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和而不同”的外交新理念也引人瞩目，并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和而不同”的外交新理念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外交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加以理解和阐释，是十分必要的。
一、“和而不同”的源流、意义与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当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奋斗中，必将迎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创造出更加灿烂的先进文化。[1]（P42）此次中国外交理念与时俱进的发展，除了客观形势之外，与人们对中国传统思想的重新认识也是分不开的。
“和”的精神，特别是其中的“和而不同”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兼有政治和伦理意义，并且兼具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功能。
宋代哲学家张载认为：“和”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是“和”，宇宙的正常状态也是“和”。这种状态，被他称为“太和”。[2]（P252-253）
在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看来：“和”与“同”并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则不但能够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
春秋时期的郑国政治家史伯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在《论语·子路篇》里，孔子最早明确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礼记》有言：万物相生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上述中国古代杰出思想家都认为：“和”不是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取长补短，互相搭配，使之更好发挥作用。
如果对中国古代的这类哲学思想加以梳理，则可以进一步看出“和而不同”的特殊地位和价值：
其一，它奠定了中国传统的东方和平主义的基础。自然哲学是哲学的发端，农业社会的古中国自然倡导“天人合一”思想，侧重“和谐”，视“和谐”为常态，这就逐渐铸就了中国源远流长的东方和平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王毅就曾指出：“中国疆域范围自汉代以来就大体形成，这说明中国不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中国几千年来处理对外关系的传统体现在‘厚往薄来’、‘宣德与外’八个字上。历代封建王朝通过形式上的朝贡制度厚待外邦，有效维持着与外部世界的和睦关系。中国人早于西方开始远洋航行，带给外部世界的是和平、道德、文明，而不是战争与殖民。”[3]到了近代，清政府虽受列强胁迫，但仍然着意于“和局”，甚至为了所谓“和平”而不顾“国家利益”。这固然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但农业社会的和平主义思想在其中也有一定影响。在新中国所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里，维护世界和平是其基本宗旨之一。在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把“和平”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并明文将其载入文献的。
其二，它影响了中国外交的基本行为方式。中国哲学注重功能，其核心范畴是“阴—阳”这样的功能性范畴。因此，中国古代外交强调行为体的行为，而不注重行为体是什么身份。这种“重功能”、“轻本体”的思想延续至今，在外交上就表现为，不管其他国家是什么制度模式（本体），中国都按照其言行（功能）决定自己的政策，中国希望与各国在保持自己特色（本体）的同时和谐相处（功能）。就像江泽民同志所说的那样，“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该而且可以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模式。一个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各种文明相互交汇、相互借鉴，所有国家平等相待、彼此尊重，充满活力而又绚丽多彩的世界。”[4]（P524）就“和而不同”言，“和”涉及功能，“同”则涉及本体；完全可以在尊重本体差异的情况下，实现功能的和谐。
在新的历史时期，伴随中国国力的发展，“和而不同”成为中国外交的新理念，越来越受到重视，并被赋予与时俱进的新意义。
江泽民同志2002年访美发表演讲时指出：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务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事物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和差别是正常的，也可以说是必然的。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5]
江泽民同志所倡导的“和而不同”的外交新理念的本质是：只有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各个民族、各种文明和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才能和谐共处，相得益彰。
温家宝总理2003年访美期间，在介绍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时曾明确地表示，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6]
