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中国由一个冷战时期的新兴国家演变为后冷战时期的崛起中大国时，美国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经历了许多变化。以1989 年为分界点，作者考察了该领域在中国国际政治角色变换这一背景下新的研究议程。新的研究议程包括国内因素、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多边外交以及台湾问题等。作者指出，尽管新的研究议程已经出现，但美国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中仍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延续性。这种内在的延续性表明了对中国国际行为进行比较研究、把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并入到国际政治这个更大学科中去的潜在价值。
【关键词】冷战；中国的崛起；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变化；延续
自从1949 年以来，美国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已经经历了多次转变。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角色也发生了改变。它从一个冷战时期的新兴国家，发展为一个后冷战时期的崛起中大国，并为维护国际现状做出了巨大贡献。相应地，由于学者们尽力与一系列新的智识挑战（这是由变化中的中国所引起的）保持同步，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学术研究也经历了类似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仍保持了以前的智识传统。掌握这种持久研究议程的一个方法是对冷战时期的研究倾向与冷战结束以后的研究倾向进行比较。在进行这种比较时，我们除了能够观察到该领域的研究议程所发生的变化外，还能看到与先前的议程和更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外交政策研究领域相比，有多少变化保留了相当大的延续性。正是这种延续性，构成了对中国外交政策进行研究的基础。
一中国决策的政治学
关于中国决策政治学方面的文献覆盖甚广，但无论涉及哪一方面，国内因素在何种程度上决定外交政策始终是学者们关注的中心问题。
在冷战时期的决策研究中，一些成果通过论证后认为，中国精英间的政治斗争结果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的战略姿态，因为这些精英阶层的不同成员常常持有不同的外交政策倾向。例如，迈克尔·叶胡达（Michael Yahuda）、梅尔文·格托夫（Melvin Gurtov）、何汉理（HarryHarding）、乌里·拉安南（Uri Raanan）和唐纳德·扎戈里亚（Donald Zagoria）等人关于“国内－国际”联系的早期作品[1]都发现了中国国内政治有显著改变其战略关系的潜力。具体的研究成果包括托马斯·高特列伯（Thomas Gottlieb）和高龙江（John W.Garver）对20 世纪70 年代初中国对苏、对美政策的国内根源分析[2]、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和何汉理对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的分析 [3]以及韩林（Carol Hamrin）对邓小平时代中国安全政策的研究等。[4]
冷战结束后，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继续体现在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之中，但焦点已转移到民族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上来。许多研究集中关注中国领导层在对外交往中如何争取民族主义合法性。[5]
一种颇有趣味的研究路径则考察了自主性公众舆论，特别是大众民族主义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
民主政治在外交政策中的角色是另一个研究重点，其研究路径主要是关注决策过程和外交政策机构。这方面的作品以鲍大可早期所使用的访谈法为基础，考察了各种机构在中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作用，[6]因为中国外交政策制定机构对外国学者来说变得更易于接近，这方面的研究对包括军队、公共安全机构、大学和思想库在内的机构在中国外交决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观察。[7]《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在2002 年9 月就这个主题出版了一个专刊。以埃利斯·乔菲（Ellis Joffee）的早期作品为基础，张泰明、迈克尔·史文（Michael Swaine）和沈大伟（David Shambaugh）都著有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作品。[8]
二中国政策与战略的一致性
