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阁

张清敏

在美国，对新中国外交的研究一直是汉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

对新中国外交的研究更是一个重点和热点。本文根据90年代美国出版的研究中国外交的成果

，尝试对美国对中国外交的研究近况和发展趋势作一介绍，以期对我们的中国外交的研究有

所启示。【注释】本文题中所指的美国，不仅仅指美国学者在美国发表的研究中国外交的成

果，也包括美国学者在美国以外(如在伦敦的China Quaterly上)发表的关

于中国外交的成果

，还包括英国学者Michael Yahuda、中国台湾的石之喻、在新加坡任职的中国人鲁宁，以及

其他一些在中国出生成长，在改革开放后到美国接受教育而今留在美国从事教研的学者。由

于他们的成果在美国用英文发表，所以把它们暂且归为以美国为依托的新中国外交研究。

【注尾】

美国对新中国外交研究近况美国研究

一、回顾

从新中国成立到６０年代末期，研究中国外交的西方学者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流派

：传统或历史学派、毛泽东思想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学派、现实主义或理性行为主义学派。

【注释】Bin Yu,“The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and Prospect,”World Polictics, January 1994, Vol.46, pp.236-241; David Shamboug

h,

Beautiful Imperialism: 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199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26-35.【注尾】

传统派，主要是一些历史学家，强调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和理解新中国的外交政策，

认为中国的外交行为是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和对西方的看法所决定的。如费正清

的《中国的世界秩序》和马克·曼考尔(Mark Mancall)的《中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等，都

是从这一角度去理解和研究中国的外交政策的。【注释】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Har

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Mark Mancall,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 In Ch

inese Foreign Policy,” Annals of the American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AAAPSS), September 1963, Vol.349; C. P.

Fitzgerald, The Chinese View of Their Place in the World (London: Oxford Univers

ity Press, 1964); Francois GeoffroyDechaume, China Looks at the World

(London: Faber and Gaber, 1967); Norton Ginsberg, “On the Chinese Percep

tion of a World Order,” Tang Tsou ed., The China in Crisis, (Ch

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Vol.II;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s Foreign Polic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April 1969), Vol.47; Albert Feuerwerker,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Foreign Rel

a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a,” AAAPSS, July 1972, Vol.402; Gran

merByng, “The

Chinese View of Their Place in the World: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

hina Quarterly (JanMar 1973), No.53.【注尾】

如果说传统学派强调中国外交的连续性，那么毛泽东思想学派则强调中国外交与传统

的变异性。中国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后，一些学者开始或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角度来分析中

国外交政策的渊源，或者将毛泽东思想看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行为准则。后者还试图表

明新中国外交既与中国的传统不同，又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有别，他们把研究重点

放在形成于中国革命年代的一些思想对中国外交的重要影响。如“人民战争的思想”，毛泽

东的“矛盾论”以及“统一战线思想”等。代表包括施瓦茨(Benjamin I. Schwartz)的《共

产主义与中国：变化不定的意识形态》，梅斯纳(Maurice Meisner)的《毛的中国：中华人

民共和国史》和阿姆斯特朗(J. D. Armstrong)的《革命外交：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统一战

线主义》等。【注释】

Benjanmin I. Schwartz, Communism and China: Ideology in Flux (Ca

mbridge: Harve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 J. D.

A

rmstrong, Revolutionary Diplomacy: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United

Front Doctrin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eter V

an Ness, Revolutio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Berkeley: Univer

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Harold C. Hinton, Chinas Turbulent Qu

es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2); John Gittings, The World and China: 1922-1972 (New York: Harper and R

owe, 1974); Greg OLeary, The Shaping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0); Lyman Van Slyke, Enemies and Fri

end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注尾】

现实主义或理性行为主义流派与前两个流派有所不同。前两派都强调中国外交政策的

特殊性，现实主义学派则认为中国与其他国家没有什么不同，其外交政策也受到国际体系的

影响和制约，其目的也是为了国家的安全。这一学派与在冷战高峰时期在西方学术界占主导

地位的现实主义学说是紧密相连的。该派不赞成中国总是以自己特有的历史眼光，或中国化

的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决定外交政策的。较突出的代表是惠廷(Allen Whitting)

。他在《中国跨过鸭绿江：参加朝鲜战争的决定》中，通过对公开材料和政府声明的研究提

出，中国参加朝战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注释】Allen Whitting, China

Acros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Macmil

lian, 1960).【注尾】这与当时受到前两种流派的影响，普遍

流行的中国参加朝战源于其好战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保持周边安全的传统观念说法有很大

的不同。惠廷后来对他的这一研究进一步改进，发展和推广了研究中国外交的现实主义方法

，并于1975年出版了《中国人深思熟虑的威慑》。【注释】Allen Whitting, The C

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5).

