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8日（伪民国30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后，引起美国举国愤怒，美国众议院以388票对1票的结果，通过对日本宣战决议，参议院以82票全体通过战争决议。当天下午5点10分，罗斯福总统在白宫签署对日本宣战书。英国于同日对日本宣战。【投下唯一一张反对票的，是蒙大拿州共和党女众议员杰尼特·兰金（Jeanette Rankin）。她终身是和平主义者，1917年投票反对美国对德宣战，二战后参与反对越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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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9日（伪民国30年），美国对日宣战的第二天，重庆国民党政府跟在屁股后面发表《对日本宣战布告》。宣战的理由，居然是因为日本“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说到中国对日本宣战，这是个很令人尴尬的事情。1941年，在“前中华民国”版图内存有六个割据政权：重庆国民党政府、延安边区政府、南京汪精卫政府、满洲帝国溥仪政府、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蒙古国政府。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有一半中国人（重庆、延安、蒙古）加入了同盟国阵营反对德意日，另一半中国人（南京、满洲、蒙疆）加入协约国阵营反对美英苏。双方分别对美英日德宣战，却没有一个国家向中国宣战过。不是不屑与中国宣战，而是无法向中国宣战，美英苏不承认南京汪精卫政府，德意日不承认重庆国民党政府。而且1941年重庆发的《对日宣战布告》存在很大问题，不但没有被国际上承认，连中国人在事实上也没法承认。因为按照这份宣战布告，如果从1941年12月9日起才算中日宣战，那么以后在追究战争罪责、战后赔偿等问题上都会陷于不利。比较滑稽的是，签署这份《对日宣战布告》的重庆国民党首脑人物：林森、蒋中正、孙科、居正、戴传贤（戴季陶）、于右任，全都跟日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早年不是长期流亡日本，就是加入过日本军队。因为国民党早年，就是依靠日本人扶植起家，用来颠覆中华民国的反政府组织。
1942年1月1日（伪民国31年），美、英、苏、中等26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共同宣言》。1月2日，美国政府应蒋介石请求，设立中国战区，蒋介石任总司令，美军派史迪威中将任中国战区总参谋长。重庆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趁机致函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要求美国政府以中美“存亡以共”为由，给重庆国民党政府贷款5亿美元（当时相当于405吨黄金，合如今的203亿美元）。经美国参众两院讨论通过后，罗斯福总统表示同意。图为3月31日，重庆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在华盛顿签署《五亿美元借款协定》。这笔借款主要用于给国民党向美国购买2.2亿黄金储备、发行2亿美元储蓄券和公债，稳定国统区货币，遏制通货膨胀。从1940年至1945年，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的援助贷款总计6.75亿美元，另外根据《租借法案》向国民党提供了价值8.4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枪炮弹药、飞机、坦克、车辆、船舰及各种军用装备价值为5.17亿美元。但是大批美援武器，主要是在1945年交付国民党军队。抗日战争结束后，用美国武器装备的美械师，成为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王牌军，如新一军（孙立人）、第五军（邱清泉）、新六军（廖耀湘）、74师（张灵甫）。【国民党高层截留挪用美援贷款，高价炒卖美援黄金牟利，导致国统区通胀严重。美国政府对此提出强烈抗议。1937年法币发行额不过14亿元，1943年每月增发额已过35亿元，到1944年法币总量达1890亿元。从1938年至1945年，日本陆军第九研究所（山本宪藏主任），在上海秘密展开“杉工作”，伪造了40多亿元的法币。可是日寇印制的伪钞并没能扰乱“国统区”经济。山本宪藏哀叹道：“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