与目前赞成政治不稳定、外交政策机构、竞争的国内机构和社会发展在中国外交政策变革中的重要性的议程相反，一个替代性研究议程倾向于将这种重要性降到最小程度。对这些学者来说，国内政治变化不能被忽视，但他们强调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中的延续性。例如，托马斯·芬格（Thomas Fingar）强调，整个20 世纪70 年代，中国与超级大国之间国际环境的稳定性确保了中国在国内发展计划和安全政策方面的基本延续性。[9]陆伯彬（RobertS.Ross）则认为，国内反对力量影响安全政策的程度是由中国的国际环境所决定的。[10]艾伦·怀廷[11]和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的作品亦可归入这一类型。[12]
当学者们提出有关决策研究的新的概念路径并更多地接触中国社会时，关于中国政策制定中的国内因素的研究变得多了起来。但是，国内政治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程度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政策仍是政治精英们的保留舞台，他们决策时相对较少受到国内政治的限制。例如，华安澜（Alan Wachman）强调，在中国的台湾政策中，持久的战略因素比中国变化的国内政治条件更加重要。[13]陆伯彬也做出了类似论证，认为中国台湾政策的变化反映的是中国国际环境的变化，而不是民族主义或精英间的政治冲突。[14]
在关于中国对邻邦政策的研究中，也有对战略连贯性的类似强调。艾弗里·格尔斯坦（Avery Goldstein）研究了中国对朝鲜半岛冲突的政策，强调了中国领导人制定政策时主要考虑了对美关系这一战略背景。[15]其他学者则将民族主义在中国对日政策中的作用降到最小，他们还认为，与其他东亚国家的精英相反，中国精英能更好地在国家外交政策优先这一背景下制定政策。埃里卡·斯瑞克·唐斯（Erica Strecker Downs ）和菲利普·C.桑德斯（Phillip C.Saunders）就持这样的观点。[16]
三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
当对中国安全政策国内根源的重要性存在争论的时候，在国内政治对中国国际经济战略发展的影响方面则很少有学术上的分歧。以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和史蒂夫·格尔斯坦（Steven Goldstein）1974 年一篇重要的文章为起点，[17]学者们开始对中国国际经济政策的政治学进行更细致的研究。在中国领导人对安全政策的讨论方面，可得到的证据有限。与此相反，在20 世纪70、80 年代，中国的媒体充分展现了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发展战略中国际贸易和资本的角色的不同认识。以此为基础，安·芬威克（Ann Fenwick）证明了存在对中国日渐卷入国际经济的激进批评，并对1976 年的“批邓”运动等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影响进行了考察。[18]
与这种路径相关的最近和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涉及了中国开放政策演变的国内政治、经济状况。李侃如考察了中国和先进市场经济体之间日渐增加的贸易对不同国内机构的影响结果，认为存在“全方位现代主义者”和“有选择的现代主义者”之间的斗争。谢淑丽（SusanShirk）的作品则探讨了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机构联盟的重要性，揭示出作为资金竞争和开放战略发展步伐中的相对“失利者”的行为，重工业部门和相对落后的内陆省份通过竭力干预对外经济计划的完全执行来保护它们的利益；而开放战略的成功执行则有赖于由不同出口行业和沿海省份组成的联盟的影响力，这个联盟在开放政策中有着自己的利害关系。[19]
当中国从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自力更生转到参与全球经济秩序中来时，研究主要关注传统的利益集团政治对中国政策制定的影响。包瑞嘉（Richard Baum）和傅士卓（JosephFewsmith）的作品聚焦于20 世纪90 年代中国对外经济政策改革演变的国内政治学，分析了中国经济体制中“胜利者”和“失败者”的角色。玛格丽特·皮尔森（Margaret Pearson）研究了中国对外贸易部门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指出在推进开放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了利益集团。[20]崔大伟（David Zweig）的作品则考察了开放政策是怎样为中国创造参与国际交易的动力的，这一过程又促进了致力于推进中国与全球秩序一体化的利益集团的发展。[21]托马斯·穆尔（Thomas Moore）也进行了类似研究。[22]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政治学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经济政策政治学的窗口。傅士卓的研究关注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方面的国内讨论如何反映了不同工业部门间的竞争利益以及贸易政策上的最终一致意见的形成。[23]玛格丽特·皮尔森关于中国在世贸组织中行为的文章则聚焦于竞争的国内经济利益集团与中国更广泛的经济发展利益之间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对中国在世贸组织贸易自由化谈判方面政策的影响。[24]此外，学者们还对中国对外双边经济政策的国内政治学进行了研究。
四中国和大国：国际的视角
与对国内政治和机构的关注相反，关于中国安全政策的许多成果强调中国外交政策的国际根源。这方面的文献认为中国外交政策旨在一种不利的环境中实现安全，在该环境中，中国的选择严重受限于它难以控制的国际条件。从这种战略视角出发，有的作品指出，中国安全政策源于其安全环境，而其安全环境的变化又源于超级大国间均势的转移。[25]
