，中国政府就印度军队侵入中国新疆奇普恰河谷地区，并向中国边防哨所发动武装攻击一事，向印度提出强烈抗议。9月13日至27日，印度军队又越过“麦克马洪线”，在中国西藏扯东地区设立军事据点，并不断向中国边防部队开火，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人，9月21日，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在东南方面，美澳新条约组织在堪培拉举行部长理事会，决定出兵泰国，以对越南和老挝施加军事压力。5月1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命令派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往泰国。与之配合，台湾蒋介石也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反攻大陆”。
在西北方面，4月至5月间，苏联也利用中国国内经济的困难形势，通过其驻在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到苏联境内。
这迫使正在经历经济困难的中国政府不得不将军事斗争，尤其是西南方向的军事自卫反击工作提到议事日程，决定自4月气候好转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部队在西段边界线恢复巡逻，并重新建立一些哨所。另外，根据中央指示，中国边防部队西由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和副政治委员吕义山等组成东段指挥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副司令员陈明义、副政治委员詹化雨和参谋长王亢等在拉萨指挥所主持工作。新疆边防部队组成了以南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负责的西段指挥部。面对印度的咄咄攻势，西南战争迫在眉睫。
2. 毛泽东东南明修“栈道”，美即对蒋施加压力
为了保障西线自卫战胜利，中共中央在东南台海一带增兵布防。毛泽东这一仅用于声东击西的军事调动立即使美国紧张，认为它是“自朝鲜战争以来此种类型最大规模的军事调动”。
现在回头来看，毛泽东布兵东南只是毛泽东为西南军事斗争准备而作的“虚晃”动作。6月19日，也就是接到希尔斯曼的报告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致电驻台“大使”，“尽早约见”蒋介石，提醒他：“中共军队在福建大规模集结的迹象”，这便“存在非常现实的可能性：中共意欲对一些岛屿发动全面进攻”；同时也要求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重最要的是中华民国政府不能以中华民国政府官员发表的任何公开声明、或以中华民国政府的任何行动给这种进攻提供任何借口”。
大陆在东南福建省大规模的军事调动，使美国风声鹤唳，各部门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始终也搞不清中共的意图。
为此，6月20日，白宫召开会议，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怒火冲冲，“声明里透着对情报机构的轻蔑”。麦克纳马拉说“我们要着手弄情报；没有情报”，他“暗示中央情报局工作干得很糟”。
6月21日，中情局邀请艾森豪威尔，听取这位前总统对“中共在福建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一事的判断。艾森豪威尔将军推测这次集结是对国民党宣传的反应。艾氏以专家的口吻告诉麦肯局长：“中共军队在福建省的布阵情况将会表明，们是想进攻还是防守。防守的阵形应该是沿海岸分布开来，而预备队呈扇形在后方梯次展开。进攻阵形则是在目标附近大量集结部队。”艾氏还介绍了他当年任职时对台政策及1958年台海冲突中的一些做法。
当天（6月21日）代理国务卿鲍尔致电肯尼迪总统提出“建议采取的与中共军事集结有关的外交行动”，其中第一条就是“暗示”苏联驻美大使勃雷宁，“假如苏联人或中共对有关中国国民党准备入侵大陆的谣传感到不安，美国目前情况下无意于支持这样一种行动”；向他们强调“中国国民党已经同意，不经完全协商和美国方面的事先同意，不会采取任何进攻行动”以让苏联和中国大陆放心。
6月22日，美国代理国务卿哈里曼召见英国大使，告诉他美国“不清楚中共在福
建的军事集结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希望英国人帮忙“尽快告知北平”，“
有关中华民国政府计划进攻大陆的传闻，美国政府在目前的情况下无意于支持这样
一种进攻”。
6月23日，美国与中国华沙谈判代表卡伯特向王炳南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美
国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大陆的进攻。卡伯特一再表示美国不愿再看到一场世界大
界，他甚至向王炳南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
6月24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访问英国并与英国首相会谈，腊斯克首先谈到中国
在台湾对面的军事集结，同时“他可以向英国保证，北平知道美国不会允许进攻大
陆”。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言词激烈”的批评，麦克米伦
说他“简直不理解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美国“甚至不承认中国的存在”，他说他
不知道美国的“长远政策是什么”。麦克米伦认为“这是以任何逻辑都无法辩解的
”。他说“北平政权显然代表中国”，美国竟让“一个来自台湾的家伙”坐在中国
在联合国的席位上。
当天（6月24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全国军民要提
