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从中国对外战略的演变和对外政策的实践比较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所判定的中国战略利益，认为毛泽东判定的中国战略利益直接影响了中国外交战略的确立和两次外交战略大调整，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对外战略，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也给中国也留下了一些遗憾和失败；邓小平根据他所判定的国家战略利益，进行国内外决策时，既重视目标，又重视实现目标的手段，在他领导下发起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已经为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将发挥深远的积极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外战略几经调整，每次调整都是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进行的。历史证明，这些战略调整是成功的，目前，中国已走过了自己的艰难岁月，正处于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振兴之中。
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是中国第一、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对中国战略利益的判定直接影响着中国对外战略的确立和调整。本文将从中国对外战略的演变和对外政策的实践比较毛泽东和邓小平所判定的中国战略利益，在对新中国的对外战略作一简要回顾后，首先分析两人所判定中国战略利益的异同，再分析两人作出不同判定的影响。
一、新中国对外战略的回顾
到邓小平于1992年南巡讲话为止，新中国的对外战略经历了五个阶段，在前三个阶段，中国外交最高决策者为毛泽东，在后两个阶段是邓小平，如下是简要的回顾。
1、1949年新中国成立~5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于苏美冷战拉开序幕之后，鉴于苏联的支持和美国的否认，毛泽东等领导人为中国确定了以"一边倒"为核心的三大对外战略，与苏联结盟，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维护世界和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新中国先后与除南斯拉夫之外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些民族主义国家和西北欧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使自己在国际社会上战稳了脚跟。
2、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60年代末。整个60年代，世界处于动荡、分化、改组之中。中苏两国由两党就重大理论看法的不同和分歧发展到意识形态的分歧，继而，发展到国家关系的破裂，导致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西方联盟内部也有了离心倾向，意识形态一致的结构开始松动，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敌意依旧。毛泽东等领导人作出了新中国第一次外交战略调整，提出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即团结和依靠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这一战略的目的是推进世界革命。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树敌过多，对外关系具有四面出击的特点。但总体上看，中国成功地抵制了苏联的一些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更为切实地维护了中国的政治自主和民族独立。
3、70年代初中西关系全面缓和~1978年。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对外战略毫无疑问同样受到国内极左思潮的影响，不过，中国外交是受影响最小的领域。早在60年代末，毛泽东、周恩来就大力扭转了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恶劣影响，使中国外交工作走上了正轨。
国际形势也有了极大改变，美国在越战中经历了严重的政府信任危机，国民对本国实力和价值观优越的信心一度动摇，新总统上台组阁后，重新评估了国际形势，向中国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中国为缓解苏联日益加强、越来越现实和直接的威胁，审时度势，提出了"一条线"和"一大片"的联美抗苏的外交战略。在这次调整过程中，中国基本上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为1978年所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作了有利的铺垫。
4、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8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国内工作重点的转移，邓小平根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从判断战争与和平问题入手，全面评估了国际形势，对中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作出了一系列的重大调整。具体表现如下：
⑴确立和平与发展为世界的主题。在1978以前中国的对外战略是建立在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基础之上，邓小平经过对世界形势的长期观察、思考，指出世界性战争是可以防止的，如果工作做得好，也是可以避免的。由此，他进一步提出和平与发展为世界的两大问题，从而确立了中国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和平与发展。
⑵赋予独立自主原则以新的内容--不结盟。新中国自成立之后就确立了对外政策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可是，由于情势所迫，先后与苏美结盟。80年代初，随着苏美关系的再度紧张，中国农村改革起色不小，邓小平对延用近十年之久的"一条线"战略进行了调整，明确地赋予独立自主原则以新的内容--不结盟。中国不会与任何国家结盟反对第三国，他国也别指望利用中国在国际上出牌，谁搞霸权主义，中国就反对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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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制定了全面对外开放的政策。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在全国解放战争就要胜利之际，就处心积虑地思索怎样在平等、独立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友好互助的关系。可是，战后势不两立的两极对峙迫使中国不得不分清敌友，无法做到真正的对外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面对外开放是中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寻求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管理经验、经济政治的往来，中国的开放既面向社会主义国家，又面向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是说，中国的开放不拘泥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
⑷一国两制--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的问题，也是冷战遗留的问题。完成祖国统一一直是中国内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首次提到以"一国两制"的构想统一台湾。[1]随后中国以一国两制的构想与英国和葡萄牙就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达成了协议。
5、1989年天安门六四事件~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巨变，东欧各国共产党政府纷纷垮台，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分崩离析，不复存在。在中国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一批持不同政见者以法国大革命的斗士自居，他们把抛弃传统文化、向中国历史抹黑推上了极点。1989年天安门六四事件就是在这样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下发生的。面临、对社会主义国家不利的国际动荡局势，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321）这三句话的战略方针，重申了一些对外战略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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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国权高于人权。六四事件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举着中国侵犯人权的幌子，再一次向中国挥舞起制裁的大棒。对此，邓小平看得非常清楚，他旗帜鲜明地再次重申国权高于人权的观点。"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331）"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的国权。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伤害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348）
⑵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坚持改革开放。苏东剧变露出苗头之后，西方国家加强了意识形态攻势。为此，邓小平指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332），考虑国际关系应该着眼于有关双方的长远的战略利益，不以历史恩怨论亲疏，也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论亲疏，世界各国应该相互尊重，平等对待（330）。另一方面，他又告诫人们要警惕西方的意识形态攻势（320）。
⑶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随着两极格局逐渐走向终结，国际形势反而不如两极时期简单明了，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邓小平经过长期深入地观察、思考和分析，继总结出三句话十二字战略方针之后，又指出在新旧格局交替之际，世界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甚至发展问题还有所恶化，因此，推进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既是确实需要的，又遇到不少阻力，必须不断强调。
