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布局

2007-06-22 17:51 ⁄ 战略·谋略 ⁄ 共 11780字 ⁄ 字号小中大 ⁄ 暂无评论

●张清敏

摘要：由于地域、历史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的原因，不同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对外关系布局中的地位有所不同，中国与它们关系的状况也有别。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首要；与广大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仍然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可以信赖的基础；与拉美发展中国家关系虽然起步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重要性日益增加。

关键词：中国外交；外交布局；外交战略；发展中国家

在中国对外关系布局中，发展中国家是一个重要部分，重视对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对外政策连续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群体大，不同的地域和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使之显示出地域性的不同，在中国与之关系的不同历史时期也具有不同的主题和内容，显示出中国对这个群体关系的变化。本文拟从发展国家概念和分化状况出发，探讨不同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对外关系布局中的地位，及中国与其关系的状况，以期对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一、发展中国家的复杂性及其分化

发展中国家"指经济比较落后，正在由传统经济向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亚非拉[1]（P560）。

在西方经济著作中它们曾经被称为"经济落后国家"，"未开发国家"，后改称为"不发达国家"，或"欠发达国家"，近年来一直使用发展中国家这一称谓。这些国家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早期多被称为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或民族解放运动，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主席在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时指出："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2]（P601）从此这个群体在中国被广泛地称为第三世界国家。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则更多地称它们为发展中国家。

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多共同点。如都曾经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后来获得独立，由于经济相对落后，都面临着维护独立，发展经济的任务？？这些都是人们所熟悉的，也是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所一贯强调的。但是，本文想指出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群体中国家众多，历史背景、宗教信仰不同，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有异，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获得独立的时间看，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19世纪初就获得独立，也有个别国家在上个世纪中期以后获得独立；广大的亚洲发展中国家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获得独立；而广大的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始的相对较晚，持续的时间长，大部分经过长期的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最迟在20世纪70年代才最终获得独立。在独立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资本主义制度，其指导思想是民族主义的，如在拉丁美洲除古巴以外都是资产阶级代议制政府。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获得独立后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一些国家试图选择既非社会主义制度又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模式。因此在发展经济、维护民族独立等方面虽然有一定的共同点，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

此外，由于种族、领土以及殖民统治所留历史问题引起的矛盾，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多存在分歧，再加上不同国家在地缘政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在冷战时期大国为争夺霸权和势力范围不断挑起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少矛盾。冷战期间的大部分战争都是在发展中国家的领土上进行，在面对共同敌人的时候往往很难形成一个整体。如在1954年的第一次亚非会议上，不同国家在斗争方向上存在分歧，有的国家把共产主义和殖民主义同等看待，一些周边国家甚至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国。这些分歧也使中国为之付出巨大努力的第二次亚非会议在召开前夕而夭折[3]（P251-254）。从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对外关系布局中的地位来看，存在着明显的三个部分：亚洲周边的发展中国家，非洲与阿拉伯国家、拉丁美洲国家。不管是从历史还是从现状来看，中国与这三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关系的状况，以及它们在中国对外关系总体格局中的地位都是不一样的。

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不同历程

中国将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作为对外关系的"基本立足点"或"出发点"，显示了中国政府对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视。这种政策的出发点有两个：首先，中国与这些国家有很多共同点。正如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补充讲话所阐明的："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然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相互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4]（P120-121）其次，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认为"中国有责任、有义务支持被压迫民族和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5]（P14）正如1959年毛泽东在接见非洲朋友时说："您们需要支持，我们也需要支持，而且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支持。谁来支持我们？还不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所以是相互支持。您们那里的反帝运动就是支持我们。"[2]（P370）

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互相理解，互相支持，这是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主旋律。历史地看，中国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发展状况有所不同。