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电讯稿，揭露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同时
也以此测试美国支持蒋介石的底线。
腊斯克从《人民日报》的文章中似乎吃到了“定心丸”，这时他又想与中国拉近关系。6月25日，美英双方继续会谈，腊斯克说，“北平当局播出了一篇文章，将其所采取的这些措施说成是防御性的”；这一点也为美国的情报及对大陆中国空军部署情况分析报告所证实。接着腊斯克话锋一转说美国计划对中国大陆进行食品援助。他说“我们并没有预见食品如何能从外部对中国的总局势产生多大影响，”但“不管怎样，我们并不排除参与某种一般的人道主义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军方则读不出6月24日中国新华社文章的内含，以至就在腊斯克在英国想如何与中共改善关系的当天（6月2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却在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就使用核武器做好准备”。
6月27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6月28日，美国国务院致驻台“使馆”，让他们转告蒋介石美国总统的“强烈愿望”，“即美国和台湾政府在此时避免显示出正在计划攻打大陆的迹象，是至关重要的”。
7月2日，赫鲁晓夫发表讲演，强烈谴责美国支持蒋介石当局对中国大陆的挑衅，称中国人民将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决支持。
7月4日，美国驻台“大使”柯克致电国务院称已将肯尼迪的想法转告蒋介石，蒋已“保证台湾不会首先在金门和马祖地区发动任何反对大陆的行动”，当问及赫鲁晓夫的讲话时，蒋坚持认为“苏联不会进行干涉”。第二天（7月5日），蒋介石再次会见柯克，说“下午要去住院，近期不会出来，所以想就7月4日的会谈再作一些补充”。他向肯尼迪再次表态：“他不会采取任何单方面的行动，而只会更密切的同美国合作”，并使他的政策与美国的协调一致。他说：肯尼迪总统公务繁忙，他“保证不会再给总统增添新的问题”。
3. 毛泽东引而不发，东南美蒋已势同水火；蒋介石要“重新考虑”美台《共同
防御条约》
进入7月份后，中国西南边界冲突日益升级，中国备战日急。
7月5日，印军侵入加勒万河谷地区，这一地区是印度进入中国阿克赛钦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7月7日和11日，周恩来接连听取中印边界情况汇报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7月14日，中央军委派总参作战部负责同志专程赶到新疆，向新疆军区和西线边防部队传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在中印边界西段开展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并具体指导这一斗争。毛泽东认为：“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
与此同时，毛泽东仍在东南方向造势，搅得美国与蒋介石当局的矛盾升级。
9月6日，柯克与蒋介石在阳明山会谈，台湾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长”沈昌焕、“新闻局长”沈剑虹等。这次蒋介石在会谈一开始就对美方强烈不满。柯克先介绍说：“中共军队在福建沿海的部署似已完成。这些军队的力量大大强于1962年6月以前部署的那些军队。我们认为中共的目的在于防御，但不能排除进攻的可能性。”这话本身就包含了对蒋反攻计划的埋怨。柯克接着含蓄地批评蒋当局“没有可靠及时的情报”，这使“肯尼迪总统很难做出正确的决定”。
蒋介石立即反唇相讥说：“除非针对大陆采取行动，否则很难有美国政府所要求的那种‘过硬’的情报。国民政府还有许多尚未向美国透露的情报来源。即使告诉美方，美方也不会承认它们的价值。许多情报来源建立在口头协议的基础上。在发起行动之前，不能让人知道、看见或是摸清这些情报来源。”柯克说：“美国政府仍然希望行动最好限制在小规模空降范围内。”蒋回应说：“此事以后再说。”蒋对美国充满“怨恨”以至要“重新考虑”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他说：美国政府也必须认识到人民和军队的感情的重要性。大陆人民的愿望极其强烈，不能无限制地拒绝他们。他们渴望解放，特别是在美国的援助下。美国可以一时压制住这种感情但不会太久。美国政府可以公开宣称国民政府返回大陆是中国人的内部事务。而实际上，美国政府却承担起阻止国民政府反攻大陆的责任。这不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最终，任何政府要保持对局势的控制都是非常困难的。国民政府会遵守条约，但当形势发生变化时，就必须重新考虑条约。
9月8日，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泰勒将军到台湾与蒋介石会谈，蒋介石根据1948年前后与苏联打交道的经验，明确告诉泰勒：“万一大陆出现动乱，赫鲁晓夫也不会帮助毛，因为他们彼此间的仇怨颇深；即使共产党在黄河以南地区的统治被推翻，苏联也不会进行干预。”
4. 毛泽东西南“敲山”，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与美苏古巴导弹危机同起同落
1962年9月始，加勒比海战云骤起。
9月2日，苏联将手直插美国腹下，宣布已与古巴达成向古巴供应武器和提供技术专家的协议。9月4日，肯尼迪发表对古巴的政策声明，称必要时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9月8日和5日，两艘运送一批中程弹道导弹的苏联货轮抵达哈瓦那。9月12日，塔斯社发表授权声明，谴责美国蓄谋入侵古巴，并警告说：入侵古巴意味着战争。第二天（9月13日），肯尼迪针锋相对声明重申：只要威胁到美国的安全，美国将采取行动。9月25日，古巴总理卡斯特罗宣布：苏联将帮助古巴在哈瓦那建立一个“渔业基地”。
