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
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也是对中国文化史的一大贡献。毛泽东是中国的一位文化伟人。但学术界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早期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关系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本文拟从中西文化融汇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的角度，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形成问题做些探讨。
中国传统文化分为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两大不同的文化体系。儒家文化以人道实践为基本原则，其认识论是独断的，其体系是自我封闭的。道家文化是追求纯粹逻辑思辩的文化。庄子的道家思想代表了中国古代抽象思辩的最高水平，其思想体系是由封闭走向开放的体系。西方文化是以开放体系和分析的思维方式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观点上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流派不同，但在思维方式上同属西方文化范畴，同样是开放的、科学分析的理论体系。二战以来，西方现代思潮在认识论研究方面又有许多新的发展。
毛泽东继承发展了儒家人道实践的优良传统，但未能认识到庄子道家开放思想体系对儒家自我封闭体系的互补作用。青年毛泽东接受了西方早期资产阶级文化，l920年夏以后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促成了中国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进步，这是毛泽东的巨大贡献。但出于时代的局限，毛泽东未能对二战前后的西方现代思潮进行研究借鉴，这是时代留给后人的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工作。
毛泽东早期对待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常常表现出极大的否定。最突出的论述就是毛泽东在l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信中说：“自昔无知识，近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这种论述明显带有情绪的色彩，情绪平定下来之后，“中国还是中国，西方还是西方”，毛泽东早期对待中国文化传统还是能够采取现实的态度。
毛泽东早期的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是有继承关系的，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毛泽东早期对中国文化传统有足够多的涉猎，从先秦诸子、汉唐史家、宋明理学，到晚清近代，经史子集无不毕览。在个人爱好上，他特别喜爱读《庄子》，喜爱写模仿韩愈的古体散文，在近代人物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等人中，曾经“独服曾文正（曾国藩）”。这些青年时期的深刻印迹终毛泽东的一生也难以抹去。毛泽东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涵养很深，这与他青年时期知识涉猎上的侧重有直接的关系，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发展，对于学习“灿烂的古代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毛泽点《新民主主义论》），起了积极的作用。正如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所指出的：“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第二。在中西文化观的比较和评价上，毛泽东早期并没有对中国文化传统给予全面的否定。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说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思想是双重来源的，“既来源于中国古代，又来源于西方近代”、“他并不主张‘全盘西化’来作为一种补救方法”。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怀中（杨昌济教授）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可见毛泽东早期的态度是要对中西文化同时吸收，同时改造。毛泽东在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的信中说：要“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到他l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时，指出对中国古代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这与他早期的态度是相符合的。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比代化发展方面看，毛泽东早期所持的态度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他的重大贡献。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见解仍存在很大的分歧。
具体到毛泽东早期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最突出的一点是他注重实践的现实主义观。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说：“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主观、客观皆满足而后谓之善”。“凡吾思想之所及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即认为学、思以及人的行为的目的都在于实践。毛泽东强调将一切思想和学说落实在具体的行动和对现实的改造与解放上。l917年4月他在写《体育之研究》长文的同时又说：“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l313年8月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三）》中说：“于今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在同上引致周世钊的信中又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可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192l年l月，毛泽东主张把新民学会的方针确定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些主张都体现了毛泽东注重实践的思想。