1.周边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沿。新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首先是从周边国家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由于历史和当时国际格局的原因，周边一些民族主义国家对中国心存疑虑。中国在支持正在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同时，对周边民族主义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消除其对中国的疑虑，建立稳定的周边关系。如在解决国民党残余势力逃亡缅甸等周边国家等问题，在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上，中国政府采取了既坚持原则，又非常谨慎和灵活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3][P26-28].中国在解决中印间历史遗留问题时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此后中国与印度和缅甸联合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出，如果这些原则能为一切国家所遵守，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证，而侵略和干涉内政的威胁和对侵略和干涉内政的恐惧就将为安全感和互信所代替[6][P404].这些努力在消除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疑虑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改善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周边环境。

中国与周边发展中国家关系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则是消除威胁，维护安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美国是威胁中国安全的根源，但周边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缔结同盟，是对中国安全威胁的直接来源。这种威胁首先来自东北的朝鲜半岛，其次来自东南的印度支那。新中国先是在成立之初就被迫卷入朝鲜战争，后又被迫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国入侵和对中国威胁的斗争。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来自美国方面的威胁减少，苏联对中国威胁的增加，周边又有多个发展中国家与苏联签订同盟，对中国直接构成威胁。此外，中国与同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越南、印尼等国家也曾发生过摩擦，乃至战争。这种关系状况只是在冷战结束前夕，随着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和国际关系局势的缓和才得到根本的改变。

2.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发展中国家：患难与共和互相支持的典范。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由周边国家逐步扩展到非洲。在1955年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结识了一些亚非国家的领导人，基于共同的遭遇和共同的愿望，中国与其领导人很快获得了相互理解。如在与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会谈中，纳赛尔总统向周恩来总理解释了中东巴勒斯坦问题的缘由，周恩来则向纳赛尔解释了台湾问题产生的根源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亚非会议后的第二年，中国与埃及建立了外交关系，开启了中非关系的大门。随后，中国与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获得了广泛的发展。如从1956年到1965年的十年间，有26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使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翻了一番。在这些国家中，除法国外都是亚非拉国家，除了斯里兰卡、柬埔寨、老挝、古巴外，均为阿拉伯非洲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主要内容是支持它们的民族解放斗争，为此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对亚、非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范围广，数量多，形式多样，影响巨大。特别是在殖民体系最后崩溃的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中国的外援占同时期国家财政支出比例的5.88%，其中1973年高达国家财政支出的6.92%[5]（P69）。在这个过程中，对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支持票随着亚、非新独立国家的增多而增加，最终由中国曾大力支持过的阿尔及利亚等23个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共同提出的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议案在1971年的第26届联大获得通过，在投票支持中国的76个国家中，有26个国家是来自非洲的发展中国家。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非殖民化"进程的终结，发展经济成为非洲国家的主要任务；而此时中国对内、对外工作重心也发生了转移，经济因素在日后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中日益凸显。中国对非经济政策依据时势变化在政策层面做出调整，中国在继续强调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是中国外交立足点的同时，转变了以前以援助为主的合作方式，提出了发展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四项原则，即"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使互利合作更加名副其实，这可以说是中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变化。

3.拉美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起步晚、进展慢。

拉丁美洲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群体，但由于地理和地缘政治的原因，受美国控制和影响，被称为美国的"后院".虽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同的历史遭遇，也具有发展经济的共同愿望，但是由于受到美国的影响，中国与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发展缓慢的，除古巴获得独立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并与中国于1960年建立了外交关系外，大多数国家都与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中国与大部分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长期停滞不前。对此，周恩来指出，要相信拉丁美洲人民的觉悟，谅解他们的处境和困难，即使民间往来也要从拉丁美洲的实际出发，不使拉丁美洲友好人士受到伤害和感到危难[7]（P351）。中国则执行了一条"细水长流、稳步前进的"的政策，直到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缓和后，中国才与主要的拉美发展中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国总理1985年访问拉丁美洲时提出了具有时代特点的发展与拉美国家关系的四原则，即"和平友好、互相支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推动中国与拉美发展中国家关系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相对与中国与周边、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与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起步晚，进展也相对缓慢。

三、对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新格局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广大发展中国家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纷纷采取措施发展经济。但由于历史背景、自然条件的差异，以及所采取的政策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呈现不平衡的状况，导致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进一步分化。