【注尾】他通过对中国多次对外使用武力的实例

研究提出，中国对外使用武力主要是反应性的，防御性的，完全是为了威慑的目的，这一行

为特征在中国数次对外军事行动中都是一致的。

惠廷的方法和视角此后影响了研究中国外交的主流。特别是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和中

美关系的改善，利用现实主义的手法研究中美苏三角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研究的热点。【注释】Ilpyong Kim, ed., The Strategic Triangl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87 ); Herbert J. Allison

,

ed.,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A Global Perspective (Seattle: U

n

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2); Gerald Segal, The Great Power Trian

gle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1982); Douglas T. Stuart a

nd William T. Tow, eds., Chin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West: Strategi

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2); Richar

d Soloman, ed., The China Factor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

l

l, 1981); Kenneth G. Lieberthal, SinoSoviet Conflict in the 19

7

0s: Its Evolu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S

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operation, 1978).【注尾】从新

中国成立到这一时期，对中国外交进行的研究跨度时间长，范围广，成果多。大多数都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将中国当作一个单一的行为主体(monolithic unitary actor)，要么受传统

的影响，要么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要么受国际战略格局的制约而采取理性的计算制定外

交政策。但是，这些研究的大多数都是粗线条的，没有将在特殊的环境下和对特别敏感问题

的特别政策，以及国内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考虑在内。

６０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派别之间的武斗引起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的关注。

在一些学者将研究方向投向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同时，另一些研究中国外交的学者也试图

从国内寻找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决定因素。他们试图利用红卫兵大字报以及造反派们所披露

的材料来捕捉中国外交决策层就中国外交政策进行的所为“战略辩论”。【注释】Uri Raa

nan, “Pekings Foreign Policy ‘Debate’ 1965-1966,” China in Crisis

, Vol. II, ed., Tang Tsou; Donald Zagoria, “The Strategic Debate in Pek

ing,” China in Crisis, Vol. II, ed., Tang Tsou; Michael Yahuda,

“Kremlinology and the Chinese Strategic Debate, 1965-1966,” China Qua

terly, no. 49 (January 1972).【注尾】但是，这些所谓

的“派别研究学派(factionalists)”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甚至没有被学术界很好地接受

，特别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没有新的证据证明他们苦心搜集材料所试图证明的有关中国外

交的派别斗争的确是存在过的，并对中国外交产生了影响。正如外交史专家韩德(Michael H

unt)所说的那样，“这一（派别）模式告诉我们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和告诉我们的关于他们（

那些运用派别模式的学者）的信息一样多。”他们的研究并没有揭示关于中国外交更多的东

西。【注释】quoted in Bin Yu, World Polictics, 46 (January 1994)

, p.243.【注尾】

二、外交政策分析理论

外交政策分析理论（早期又叫比较外交政策）是研究外交政策如何制定的理论，属于

政治学的一个分支。正如一位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所说，“尽管政治学的任何分支都不是

完全独立的，但外交政策分析的特殊性在于他既研究国内也研究国际，对从个人到国家，再

到（国际）体系层次都进行分析，并努力将所有这些方面都结合起来”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制

定。【注释】Deborah J. Gerner, “The Evolution of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Foreing Policy Analysi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ts Second Generation

, eds., Laura Neak et al.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95), pp.1

7-18.【注尾】罗森诺(James Rosenau)称之为“跨学科的”“没有边界”的学科。【注释】

Charles F. Herman et al.,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ng P

olicy (Boston: Allen and Unwin, 1987), p.1.【注尾】有关外交政策研

究分析的理论从1952年斯耐德(Richard Shyder)等发表《决策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一个方法

》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注释】Rrichard Snyder, Decision Making as an A

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

versity Press, 1954).【注尾】其理论发展和研究群体的扩大已经使这一领域

的研究成为国际

政治领域一个重要的学科，用这些学者自己的话说，“外交政策分析已经进入第二代并朝第

三代迈进。”【注释】Neak et al.; Herman et al.; Maurice East et al., eds,

Why Nations Ac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for Comparative Foreign Polioc

y (Beverly Hills/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78); James Rosenau, The S

cientific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8); Valerie

M. Hudson with Christopher Vore,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in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MI

SR), No. 39 (1995), pp.209-238.【注尾】

被称作“比较外交政策”的第一代学者，试图抛弃传统的描述性研究，以建立一种简

单的解释国家外交政策行为的。这些理论或提出建立一种普遍的使用于所有国家的比较外交

政策理论，如罗森诺的《对外交政策的科学研究》一文成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代表，至今

影响

不衰。【注释】Rosenau,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pp

.95-150.【注尾】斯耐德提出，“解释一个国家为什么采取外交行动的关键在于其决策者对

环境的判断。”“对形势的判断”又取决于决策机构内部成员的关系，他们存在的国际和国

内环境，以及决策者个人的个性、价值观念和认识等，因此，对外交政策的研究需要结合社

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一些研究方法和成果。这种将国家决策机构和决策者像对机器一样分