就在肯尼迪声明的同一天（9月13日），印度军队也开始大举越过“麦克马洪线”，在中国西藏扯东地区设立军事据点，不断向中国边防部队开火，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人。此时毛泽东考虑组织西南自卫反击战役的时机已经成熟。
10月16日，肯尼迪接到了经过核实的确凿情报称美国发现苏联开往古巴的船只中有进攻性导弹后立即表示：必须对这种来自古巴的威胁作出反应，导弹必须撤除。为此美国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期间，又得知共发现至少16枚，也可能是32枚射程超过1000哩的导弹，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
10月16日，中央军委抓住时机，从7月份的“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的方案迅速转为
“亮剑”西南的决定：10月17日，中央军委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
10月20日，肯尼迪决定封锁古巴，古巴导弹危机随即爆发。
10月20日清晨7时30分，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在塔格拉山脊下达了对印反击的作战命令。顿时中方阵地万炮齐发，天摇地动。中午即占领了克节朗河正面的印军各阵地。战斗不到三天，印度的王牌军第七旅便全军覆灭，旅长约翰?达尔维准将于10月22日被俘。在克节朗河以南驻守的印度三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旅约4000人，得知第七旅覆灭后，立即南逃。10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东新桥，10月25日进入达旺。在中印边界东段东端，中国军队从昌都、林芝、山南军分区的大约五个营的兵力从察隅、瓦弄方向越过麦克马洪线，向印军发起攻击，驻守在这个地区的五营印军均闻风而逃。中国军队顺利进入哥里西娘、马尼风、呷林公等地。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边防军在何家产司令员指挥下，只用一个多团的兵力，集中力量从北向南，经过几天连续作战，消灭印军近300人，随即进入休整。10月26日，印度总统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10月24日下午2时，美国海军宣布封锁古巴。美国在古巴领海周围设置了警戒线，近百艘舰廷在空军和航空母舰的护卫下，驶入警戒海域。与此同时，在佛罗里达及邻近各州，美国集结了强大的登陆部队，虎视眈眈。同一天（10月24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向美苏双方建议停止向古巴运输军火三周，同时暂停封锁。10月25日，赫鲁晓夫表示接受吴丹的建议，肯尼迪则重申关键在古巴撤走苏联的武器。10月26日上午，美国强行检查第一艘苏联租用的驶住古巴的船只。当天晚上。肯尼迪接到赫鲁晓夫亲笔信，信中承认古巴有苏制导弹，并表示决不再向古巴运送武器，已在古巴的则可撤除和销毁。但第二天（10月27日），美国又接到苏联外交部正式文件，又提出要以美国撤出在土耳其的导弹作为苏联撤走古巴导弹的交换条件。同一天（10月27日）一架U-2飞机为古巴击落，驾驶员死亡。肯尼迪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除非在24小时内得到苏联撤除古巴导弹的保证，否则美国在星期一就军事行动。10月28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了赫鲁晓夫同意撤走导弹的答复。11月8日，苏联船只从古巴运走导弹并在公海上接受美国海军靠船的“肉眼观察”。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解除”了动员令。至此，古巴导弹危机结束。
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向美苏双方提出停止向古巴运输军火三周，同时暂停封锁建议的同一天（10月24日），周恩来也向尼赫鲁提出三项停火建议，为尼赫鲁拒绝。同时印度积极增调两个师九个旅，全线加强边界兵力。到11月上旬，在东段印军仍归第四军指挥，又增加了第二师，兵力达两个师十个旅共22000人，西段又增加了七个旅，总兵力达8000余人。
11月14日，也就是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的前六天，中国军队开始第二轮反击。当天印军先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遭到失败。11月16日，中国军队三个团进占瓦镇，印军第四军军长考尔在惊慌之中丢掉部队，乘运输机逃走，其所率印军第十一旅纷纷溃散。11月19日晚，尼赫鲁向全国发表了紧急讲话说：我们不得不把新的挫折告诉你们。两支中国军队开进了东北边境特区。我们丢了瓦弄和西山口。今天，邦迪拉已经失守。在楚舒勒地区，中国对我们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局势是严重的，使人伤心的。
11月20日深夜，尼赫鲁急忙亲笔写信给美国总统肯尼迪，呼吁美国紧急军事援助。11月21日中国追击部队到达中印传统习惯线即奉命停止前进。就在印度下令从东北各邦紧急疏散人口，撤退侨民的一片混乱之际，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零时发表声明，宣布于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印度对此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
中国宣布停火的时间比古巴导弹危机结束的时间只多了一天。
5. 毛泽东东南“震虎”，美对蒋“反攻”计划更加悲观
印度军队对中国边界的蚕食性进攻，是对中国政府的“抗震”力的检验，美国、苏联乃至台湾蒋介石都在密切关注中国的反应及其结果。因此，印度的惨败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影响是重大的。