迈克尔·厄-奎恩（Michael Ng-Quinn）的作品着重描述了两极对中国的影响。他强调中国不是一个超级大国，在中国和超级大国之间不存在三角关系；他还认为，1949 年以来的中国行为体现出巨大的延续性，这反映了超级大国所构成的两极的稳定性。[26]包括罗德明（Lowell Dittmer）、班宁·加雷特（Banning Garrett）、葛莱仪（Bonnie Glaser）、乔纳森·波拉克、陆伯彬和弗朗兹·舒曼（Franz Schurmann）在内的其他作者则认为，中国的潜在超级大国地位和其当前的地区权威、幅员以及军事力量赋予它在世界二等大国中以独特地位。变化中的美苏之间、美苏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中国领导人赖以评估其安全形势的环境。[27]
另一类文献探究了中国对外双边关系中的动力问题。苏驰的作品分析了苏联和中国态度的互动，李基京对中日关系进行了类似研究，陆伯彬则通过考察中国和美国谈判政策的根源及互动，分析了20 世纪70、80 年代美中协商的动力问题。[28]
在后冷战时代，研究议程从对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摆动的研究转向对中国应对美国主导下的“单极”战略和中国如何管理自己崛起的研究。贝兹·吉尔（Bates Gill）、艾弗里·格尔斯坦和邓勇的研究强调，中国意识到广泛存在的、对其日渐增长能力的疑虑能够破坏其安全，它开展了相应的外交努力来缓和这种疑虑。[29]
另有学者注意到，把和平的国际环境作为经济发展先决条件是中国的利益，这种利益鼓励中国对美国采取一种安抚性政策。[30]埃文·马德里奥（Evan Maderio）则考察了中国在限制自身核武器技术和弹道导弹系统出口方面增加与美国合作的根源。[31]还有一些研究同样强调，中国一直在为避免同美国的紧张关系升级而努力。[32]
此外，学者们考虑了中国崛起导致美中在安全问题上关系紧张的可能性以及可能发生的战争。江忆恩考察了中国在全球和地区机构与制度方面的高级别参与，强调中国是一个相对的“现状国家”，认为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应该会减少世界不稳定的可能性。[33]包括艾弗里·格尔斯坦、陆伯彬和贝兹·吉尔在内的其他学者则关注中国的长期军事能力。他们认为，对中国挑战美国军事优势的能力的长期限制，将使中国崛起给世界秩序带来的不稳定降到最小。[34]
五作为地区大国的中国
冷战时期，中国在维护地区稳定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该时期有关文献强调国家利益在决定中国地区政策中的重要性。这方面最有影响的是范乃思（Peter Van Ness）关于中国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早期作品。[35] 关注中国的亚洲邻居的学者还强调威胁认知在中国政策形成中的角色。陶涵（Jay Taylor）、戴维·莫金戈（David Mozingo）、托马斯·罗宾逊（Thomas Robinson）等人关于中国1973 年之前的越南政策的作品，梅尔文·格托夫关于20 世纪60 年代中国对缅甸、泰国和柬埔寨政策的作品都属此类。[36]类似的观点还出现在李基京关于中国从1949年到20 世纪70 年代早期对日政策的研究中。[37]
中国的国内政治在毛泽东逝世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同超级大国的关系也改变了，中国对其邻居的态度也相应发生了改变。史蒂夫·雷迈（Steven Levine）指出，中国在20 世纪70 年代末和80 年代初将全球视角置于地区问题之上，使“反苏”成为它亚洲政策的基础。尤金·劳森（Eugene Lawson）也发现，早在20 世纪60 年代，中国就担心苏联插手中越关系。陆伯彬考察了中国在1975 年西贡被攻陷后的越南政策，认为中国尽力使用各种政策工具来降低越南同苏联合作的动机。当苏越安全关系拓展以后，中国对越南的敌意增加了。[38]关于中国对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政策的研究成果也认同这种观点。[39]
冷战之后，在一个中国崛起的时代，学者们关注的是一个更加强大和自信的中国怎样对待它的邻居以及它的邻居对中国在东亚政治中影响的扩大做出何种反应。在安全领域，随着苏联的崩溃和它从中南半岛的撤退，中国早在1989 年就开始成为“崛起中大国”。迈克尔·利弗（Michael Leifer）考察了这种转变以及中国在中南半岛日渐增长的存在对中越关系的影响。[40]钱明健（Michael Chambers）关于泰国的作品和维克托·查（Victor Cha）关于韩国的作品考察了中国崛起是如何迫使这些国家在美中均势转换这一背景下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的。[41]沈大伟强调，中国的崛起受到了东亚国家的欢迎，作为对中国机敏外交的反应，这些国家渴望扩展同中国的合作。[42]戴维·康（David Kang）也做出了类似的论证，他认为中国的崛起有利于当地国家向中国倾斜，因为亚洲文化倾心于等级式秩序。[43]
中国崛起的地区政治经济状况需要引起更多注意。到21 世纪第一年的时候，中国就已取代了美国作为所有东亚国家的“增长引擎”的地位，并成为包括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在内的地区主要经济体的首要出口市场。但是，关于这些趋势对中国地区政治角色的意义一直少有研究。例如，中国是否一直在使用其经济影响促进其政治目标？中国是否在尽力使用其增长的市场权力来迫使其经济伙伴做出贸易让步？除了郑在浩（Jae Ho Chung）的文章是一个例外之外，对中国在诸如与韩国的“大蒜战”、与日本的“蘑菇战”这样的贸易争端中的行为，一直极少有人注意。[44]