解开来研究外交政策决策的“各个部件”的方法，与传统的将国家看作是一个单一的追求国

家利益的行为体有很大的区别。【注释】Snyder, Decision Making, p. 6

5.【注尾】斯布罗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则提出对相对于决

策者“行为环境(operational millieu)”的“心理环境(psychological millieu)”的研究

对理解和认识外交政策的制定，打开制定外交政策“黑匣子”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方法要求

将外交政策制定者个人的生长环境和信仰系统作为外交政策研究的核心。【注释】

Horold and Margeret Sprout, ManMilieu Relationship Hypothesis in the C

o

ntex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注尾】这一派后来发展成为对决策者的个性、信仰、认知过程等个人因素进行研究

的政治心理学派。

第一代的外交政策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外交政策研究的基本概念，大多采用行为

主义的方法，通过搜集资料，对之量化，检验各种对外交政策的假设(hypothesis)。但是，

这一代外交政策研究学者主要依赖对美国外交的研究，较少对其他国家外交政策进行研究。

尽管如此，也有一些学者试图将比较外交政策所常用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的分析

方法运用到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中，如代尔(Roger L. Dial)主编的《发展中和争论中的

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和保罗(Davis B. Borrow)等的《理解中国外交政策决定》等。【注释】Roger L. Dial, ed., Advancing and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the Stud

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Halifax, Canada, Dalhouse University, 1974

); David B. Borrow et al., eds., Understanding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The Chinese Cas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9).【注尾】但

如前所述，由于这一时期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普遍强调的是中国的个性，而外交政策分析

理论更多则是以美国外交为中心，因此这些研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７０年代，随着国际上新情况的出现，新自由主义的抬头，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更

多地将研究重点投向国内，强调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联系，一些比较外交政策学者日益将

目光转向对非美国外交决策的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地区和国别研究逐渐结合起来。外

交政策分析理论随之日益丰富，范围也日益扩大，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人数也迅速增加。用

他们自己的话说是“百花齐放”局面。【注释】Hudson, MISR, pp.222-23

5; 1999年春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Jerel A. Rosati 应邀到外交学院讲授外交政策分析

，他不止一次用“百花齐放”来形容美国外交政策分析学科的研究现状。【注尾】一些学

者为了显示他们与第一代比较外交政策研究

学者的不同，将比较外交政策研究改称为外交政策分析。特别是国际关系理论对冷战结束方

式预测的失败促使外交政策分析学者提出需要对国际关系理论重新思考。他们认为要理解和

把握现代国际关系和现实世界，就必须研究组成国家的集体行为，而不是将民族国家当成独

立的行为体进行研究。他们自豪地说，外交政策分析正是研究人类集体行为的，既能弥补一

般国际关系理论之不足，又避免了地区研究学者没有理论指导的缺憾。【注释】Hudson, MISR, pp.209-210.【注尾】他们主张国际关系

理论与地区研究的结合，更多地强调方法的多样性、外交政策因素的多原性、分析的多层次

性、跨学科性、决策的偶然性和决策环境的偶然性。【注释】Neak et al., pp250-257; Hud

son, MISR, pp.228-229.【注尾】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研究中国

外交的学者将外交政策分析的理论运用于对中国外交的研究，而一些从事外交政策分析的学

者则利用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或检验其理论的使用性，提出新的模式。外交政策分析理论

和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

三、美国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新趋向

中国改革开放后，成为国际社会日益活跃的成员，外交关系也朝着新的和不同的方向

发展，对主要是以美国外交研究为依托的外交政策分析理论和方法提出了挑战。正如金淳

基(Samuel Kim)所说“中国的对外关系朝着新的和不同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外交政策今天是

如此纷繁复杂的，斑驳多样，灵活而难以驾驭，对其进行任何清晰的概括或预测都是不可能

的。”【注释】Samuel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Relati

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3rd e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p1.【注尾】这种复杂性不仅对美外交政策分析理论提出了挑战，而且使任何想

对当代中国外交

有一个整体把握变得，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相当困难。因此，大多研究者将对中国外交的

研究集中在一个特定的方面，从而使中国外交的研究深入化。而这种深入化的研究几乎涉及

中国外交的各个方面，使呈现以下特点：

（一）全面化，系统化

虽然中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在中国外交的研究中仍然占很重要

的比例，有很多的研究成果，中国与苏联(俄罗斯)、日本、欧洲国家、第三世界的关系仍然

是中国外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注释】全面研究中国与这些主要国家和地区外交关系

的代表有Robinson an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ie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John W. Garver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1993); Samuel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New Directions in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2nd e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China and the World, 3rd 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nium, 4th e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8); Andrew J. Nathan & Robert S. Ross

,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Denny Roy, China Foreign Relatio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 Inc., 1998).【注尾】由于篇幅所

限本文不拟将此作为主要内容。随着中国

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活跃，在国际上发挥作用越来越大，活动范围越来越广，中国与阿拉伯国