就在中国对印反击战进行期间，蒋介石也同期启动了反攻大陆的行动。1962年10月1日到12月6日间，蒋介石先后派出九股特务由高雄乘船，偷渡到广州沿海的海丰、惠阳、惠来、电白、台山五县登陆。
毛泽东在中国西南方向指挥反击战的同时，在东南方向也对蒋介石进行了干净、彻底的痛击，令蒋介石在东南的反攻行动血本无归。从10月1日到12月6日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共歼美蒋特务172人，其中有七个特务纵队“司令”、14个“副司令”。击沉运送特务的机帆船3艘，缴获一批美制电台、手枪、冲锋枪等。蒋介石派出的九股特务除一股未敢登陆外，其余全部被歼。1963年9月11日，蒋经国拜见肯尼迪，在被问及“最近骚扰行动的成功率”时也承认：“这些骚扰并不算成功”；在回答人员伤亡情况时，蒋经国承认：“伤亡率为85%”。尽管蒋经国提供的数字与大陆有出入，但其反攻行动遭到毁灭性的失败则是共认的事实。
蒋介石的登陆惨败使美蒋之间埋怨升级，1963年2月4日美国驻台“大使”柯克向肯尼迪总统汇报工作时说：蒋介石“埋怨美国使其倒台，我觉得他有朝一日回到大陆，也不会感激美国，而且会变得很难对付”；当肯尼迪知道蒋介石最近的反攻“特遣队”“全部9队人马都被俘虏”后，问柯克蒋介石“对印度怎么看，中共打得过印度吗？”柯克说：“委员长讲中共占有优势是不成问题的，印度人哪方面都不行。”柯克向肯尼迪表示：我本人强烈反对给予蒋介石总统任何余地，无论他怎么试图绕过他与美国签订的条约。1、我还认为目前有必要采取步骤让蒋介石明白，我们不会参与。2、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适当地发表一些公开声明，即我们不打算背离我们公开宣布的我们将保卫台湾的立场，但我们将不支持现在在台湾的中国政府发动侵略。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步骤是一个可接受的方法，它介于以一个简短的通知发出严厉的不要去做的警告，或一旦总司令已经开始了入侵行动，就动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去干涉。
值得注意的是，柯克这个建议与过去不同的是，“动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去干涉”的对象已不是中国大陆而是台湾蒋介石。这说明中印战争后，美国对台湾的“反攻计划”产生了蔑视和不耐烦。事实上，自1962年底毛泽东的西南“亮剑”不仅使美国也使蒋介石集团内部对其军事干涉中国大陆政治的效果有了更加悲观的评估。
1963年9月6日至13日，蒋经国访问华盛顿。9月9日会晤了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站长克莱恩，蒋经国向克莱恩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即：“蒋总统已经授权他声明，除非大陆出现反抗运动，否则在未来18个月内，台湾不打算发动军事进攻。”
9月10日蒋经国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乔治?邦迪会谈，重申：“国民党政府将承认美国的领导地位，允诺不会进行导致冒战争危险的行动。国民党愿意就削弱中共政权并最终推翻该政权的方式和方法进行讨论，认为解决该问题的方法必须更侧重于政治而不是军事。”11月，国民党召开“九大”，修订了策略，确定了“反攻复国总体战”方略，即视大陆为主战场，台湾海峡为支战场，将反共斗争的方式从军事方面扩大到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
6.1962：中国、美国、苏联三大国博弈及其后果的基本总结
现在看来，毛泽东当时在处理压力四逼的诸矛盾中充满高度的辩证的和艺术眼光。当时东南是蒋介石反攻，从形式上看是主要矛盾，但这个主要矛盾是长期的和战略性的，蒋介石对大陆的反攻是有限的，且属内战残余性质，其矛盾属敌我矛盾；从西南方向看，尼赫鲁对中国的蚕食是无时限、无止境的和入侵性质的，其矛盾却属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矛盾。从西北方向看，苏联在中国新疆制造的群众外逃事件是制造动乱并对中国施压的性质，其中既有意识形态冲突的内容又有苏联霸权主义的内容。
这三方面的矛盾的共同点都是借中国的暂时困难制造国内政治动乱，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政权。通盘再看，东南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主要矛盾，但只是战略层面的主要矛盾；西南则是对中国危害最直接因而需要立即制止的主要矛盾，但它只是战术层面的主要矛盾。在这两种矛盾中，前一种在战术层面是有限的，在战略层面是无限的；后一种矛盾在战略层面是有限的，却在战术层面是无限的。为此，毛泽东采用虚实相兼的方法，即东南虚打，造国际声势；西南实打，一面讲理忍让，一面积极准备，等待后发制人且又易于控制战争规模的机会：开战的前提是不能有大国的介入。
恰好古巴导弹危机为中国解决西南矛盾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1962年10月20日，就在美国宣布封锁古巴的当天，中国宣布对印反击战开始，其攻势之猛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下了“解除”动员令。当天（11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此后，中国军队又静若处子。
一月之内这一动一静，保证了战争的有限性，也保证了反击战的战术性，最终还保证了对周边各种对中共政权不轨企图的震慑性。最重要的更是中国适时启合战机，既赢得了战争又赢得了和平；在国际舆论中既是胜利者又是和平的使者。