一部分国家抓住全球化提供的契机，通过体制改革，找到了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路子，扭转了弱势，使本国的经济能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还有一些国家则是战争频仍，政局不稳，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南北差距在拉大。如自从1971年联合国确定最不发达国家这一类别国家以来，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已经从25个增加到50个，而30多年来从最不发达国家行列中脱贫"毕业"的国家只有博茨瓦纳一个[8]（P351）。原来的不同点在消失，新的分化在扩大，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更不能被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9]（P36-46）。

冷战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既有共同点，也有连续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政治上，中国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与它们相互磋商，维护它们的利益。如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中国主张联合国改革应该"在安全和发展两方面均应有所建树，特别是扭转联合国工作'重安全、轻发展'的趋势，加大在发展领域的投入"；"改革应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会员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关切".在最敏感的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中国主张应该"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

发展中国家已占联合国会员国总数的2/3以上，但在安理会的代表性严重不足。这个状况必须纠正。应让更多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有更多的机会轮流进入安理会，参与其决策。"[10]在安全问题上，中国积极推动联合国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在经济上，中国强调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贸易合作的重要性。中国政府于2004年专门召开全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上强调，必须从国际政治经济的大势、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从外交工作的大战略和总方针，充分认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的重要性，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政促经、政经结合，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形式多样、注重实效"的指导原则，推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工作上一个新水平。他指出，"要善于把政治上的友好、互信同经济上的合作、交流结合起来，以政促经，政经结合"；"经济合作的形式要多种多样，注重实效，把贸易与投资、援外资金与信贷资金、'走出去'与'请进来'结合起来。"会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一要更好地发挥对外援助的政治效应和经济效应；二要推动更多企业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合作，利用境外资源，扩大工程承包，拓展国际市场；三要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规模，提升出口产品的档次，积极开展服务贸易；四要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和区域合作，在国际经贸组织和多边机制中努力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五要充分发挥高层互访和多边会晤的作用[11].需要指出的是，冷战结束以后，特别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不同与冷战期间主要从战略方面考虑的援助，而越来越多出人道主义出发对外提供援助。中国政府表示，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经济总量的提高，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外提供援助的力度也适当地加快，而且根据各个国家情况的不同，援助方式也要多样化，以使得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切实地在第一线发挥作用[12].

此外，中国还加强了与发展中国家多边组织的联系和合作。如从1992年中国政府观察员代表团参加第10次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雅加达会议开始，中国以不结盟运动观察员国身份派团出席了随后的历届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及协调局部长级会议，并同不结盟国家在联合国保持着经常磋商与合作。中国支持七十七国集团的正义主张和合理要求，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以"特邀"或"应邀"客人身份出席该集团部分会议。1991年3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筹备会上，中国同该集团以"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的方式共同提出立场文件，开始形成"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的合作模式，并已从最初的环境与发展领域扩展到经济、社会、联合国财政与预算等领域。中国与阿拉伯联盟、非洲统一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太平洋岛国论坛，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等不同地区的多边区域性组织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和合作。

以上诸点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连续性和共性，但具体到中国与不同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又具有不同特点，体现了中国与不同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布局中的不同地位和状况，具体如下：

1.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首要。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大部分周边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与它们的关系在中国外交的布局被提到首要的地位，反映了周边国家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对发展与周边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视，这是冷战结束以后的事。在90年代初期国际关系急剧变动、西方大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的背景下，中国以周边发展中国家为突破口，将同它们之间发展友好关系当作"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不仅改善了与越南、印度和蒙古的关系，而且与韩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新加坡建立了外交关系，与印度尼西亚恢复了外交关系。与这些主要是周边地区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改善，使中国的周边环境并没有因为西方的制裁而恶化，而是通过外交上卓有成效的工作而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进入新世纪，中国进一步提出了"安邻、睦邻、富邻"，"以邻为伴，以邻为善"的政策，使中国东南、西北、西南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好的安全环境，为了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首先是东南。冷战结束后，肇始于西方的"中国威胁论"在亚太地区也颇有市场。中国本着顾大局、讲友善、有克制，增信释疑、增进友好的态度来处理这种疑虑。中国政府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的政策，以及采取克制的态度对待同个别国家的领土主权争议，改变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随后中国与这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普遍见好。在政治上，中国通过参与东盟地区论坛（A R F），增加了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信任，通过A R F 框架内的多边对话与合作，达成了一些具有具体内容的协议。其中包括2002年10月中国同东盟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以及一年后加入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在经济领域，通过东盟与中日韩（10+3）和东盟与中国（10+1）合作框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东盟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2002年中国和东盟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提出到2010年建立中国与东盟将建立自由贸易区。2004年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确定，中国和东盟之间将从2005年7月起至2010年5年间逐步取消大部分双边贸易关税，除大约500个贸易项目外，将逐步调低7000种产品的关税，使这些产品的关税到2010年减至0至5%[13].这些都有力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使中国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成为近代以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14].