家、非洲国家、东南亚国家、两个朝鲜的关系也成为研究对象。除了双边关系外，对一些具

体问题(issueoriented)的研究也有一些突出的成就，如对中国解决领土纠纷行为、外交

谈

判的技巧和特点、对外经济关系、对外军事政策和军品销售和采购、与联合国等多边国际组

织、人权政策、民族特性和国家统一，以及环保领域的对外合作等都有系统的研究，并有不

少成果。罗斌逊(Thomas W. Robinson)和沈大伟(David Shambough)的《中国外交政策：理

论与实践》和金淳基的《中国与世界》的三个版本不仅涵盖了中国与重要国家和地区的双边

关系，而且对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国际合作、谈判以及经济行为的特点、人权、军事

、环境等都有研究。加夫(John W. Garver) 在从中国外交的历史与前景、中国与超级大国

的关系，以及中国的革命外交与经济外交等角度研究中国的外交政策。

（二）对影响中国外交决策因素研究的层次化

传统对外交政策的研究都是采取一个层次的研究方法，即把国家当成一个统一的行为

主体。而外交政策分析则讲究从不同层次上分析研究影响和决定外交政策的因素。至于这种

分析应该从几个层次上展开，不同的学者有不同主张。沃尔茨(Kenneth Waltz)在他的经典

著作《人、国家和战争》中提出从三个层次——个人、社会和国际体系分析战争的起源。但

后来他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国际体系的影响上。【注释】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s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achusetts: AddsonWesl

ey Publishing Company, Inc.,1979).【注尾】辛格(David Singer)强

调在国际体系和民族国家两个层次的平衡分析。【注释】David J. Singer, “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oretical Essays, eds., Claus Knorr

and Sidney Verb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注尾】帕特曼(Ro

bert Putman)后来提出著名的“外交与内政两个

层次游戏的逻辑。”【注释】Robert Putman,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

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ummer 1

998, Vol.42, No.3.【注尾】罗森诺将可能影响外交政策的潜在的决策因素划分为

五类——外部因

素、国内社会因素、政府结构因素、政策的决策者的角色因素和决策者的个人因素，据此他

提出了“如果……就”设想，即根据国家大小、发达与不发达，开放与封闭等三种因素，

国家可以分为16类，在每一类国家，这五类因素将按不同的顺序发生不同的作用。【注释】Rosenau ed.,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pp.95-151

.【注尾】杰维斯

(Robert Jervis)从四个层次分析外交政策——外交决策过程（个人）、政府、国家特性和

国内政治以及国际环境。他则把研究重点放在决策者个人的信仰、经历、信息处理过程，

特别是领导人基于成长经历所产生的看法(perception)和误解(misperception)对外交政策

的决策结果的影响。【注释】Robert Jervis, Perseptions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

61), esp. chapter I.【注尾】赫尔曼(Richard Hermann)等将所有影响外交政策的因

素分为七类——政治领导人的个性、决策结构和过程、政府机构的特点、民族和社会的特性

、国家关系格局的特性、一个国家历史环境和以前的外交行为、国际和国内形势转换过程的

特点等。【注释】East et al., eds., Why Nations Act, pp.22-23.【注尾】

以前美国对中国外交的研究以及目前中国描述性的外交史的撰述大都采取从一个层次

上分析方法。而外交政策分析理论则强调多层次地研究外交政策决定因素。因为在理论界没

有一致的观点，西方学者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也就因每一个学者的特长和喜好侧重于不同

的层次。如罗斌逊和沈大伟主编的《中国外交政策》在结构上虽然将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因素

分为国际体系和国内因素两部分，但又将国内因素部分归属于个人层次的认识(perception)

和意识形态，属于政府层次的精英政治和国内政治的传统因素分别列为一章，进行深入系统

的研究。既是采取描述和评论性的研究，如何汉理(Harry Harding)对中美关系的研究是从

国际的，地区的（台湾），国内和双方对对方的看法等四个层次上进行研究的。【注释】

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2

).【注尾】沈大伟对中美关系的研究则从全球、社会和政府三个层次，【注释】David Shambo

ugh, “Patterns of Interaction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注尾】罗斯(Robert Ross)对中美关系的

研究则采取“两个层次游戏”的方法，不仅研究两国关系的互动，而且将同样的力度放在中

美双方各自国内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影响。【注释】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

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dfor University Press, 1995).【注尾】赵全胜的《解释中

国外交政策》则从国际、社会和个人三个层次上采取宏观和微观相联系的方法分析中国外交

政策的变化与特点。【注释】Quansheng Zhao, Interpreting Chinese Foreign Po

licy: The MicroMacro Linkage Approach (Oxford, Hong Kong and London: O

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注尾】总而观之，近

年来西方对中国外交的研究在四个层次上的成就尤为明显——个人、社会、文化和政府，尽

管他们在大的层次上都属于国内因素。

（１）个人层次的研究显示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和特定国家的认识影响到中国对

该国的政策。

这些学者的研究体现了政治学和心理学的结合。他们运用政治心理学的概念、理论框架来探

讨

中国人的看法(perception)对中国外交的影响。突出的代表是罗斯曼(Gilbert Rozman)的《

中国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的争论，1978－1989》，惠廷的《中国眼中的日本》以及沈大伟的《

