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可以看作是一部大国兴衰史。在步入现代经济增长时期之前，大国的兴起往往依靠在经济实力增强基础上的武力征服，而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之后，大国兴衰史就变成了现代化赶超史。如同格申克龙(A.Gerschenkron)所说，后进国与其说是在某一点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发动工业化和进入工业化这一问题上，发动（进入）时间相对滞后的国家。可见，现代化追赶具有不同于前现代时期大国兴衰的特点，这为中国通过第四次现代化赶超实现和平崛起，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理论基础。
一、中国实施现代化赶超的条件
1975年，现代化理论的鼻祖西里尔·布莱克在其著作《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中，提出了后进国发动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对完全是新的外国影响的接受能力；管理和动员资源的能力；经济生产能力；城市化能力；对教育和知识的重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出现了一段长时期的和平发展时期。在这一段时期，国家间的矛盾与竞争不再诉诸武力，而是通过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这为中国实施现代化赶超，带来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而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统一，也为现代化赶超提供了障碍，具体表现在：恢复了国家主权；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可以指导社会变革，持续地重组社会；重工业高速增长；极高的资源动员能力；教育和现代化知识的传播。实际上，虽然中国并没有在接受外国影响上这一条件上让步，但在努力推进工业化，实现国家现代化这一目标上，始终十分坚定。这使得中国在建国后虽然出现过现代化的中断，但实现现代化的努力几乎不曾放弃过。
作为一个曾经在世界经济中领先上千年，而又在现代化过程中被远远抛在后面的大国，中国在争取民族独立后，实现赶超的愿望极其迫切。而实现赶超的手段不可能是武力征战，而是现代化。于是，新中国的领导者们一再表达他们实现现代化赶超目标的愿望（注：比如，1957年11月毛泽东访苏，受苏联“15年超过美国”口号的影响，提出了“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即中国要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又修改为7年超英，15年赶美；在之后的北戴河会议上，又进一步修改为3年超英，10年赶美，并发动了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在1960年对蒙哥马利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1964年，周恩来提出在20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总体目标。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重新申明了实现“四化”的目标，并在1984年具体表述为翻两番和达到小康。可见，领导人在现代化赶超上愿望强烈，但实现途径却十分曲折。）。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后来者(latter comer)，发动工业化时间晚，起点也极其低下，急于求成的心理迫切，使得赶超的实践挫折不断。中国实现赶超的初始条件表现为：
首先，与欧美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相比，中国发动工业化时间大大滞后。欧洲和北美国家从1750年起就陆续开始工业化，而中国直到1950年才开始正式发动工业化，相对滞后了100～200年。
其次，从发展起点上讲，中国发动工业化时，人均收入水平大大低于欧美国家开始工业化时的水平。据麦迪森研究（见表1，下页），1700年欧洲人均GDP（指1990年PPP国际美元下同）为870美元，1820年上升为1129美元，美国分别为600美元和1260美元。中国在1952年时，人均GDP仅相当于537美元。大大低于1820年欧美国家工业化初期的水平，也低于印度同期水平（609美元）。若按西蒙·库兹涅茨以1965年美元计算各国现代经济增长的角度衡量，1950年中国人均GDP只是50美元。而各国人均产值为50美元的年份分别是：英国，1665年，美国，1700年，法国，1742年，德国，1808年，意大利，1815年，日本，1863年。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即使在人均产值增加5倍的假设下，从50美元增加到250美元，也需花费一个世纪的时间,才能达到发达国家一个世纪前发动工业化时期的水平。iii由此可见，由于人均收入的初始条件不同，中国要比现代化先行国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工业化进程。
再次，从相对差距来看，1952年欧洲人均GDP相当于中国人均GDP的8.15倍，美国人均GDP相当于中国的19.8倍，俄罗斯相当于中国的5.5倍，日本也相当于中国的4.4倍（见表1）。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在这样低下的初始条件下，中国艰难地发动了工业化，力求实现现代化赶超。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出现，使得建国后中国的现代化赶超，出现了两次大的中断。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才真正步入轨道。通过持续高速的现代经济增长，中国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和世界人均GDP水平之间的差距。