在西北，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在苏联解体后为探讨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于1996年和1997年分别在上海和莫斯科达成关于在边境地区增加军事领域信任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有力推动了中国与这个地区同为发展中国家间的信任，不仅促成中国与它们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的解决，也促使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领域逐步从安全扩展到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领域。在此基础上2001年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至今已经在此框架内形成了包括国家元首年度会议、政府首脑（总理）年度会议、外长会议以及总检察长、国防部长、经贸部长、交通部长、文化部长及执法安全、紧急救灾等部门领导人的会议在内的多层次、固定化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大大改善了中国与西北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在西南，中国同南亚国家领导人，特别同印、巴之间频繁互访，不断推动中印关系的改善，以及中国与巴基斯坦传统友谊的巩固。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印度期间指出，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真诚希望与印度长期和平共处、睦邻友好、互惠合作、互助发展。在2000年印度总统纳拉亚南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确认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印关系得到改善。

与此同时，中国同巴基斯坦的互利合作，传统友谊不同得到加强。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外交努力促进了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缓和了西南地区的紧张局势，同时也大大改善了中国西南地区的安全环境。

在东北，中国积极推动朝鲜半岛的缓和。在朝鲜半岛因为核问题而陷入危机之后，中国派出特使访问美朝和其他相关国家首都，在外交史上第一次进行穿梭外交，积极斡旋推动，促成朝、美、韩、日、俄、中六方会谈，确定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确认通过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核问题的途径，为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迈出了重要一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担任东道国，提供设备，主持会议，避免了朝鲜半岛核问题失控，为地区和平做出了贡献，也维护了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

2.与广大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仍然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可以信赖的基础。中非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基础，近年来这个基础在不断得到进一步加强。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冷战结束后双方共同利益在扩大，平等互信的政治关系不断得到深化，高层互访和交往势头得以维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非领导人和外长互访达200多起，其中中国领导人访非50多起[15].其中继江泽民主席1996年和2001年访问非洲后，2004年2月胡锦涛主席访问了非洲4国，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问非洲3国，6月温家宝总理对访问了非洲7国。

2007年年初，胡锦涛主席再次对非洲8国进行访问。

从非洲方面看，仅2006年中非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48个非洲国家都派出了高级代表团与会，其中有4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如此高密度、高级别互访凸显了非洲在中国外交议程中所占的分量，也充分体现了双方领导人对继承和发扬中非传统友好的高度重视。在国际上，双方合作不断加深，中国在国际上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从不讳言"中国需要非洲"，如中国11次在联合国人权会上挫败反华提案，13次在联合国大会上挫败台湾当局"重返联合国"图谋，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界博览会，无一不得到非洲国家的鼎力支持。

在经济上，中非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不断得到拓展，一个重要标志和内容，是双方共同创建的中非合作论坛。在2000年10月论坛成立的首次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做出包括两年内减免非洲国家欠中国到期债务100亿元人民币在内的四项庄严承诺。随后在论坛框架内，中国免除了非洲31个国家欠华到期债务156笔，总金额约109亿元人民币，给予非洲一些最不发达国家190种输华商品免关税待遇。根据2003年12月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政府承诺，截至2006年4月，中国为非洲国家培训各类人才约1.46万人次。

在2006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再次宣布，到2009年使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规模比2006年增加1倍；随后3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3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20亿美元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设立中非发展基金，基金总额逐步达到50亿美元；免除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05年底到期的政府无息贷款债务；进一步向非洲开放市场，把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输华商品零关税待遇受惠商品由190个税目扩大到440多个等八项措施[16].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对非洲国家相关债务进行了全面清理核对，拟于2007年底前与受援国办理完免债协议，对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33个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免除其截至2005年底168笔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17].