毛泽东全赢这场战争基于对东南两个方向力量对比的客观估计。1962年6月8月，他在听取杨成武、许世友等汇报蒋介石最近可能有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的动向时，就蒋介石反攻大陆能投入多少兵力说：“敌人最多来十五万”，再多也不可能。毛泽东赞成对进犯之敌采取顶的方针。“必要时，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公布”。同时毛泽东又表示，对于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新华社电讯稿，还要看一看，时间还来得及。这里毛泽东将东南蒋介石来敌进犯的最大规模已作了“最多来十五万”的极限估计，尽管这在毛泽东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从东南、西南两个战场同时作战考虑，这也是尽量要避免的。
为此，毛泽东在东南、西南两方面战场中选择西南方面，同时又用再次启用1948年10月用过以文退敌的巧计，从心理上弱化美蒋大规模东南进犯的企图。6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审阅定稿的新华社电讯稿《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6月27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紧接着，英国、法国、苏联都对蒋介石反攻的计划施加了国际压力。
毛泽东东虚南实的策略收到出奇的效果。
在确认东南无虞后，毛泽东7月开始在西南认真布局。1962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军方高层会议结束时说：中印两国开战，美苏两大国不用说，许多不明真相的国家也会站到他们一边，蒋介石也可能要搞点动作。我们是有点孤立了，我看，不怕。只要前线打得好，我们就会处于主动地位。我还是那句话，与其跪着死，不如站着死。想要我们死，也不那么容易。这一仗不打则已，打，就打出威风，起码要保持30年的和平。
结果毛泽东虚势于东南，调动了全局，在国际舆论中又孤立了美国，同时又出其不意“亮剑”西南，速张速合，既考虑到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有限矛盾性质，同时又在中国国内最困难的时候震慑了美苏企图干涉中国事务的各种试探。仔细研究，与20世纪50年代初出兵朝鲜相比，毛泽东西南对印度出手是手下留情的，此役与诸葛亮“七擒孟获”曲异而工同。
在1950年毛泽东在东北方向是要与美帝国主义争打出新中国起码应有的战略地位，而1962年毛泽东在西南要的则是长时段的稳定与和平。
关于1962年中印战争，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以赞赏的口气评价道：从战斗的特点看，中国的损失无疑小得多。许多印军小队在突然袭击下倒下，其余的逃走。在政治上，北京给新德里以最后的羞辱，不仅无偿归还全部东北边境特区，而且归还全部战俘以及开列出详细清单的卡车、大炮和弹药。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在同赫鲁晓夫处理古巴问题的暗中对比中，毛既不是“冒险主义”，也不是“投降主义”。他独一无二的结束战争行动的做法，排除了“帝国主义”或“修正主义”替尼赫鲁采取任何行动的可能，而同时保住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阿克赛钦高原，新疆至西藏公路就从那里通过。
反观赫鲁晓夫则整个一付“欲学鲲鹏无大翼”的样子，他没有“金刚钻”，却楞是要揽古巴的“磁器活”，充好汉，结果弄得苏联在1962年底的世界大国政治博弈中风头出尽后，便是洋相十足。同期的国际政治，在赫氏手中玩成了外交包袱和国家耻辱，而在毛泽东的手中则玩出了艺术和哲学。1972年2月22日，在访华途中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说：毛和周都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是一些眼光看得很远的人”。基辛格曾将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作比较说：拿破仑三世的可悲之处是他眼高手低；俾斯麦的遗憾是他的能力超出社会可接受的程度。拿破仑三世留给法国的是策略上的动弹不得；俾斯麦留给德国的则是难以企及的丰功伟业。
马克思也曾将法国历史上的两个拿破仑皇帝作过类似的比较说：老拿破仑习惯于占领现代世界的首都，而小拿破仑则满足于舞台式的大场面，把自己的军队分散到一些无关重要的国家，把自己的精锐部队塞进这么多死胡同里。
用些这个视角观察1962年的苏联外交和中国外交及其后果，我们也会得到启发。基辛格说“赫鲁晓夫在柏林、古巴两个事件上失败的最后结果是，苏联此后不再向美国直接挑战。”更为重要的是，苏联1962年的外交还失去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任，赫鲁晓夫由此也失去了国内政治的支持并导致他1964年下台。从中国方面看，如果不计美、苏等国的“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外，毛泽东西南一次“亮剑”，不仅东南逼退了美蒋，西南也达到了“起码要保持30年的和平”的战略标。
1962年，尤其是1964年中国核试验成功后，中国西南就只有战声而无战事，东南美蒋只有进犯“贼心”而无“贼胆”，美国对台湾蒋介石“反攻”计划压制更加严厉。1963年6月，蒋介石又派六批武装人员登陆并遭全歼；1965年5月和8月，国共两次海战，蒋介石除了喊喊外，再没有大的军事行动。
(三) “尼克松主义”在美国应运而出
1.美国在向中国共产党“投石问路”的同时，开始推行“台湾本土化”政策，试图长期隔离台海两岸