美丽的帝国主义：中国对美国的看法1972－1990》。【注释】Gilbert Rozman, The

Chinese Debate About Soviet Socialism, 1978-1985 (Princ

eton: Princeton Univeristy Press, 1987); Allen S, Whitting, China Eyes J

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Shambough, Beautiful Imperialist.【注尾】他们根据政治心理学家所提出的，如

果不了解一个行为者对自我形象和对外界世界形象的认识，那么就不能理解，也不能判断其

行为的主张，以一些所谓的“内部材料”和对一些人物的采访为依托，探讨发掘中国知识界

对对象国的看法。罗斯曼从中国学者自1978年到1985年有关对苏联社会主义性质的辩论来分

析中国对苏联认识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中国对苏政策的影响。沈大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

，利用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的机会，采访了160多位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美国观察家(

American watcher)”对美国认识的变化。他提出，“由于中国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

界观来分析像美国这样的特殊国家，”“这些美国观察家对美国的理解是很肤浅的。”【注释】Shambough, Beautiful Imperialist, pp. 279, 283.【注尾】惠

廷则在中日两国进行了采访，探讨中国知识界和公众对日本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对日本有两

种相互矛盾的看法：一是消极的看法，即日本在历史上曾对中国进行过野蛮的侵略，现在仍

然是对手；另一个是积极的看法，即日本的发展模式可以学习，并希望成为经济大国后的日

本能够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这两种互相矛盾的看法一直没有完全，或圆满地协调，加剧了

中日两国间从1982－1987年的紧张关系。惠廷早期曾开创了以现实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外

交政策的先河，但是这次他却一改其原有的研究方法，提出毛以后的中国外交政策并不仅仅

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他极具说服力指出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中广泛存在的对日

本的不了解、误解、错误认识和不信任。这些和日本政府一些官员具有挑衅性的言论都阻碍

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惠廷第一次把公众舆论——或者是关心中国外交的舆论，如中国主

要城市的大学生们所表现出的舆论——纳入到对中国外交政策决策的研究，产生了颇大的影

响。1999年又由一些在中国成长而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如今又都在美国任教的学者，在主

要利用中文资料的基础上出版了《在龙的眼里，中国观看世界》，系统探讨了冷战结束后中

国对国家利益、人权、多边主义、武器扩散、美国、台湾、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与美国的贸

易关系等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和观点。【注释】Yong Deng and Feiling Wang eds., In the Eyes of the Dragon, China Views the World (Lanham: Rowman & Lit

tfield Publishers Inc. 1999).【注尾】这些研究都试图从个人层次研究认知对中国外交的

影响。

（２）文化层次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中国外交

政策的制定和内容。研究政治文化对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是建构主义的主要内容，

是冷战结束以后

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注释】Martin W. Sampson III, “Cultural Influence

s on Foreign Policy,”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eds., Charles Hermann et al. (Boston: Allen & Unwin, 1987) ; Valerie M. Hu

dson ed., Culture &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l

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7). 从某种程度上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及其

所产生的影响绝非偶然，而是整个研究趋势的产物。亨氏的“文化冲击波”影响到“此后的

著作都或多或少吸取了文化研究的观点，作为考虑的变量之一。”见俞新天：“美国的国际

关系文化研究综述，”载《太平洋学报》1999年第1期，第39页。【注尾】从某种程度上说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与早期的，

如费正清等强调中国历史传统对中国外交影响那一批学者有一定的连续性。例如金淳基指出

，“中国现在的扩军政策与即将来临的军事威胁有很少关系；它所反映的是一种一个世纪的

民族屈辱感所带来的‘战略文化’。”【注释】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 3rd ed., p.14.【注尾】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不同时期的文化具有不同

的特点，它们是如何影响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呢？不同的学者选择了不同时期作为研究对象

，来探讨对中国外交的影响。石之喻(Chihyu Shih)在《中国外交政策的精神：一个文化

心

理学的观点》中认为，尽管环境不断变化，传统的信仰体系，如儒教、道教和佛教仍然是中

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源泉。作者提出，从清朝的李鸿章，到民国的袁世凯和蒋介石，再到社会

主义中国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直到当今实行改革开放的邓小平，中国外交行为的特点都可归

因于一个因素——都是为了“挽回面子(facesaving)。”他的另一本从心理文化角度探讨

中国外交政策渊源的书——《中国的正义世界：中国外交政策的道德》则将文化因素引入到

对中国与主要国家关系的分析。【注释】Chihyu Shih, The Spirit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A Psychocultural View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