毛泽东早期注重实践的现实主义观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儒家的人道实践原则前后一致，密切相关。19l3年毛泽东就在《讲堂录》中写道：“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又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1916年12月9日致黎锦熙信中阐述智、仁、勇（即德智体）三育并举，引孔子、孟子事迹作为论据，说：“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夫岩墙之下。’”1917年4月1日在《体育之研究》中又引述说：“惟北方之强，任金戈死而不厌；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列举明末清初学者颜元、李塨、顾炎武的事迹说：“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其实不只这几人，在中国古文献记载中，注重实践锻炼的儒家风范随处可见，所谓“子贡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苏张纵横”(l919年7月《致友人信》)等等，比比皆是。
毛泽东早期注重实践的思想，到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就正式概括为“实事求是”的命题，成为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毛泽东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一语不是毛泽东的首创，它来源于现代史学家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及唐代颜师古的注。班固说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解释其义说：“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从实事求是命题的来源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毛泽东继承发展了经学中“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也继承发展了儒家人道实践的原则。
儒家文化的建立，从其逻辑发展上说，在前半期是开放的，后半期是自我封闭的。毛泽东早期对儒家文化的态度似乎就可以看成是：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否定，所谓“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实际上就是对儒家文化自我封闭性的批判；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创新，特别是在现实主义方面对学以致用、实事求是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实际上就是对儒家文化开放的人道实践原则的继承和创新。但是，也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发展衰落的过程，都有其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遗憾的是毛泽东早期并没有条件对儒家和道家文化细致地研究分析，对儒家自我封闭的消极一面特别是它的独断的认识论细致地研究分析。儒家是十分讲究论辩、思考的，但严格地说，儒家的清醒理性主要都是属于人的意志和智慧的东西，而不是科学的逻辑的东西。在这方面儒家的缺陷很大，而对这一问题的补充、修正，是使儒家文化走向现代化的一大关键。
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实事求是要求人们对任何事物都要首先探求出它的客观、真实的事实，对它加以各种评论是第二步的事情，这个说法当然是很正确的。但是，到底怎样才算找出了事物客观、真实的事实，就很难有一个确定的标准，结果必然是“什么才算得上是客观、真实”的问题仍然要通过人们的主观认识来确定。从历史编纂学、考据学的角度看，对以往的历史事件通常都没有绝对真实的记载保留下来，要绝对准确地找出事件的真实面目，技术上是难于做到的。再从主观方面来说，要一个人绝对不含个人的感情因素、政治立场、学术成见等等地去认识一件事物，也是不可能的，差别只在多少而已。所以我们说，实事求是的观点实际上是与儒家文化中人治的主张相配应的认识方法。理论上说实事求是，实际上怎样才算已经实事求是，或者没有求得真是，却免不了由人来做判断。这一方面依赖于人的才智，对问题研究的深入与否，另一方面有时就要取决于人的政治权威和社会地位。此以此之是非为是非，彼以彼之是非为是非，结果有可能就是谁说话算数就由谁主持判定。再者，受时代的局限，有时即使是采纳了大多数人的意见，甚或是全体人的意见，历史地看，当时的选择也是有可能出现偏差的。就以“实事求是”这一概念来说，历来主张实事求是的人很多，但怎样理解它，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差异就很大。对河间献王刘德而言，实事求是是指他研究古代文献不介入今文经学家刻求微言大义的成见。清代乾嘉学派也提倡实事求是，阮元说：“治经当求其是”(《研经室集》一集卷l4)，钱大昕称实事求是到戴震时蔚然成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是当时以实事求是的观点研究学术的大家。但到古史辩派时，顾颉刚就认为经学今古文两派对古籍的整理都不实事求是，予以很大的否定。胡适曾经以“实事求是，莫作洞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而郭沫若却批评他“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郭沫若自称“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求是之中求其所以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但是他的学术研究是不是实事求是，恐怕学术界又有不同意见。同是实事求是，而结果迥异。
实事求是的最大敌人莫过于“自以为是”了。一个人即使是按照实事求是的观点去做的，但是却自以为是，实际上没有做到实事求是，却自认为做到了，结果就会出现误差。结合我们党以及毛泽东一生的情况来看。毛泽东中期(l935－l957〉有很多独排众议的决策，证明都是正确的。而毛泽东后期和晚期{l957－l976〉的许多决策，有些还是得到了相当多的人赞同的，证明却是错误的。