以麦迪森衡量口径为例：1995年， 中国人均GDP达到2653美元， 与欧洲人均GDP相对差距由1952年的8.15倍缩小为5.26倍，与美国人均GDP相对差距由19.8倍缩小为8.81倍，与日本人均GDP相对差距由4.4倍扩大为7.4倍（由于日本二战后就进入赶超的高速增长阶段，中国则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与日本的人均收入差距已比1978年的12.85倍大大缩小），与世界人均GDP相对差距由4.2倍缩小为2.0倍。若以1978年为参照，崛起的效应更为明显（见表2，下页）。这表明，中国在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方面显示出现代化的追赶模式特征，这一追赶可以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四次现代化追赶（参见表1和图一，下页）。按麦迪森的推算，到201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将与世界平均水平接近，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吉姆·罗沃曾评述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认为无沦改革试验能否持续，中国改革“已经给了人类福利无论何时何地从来没有过的最大的、独一无二的改善。”尼克松也告诫世界“这个巨人醒了。他的时代到来了，他在准备震撼世界。”
表1 人均GDP水平及相对差距(1700～2015)
年份中国日本欧洲美国俄罗斯印度世界平均
人均GDP，1990年，美元
1700600600870600600531604
182060067511291260751531673
1952537235143741064529266092268
19789791258110860 1825165659724382
199526531972013951 23377438315685194
20156398255333026831207323
中国与其它国家相对差距（倍）
17001.001.001.451.001.000.881.01
18201.001.131.882.061.250.881.12
19521.004.388.1519.85.451.134.22
19781.0012.8511.09 18.646.700.994.48
19951.007.435.268.811.650.591.96
20151.003.994.730.481.14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57页，第156～157页。
表2GDP总量与占世界比重(1700～2015)
年份中国日本欧洲美国俄罗斯印度世界总值
国民生产总值（1990年美元，PPP，10亿美元）
170082.816.283.50.612.681.2359.0
1820228.620.9188.012.633.8111.0706.4
1952305.7202.91758.21677.1512.6226.65916.1
1978935.91446.25220.94062.31715.2 630.818683.1
19953196.32476.37004.86149.5648.71437.029421.3
20004277.32667.77848.37060.0616.91834.034107.4
2015940633379338177653966
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比重(%)
170023.14.523.30.03.222.6
182032.43.026.61.84.815.7
189013.22.540.313.86.311.0
19525.23.429.728.48.73.8
19785.07.727.921.89.23.4
199510.98.423.820.92.24.6
200012.57.823.020.71.85.4
201517.46.217.37.0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1996，改革出版社，第124～133页；《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56～57页，第156～157页。
附图
图一 世界制造业比重变化(1750～2015)(%)
二、中国的现代化赶超效应
中国的崛起，具有明显的现代化追赶效应。这从追赶速度上可以明显看出（注：此外，中国的崛起还有明显的结构变动效应、开放效应和制度效应等其他现代化追赶效应，见胡鞍钢《知识与发展：21世纪新追赶战略》，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0～204页。）。
追赶的速度效应指在一定时期内工业化后进国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先进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中国进行的第四次现代化追赶，其经济增长率都不同程度地高于前三次后进国追赶先行国的经济增氏率（参见表1）。按照麦迪森计算，1952～1978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4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为4.52%），也低于苏联（为4.76%）和日本（为7.85%），但高于美国（为3.46%），印度（为4.02%）和欧洲（为4.27%）：1978～1995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7.49%，大大高于上述国家的增长速度（见表2）。同样在这一时间，中国人均6DP年增长率也明显高于世界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增长速度（见表1），显示出特有的“追赶”特点。如果比照一下不同国家在类似的增长时期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更可以看出中国崛起的速度大大加快。各国在类似时期国民收入翻一番的时间是：英国在1780～1838年，花了58年；美国在1839～1886年，花了47年；日本在1885～1919年，花了34年；韩国在1966～1977年，花了11年。vi而中国在1978～1987年，只用了9年。紧接着，在1987～1996年，又只花了9年实现再次翻番。在中国这么一个人口庞大的国家，人均收入连续翻番的时间之短，规模之大，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这充分显示了现代经济增长中快速技术进步、结构变动、对外开放与制度学习所带来的后发优势，使得和平崛起的理论在中国再次变为现实。