9

0); Chinas Just World : The Moralit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1993). 【注尾】约翰逊(A. I. Johnso

n)的《文化现实主义：战略文化与中

国历史上的大战略》则从中国古代的《吴子兵法》、《司马法》、《魏老子》、《三略》、

《六韬》、《唐太宗问对》、《孙子兵法》等中国有关军事战略的典籍中寻找当代中国外交

战略的文化渊源。【注释】Alastair I. Johns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ersity Press, 1995). 【注尾】韩德的《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起源》则把研究重点瞄向近

代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探讨新中国外交的历史根源。【注释】

Michael H. Hunt, 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注尾】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从文化角度探

讨中国对一些具体问题（如中国的统一问题和中国对和平的认识等）的外交政策。【注释】

Lawence C. Katzenstein, “Change, Myth, and the Reunification of China,” Rosita

Dellios, “‘How May the World Be at Peace?’ : Idealism as Realism in Chi

nese Strategic Culture,” Culture & Foreign Policy.

【注尾】这些研究都揭示了中国外交的传统文化渊源。

（３）国内社会政治层次的研究探讨了国内政治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国内因素或社会政治因素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近年来也一直是

研究中国外交的主要内容。一个学者引用一位到中国内地旅行的美国人的说法来说明这一点

：“考虑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很难想象未来的中国政府向外发动战争而不遭到中国国内

的反对，因为没有一对父母愿意将自己唯一的孩子送上战场。”【注释】

quoted in Zhao, “Domestic Factor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rom Vertical to H

oriazontal Authoritarianism,” in AAAPSS, 519 (January, 1992), p

159.【注尾】李侃如在８０年代的研究

中，曾根据对中国历史文化和使中国现代化的态度，将中国领导人划分为三个主

张群体：本地主义者(或排外主义者nativists)，有选择的现代化者(electic modernizer)

和全面现代化者(allround modernizer)。三种意见之间权力的分配和转变影响中国的

国

内政治，进而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注释】Kenneth Liberthal, “Domestic Politics an

d Fo

reign Policy,”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ed., Harry Harding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44-66.【注尾】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内和国外的联系更加密切，内政

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更引人注目。有学者专门研究改革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如西格尔(Gerald

Segal)主编的《中国政治与外交政策改革》分析了中国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国防、外

交政策机构等领域的改革对中国与美、苏、日、欧以及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影响。【注释】

Gerald Segal, ed.,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Reform (L

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Ltd. 1990).【注尾】迈克·

斯万(Michael D. Swaine)在《中国：国内变化与外交政策》中探讨了中国国内领导层、社

会层和知识分子层次的发展变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注释】Michael D. Swaine with Dona

ld P. Henry, China, Domestic Change and Foreign Policy (Santa Mo

nica: Rand Cooperation, 1995).【注尾】布坎曼、金淳基主编的《世界与中国

》的前三个版本中有关中国国内因素一章，分析了作为中国外交国内渊源的中国领导特点、

政治和经济体制等对外交的影响。【注释】David Bachman, “Domestic Sources of Chines

e Foreign Policy,” China and the World, 3rd ed.【注尾】甚至有些

看似荒诞离奇，但仔细思考又不无道理的研究将中国的人口过剩，男女比例失调，单身汉的

过多可能对中国国内安全的影响，也作为研究未来中国外交国内因素的内容。【注释】

Valerie M. Hudson, and Den Boer, Bare Branch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M

asulinization of Asias Sex Ratio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

ss, forthcoming).【注尾】

（４）决策机制和过程层次的研究表明中国决策层绝非单一的行为体。

官僚政治模式是西方研究外交政策研究中一个流行的模式。这种观点认为国家利益是不确定

的，而是由制定政策的不同机构或不同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在政府内部争斗，经过讨价还价，

最后达成妥协形成的。外交政策是这种政治争斗的结果。【注释】Graham T.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

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1), chapter 5; Morton Halperin, Bureaucrat

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Washo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

ion, 1974).【注尾】运用这一模式需

要掌握大量详细

的一手材料，才能了解和确定不同的机构和个人在某一政策上所持的观点。王缉思在谈论国

内对中国外交研究时提出，“关于研究客体即中国外交，尤其是其决策过程及运作过程，原

始资料匮乏，难以对其建立理论分析框架，这与对西方国家外交政策进行研究不可同日而语

。”【注释】王缉思：《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载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

探

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页。【注尾】其实这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

外交所遇的难题。也正因为如此，对中国外交政策决策

的研究也就特别敏感、诱人。早在８０年代中期，鲍大可曾在采访大量中国政府官员（包括

一次对当时中国总理的采访）和学者的基础上，第一次描绘了中国外交的决策机构全图，包

括党和政府机构、军队和情报机构，新闻、高校和研究机构等。他还第一次披露

出中国外交的决策已经从政治局转移到书记处和国务院。【注释】Doak A. Barnett,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China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5).【注尾】十几年过去了，尽管情况有了很