中国领导人的上述讲话，明显体现了中国人民自信心的增强，透露出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世界人民加强沟通的美好愿望，展示了中国和平友好的形象，表现了成熟的外交技巧。
二、多元的国际秩序：“和而不同”的一种近似
西方人从“三十年战争”以来，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的深远构想。这些构想中就包含有宽容、谅解、秩序、多元共存、协调行动等因素，它们对后世的外交思想与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珍视。这些思想与“和而不同”思想极为相似。毕竟，人类面临的挑战基本是相同的，人类向大同之路前进的过程也是一个“趋同”的过程。在探讨“和而不同”的“普世性”、“通约性”时，是不能离开对其他优秀文化遗产的认识的。如下西方几位重要思想家所开创的对国际关系影响深远的思潮中也包含了类似的思想。
一是格老秀斯的国际法思想。格老秀斯最早提出了在国际法框架下国家按规则行动的思想。此种思想就是一种多元共存、协调行动的思想。可以说，国际法诞生的目的就在于协调“国家间”的行为，或者说“差异性”是国际法存在的一个主要前提。
格老秀斯所开创的国际法，如今已发展成国际社会的重要基石。在没有实现“人类大同”的今天，它是国家对外行为的规范、外交斗争的和平武器。国际法又是各国在斗争中形成的“协调的意志”，而非一国之意志；国际法基本上是实体法，而非程序法，法律在各国的具体落实情况各异。在理论和实践上，国际法都是“协调性”与“多样性”共存的。作为一套比较成熟的“国际制度”，国际法在国际社会的发展中起着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
二是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康德是西方哲学思想的高峰之一。康德的“永久和平方案”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民族国家利益的实现是在充分考虑和照顾到国家间的差异和不同国家民族的特征之基础上完成的；每个国家的决策者和民众在追求自身的好处的时候，首先要认真参照、仔细考虑和充分尊重相互之间已经达成的共识。[7]（P282）这一多元共存、协调行动的和平构想，受到后人的赞赏和尊重。
总之，康德倾心于一个多样性而非单一性的世界、一个多元而非一元的世界，这也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伦理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延伸。
三是罗尔斯的“万民法”思想。罗尔斯作为西方当代的自由主义哲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将其“正义”观念扩展到国际社会，提出了“万民法”（ law of peoples）思想，承认各民族社会具有不同的思想文化与传统，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自由、立宪民主制、西方社会之外的其他价值、制度、社会的合理性，进一步体现出“非中心化”、“多元主义”视角以及从普适向多元的不断转变。
罗尔斯还具体提出了“万民法”的八项原则，希望以此实现国际和谐，并保持各社会的多样性、差异性。这对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的国际秩序富有启示意义。
英国当代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毕其一生总结出这样一种观点：人类种种冲突，都源于对一元论世界的追求，人类应该学会对其一元论追求的冲动加以节制。把这句话投射在国际关系领域，就转化为：人们不应谋求建立一个全球帝国或“大一统”的世界，而应尊重国际行为体的多样性。
可以说，西方世界思想敏锐的人物，在国内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复杂经验中，逐渐认识到多元主义的重要性，但这只是“经验”使然，还未有理念上的“自觉”。相反，中国的“和而不同”思想就具有一种“自觉性”，甚至有些早熟，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而不同”已被赋予了与时俱进的新内涵。
三、中国外交政策新调整：“和而不同”的影响
中国外交作为一个整体，其指导思想如果有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就必然对中国的外交行为和国际形势发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并非专门研究外交决策过程与行政过程的关系，但笔者认为：在政策出台后发生的事件，只要符合政策的解释、按照政策的预见发展、达到理性预期，就可认为政策产生了影响。
笔者认为，“新时期”，即第三代领导集体向第四代领导集体过渡以及后来的时期，就是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时期，本文的分析也着眼于此时间段。通过对这一时期一系列外交政策调整后的重要事件的分析梳理，可归纳出外交政策调整的几点重要影响。
第一，从宏观战略层次看，除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一贯的宏观外交宗旨之外，中国外交还有了更明确的、具体的政策指向。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是人们认识、解读这种变化的重要文本。
首先，十六大报告首次把大国关系提升到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首要位置的高度，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思想。“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原本是中国创造性地探索出的一种“经验性”的大国关系模式，在十六大报告中，这一“经验”，被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加以肯定，已很明显地成为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处理大国关系的圭臬。大国关系是国际关系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世界新秩序的建立、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各大国完全可以在“和而不同”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下，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同时加强交流、合作、互信，以促进人类的进步与繁荣。