二、毛泽东和邓小平判定的相同点
由以上中国对外战略的演变可见，在不同的时期，毛泽东和邓小平根据变动中的国内外环境，紧密追踪国际发展大势，及时、迅速地做出了有利于中国战略利益的外交战略的调整。他们所一致确认的中国战略利益是：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
1、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实际上，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任何国家发展对外关系时的首要考虑，但是，这对于中国却有着长期性和紧迫感。近代中国经历了100多年的内忧外患，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侮辱和掠夺，割地赔款是常有之事。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但由于外部强敌虎视，内部基础薄弱，可说是一穷二白，再加上还有许多领土有待收复，从而，如何切实有效地保障国家安全与主权，恢复和保持领土完整，使中国经济实现腾飞，一直是压在中国领导人心头的重担。这从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的确立和调整中可以看出。
建国前夕，毛泽东阐明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2]。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以法律形式充分地体现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共同纲领》第5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中国执行"一边倒"政策，倒向苏联，与中国坚决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是不矛盾的。毛泽东一方面指出一边倒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必然[3]，中国是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主权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4]。另一方面又多次明确强调，不可存有依赖苏联之心，并且对苏联的大国主义一再进行批评。正是由于毛泽东坚决抵制了赫鲁晓夫提出的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利益的要求，苏联才不对中国抱有任何幻想。中苏关系破裂后，面对苏联的挑衅，中国不畏强暴，击退苏联的多次入侵。70年代初，为了缓和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毛泽东更是超越意识形态的纷争，与美国靠近，从而完成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又一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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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对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是从判断战争与和平问题入手的。也就是说，他全面评估了中国进行经济建设时所面临的外部机遇和挑战。随着中国受到外部入侵的可能性逐渐降低，恢复和保持领土完整被提到议事日程表上。1979年1月，基于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实现了中美正式建交。之后，邓小平多次强调，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是中国80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在进行战略调整时，他认为对主权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2）
89风波以后，国家的安全和主权问题突显出来，对此，邓小平意味深长地提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在会见外宾（331）和同中央负责同志（319-320）谈话时，他更是一再义正词严地指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不维护自己的独立、主权，也就没有任何国家利益可言。同时他还指出，中国是在不侵犯别国主权和领土的基础上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的。"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328~329）
2、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必须一贯坚持的原则立场。中国反对霸权主义，不是指某个国家，而是指某项政策，无论是哪个国家，只要它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要它威胁到区域和世界的稳定和安全，中国都反对。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是民族民主革命风起云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力图重建其殖民统治的时代。中国在50~70年代的对外战略中一直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支持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付出了一定的民族牺牲。
新中国诞生前夕，就宣告自己站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人民和民族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从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前至1970年毛泽东发表"五二0"声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与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组成的抗美援朝志愿军迫使美军回到"三八线"内，迫使美国政府走向谈判桌；在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就印度支那和平与法国和美国进行了严正的交涉；中国是唯一援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主义的国家，1965年以后，为越南反抗美国破坏其国家统一的战争，中国给予了广泛的援助，包括物质、精神和人员；中国还通过官方声明，参与国际会议，给予物质支援，一直支持亚非拉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从60年代初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中国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斗争，有力地捍卫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解放和独立。70年代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形成了事实上的战略关系，但中国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做法仍然是反对的。
邓小平经过对国际形势的长期观察和分析，得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结论，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问题，确立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对内对外政策的目标。他认为，全球发展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而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政策，是局部战争不断的根源，是危及世界和平的来源，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一贯的政策，这既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利益。
在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纲领。党的十二大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人民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1983年六届全国人大的政府报告，明确指出"中国政府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1992年，江泽民主席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庄严地声明，"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同时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行为"。
中国在对外活动中也始终贯彻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方针。针对苏联提出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建议，中国的基本立场是，苏联消除了从阿富汗撤军、不在蒙古驻扎军队和不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这三大障碍，两国关系才可能实现正常化。而消除三大障碍涉及到维护世界和平。对于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做法，中国一直持批评态度，对其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的行为，中国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对被侵略的柬埔寨，中国给予了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中国顽强顶住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粉碎了它们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中国根据国际事务本身的是非曲直对待国际事务，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这一立场逐渐得到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并为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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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