六中国和多边机构
整个冷战时期，中国的孤立和意识形态的共同作用使得中国对美国主导下的制度化全球秩序的参与降到最小程度。金淳基（Samuel Kim）论述中国对世界秩序原则的态度和20 世纪70 年代中国在联合国外交的重要作品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在多边机构中的角色的理解。[45]但是，自从20 世纪80 年代末期起，中国成为了一个众多全球和地区多边组织的积极参与者。伴随着这种发展，研究界更广泛地考察了中国在不同多边政府间组织中的行为。[46]
后冷战时期的研究一开始主要关注中国刚刚在世界银行取得的成员资格和可能在世界贸易组织取得的成员资格。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是汉劳德·雅各布森（Harold Jacobson）和米歇尔·奥克森伯格所进行的研究。[47]自那时起，研究范围扩展到对中国在多边机构中的行为分析。玛格丽特·皮尔森考察了中国对各种国际组织的参与。在安全领域，中国对多边机构的参与也是被考察的对象。贝兹·吉尔、埃文·马德里奥和江忆恩都考察了中国对国际军控体制的接触及其在多边军控机构中的参与。[48]
一个相关的研究议程考察了中国对国际合作的日渐卷入是如何塑造它对形成中的全球规则的政策的，易明（Elizabeth Economy）的作品就是一例。[49]江忆恩提出，中国在多边机构内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使得中国更有责任忍受多边体制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50]艾伦·卡尔森（Allen Carlson）和贝兹·吉尔认为，后冷战时期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参与已经影响了中国对主权限制和人道主义干预合法性的理解。金淳基则探究了中国参与全球化对中国国内社会和国内政治稳定的意义。[51]
七中国对武力的使用
1989 年之前，中国在冷战期间对武力的使用吸引了学者们的极大注意，学者们致力于解释中国在危机期间的行为和中国的参战动机。通过诸如梅尔文·格托夫、黄秉沫（Byong-Moo Huang）、托马斯·罗宾逊、托马斯·斯托普尔（Thomas Stolper）、艾伦·怀廷等学者的作品，关于中国行为大家形成了一致的看法。[52]我们认识到，危机期间中国致力于避免战争，向它的对手发出信号，表明它使用武力的意图。中国通过这样一种军事使用方式，以达到避免危机快速升级、迅速去掉危机“引信”的目的。除了朝鲜战争以外，这种方式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中国对使用武力的兴趣持续到后冷战时代。因此，当关于中国后冷战时期对美外交态势的研究强调中国的安抚性合作外交时，关于中国武力使用的研究则关注中国演进的安全政策是如何应对美国军事优势和为战争做准备的。艾弗里·格尔斯坦、贝兹·吉尔和菲利普·C.桑德斯的作品强调，尽管冷战和核军备竞赛都已结束，但中国保留了发展核能力和新一代洲际弹道导弹系统（ICBMs）的兴趣，以保护其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来应对美国这个强权。[53]江忆恩的研究表明，中国寻求更有限的核能力，其目的是能够在局势升级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保持威慑。[54]在常规武器层面，学者考虑了中国的技术和资金限制如何抑制了它对美国在中国近海的海上优势做出反应以及如何抑制了它在水下能力方面发展的能力。[55]其他研究则主要关注中国对那些能够大大抵消美国更先进能力的“不对称战争”、低端技术和便宜技术的兴趣。[56]
台湾海峡的冲突促进了对中国使用武力进行研究。在这方面，兴趣一直集中在中国如何发展和配置其军事力量以及它如何使用武力来支持其强制外交和遏制。艾伦·怀廷指出，中国有意愿采取主动实现其政治目标，他还考察了中国采取遏制、强制外交、承担风险和风险管理的几种模式，并评估了未来中国使用武力反对“台独”的风险。[57]柯庆生则得出结论说，中国当在其领导人认为扭转不利趋势的机会正在消失的时候就会使用武力。他认为，台湾地区不断发展的“独立”运动或许会导致那样一种形势，从而增加了中国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的可能性。[58]
陆伯彬和赵穗生强调了中国不放弃使用武力来反对台湾当局，以迫使它们从推动台湾“独立”的立场上撤退。其他学者关注中国在遏制理论方面的研究及其对中国使用武力反对“台独”的意义。[59]陆伯彬强调，中国对有效的核遏制及常规遏制的根源的理解，鼓励中国在面对美国“升级优势（escalation dominance）”及其对“台独”分子从事分裂活动时发出警告。柯庆生关于中国在台湾海峡遏制方面的研究则认为，中国挑战对手的决心和对其不对称能力的关注，也许会导致中国在遏制美国对台湾当局的支持方面过于乐观，从而形成台湾海峡的不稳定。[60]
冷战后美中竞争的发展、2001 年美国E-P3 侦察机与中国战机在南中国海上空相撞后两国紧张关系的升级以及美中在台湾海峡敌对可能性的增加等因素综合在一起，促进了对中国危机管理方面的研究。理解中国危机行为的最初努力是艾伦·怀廷1975 年关于“中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性”的探讨。[61]后冷战时期，研究重点是中国在危机中的决策，包括特定国内机构在信息传递方面的角色以及精英决策的背景。保罗·戈德温（Paul Godwin）和史文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早期工作。[62]