大变化，没有人在这一层次的研究上有大的突破。进入９０年代，西方学者利用各种可能

的手段以图对中国外交决策的机制和过程有所了解。赵全胜在《解释中国外交政策》对中国

外交决策机制变化的研究，提出随着中国有权威领导人的去世，以及中国外交事务的范围的

扩大，参与决策机构的增多，中国外交决策的最高权威逐渐消失，中国的外交政策不再由一

个最高领导人决定，而是由多个分散的有自己不同利益和观点的权利机构通过协调制定的。

外交政策的制定正在从一个上下的权威主义(vertical authoritarianism)变为平衡(horizo

ntal authoritarianism)的权威主义。【注释】Zhao, Interpreting Chinese Fore

ign Policy, pp.78-111; AAAPSS, pp.158-175.【注尾】1997年

鲁宁的《中国外交政策决策制定的动力学》

一书中使用一些“内部的”资料和亲身的经历，借用一些具体的外交决策案例系统介绍了中

国外交决策的机制和运载过程。鲍大可在该书的后封面上概括和评论说，“这是迄今为止出

版的关于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和运作过程的最好的一本书。它不仅包括了其他渠道所不能得到

的关于参与中国外交政策决策的机构组织的大量信息，而且还包括了关键领导人和政府主要

成员的许多信息。更为重要的是该书提供了许多具体外交政策是如何制定的，谁参与了决策

过程，哪些因素影响了决策的制定等重要的细节。它是一本重要的书。”惠廷则认为“对于

任何在汉学、中国外交政策，比较外交政策和当代东亚国际关系领域的人，它的确是一本必

读书(a mustread)。”【注释】Lu Ning, The Dynamics of Chinas Foreign P

o

lic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7), back, paper cover. 【注尾】对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和过程的研究在未来一段时

期内将始终是中

国外交的另一个热点，如布坎曼在金淳基主编的《世界与中国》的第二、三版中主要分析影

响中国外交的国内因素，而在1998年出版的第四版则转向“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机制和过程

。”【注释】Bachman,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Pol

icy,” China and the World, 4th ed.【注尾】这些对中国外交决策的研

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采取具体案例

分析的方法来说

明外交机制的运作和政策的制定。如布坎曼运用中国派兵抗美援朝、６０年代初期关于“三

和一少”的争论、７０年代发展对外贸易和三线建设的决定和９０年代加入全面核禁试条

约等决定等。而鲁宁则运用了中国抗美援朝、缓和与美国关系、1984年赵紫阳访美、中国向

沙特阿拉伯出售D-F3导弹、８０年代中期邀请美国军舰访问中国等决定，以及对1985年苏联

飞行员劫持苏联民航班机到中国的处理，对美国入侵格林纳达的反应等，来研究中国外交决

策不同机构的功能和运作。此外对一些外交史上重大决策（如中国派兵入朝）的深入研究也

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外交决策的制定过程。【注释】有关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的决策过程，由

于苏联解体后有许多原苏联的档案公开，针对这一问题有很多的新的研究成果，通过这些深

入的研究可以较全面地看出中国这一外交决策的全部过程，如Sergeri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

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en Jian, China

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关于中国加入国际经济金融机构的决策可见Harold Jacobson and Michel Oksenberg

, Chinas Participation.【注尾】这些研究表明中国的外交政策制

定过程与美国的并没有很大的不同。

四、结语

上述研究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外交的研究在广度上不断向全方位发展，在层次上不

断向纵深发展。但是，这些研究也提出了两个困惑。一是，因为获得材料困难的原

因，

大部分对中国外交决策的研究采取的都是信息或影响因素然后是结果(inputoutput)的模

式

，即哪些因素可能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以及它们和中国外交行为(foreign policy be

havior)的联系(corelation)，至于如何影响，决定因素和外交政策结果之间有无必然的

因

果联系(causalrelation)，因涉及具体的政策运作过程，除了鲁宁曾身居决策过程之中提

供了较详细信息外，【注释】《中国外交政策的动力学》一书的封页上介绍鲁宁曾为中国外

交部一副部长的助理(assistant to a vice foreign minister, 据了解应为副部长秘书)。

【注尾】其他学者只能根据分析提出一些可能的假设。【注释】Bachman, China and

the World, 4th ed., pp46-48; Eric Hyer, “Hypothesis on Chinas Bound

ary Settlement,” paper prepared for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

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 West and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ection, Nov. 5

-7, 1992, Phoenix, AZ.【注尾】同时，由于在中国对

外交决策过程的研究仍然是一个敏感区，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因此，他们所披

露的有关中国外交机构的状况，运作过程的信息和研究结果，乃至提出的一些假设正确与否

无从评判，甚至有点讳莫如深，连介绍都有点困难。【注释】

一个例子是，柯雄等翻译Andrew Nathan and Robert Ross的《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

