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位置: 首页 > 传统文化 > 战略·谋略 > 正文

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与中美关系解冻

2007-08-11 07:39 战略·谋略 ⁄ 共 2830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资中筠

提起美国学术界对美国外交政策,包括对华政策的作用,人们总要想到“思想库

”,而且我国人最熟悉的是“兰德公司”的名字,这与改革开放之初碰巧它最先

被介绍到我国有关。实际美国各类对政府政策直接、间接起咨询作用的机构远不

止这一家,就对华政策而言,活动比较突出的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大

西洋学会”。一些名牌大学的研究所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而其中最主要、最集中

的还是哈佛大学。而学者的研究如果对政策有一定影响的话,也不一定固定在一

家机构。毋宁是无形中逐步汇成的一种“精英舆论”,可能对政府的决策起一种

渗透作用,但是也不可夸大其影响。

从40年代末美国介入中国内战开始,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派别,从右面反对和敌

视中国革命和从左边批判美国的政策的在不同时期也各有消长。但是纵观其主流

,大体处于中间。所谓主流不一定指人数,而是指有一些相对固定的人员对中国

的跟踪研究比较一贯、系统而深入,经常在一起讨论并得到政府的咨询。但是咨

询不等于意见被采纳。例如在我国解放战争后期,包括学者在内的对中国国情有

所了解的美国人绝大多数都力主美国停止支蒋,及早从中国内战中脱身。新中国

成立的关键时刻,这种意见有过一次突出的集中的表达,那就是1949年10月,国

务院召开的全国远东问题专家的圆桌会议,费正清、裴斐、鲍大可等一大批被认

为在中国和远东问题上“最有头脑的思想家”都应邀参加。会议由国务卿艾奇逊

主持,与会学者发表了许多对形势和利害的深刻的分析,几乎一致主张承认新中

国,只是对时机和条件有些不同意见。但是最后美国的决策是与之背道而驰的。

这是自那时以后的十年内学者最后一次就中美关系畅所欲言。随着“冷战”加

剧,麦卡锡主义兴起,连政府内部中国问题都是禁区,学者就更无由置喙了。这

种情况到50年代末开始转变。在学者参与推动中美关系解冻中有几件值得一提的

事:

——1959年的《康伦报告》(Conlon Report)。这件事不大引人注意,

美国研究中美关

系史的学者很少提到,有些年轻学者闻之未闻,实际上这是最早的一次很重要的

试探气球。“康伦”是一家不大出名的民间团体的名字,它应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之请组织一批学者重审美国东亚政策,其核心是找出打破对华关系僵局之道。这

份由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著名东亚问题专家斯卡拉皮诺主持执笔的报告第一次

正式提出了“一中一台”的方案:成立“台湾共和国”,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占有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台湾为联合国普通成员。报告虽未公布,已引

起国民党当局和美国右派的强烈反对,说明美国的政治气候,任何对华松动的时

机尚不成熟。结果这一报告甚至未能按计划在参议院举行听证会,国务院专为此

发了小册子声明政府不同意。但是实际上直到“上海公报”之前,美国朝野关于

改变对华政策的构想没有脱出这一框架。只是稍一冒头即遭到海峡两岸的痛斥,

所以根本行不通。

——60年代出了一批著作,就当时来看,对中国的视角和观点都有突破性。其中比

较重要的有1960年出版的鲍大可著《共产党中国与亚洲:对美国政策的挑战》和

1962年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主持的总题目为《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丛

书(到1967年出齐,共八本,涉及各个方面)。这些书出版后反应都很好,鲍大

可的书影响极大,一再重版,到70年代中期销量达10万册,破此类学术著作纪录

。这实际是为美国转变对华政策一次大的舆论准备,说明到那时,重审对华政策

在美国的时机已经成熟。

——1966年3月富布赖特听证会。在三个星期内共举行了12次,有著名的国际问题

专家如摩根索和中国问题专家参加。长期被打入冷宫的费正清也应邀出席,这是他

在麦卡锡主义后第一次公开亮相。就是在这次听证会上鲍大可创造了著名的对中

国“遏制而不孤立”的提法。

到尼克松当选时,打开对华关系势在必行,这是他必须面临的重大外交问题之一

。主要问题是如何走出第一步。学术界十分活跃,纷纷献计献策,开了不少讨论

会,出了一些论文集。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备忘录却鲜为人知:

——1968年11月有一批哈佛教授通过基辛格交给当选总统尼克松一份秘密备忘录。

这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主持的,持续近一年的关于美国与东亚关系不公开

的讨论会的结果,是当时第一流的东亚和中国问题专家智慧的结晶,主题一是美

国如何走出越战困境,一是如何打开对华关系,不但有详细政策建议,连操作程

序都提得很具体。这些建议后来实际上大半得到实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您应该认真研究以下可能性:安排中国领导人与一个您所信任的人之间作秘密的

——甚至便于公开否认的——晤谈”。1971年基辛格果然秘密访华。消息发表后

,国会一名保守派议员以这份文件为证,指责政府受了哈佛(对中共)“绥靖派

”的影响,要求将该文件载入国会纪录,这才得以公开。但是无论是基辛格或尼

克松的回忆录或其他人的著作中都未提到过这件事。那一批学者自己后来也极少

提起。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批学者基本上倾向于民主党,基辛格参加共和党的政府

后自然同他们拉开距离。所以这件事在中国和美国都几乎湮没无闻。

“上海公报”发表之后不久,主要是由于两国各自内部的原因,中美关系又停滞

不前。同时许多固有的障碍依然存在,需要冷静思考。怎样实现建交是70年代中

国问题专家研究的课题。此时50年代末和60年代的一批博士生开始崭露头角,老、

中、青结合出了一批重要的著作,如《龙与鹰》、《中国与美国:谋求一种新关

系》等等,为我国研究界所熟悉,不再赘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出版的鲍

大可的两本著作:《中国与主要大国在东亚》和《对华政策:老问题与新挑战》

。总的观点是提醒当局,中美关系不进则退,退则打破战略平衡,对美不利。所

以必须从现实出发找出双方可以接受的限度,尽早实现正常化。对当时最棘手的

台湾问题,他在后一本书中详细分析了双方的立场和利害关系,指出当时美国设

想的“倒联络处”方案(即在北京设大使馆,与台北互设“联络处”)行不通,

中国决不会接受。书中提出了相当具体的建交谈判方案,刚好与后来卡特政

府同中国所达成的协议和做法完全一致,有的措辞都相同。特别是关于售台武器

问题,书中分析了双方的国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建议先搁置起

来,各自发表声明,并且说明这样做法会给日后两国关系带来麻烦,但是二害相

权取其轻,总比让这个问题旷日持久地阻碍中美建交好。后来在建交谈判中这个

问题僵持不下,结果的做法完全符合鲍大可书中的建议,后来不断出现麻烦也符

合书中的预言。

从以上情况看来,美国学者对于推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的作用是有迹可寻的。大

体说来他们的主张一般既不脱离美国政治现实太远,又比现行政策向前推进一步

。不论怎样,较之一般美国人他们总是对中国国情最了解的群体,因而相对说来意

见比较中肯,这说明研究与不研究是大不相同的。同时他们当然是处处为美国利

益着想。至于学者的主张先后与政府的政策相符处,在多大程度上是学者发挥了

影响,或者是相互影响,或者只是不谋而合,那是他们本人也说不清楚的问题了。

给我留言

留言无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