一个新的安全研究领域则与中国不断增加的能源进口有关。埃里卡·S.唐斯和伯纳德·科尔（Bernard Cole）考察了中国增加石油进口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强调国内机构的角色以及这些机构在中国对外能源政策方面和中国努力保护获取国外石油方面存在的相互竞争的利益。出于对中国崛起和美中冲突的关切，人们对中国确保国际石油来源战略及其对美中冲突的意义的研究兴趣增加了。[63]
八再看冷战：对21 世纪中国研究的机遇[64]
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在外交政策和社会方面的变化，不但使得学者们能对当代中国外交政策开展更加复杂的研究，也为重新考察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提供了机会。这种机会体现为中国社会两个方面的变化：对中国文件接触的增加和中美学者之间合作研究的机会增多。
原始研究材料的增多使得对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政策开展复杂研究成为可能。重要的材料包括大事记和年谱。政治和军事历史方面的大事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1927～1987）》都能提供重要会议和领导声明方面的关键事实信息。领导人年谱，如《周恩来年谱（1949～1976）》和《邓小平年谱（1975～1997）》也能提供重要的信息来源。另一个重要的来源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回忆录和传记以及有关中国的外交史。例如，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吴冷西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等为我们了解中国领导人在关键外交政策问题上的会议提供了洞见。像钱其琛、王炳南、伍修权、杨公素、刘晓、师哲和熊向晖等高级决策者以及彭德怀、雷英夫以及刘华清在内的中国军事领导人都写下了他们的回忆录。中国外交部出版了由前中国外交官撰写的多卷本系列回忆录，如《新中国外交风云》。
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利用这些材料调查了中国冷战时期政策制定的主要方面。高龙江关于中印关系的作品提供了中国政策制定方面的新视角。柯庆生、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及陈坚利用近期可用的材料对中苏同盟外交、朝鲜战争的根源和中国参战的决定做出了新的解释。[65]张曙光利用这些材料对中苏关系从合作到冲突的发展做出了有价值的说明。[66]翟强对中国冷战时越南政策的研究为我们了解中国改变对越南统一战争的支持的根源提供了一扇窗口。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时外交中的国内政治因素，也有重要的作品。[67]
还有一些重要的合作研究计划吸收了中国和西方学者参加。这些计划使得西方学者能够利用那些能够接触中国档案资料的中国学者的英文作品。而且，这些计划还经常有诸如俄罗斯、中国台湾地区在内的第三方学者的参与，从而提供了关于中国外交的多边视角。这些计划中的一些研究考虑了意识形态和国内政治在中国政策制定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所发挥的作用。[68]
九结论
冷战的结束改变了中国的战略环境。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些国际、国内变化必然会改变中国的外交政策，也相应地改变了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的研究议程。不过，中国研究议程的演变发生在一个更大和持久的概念框架之中，自从该领域的最早作品出现时起，这个框架就界定了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因而在该领域形成了一种变化与延续并存的局面。比如说，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外交政策专家仍然关注安全与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根源。但是，他们主要关心民族主义、文化等观念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而不关注作为中国政策意识形态来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地区政策方面，专家们曾经关注革命因素，但他们现在则倾心于多边外交。总体观之，尽管新的研究议程的出现和对第一手资料有了更多的接触，在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中仍有一种内在的延续性，因为内在的议程（underlying agenda）与对任何国家外交政策进行研究的议程在特征上是一样的。这种延续性暗示，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源与任何其他国家外交政策的根源没有什么不同。对于来自不同地区、拥有不同政治体制和文化、具备不同经济和军事能力的国家的外交政策研究而言，研究主题都包括国内政治、观念、国际环境、与大国和毗邻国家的关系、对武力和多边外交的使用等等。这种内在的一致性表明了下列做法的潜在价值：对中国国际行为进行比较研究，把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并入到国际政治这个更大的学科中去。正如江忆恩所指出的那样，这个方面正在取得迅速发展，从而有助于形成一个更加广泛和丰富的研究议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