这里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能抛开人治的因素，从逻辑科学、决策科学等角度上给实事求是以保证，以及如何使实践对真理的检验有超前的预测和模拟的效果，而不是等到错误出现以后再被动地予以补救。
结合庄子的道家思想以及西方现代思潮来看，以往我们对庄子侧重于论定它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性质等等，这种做法是很不深入的。庄子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他的一颦一笑，都不是出于他的个人好尚，而是出于对绝对真理的追求，对人类认识真理的能力的深切忧思。庄子在逻辑思辩上的建树及其开放的体系，本是可以与儒家文化良好地互补起来的。毛泽东早期则是和历代许多思想家、文人一样，对这一点均有所忽略。
毛泽东早期对西方文化的接触，比较重要的有五个线索。一，1910年秋至1911年春在湘乡东山学校读书，接受新式教育，通过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间接接受西方民主精神。二，l9ll年春在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借阅《世界英雄豪杰传》，通过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民主报》间接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三，l912年7月在省图书馆自修半年，阅读了严复等人翻译的许多反映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成就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代表著作，如达尔文《物种起源》、亚当·斯密《原富》、赫霄黎《天演论》、穆勒《名学》、斯宾塞《群学肄言》、孟德斯鸠《法意》、卢梭《社会契约论》等。四，l913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听取杨昌济修身课等课程所记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中，提到了哥伦布、牛顿、富兰克林、瓦特、斯宾塞的名字。五，l9l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在一师读书时，在杨昌济为毕业班开设修身课所指定教材、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上所写的大量批注。
毛泽东早期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有两个特点，一是集中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早期的思想，二是受进化论和民主思想的影响最为深刻。本文侧重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进化论思想在毛泽东早期思想中的发挥，二是毛泽东对西方学术和思维特点的分析。毛泽东在这两方面的论述很多，兹略举一二。
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说：“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中国不会亡，亡的只是旧中国；世界不会亡，亡的只是旧世界。因此要致力于摧毁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活动，由此提出了社会进化的观点。
对西方学术和思维特点的分析，l9l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尚且说，国学经史子集中“统道与文”“二者兼之”，“其法曰‘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又曰‘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到l9l7年夏《一切入一》序则转而推崇西学说：“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若夫西洋则不然，其于一学，有所谓纯正者焉，有所谓应用者焉，又有所谓说明者焉，有所谓规范者焉。界万有之学而立为科，于一科之中，复剖分为界、为门、为纲、为属、为种，秩乎若瀑布之悬岩而振也。”后来在《湘江评论》临时增刊l号中又说：“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严师而后道尊，师说，道说，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从而找出了中国文化重演绎，西方文化重实验；中国文化重综合，西方文化重分析的思维方式上的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是在中西文化的融汇和趋同中展开的，其中技术性的因素是可以在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相互迁移和借用的，但文化的自主和创造都是由思维方式决定的。没有思维方式发生根本的转变，所接受的技术性因素也是缺乏自主和创造性的。毛泽东早期思想的贡献就在于他从思维方式上，接受了开放和分析的西方文化。
1920年夏以后毛泽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流派观点不同，主张不同，但在思维方式上却是同本同源的，马克思主义同样是一个注重科学分析方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也就更进一步地接受了开放的、分析的思维方式。用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一个关键的步骤。
但是，由于客观的时代的局限，毛泽东早期未能接触到后来的许多西方现代哲学流派和文艺思潮，而这些流派和思潮对于开放和分析的思维方式有很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逻辑实证主义和量子力学对于人类的逻辑和认识问题的研究等等。开放的、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些研究无论如何不能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这项工作就是青年毛泽东未能遇到而后人应该继续予以关注的了。仍然以实事求是为例，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它的阐释只有38个字，这个阐释距今已有52年。结合现代科学的发展来看，它是有必要也有可能从逻辑科学的方面进行系统深入的阐述，使它极大地丰富起来的。
（原刊山东省委党校《理论学刊》杂志199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