第三世界自战后崛起，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成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认为，中国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即便富裕了，也是第三世界的一员，加强同第三世界团结和合作是中国外交的立足点。
尽管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是毛泽东于1974年2月首次向外宾提出的，但是，在此之前，毛泽东一再指出，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外交上始终是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的。建国初期，基于一边倒的战略思想，中国首先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发展关系，不过，中国还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了自己同被压迫民族站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5]。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和大量的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签订了友好条约；中国对广大亚非拉国家为反对外来干涉和侵略，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所做的斗争，如朝鲜、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拉美人民的抗美斗争等，不仅在政治上道义上予以声援，而且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尽力给予支援，甚至不惜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第三世界的概念出现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加强同第三世界团结和合作一直是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重要战略思想。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这一国际战略思想，多次重申中国要始终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为维护第三世界的权益而斗争。由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损害的只可能是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就决定了有切身利益的第三世界是真正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为此，邓小平特别重视发展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时明确指出，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是中国的对外政策。1983年6月，中国政府宣布："第三世界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强大力量。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员。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是中国外交工作的根本立足点。"
在外交活动中，进入80年代以来，中国始终把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与维护世界和平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国积极支持南部非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如为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的独立提供了财政和物质上的援助，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等。中国积极参与西亚北非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中国采取的原则和立场，对于热点问题的公正、合理解决，促进该地区的和平和世界和平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也有了空前的加强。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人权问题上更是密切配合，一次次地挫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的企图。
三、毛泽东和邓小平判定的不同点
回顾中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毛泽东和邓小平所判定的国家战略利益也有重大的区别。毛泽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中国的战略利益等同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中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一度是为推进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邓小平则始终认为中国的战略利益是，力争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保证国内经济建设的胜利进行。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是消除剥削、消灭私有制，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剥削人民和被奴役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压迫、剥削和奴役。中国在50~70年代对外交往的大部分时期，都是把反对帝国主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作为中国的首要利益。建国初，毛泽东等领导人作为制定"一边倒"政策的主角，"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根据中国革命的理念和经验，认识世界和未来新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6]。50年代，毛泽东认为反对帝国主义有两股力量，一是社会主义国家，"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二"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他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7]
60年代中国奉行"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政策。中苏关系破裂使得中国腹背受敌，是中国推行这一政策的一个客观原因，但是，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夸大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要团结和依靠广大的亚非拉国家，推进世界革命。到了60年代末，仍然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所具有的革命色彩。如，1968年8月20日，苏联侵捷事件发生后，中国认为苏联已经是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与苏联斗争的性质，与中国同美国斗争的性质属于同一个范畴。同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明白无误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认为，一切被美国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所压迫的人民，应当结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彻底粉碎美帝、苏修妄图霸占世界的阴谋，以便更迅速地取得自己的胜利和解放"。70年代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把美、苏并列为第一世界，尽管这时矛头主要指向苏联霸权主义，但仍提反两霸。中国作出的战略调整的核心思想仍然是联合谁、反对谁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外交还是强调斗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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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战略，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升到战略层面。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确定中国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是，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其核心是经济建设。自此以后，中国的一切外交决策都以国内经济建设为出发点，"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8]。"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240）
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国内的经济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到了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政策。也就是说，外交工作要努力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1990年，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外部环境"。可见，经济建设从1978年党的工作重点实现转移之后，就成了中国的核心战略利益，而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的目标，是为了经济建设服务，即营造一个和平的稳定的国际环境，也就成了题中的应有之义。
邓小平本人早在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就总结出现代化建设是中国最大和最根本的利益[9]，并且要求各项政策都要服务于这个利益。同年6月他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187）。从这以后一直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在国内会议上发言和会见外宾时，反复强调四个现代化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他先后指出组织路线（193）、文艺工作（209）、开放的对外政策（233）、政治路线（248）、军事建设（285）、党和国家领导制度（322）和对外政策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417）。