1942年起，日伪政府在上海、北平等大城市，对市民实施粮食配给制，主要是玉米面（棒子面）、小米面、混合面（黑面）等，按户口凭证购买。大米白面为日寇军粮，禁止中国人食用。黑市售卖的白面大米很贵，普通人根本吃不起。极度贫困的难民连玉米面都吃不起，只能买黑色的混合面吃。混合面掺有高梁面、麸皮、米糠、泥沙、橡子粉等，蒸出的黑色馒头，一掰就碎，有一股酸味，还有丝连着。扔给狗连狗都不吃。人吃了有的拉稀腹泻，有的大便干结拉不出来。就连这些劣质食物，价格都是成倍暴涨。上海每天饿死的饥民数以百计。1942年，由内蒙古、热河运往上海的“红土”达到5027000两，相当于前3年毒品输入的总额。这些烟土在当地每两售价仅为3元，运至上海后暴涨至20元。据汉奸梅思平被审判时供认，贩毒所得“大部分收入都送往东京……作为东条内阁的秘密资金。”【当今中国的酸腐文人，在怀念“民国范儿”的时候，不知道是否还记得这些往事。】
1942年初（伪民国31年），日军攻占马来西亚、新加坡后，开始进攻缅甸，印度受到威胁，英国在远东的形势变得相当危急。根据国民党与英国签署的《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1942年2月，为了保卫西南后方唯一的生命线滇缅公路，国民党派遣第5军（杜聿明部）、第66军（张轸部）、第6军（甘丽初部）、第36师（李志鹏）等10.3万大军，组成中国远征军，开进缅甸协助英军作战，由史迪威、罗卓英指挥。其中，第5军辖新22师（廖耀湘）、第200师（戴安澜）、第96师（余韶）；第66军辖新38师（孙立人）、新28师（刘伯龙）、新29师（马维骥）；第6军辖第49师（彭壁生）、第93师（吕国铨）、暂编55师（陈勉吾）。3月，日军2个步兵大队将7000多英军包围在仁安羌油田，英军告急，远征军新38师第113团连夜增援，击退日军，救出被围英军，称为仁安羌大捷。【滇缅公路从云南昆明至缅甸南部的仰光港，全长1453公里，是抗战前期国民党对外唯一的物资来源陆路通道。国民党入川后，蒋介石与“云南王”龙云的矛盾日益尖锐，企图利用抗日幌子，处心积虑“统一”云南；而龙云则处处防备蒋介石。政治上支持反蒋势力，军事上中央军不能入境，云南仍使用它自行发行的“滇币”。蒋介石对远征军如此积极支持，一是为滇缅公路，二则是想借机让中央军入滇。】
1942年4月6-9日（伪民国31年），蒋介石、宋美龄及美军史迪威中将，飞赴缅甸中部的曼德勒省眉谬（Maymyo）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平满纳会战。三个人开心地笑了，蒋夫人笑得真是开心。4月19日，新38师（孙立人部）收复了缅甸中南部的仁安羌油田（昆明西南950公里）。仅仅十天之后，4月29日，日军第56师团（渡边正夫）长途奔袭，全力攻占缅甸北部的重要门户腊戌。腊戌位于曼德勒东北200公里，距中国云南边境仅120公里，抗战期间是滇缅公路与缅甸铁路衔接的枢纽，又是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总后勤基地。腊戌陷落不仅断了中国远征军从东北方向退回云南的退路，还让仍在曼德勒一带集结的数万中国部队，陷入被日军围歼的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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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4月30日（伪民国31年），中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长官罗卓英，下令全线向西撤退到印度。总撤退令下达以后，蒋介石电令杜聿明率领第5军向北撤退到密支那（曼德勒以北400公里），由腾冲回国。可是到5月8号，撤退途中的杜聿明收听到了日军广播，得知密支那已经已经被日军56师团攻占。杜聿明决定绕过密支那向缅北撤退。5月12日，部队抵达缅北小镇曼西，就再也找不到路了。杜聿明下令销毁辎重物资，每人携带5日粮食，向西北穿越胡康河谷原始森林（野人山）。留下1500名重伤病员就地安置(这些伤病员最后全部点火自焚)。野人山林木遮天蔽日，根本无路可走，更加糟糕的是遇到可怕的雨季，进山部队变成死亡行军，有的病死、有的饿死、有的自杀。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跋涉，进入野人山的第5军军部、新22师、第96师计2万余人，仅有六千余人生还。从1942年2月至8月，短短半年时间，10.3万名中国远征军，仅剩下46520人。死亡的5.6万人中，仅有1万余人是战死的，撤退途中死亡的居然高达4万余人。这些都是国民党统帅指挥的精锐部队。
1942年6月15日（伪民国31年），江西鹰潭陷落，16日贵溪陷落。从1937年8月15日至1943年7月，日军一共出动飞机447架次，投放炸弹1243枚，对鹰潭地区进行狂轰滥炸。1942年8月19日，日军从鹰潭贵溪两地撤军时纵火焚城，鹰潭大火烧了两天一夜，贵溪城内1900余栋房屋，也被日军34师团付之一炬。从1938年6月，日军在江西彭泽登陆，到1945年9月14日在南昌签字投降，江西全省84县，有78县沦陷，难民和伤病员达510万以上，伤亡人口504450人，其中死亡313249人，被毁房屋391874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