其次，对于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十六大报告也史无前例地加以特殊强调，并出现了像“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这样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提法。中国周边地区是一个形势极其复杂的地区。某些西方学者悲观地认为，一个地区有太复杂的多样性，会造成互信的缺乏、造成紧张甚至冲突、削弱合作和联合，最终影响该地区的发展前途。[8]（P242-245）但是，按照“和而不同”的思维，按照“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政策方针，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总的来说进入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上海合作组织密切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则使“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有了国际法依据。中国积极的努力也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支持与响应。在西方国家的“盟友—敌人”关系之外，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都创造了独特的伙伴模式。
最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也有了与时俱进的发展。虽然西方大国一再表示希望中国加入八国集团，但中国仍然坚定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毫不动摇，胡锦涛主席在法国埃维昂峰会上，对世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南北关系、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发展中国家的自强合作，均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中国其实已经是在“和而不同”、世界多样性的框架内向世界阐述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以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反映出中国外交随着国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具有世界性的大战略眼光。
第二，从具体的外交活动看，一系列引人瞩目的、积极的外交活动的开展，是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一种更直接的影响。
2003年中国首次举办了亚太经合组织（ APEC）峰会，胡锦涛主席在演讲中郑重强调：“应坚持以尊重差异、平等互利、自主自愿和协商一致为主要特点的合作方式。实践证明，这种方式符合本地区多样性的特点，照顾了各成员的不同需求，有利于各成员寻求利益平衡，是开展亚太地区合作的有效途径和正确选择。”[9]这实际上就是对“和而不同”的“APEC模式”的肯定。通过此次会议，中国进一步树立了“APEC模式”有力支持者的形象，世界也更加了解中国的“和而不同”外交新理念。
中国如今明显地加强了与欧盟国家的关系，从国际力量配置上，推动多极化、维护世界多样性。中国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2003年中国发布了首份与欧盟关系的政策白皮书，作为对欧盟以往五份对华政策白皮书的积极回应，表明了中欧关系的深化与升级，其后欧盟在对华军售等方面也出现了松动，这都是积极的信号；伊拉克战争期间，中国与欧盟国家加强协调，在战前与战后，共同为争取伊拉克问题在联合国框架下和平解决而努力。法国是欧洲大国，法国文化是法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成果，也是西方文化的重要代表。2004年，法国的中国文化年和中国的法国文化年先后启动。文化是世界多样性的重要载体与表现，中欧加强文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本身就是异质文化和谐共存、互利互惠的最好例证，也是“和而不同”外交新理念实施后出现的良好反响。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能如此友好地进行交流，对于世界人民是一种很好的鼓舞。
在中亚地区，冷战后的新型睦邻友好关系，发展为上海五国机制，最终形成今天的上海合作组织，合作领域越来越深入，互信与协调进一步加强。地处中国西北部的中亚地区形势复杂，关系到中国边疆的安定与发展。中亚地区又被视为世界的战略枢纽，9·11事件后，大国在中亚地区展开了新一轮的竞赛。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像某些国家那样依赖强权谋求势力范围，能够发起上海合作组织、并使这一组织建设性地促进地区安全合作、深化国家间友好关系，同“和而不同”的外交新理念有密切关系。在尊重国情差异的前提下，以和平的方式促进中亚的地区安全，这是中国在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的国际形势下，对世界和平事业的重要贡献。
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具体影响还很多。反映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当前重大的国际事务中，正赢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第三，从国外反响看，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颇受国外相关人士的好评。很多国际评论家都认为中国外交“成熟了”。外交是一种“互动的交流”。新的外交政策出台，提升了中国的形象，增进了与世界的交流；明晰的政策指向消除了外界的很多误会。中国克制、灵活的外交姿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政策，使得过去对中国存在某些“戒备、畏惧”心理的国家也没有理由再指称中国是“威胁”了。