如果说东亚“四小龙”在二战之后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打破了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后进国家中经济增长速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记录，堪称为“东亚奇迹”的话，那么中国也同样打破了这一记录，所不同的，同样也是最有意义的是它发生在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之中。而且，这一成就还是在中国面临经济和社会的双重转型中获得的（注：经济转型是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而社会转型是要从乡村型农业社会向城市型工业社会转型。两种转型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配合，既激发了经济快速增长，也产生了强大的漩涡和逆流，这既可能破坏稳定，而且又总是难以预测的。实际上，单是一个转型就是变化莫测的，人们亲眼目睹了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崩溃。见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中文版，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年。）。中国正在完成这样一个逆流而上的过程。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因而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或相对于美国GDP的比重）明显上升。根据麦迪森的计算，1978年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5.0%，1995年上升为10.9%，2000年这一比重上升为12.5%，2015年将提高到17.4%，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与美国相比，1978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23.0%，1995年这一比重上升为52.0%（注：根据世界银行报告(1998/1999)，1997年中国GDP相当于世界总量的11.9%， 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57.0%。），2000年上升为60.6%，2015年相当于美国的100.7%（见表3）。这表明，中国在追赶过程中，用相对短的时间（不足40年）由经济实力不足美国的1/4，最终达到了美国的水平。（注：麦迪森是在预计中国1995～2015年GDP年增长率放慢为6%，人均GDP年增长率放慢为4.5%的情况下，得出上述结论的。但此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也只之大体上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约为美国的五分之一。因此，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见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9页。）其他一些机构也曾经预测过，中国在21世纪中叶前，会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体。这些预测有：澳大利亚外交与外贸部估计，到2015年前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与麦迪森的估计接近；世界银行估计，到2020年，如果美国的GDP是109个单位，日本是43个单位的话，中国的GDP将达到140个单位。即使按汇率法估计，如果中国、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保持在1980～1995年的平均水平，即9.6%、4.0%和2.7%，中国经济的总规模也将会在2035年超过美国和日本。（注：相比之下，中国官方的估计最为保守。中国国家统计局按照汇率法预测，中国GDP将于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12年超过德国，21世纪中叶可能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第二经济大国。这些估计见蔡ｆǎｎｇ＠①、林毅夫《中国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11～13页。）可见，中国将最有希望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经历了由盛到衰，再由衰到盛的大国。
实际上，中国追赶的结构变动效应也十分明显。例如，日本农业劳动力占总就业的比重由70%下降到50%，花了80年的时间（从1870年到1950年），美国花了50年的时间（从1820年至1870年），苏联／俄罗斯花了33年时间 （从1917年到1950年），而中国从1978～1995年仅花了17年的时间。经济快速增氏不仅为整个国家或地区带来重大变化，而且也引起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重大变化，促进劳动力向更高的生产力部门转移。而结构的变化又反过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
三、现代化崛起的国际摩擦、内外问题与应对思路
中国崛起的巨大影响，引起了国际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畏惧心理，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就是这种恐惧心理的反映。实际上，从世界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对现存国际关系产生巨大的冲击，由此产生巨大的国际摩擦。国际摩擦呈现一条“倒U”曲线：崛起之前，国际交往较少，利益冲突不多；崛起时期，国际摩擦大幅度上升；待崛起成为既成事实，被世界广泛认可后，摩擦就会减少（见图2）。由于目前中国正处于崛起时期，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接连不断，就可以理解了。