在增加对非洲发展中国家援助的同时，中国与非洲国家的贸易也飞速发展。如中非贸易额从1950年的1000多万美元增长到1亿美元用了10年的时间，从1亿美元到10亿美元用了20年的时间，从10亿美元到100亿美元又用了20年时间。但从2000年的108亿美元，到2006年就上升到555亿美元。在双边贸易高速增长的同时，投资方面也初见成效。截至2005年底，中国累计对非投资额达62.7亿美元，设立各种企业800多家，投资项目遍布49个非洲国家，涉及贸易、生产加工、资源开发、交通运输，通信、农业等多个领域，有力推动能够了当地经济的发展[18].

3.与拉丁美洲关系发展迅速，重要性日益增加。

冷战结束后的经济全球化为中拉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前景。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政治上实现了连续不断互访，仅从1996年到2000年的4年间先后有8个拉美发展中国家的总统，3个国家的总督，以及3个国家的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国副总理以上的高层领导同时期内也遍访了几乎所有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拉丁美洲国家。继江泽民主席2001年访问拉美6国后，胡锦涛主席于2004年11月再次访问拉美4国，并提出发展中拉关系的三大远目标：第一，政治上相互支持，成为可信赖的全天候朋友；第二，经济上优势互补，成为在新的起点上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第三，文化上密切交流，成为不同文明积极对话的典范。

在外交领域，中国与33个拉美发展国家中的21个建立了外交关系，中拉政治磋商进一步制度化，对话机制不断完善。2000年3月中国与安第斯共同体签署了双方《关于建立政治磋商与合作机制的协议》，确立了中国与拉丁美洲这一多边组织的协商机制。至2000年底，中国还同12个拉丁美洲国家建立了外交部之间的政治磋商制度，中国还不断提高出席东亚-拉美论坛高官会议的级别，促进中拉关系的发展。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合作也不断加强。

在经贸领域，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坚定不移地执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为中拉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开创了巨大的合作空间。从保障中国能源及其他战略资源的供应和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考虑，拉美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对实现中国战略资源供应多元化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近年来中国越来越重视开发拉美地区的丰富资源，与巴西、阿根廷和智利分别签署了铁矿、石油和铜矿等资源开发投资协定，与委内瑞拉等石油出口国增加了贸易合作。中国与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贸易额从1990年的23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125.95亿美元，到2005年更是突破了500亿美元的大关。从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战略看，中国对拉美市场开发不仅局限于对当地商品贸易市场的开发，而且越来越多把商品出口与技术、服务、投资等市场全面的综合性开发相结合，在贸易和投资合作中遵循投资促商品出口、商品出口带动投资的综合性市场开发战略。可以说广大拉丁美洲国家在中国对外关系格局中的地位正在上升，中国与拉丁美洲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不断在得到加强。

中国发展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政策具有共同点，也有连续性。但是不同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对外关系格局中的地位有所不同，中国与它们之间关系的状况也具有不平衡性。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不管这种关系的状况如何，中国与不同地区发展中国家关系越来越成熟了，这种成熟性不仅表现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不再以任何标准划线，而是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根据双边关系来处理中国与它们的关系，而且也表现双方能够按照国际法的原则，公平合理地处理双边之间的摩擦。如中国在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经贸关系时，既有基于经济互补性的互利，也有由于竞争性的摩擦，且随着贸易的增加，一些摩擦也必然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对华贸易中的反倾销案不断增加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这些都是正常国家关系中的正常现象，只要双方能够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平等互利地处理这些问题，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必将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上不断迈向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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