中共十二大提出经济建设为党在新时期的核心任务后，邓小平更多地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思考中国怎样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经济建设服务。他首先深入地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127），我们"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128）。其次，为了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他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在解决港澳问题上，这证明是富有创造性意义的：它照顾到各方利益，和平地解决了殖民地遗留问题。再次，针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的领土纠纷，他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建议，缓和了周边存在的紧张局势。最后，他认为，真正解决发展问题即南北问题，需要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283），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的突出表现所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相继丧失政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强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势。1990年3月，邓小平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还是强调："要保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不搞意识形态争论。"（33）他最后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356）
四、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判定的影响
毛泽东判定的中国战略利益直接影响了中国外交战略的确立和两次外交战略大调整，从而给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综观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对外战略，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成就可以概括为如下二点：
①捍卫了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保证了国家成长、壮大。毛泽东领导中国近三十年，他的决策使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国家发展为一个举世瞩目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核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和最大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在这30年里，新中国经过了西方国家的联合制裁、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苏边境冲突和两个超级大国先后有意于使用核力量预先打击的危险，但它一次次化险为夷，"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10]中国还实现和巩固了除台湾之外的全国范围的国家统一；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大大发展了全国生产力。[11]
②极大地冲击了战后两极霸权结构。二战后，苏美两大超级大国在全世界展开激烈角逐，争夺世界霸权，是世界动荡、战争频仍的根源所在。毛泽东的对外战略和实践在两个方面深刻影响并动摇了战后两极霸权结构。正如何新所指出的，[12]一是赋予了新中国"超越自身经济实力的战略性地位"。虽然中国在军事和经济力量上，甚至在科学技术上与苏美相差甚远，但毛泽东领导中国"对超级大国进行了强有力的挑战，并且确实对之形成了深刻的战略威胁"。二是"赋予了当时的第三世界以一种战斗性的思想意志"。在20世纪中叶，正是由于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赋予了贫穷、落后、分化的第三世界以整体意义和战略性意义，引导了亚非拉力量在世界政治中的崛起，"才根本改变了雅尔塔会议上超级大国试图强加给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的战略形势和大国利益分配地图"。
另一方面，毛泽东根据其判定的国家战略利益进行决策，给中国也留下了一些遗憾和失败，这突出地表现在国内建设上，尤其是在经济建设上。诚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116）从1969年4月林彪在"九大"报告中，将"以阶级斗争为纲"正式确立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到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经济建设长期置于阶级斗争之后，给中国带来全国性的灾难。中国对国家经济利益和科技文化利益重视不够，没投入全力于国民经济建设，致使自己错失战后兴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同西方发达国家和周边新兴工业化国家拉开了距离。同时，中国孱弱的经济实力也制约了中国外交战略的展开，使得以后的改革从启动时就处于强手之林。
邓小平判定的国家战略利益一直影响着1978年以来的中国外交决策，邓小平时期的对外战略所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现如下：
①迅速恢复并促进了国民经济和各方面建设的发展
邓小平科学地分析了战争与和平的国际形势，把经济工作列为全党工作的重点，并且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而使中国从"文革"后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走上了经济迅速发展的道路。邓小平在进行外交决策时，一直把促进国家经济的全面建设作为中国的战略目标。中国的外交战略和政策坚持保证中国有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1980年到1992年的十三年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递增8％，这一发展速度同亚洲"四小龙"相当，并远远超过了欧美国家的发展速度。从1980年到1990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从三百八十亿美元增加到一千一百五十亿美元，中国从一个外贸活动很少的国家，进步到以外贸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此同时，中国所吸引的外资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到1990年，外国资本已在中国兴建或扩建了三万多家企业，总投资超过了二十亿美元（还有更多的资金已签订了引进合同）。[13]
②中国的国际威望和地位日益提高。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连跃新台阶，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第一次有了实现的可能。中国在对外交往时，自己的战略性地位也有了真正的物质实力的依托。中国坚决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坚持按国际事务的是非曲直对待国际事务，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当前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国际威望和地位日益提高，不是通过战争、掠夺和剥削取得的，而是通过和平外交、独立发展得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也是值得探索和发展的新模式。
总的来看，邓小平根据他所判定的国家战略利益，进行国内外决策时，既重视目标，又重视实现目标的手段。他一再强调，中国是在不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基础上，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的；中国做好了自身的事，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就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对国家战略利益的轻重缓急认识得也很清楚。例如，当西方国家的行为有损于中国的主权时，他宁愿牺牲经济利益，也要维护主权利益，1989年事件中国的行为就是最好的证明。从1978年到1992年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看，中国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许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可以在发展中克服和解决的。一句话，1978年到1992年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已经为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将发挥深远的积极影响。
注释：
[1] 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页。若非特别说明，本文下面括号中的数字都是指"《邓小平文选》第3卷"里的页码。
[2]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60年第一版，第1354页
[3]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马克思主义原著读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第597页
[4] 周恩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周恩来选集》（下卷），1984年第一版
[5] 《共同纲领》，第11、54条
[6] 牛军，"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中国外交》（人大复印资料），2000年第一期，第35页
[7]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402页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1页
[9] 同上，第162页
[1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马克思主义原著读本》，第614页
[11] 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614~6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