1960年11月8日，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肯尼迪上台后对台政策最有实质意义的变化是开始有限抛弃台湾。“肯尼迪宣誓就职后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就中苏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以确定政策。”1961年3月，中国代表王炳南和美国代表比姆在华沙举行大使级会谈。美方向中方提出“双方交换记者”和“以优惠的条件向中国出售粮食和给中国的贫困人口发送救济物品”的建议，中方对此予以谢绝。4月12日，肯尼迪在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会谈后，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台湾的表述发生微妙的变化，称：美国将继续履行其对“台湾人民和在台湾的政府”的“承诺”。这时的台湾当局成了“在台湾的政府”而非以前的“中国政府”；它所领导的人民是“台湾人民”，而非以前的“中国人民”。与此同时，肯尼迪任命主张美国“应该更积极地考虑其对华政策”，主张台湾实现“民族自决”的民主党领袖人物艾德莱.史蒂文森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任命“主张重新审议对北京和台北的关系”的民主党政策委员会主席切斯特?鲍尔斯为副国务卿。
1961年9月28日，美国国务院就十年内中国大陆形势出台《特别国家情报评估》，得出结论认为：十年内“共产党中国作为世界主要权力中心之一的地位将会大大加强”。
10月26日，美国政策规划委员会草拟的文件已提出改善对华关系的“基本战略”，认为：“我们对中国大陆采取的战略应寻求：1.使其国门微开，以便与美国建立更令人满意的关系；2.减少双方的相互敌意”。报告提出七条改善对大陆中国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循序解除对共产党中国的粮食（包括面粉）和药品的出口禁运”；“超越与统治政权的分歧，关心中国人民的幸福”，修改禁运和限制供给油料的政策；“在赠予的基础上扩大向共产党中国提供食物”；“积极寻求与共产党中国分享可能有助于中国人民的医学发展信息”；“持续提供我们气象卫星探测到的包括台风在内的气象情报”。报告在坚持对华冷战的大前提下，特别提出美国对华政策要“避免不必要的挑衅”和“同共产党中国的谈判和沟通”，为此建议：我们应重新审视美国和中华民国针对大陆的特别行动，然后我们退出，并劝说台湾也不要那样做。
我们应审视并修正美国政策，以确保除非有基于情报和行动需求的足够理由，我们的飞机和船舰不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海和领空。
我们应继续大使级会谈。
应努力促使美国的观察家、科学家、学者以及在可以重开贸易的情况下包括商人在内的其他适当人员，获得进入共产党中国的途径。
我们应调查在靠近中国大陆的美军基地部署核武器的替代办法，比如将其转移到距离东方更远的美国控制的地区。
关于台湾，报告认为：我们应对台湾施加影响并予以援助，这不仅意味着通过我们与中华民国政府的联盟保护该岛，也意味着逐步促使在那里适时出现以民意支持为基础的政府，逐步减少对采取现行宪政体制和目标的中华民国政府的过度认同。
我们应在与中华民国保持持久有利的关系所许可的限度内，致力于消弥中华民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内战，并撤离外岛，以此作为以纯军事理由大量减少驻防军队的第一步。
在与蒋打交道时，我们应承担推行变革的风险，而不是承担那些由于中华民国政府推行现行路线而招致的风险。应对我方的援助附加适当的条件，使其成为促进变革的杠杆，并加速重大变革的施压，由此使这些变革发生的背景是最大限度地确保继续获得美国的全面支持。
报告也注意到中苏分裂的事实，并提出建议：我们应将国务院内与中国大陆有关的事务（也许还包括其他亚洲共产党事务）集中到一个与处理中华民国事务不同的部门中。
我们应通过官方努力将中国事务告知美国公众，包括中华民国直接向美国舆论施加影响的事实，这些努力对于预期中的对华政策变更是必要的。
12月26日美国国务院中国处与北亚处合并为东亚处，含有日本科、韩国科、中华民国科和中国大陆科（包括香港和澳门）。
1962年4月2日，美国政策规划委员会主席沃尔特.罗斯托人送交国务卿腊斯克一份题为“美国关于中苏冲突的政策”文件，结论是：“中苏关系正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离公开决裂仅有一步之遥。中苏之间已不再有多少根本解决分歧的机会”；罗斯认为“中苏在1962年避免分裂的机会比以往更少”。文件建议：1、散布分歧发展的状况，利用这些分歧加剧制造心理上的影响；2、明智地增加美国官方对分歧的注意；3、与苏联谈判以寻求和利用双方共同的利益所在；4、发表声明并以具体的军事措施向中国共产党人表明，共产党的任何挑衅行为都将遭到断然而有效的反击；5、努力开辟与共产党中国新的联络渠道，给其机会，可能包括出售粮食，“以同我们保持良好关系就会获益作为交换条件，促使其改变自己的行动方式”；6、考虑谋求中国参与裁军谈判。
最令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蒋介石拼着老命为其反攻大陆积极准备之际，美国则在华沙开始部分出卖蒋介石。1962年6月23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南集结完毕后，中国驻华沙与美国谈判代表王炳南与美方代表卡特进行会谈，明确表示：“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时。”卡伯特则向王保证：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大陆的进攻。按照美国与台湾的协议，台湾方面未经美国同意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卡伯特一再表示，美国不愿意再看到一场世界大战，他甚至对王炳南作出“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的表示。
1964年9月11日，美国出台《国家政策文件》，前言第二部分“美国未来5年的战略”部分，比较明确地提出美国“所需要的自由中国的演变路线”，其中预计：“到1975年“台湾人将占军官数量的1/5，一些台湾人还可能进入将军级”；“台湾海峡的军事形势将会稳定下来，并将形成战术性停火”；“国民党在党的框架内允许更多的政治活动自由，并允许台湾人在党和政府内发挥更大的作用”；“光复大陆的实际准备工作已降到低水平，主要精力将放在发展和保持其国际地位上。光复大陆政策的可信性将受到以下因素的严重侵蚀：数十年未采取行动，许多老党员死亡及移民到美国和其他地方，以及大量台湾人进入国民党领导层”。