有了“中国威胁论”，随之而来的就是“围堵中国论”。显然，既然中国必然要成为一种威胁，那么就必须加以“围堵”，并且早“围堵”要比晚“围堵”要好。比如，《日本时报》曾刊载“中国将引发第二次亚洲经济危机”的文章，以此号召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围堵”中国。”（注：该报称，“中国制造业蒸蒸日上， 而世界其他国家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中国是一个来势汹汹地新晋竞争者，很可能是自上世纪初的美国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 不用很久，中国的崛起将引发第二次更严重的亚洲经济危机。然而与触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货币投机者不一样，中国绝不会撤离。”见《中国将制造下一次亚洲金融危机》，载《日本时报》2001年7月30日。）《英格兰之鉴》更宣称“中国制造业发展导致美国大量失业”，号召美国与全球各国从技术和市场上封锁中国。（注：“只要我们向中国提供技术，他们制造的一切产品都能比美国制造的更便宜。从微观经济的角度讲，制造商把生产都搬到中国合乎情理；然而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这将给美国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这将导致美国所有的制造业都转移出去，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将会失业，他们也就没有能力再购买任何产品。”见《中国军工企业血汗工厂纵览》，载《英格兰之鉴》1988年7月20日。）可见，“中国威胁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它实际上对中国的崛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外部遏制力。为此，中国不得不推行大国政治，强化国际协调，消减国际摩擦。“和平崛起”概念的提出，实际上就是为了减少崛起的负面影响的。
附图
图二 大国崛起时期国际摩擦的倒U曲线
实际上，中国的和平崛起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现代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下去。一旦现代经济增长中断，其后果将会使得先前的增长毁于一旦。正如现代化理论的首倡者布莱克所言，“如果有人间现代化是否有捷径可循，那么可以完全有把握地回答，应尽可能防止和避免现代化的中断。”中国在鸦片战争后上百年的现代化尝试中，为何国力越来越弱，原因就是现代化进程屡屡中断。当前，为了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的快速增长，中国要不断克服内外困难，化解国内外矛盾，才能保证可持续的崛起。
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内部矛盾表现为诸多薄弱链条的存在，使得中国的发展过程可能中断。对中国的崛起赞誉极多的吉姆·罗沃，这样描述了中国在现有发展逻辑下可能存在的危险：“摸着石头过河使中国走了很远，现在正到达一个水流最快、最变化莫测的点的附近，如果中国打算甩掉平衡，麻烦可能出现在三个地方中的一两个上。第一是国有公司，政府仍在使他们避开彻底的改革。第二个危险是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危险在于通货膨胀会失去控制。第三是社会崩溃和政治上的不稳定。”为了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中国必须着手制度建设。根据王绍光、胡鞍钢的研究，由于迅速的变革，使得中国存在城乡失衡与断裂、地区失衡与断裂和阶层失衡与断裂。必须着手八项国家基本制度建设（注：见王绍光、胡鞍钢：《第二代改革战略：积极推进国家制度建设》，《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才能应对这三大挑战，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除了上面提到的经济、社会问题外，中国崛起过程中的薄弱链条还有生态环境的支撑能力问题、社会保障与养老金问题，以及金融坏账危机及其威胁等。
同时，在一些外部压力下，中国的崛起也有可能中断。比如，全球战争的威胁、世界经济的衰退，以及对中国的围堵等。这使得中国必须创造适宜的内外环境，才能使崛起持续进行下去。
由于国家内部的整合和制度建设不会随着和平崛起而自动得到解决，内部的诸多矛盾的上升，更会转化为外部制约中国崛起的力量。因此，在处理好内部问题的同时，务实高效的外交斡旋也十分必要。中国既然要强调和平崛起，在外交上就要倡导与美国主导的以”绝对的自我安全”为基本原则的安全观不同的“新安全观”。新的安全观应以“和平与平等”为基调，以“相互安全、共同富裕”为基本原则。这样，亚洲以及世界各国才能逐渐消弭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参与到“共谋和平，共求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中，使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成本减至最低，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和平崛起的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1]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求实出版社，1988年
[2]Alexander Gerschenkron，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Harvard University,1962
[3] 吉尔波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1～126页
[4] 郭庆 胡鞍钢：《中国工业化问题初探》，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