以周边形势为例，东盟国家与中国长期存在争端，但如今更加欢迎中国的合作，与中国一并签署了《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还积极推进“中国—东盟”关系的“10+1”模式。此后不久，借助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契机，中国还发起了东北亚国家间的学术、经济等各领域的会议，增进了与东北亚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另一方面，中国对联合国的尊重、对国际法的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与世界多样性的坚定决心，更受到国际社会，包括西方大国的尊重，中国在国际社会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可以说，“和而不同”的新理念引起了积极热烈的反响。
第四，“和而不同”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结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新时期的外交新理念，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了独特的智力资源。这种影响，主要是一种抽象的影响。“和而不同”这一古老而又新鲜的外交理念可能要等到若干年后，随着中国国力与国际地位的上升，其价值才会被更广泛、更深刻地理解与认同。更进一步讲，这一抽象而久远的影响还涉及到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问题。今天，“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美国的“话语”主宰着全世界的国际关系研究，除了最显赫的“美国学派”和有些边缘化的“英国学派”，几乎没有其他的“独立”学派。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学派”的崛起，可以想见，“和而不同”必会成为“核心话语”之一，会在更广阔的范围里被认识、讨论、理解，甚至会成为一种重要思潮。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的提出及付诸实施，绝非中国一厢情愿的一种“姿态”，绝非对国际秩序的一种空想。“和而不同”，实际上是一种强势国家的文化（笔者认为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物阜民丰、独立自主、具有重要影响力和发展前途的国家的文化。这种并不崇尚扩张和征服外交政策的推行，需要雄厚的国力作为支撑，这种政策更多发挥的是“软实力”的作用。
因此，对中国来说，要真正使“和而不同”的政策发挥影响，并被世界人民所了解、认识、借鉴，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发展好自己。当中国在民族复兴道路上取得重大成绩的时候，比如说21世纪中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或许海外的国际分析家就会把中国“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作为中国取得伟大成就的原因之一来解释，从而学习这种经验。
应予明确的是：“和而不同”的外交新理念，并不是僵硬的教条。它在不同情况下，应具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中国外交目前一直在积极贯彻这种新理念，并得到世界人民的友善回报。但当倡导“和而不同”的中国遇上一心扩张、谋求绝对霸权的国家时，可分两种情况考虑。当这个国家没有与中国发生直接的利益（这主要是指核心利益）冲撞时，中国没有必要与之进行直接的对抗（主要指军事对抗），中国发展好自己就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贡献，因为维护和平的力量壮大了。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表明自己的立场，应在多边框架内，根据国际法原则，与国际社会协调行动。而当这个国家危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时，中国则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等级的应对措施。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应对措施毫无疑问应该服从于“和而不同”的大战略，中国在历史上实际也是这么做的，中国几次重要对外作战，都属于自卫性质。
总之，“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兼有外交哲学和具体外交政策的性质，兼有宏观战略性与微观操作性。它的出台，涉及到高端的外交哲学的新发展，新的外交决策在此种环境中产生，新的决策产生新的外交行为，这些外交行为又进一步影响了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和而不同”既是中华民族古老的哲学思想，也是与时俱进的外交新理念。目前它的运行环境、具体内涵都更丰富、更复杂了。作为新生事物，其前途会是远大的，影响会是深远的。
四、小结
通过对本文主旨的概括，可以对“和而不同”的内涵做出这样的解释：原则上，它要求积极寻求国家利益的交汇点，妥善处理分歧；行为上，它主张承认国家间的差异性，寻求和扩大共识；在整体的国际关系中，它寻求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承认不同而又不互相冲突。在外交实践中，它则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倡多边主义，维护和平与发展，维护世界的多样性。[10]（P16）
笔者深信，“和而不同”的外交新理念，在未来会给中国外交带来更多的新气象，并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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