为此“文件”建议：使台湾“保持武装力量足以支持美国的安全目标”；“在政府和社会的关键部分保持美国一定程序的影响”；“让更多的台湾人进入负责的岗位”；“增加台湾人参政比例”；“增加台湾人的影响。同时外省领导人将对国际和外交保留控制，并使部分国内政策顺应自己的目的。美国在台湾的机构应通过逐渐增强与省政府打交道并利用机会建立特权和影响，促进这种发展”；最终目标是“我们不应采取‘两个中国’的政策，同时我们应在经济、政治和安全政策上帮助台湾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生存下去。这在目前是可能的，也是这个岛屿长期孤立于大陆中国的必然结果。”
2.中国核试验成功后，美国不堪重负，“尼克松主义”破土而出
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次原子弹试验成功，10月28日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致电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邦迪，建议重新审视美国对华政策。他认为:中共核爆炸，苏联新领导人，戴高乐、威尔逊，等等，从这一切可以看到，不管我们做什么，共产党中国的国际地位在迅速地变化。在何种程度上我们能影响这些变化来降低对我们安全的损害？在何种程度上我们能保住面子并在这些变化中免于丢掉一切？
当然，我感到有两点是肯定的：共产党中国将在本届政府期间被选入联合国，或许不在今年（仍是个未知问题），但很可能是明年；共产党中国由于控制了核武器将很快进入国际组织。自由世界与大陆中国的贸易和旅游联系也在增多。
面对这些发展，我们要么在越来越孤立的情形中稳坐不动，要么寻找出路减少损失。
到目前为止，我们选择了坐等北京“丰满其羽翼”。肯尼迪去年11月14日的新闻发布会和希尔斯曼12月13日的演说是对这一做法的最好表达。在1963年和1964年，我们与苏联的逐步缓和给这种做法带来了动力；我们的苏联问题专家要求我们不要捣乱。
但在我看来更为清楚的是，现在的办法实际上符合北京的利益，而且北京无意按照“紧张—松弛”的条件去“丰满其翼”，现在不，可预见的将来也不。相反，北京有意孤立我们，而我们却因试图孤立（未成功）北京而受到责骂。
因此，我要求考虑采取不同的做法，作为一个自信、现实、负责的世界大国而采取旨在减少损失、减少孤立和改善形象的做法。
我们的目标是使我们的对华政策与现实的长期利益相一致。我们的目的过去总是“驯化”共产党中国。在此方面遏制战略加道义批判只取得了甚少的成功。所以为何不改成遏制加颠覆？关于颠覆，我仅指小心地使用自由世界的物资、人民及思想。在我们与其他极权社会相处时这些工具曾证明有长期的侵蚀作用。
为此，汤普森向国务院提出具有“尼克松主义”思想萌芽的六条建议。其中第3、5条建议：国务卿应选择1月份的某个时间，最好是在记者招待会上，非正式的提到：“当然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4-1955年授权进行日内瓦和华沙会谈以来，美国就在事实上承认了北京政权；但我们的真正问题是，共产党中国一直在威胁台湾及其邻国。”这种低调评论将使我们向“一中一台”靠拢，同时又不会使公众突然关注法律上立即承认北京（只要我们保持对台湾的安全和独立承担义务），这一步就不算大，也不算重要。
根据以上改变而带来的国内外反应及新的国际发展，我们应悄悄地与共产党中国进行非战略物资的贸易，如同对苏贸易一样。
1965年8月27日，白宫召开中国问题研究会议。会上国务卿腊斯克已意识到：“要反对中国成功将带来可怕的负担”。他说：“为阻止欧洲的俄国人北约需要亿万计的美元作为防御预算（他们仍在古巴搞导弹冒险）。美国及其盟友需要下极大的决心来阻遏中国人”。
1966年3月1日，汤普森再次就“关于中国战略”提出自己的更加具体的即近期、长期及“灵活的”等目标，指出：近期目标包括：1、向中国人民发出信号，我
们不是中国永久和不可改变的敌人，（尽管他们领导人的宣传正好相反）；2、反驳在我们的盟国和中立国中广泛流传的观点，即认为美国人对共产党中国问题感到困窘和烦恼；3、把北京好斗而孤立的责任恰如其分地推给中共。
大的长期目标是为美国与中国领导人及其继承者，还有中国精英中的怀疑派之间的新型关系提供一种模式。同时该目标应逐渐打破中国那种极度扭曲的观点，即外部世界阴谋对之进行包围和破坏。
灵活的“第三种”办法最好包括以下几种特别成分（以下仅是例证性的）：
1、单方面中止目前对共产党中国的旅行禁令（除真正的记者以及12月以来除医疗卫生专家外，我们禁止所有美国人到中国旅行）；
2、再次邀请中国的记者、学者、艺术家等访问美国；
3、准许向中国出售医药和食品；
4、进一步修改目前的贸易制裁，允许像对苏联一样进行非战略物品贸易。
5、吸收中国加入裁军谈判；
6、把我们在联合国的战略由排斥北京改为包容台北；
7、恢复目前没有结果的谈判，将谈判转到一个欧洲或亚洲大国的首都。
1966年3月在“富布赖特听证会”上，美国的“两个一流亚洲问题专家”费正清和鲍大可提出著名的“遏制而不孤立”的对华政策思想。这个思想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鲍大可认为，美国试图将中国排除在联合国外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了，如果首先作出决定接纳中国，那么台湾在联合国就没有可能。美国应放弃在联合国仅支持台湾的做法，而主动建议在联合国作为创始国的中国席位“具有两个继承国”，并称此举将“符合美国的利益”。关于台湾问题，鲍大可一方面认为美国“应该继续保卫台湾免受攻击”和支持“民族自决”的原则，但是美国决不能“继续坚持”这样一个“虚构事实”即认为“国民党政府”即是“中国大陆政府”。关于是否“承认”中国的问题，鲍大可认为，“法律上的承认”也许有待时日，但美国现在“能够也应该”表示其“事实上承认的愿望”。总之，美国应将其“遏制加孤立”的对华政策改变为“遏制而不孤立”的对华政策。3月15日，副总统汉弗莱称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是“遏制而未必孤立”，这是官方对鲍大可观点的积极回应。当天（3月15日），汤普森致信白宫新闻秘书莫耶斯：“要求将副总统的路线确定为政府的正式立场，这将会给我们未来数月所需要的回旋空间，还有助于避免中国政策不健康的极端化。”在当月（3月）第129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国代表约翰.格罗诺斯基大使首先发言首次明确表示：“我荣幸地通知贵大使，我国驻肯尼亚大使阿伍德先生会见了贵国驻肯尼亚大使王雨田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