安全的寻求》（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被编者认为是“以比较严肃、现实的态度探

讨中国的处境和美中关系现存的问题。”但“为节省篇幅，略去了原书中国向西方读者介绍

中国党政军决策程序的第七章。”见该书编后记，第249页。

【注尾】

第二，中国外交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使对中国外交从总体上研究和把握变得困难，因而

便有了从不同层次对中国外交研究的深入，这种方法虽然能够加深我们对这一层次因素对中

国外交影响的认识，但它只强调了影响外交政策的诸多因素中一个。而且为了突出这一因素

的影响，有些观点难免有些牵强附会，不同的模式之间也互相冲突。如传统文化如何解释中

国外交的调整与变化？受到同样的文化背景影响的一个政府的不同机构的不同人，针对特定

的外交政策问题为何，又如何有不同主张？而强调文化层次的研究和官僚政治模式的研究是

互相矛盾的。此外还有一个“树木与森林”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对中国外交不同的侧面与

中国外交总体的关系？国际和国内因素，国内因素的不同层次分别在多大程度上，在何种情

况下，如何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这既是外交政策分析理论界所面临的问题，也是研究

中国外交难以揭开的困惑。

如金淳基所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如此五花八门和如此多的原则性以至于超出所有的

理论框架。【注释】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3rd ed., p.10.【注尾】那么将美国外交政策分析理论运用于中国外交的研究，结果如何呢？鲁宁通过

对中国外交的决策实践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有关外交政策分析的理论对中国外交的实

用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定的性质和重要性，不同的模式（理论）对一种性质的政策可能能

够解释，因而具有实用性；而对另一种性质的外交政策可能是不实用的，需用另外的理论或

模式来解释。因此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外交政策，只能解释其中一点，而不是全部。此

外，决策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不同的理论模式像一个个移动图片，只能抓住这一过程的部分

，而不能解释整个过程。【注释】Lu Ning, pp.176-180.【注尾】惠廷根据自己在国务院工作

的经历，用国际关系理论预测中国外

交的四个案例，结果是两个预测与中国外交行为是一致的，另外两个则是错误的。【注释】

Allen S. Whitting, “Forecast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R Theory vs the Fort

une Cooki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pp.50

6-523.【注尾】这说明将

外交政策分析的理论运用于对中国外交的研究，并不是完全适用，但也绝非没用。不同的理

论模式在不同的时期，针对政策制定的不同阶段是实用的。外交政策分析理论的发展和中国

外交政策的研究趋向是一致的。因而两者之间的结合也是可能的。这一点是美国对中国外交

研究中的一个共同点，也是众多学者所一致同意的。它将是美国研究中国外交的发展趋势。

针对第二个困惑，一些学者也提出了一些主张，虽然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惠廷

根据他利用理论对中国外交预测的结果，建议采取国际关系理论和地区研究结合的方式来预

测和解释中国的外交政策。赵全胜在对中国外交进行宏观和微观结合的研究后提出，由于决

定和影响外交政策的因素都是互相联系的，因此需要采取“联系的方法考察和掌握中国外交

政策的内部机制的运作。”【注释】Zhao, Interpret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

, p.229. 【注尾】沈大伟在展望中国外交未来研究的前景时也提出采取一个跨学

科的方法。【注释】Shambough,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 pp.8-9.【注尾】这些主张都与外交政策分析领域提出的该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

由一般国际

关系理论学者(actorgeneral theorist)和具体理论学者(actorspecific theorist)或

地区

专家(area or country specilist)相结合的方式建立跨学科的中程理论(interdiscipliary

middle range theory)，强调决策因时因地的偶然性(contingency)和特殊性(contextuali

ty)，以及强调各种因素一并考虑的综合性(integrity)等是不谋而合的。【注释】

Laura Neack & Patrick J. Haney, “Generational Change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

is;” Charles Hermann, “Eplogue: Reflections on Foreign Policy Theory Building,

”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pp.10-15; pp.250-257; Hudson, MISR, pp.228-229.【注尾】

也许这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要求和趋势。

最后，从了解西方对中国外交研究的现状和趋势，我们可以得到一点启示。那就是西

方对中国外交的研究已经不再是仅仅局限于对外交历史的描述，而是利用外交政策分析的理

论和方法从多角度和多层次对中国外交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对中国外交现象的

归纳，而是发展到对中国外交的决策和影响因素的分析。即不再仅仅是满足于知其然，

而且要了解之所以然。从这一点来说，了解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的现状、发展趋势，

以及外交政策分析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意义，不在于评判哪种理论或模式实用于中国的实践，

或评判哪种结果是正确的或错误的，而在于了解这些理论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打开了一

扇窗口。我们能借助同样的方法从更广的范围，更多的角度将中国的外交研究深入化。

张清敏：外交学院外交学系讲师