6月，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特别研究小组提出研究报告，指出“美国必须在三种主要基本的国家战略中做出选择，即脱身、遏制和摊牌。第一和最后一种战略带来的缺点明显地超出了它的优点”，但“遏制战略无需导致冰冷的对抗。成功的遏制事实上有助于有利的变化，并能从中受益”；“美国准备将中国视为构成和平的亚洲均势的众多组成部分之一”。报告提出新的对华“遏制”战略：中国人可能会向苏联或者其他非共产党国家寻求经济援助。我们的长期问题是在遏制成功的情况下如何确保中国转向自由世界而非苏联寻求援助。
答案可能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中国的政策缓和，我们应将中国吸引到广泛的活动中去，使其在那里通过了解外部现实并成功地承担起国际责任，中国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地位和尊重，这些部分地取代高不可攀的追求地区控制和超级大国的目标，并以其他方式表明我们并未执行对抗政策或军事“包围”，我们或许能缓和两国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助于形成这样一种结果，即与我们关系正常化将有利于中国人的利益，而不至于被俄国人再次欺骗。不管怎样，在未来10年及其以后，中国、苏联以及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还有日本之间的交易将构成世界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自己在亚洲的安全和地位将受到极大的影响。
长期看来，我们希望对中国的遏制，如有必要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交由日本和苏联来进行，我们的力量和影响则保留用来校正出现不均衡情况。如果我们能取得地区力量均衡的有力地位，这是我们在亚洲的主要目标之一，如果我们和其他自由国家能与中国形成合作性关系，遏制战略将会真正取得成功。
这份文件表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已从直接遏制转向间接遏制。美国将通过西方传统的大陆均势即大国间的力量制衡政策来遏制中国；让中美的直接对抗转变成中国与亚洲大国的直接制衡，并通过这种“均势”制衡而获“渔翁”之利。这是三年后出现的“尼克松主义”的理论基础。
1968年11月5日，美国尼克松在大选中当选美国总统。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关岛发表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美国对亚太政策讲话，其要义是卸下美国承担不起的过重的包袱，用传统的“均势”制衡的方式实现美国的亚洲目标：我认为地区自尊对亚洲的未来将要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必须加以考虑的事情。在我们所访问的第一个国家里，亚洲人都会说，他们不希望接受外部的发号施令。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起的作用就是如此，我们应当帮助他们，而不应当发号施令。
在现时，他们逐渐酝酿成熟的政治经济计划是大有希望的。我们将给这些计划以援助。当然，我们将恪守已有条约义务。
但就我们的作用而论，我们必须避免采取那些会使亚洲国家依赖我们以致把我们拖入像在越南那类冲突中去的政策。
我认为，在我们同所有亚洲友邦的关系方面，现在应当十分强调以下两点：第一，我们将恪守我们的条约义务，例如我们根据东南亚条约组织对泰国的条约义务；但是，第二，在国内安全问题上，在军事防务问题上，除非受到一个大国的带有核武器的威胁，美国将鼓励并有权期望逐渐由亚洲各国自己来处理，自己承担起解决的责任。
此后，尼克松全力推动改善美国对中国政府的关系。经过缜密准备，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5月，中美双方分别在对方的首都设立联络处。1978年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表示，美国接受中国的对台“断交、撤军和废约”三原则。12月16日，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在公报中，美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针对一些美国人两面下注的想法，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明白地告诫他们：从1971年以来，华盛顿可以成功追求两个中国的政策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事实上，尼克松访华之后，台湾对受美国保护的“安全感”也彻底破灭。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带着已破灭的借美国之力“反攻大陆”的幻觉离开人世。1978年12月15日晚，蒋经国收到美台即将“断交”的消息，即表示“强烈抗议”。12月8时，国民党中委举行紧急会议，对美国的决定进行了激烈的谴责，悲痛地宣称美国的决定“不仅损害中华民国及其人民之权益，且将对整个自由世界产生严重之影响，其因此所引起之一切后果，均应由美国政府负完全责任”。蒋经国痛心疾首地称：“数年来，美国政府曾一再重申其对中华民国维持外交关系，并信守条约承诺之保证，而今竟背信毁约，此后自将难以取信于任何自由国家。”
台湾最终体会到了被美国出卖的痛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